从1983年开始，历时23年完成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战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评价三线建设的新平台。这23年，可以视为三线建设的第二阶段，也应当包括在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范围内。

1983年11月20日，国务院时任领导和国家计委主任宋平与西南三线建设负责人鲁大东、钱敏、郑汉涛谈话，指出：三线建设应有个方针、有个规划。总的讲是三句话：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现在有两种倾向要防止，一是完全肯定，要搞大配套，大投资；二是否定三线，要离开三线，掉尾巴再回到沿海。三线建设花了2000多亿元资金，现在要通过调查、规划，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使它的作用很好地发挥出来。12月29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一封信中指出：抓三线建设调整，对稳定和鼓励在三线工作的同志的情绪，会发生很大作用。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从长远看，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一旦爆发战争，我们的后方就会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要经过调查研究和统一规划，在一定时候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该把那些有条件、有前途的工程项目搞起来，使三线建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5](pp.336、337)

1983年12月3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四川省原省长鲁大东任主任，钱敏、郑汉涛任副主任。该办公室的任务是提出三线现有企业的调整和技术改造规划，并对其实施进行检查监督。1984年1月22日至26日，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三线企业调整的指导思想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同国家的长远计划相结合，合理配置生产力，大力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促进专业化协作，促进经济联合，促进技术进步，围绕三线企业军工、机械两大优势，针对布局过于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三个症结，统筹规划，综合平衡，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把三线地区建设成为平战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为国家的国防现代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由此，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方针基本确立。

会后，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现有三线企业的状况基本摸清：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家，属于第一类即布局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占48%；属于第二类即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属于第三类即有的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至今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占7%。[6]

当时急需解决的是第三类企业，这类企业包括三种情况：一是企业所在地自然灾害频发、生活条件恶劣，危及生产和职工生命安全；二是选址布局过于分散，或是远离原料产地，不适合行业特点，造成极大不便；三是因国家改变战略或资金困难，长期停建缓建，靠国家补贴度日的企业。

1984年8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召开了三线调整工作会议，决定把布局调整放在首位，对第三类企业分别关、停、并、转、迁。原则是：“该关停的就不要搬迁，能迁并的就不要迁建，能就近搬迁的就不要远距离搬迁，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7]11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通过了《“七五”三线地区企事业单位调整方案》，确定调整121家单位，其中关停9家，迁建和部分迁建49家，迁并48家，全部转产15家。[8](p.67)经过调查和实践，搬迁工作产生了由原料、市场、技术、信息决定的四个原则：

第一，向原料产地方向搬迁。一部分军工企业经过国家安排或自找出路转产民用产品后，所需粮食、棉花或油、气等资源本地不能自给，因此要向原料产地附近的中小城市搬迁靠拢。

第二，向产品市场搬迁。许多三线企业转产家用电器、自行车、摩托车、汽车、耐用日用品等民品，必须考虑市场因素，向人口较为稠密、市场购买力较高、商品运输较为方便的中小城市迁移。

第三，向有利于发挥本身技术优势和加工协作的地区搬迁。三线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技术含量密集或高精度加工企业，为了稳定和补充技术力量，必须搬迁到经济比较发达、科学教育单位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附近。有一部分只生产配件或需要地方工业为其协作生产配件的企业必须搬迁到周围有一定加工能力的工业区。

第四，向有利于技术和市场信息交流的大中城市搬迁。三线地区企业集中了国家电子、航天、核技术、信息通信等产业，这些产业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新技术潮流的前锋。然而，三线企业地处偏僻深山荒野，长期得不到先进技术情报和市场信息，封闭落后，造成无形资产的流失。因此，必须向与世界交流频繁的开放城市搬迁。

到1991年底，全国“七五”规划三线调整项目基本完成。121家单位中有24家进行了撤并和就地转产，有8家划归首钢，有71家完成了全部或部分搬迁。[9]1991年11月4日，国家计委确定纳入“八五”“脱险搬迁”计划的项目有115家。[10](p.465)到“八五”计划结束的 1995年底，三线地区第三类企业的“脱险搬迁”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因此1996年至2000年的“九五”计划安排的“双给”项目（国家给投资、给政策）只有38家。[11]如果从1984年调查摸底的情况看，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家，成功的占48%；基本成功的占45%；有严重问题没有发展前途的只占7%。[6]但从执行中看，列入“七五”到“九五”计划，解决“脱险搬迁”问题的三线企业有274家，占全部三线企业的 14%。

通过调整改造，三线企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三线企业的周边环境得到改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大大提高。三线企业的调整搬迁，使一批长期受恶劣地理环境制约的企事业单位，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能够依靠自身优势，比较平等地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因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经济效益逐步上升。二是促进了企业自身的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这些企业首先是同产品结构优化和能力调整相结合，其次是同技术改造与引进相结合，再次是资产重组和企业改制相结合，最后是同地方经济相结合，大多数企业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三是职工队伍得到稳定，技术力量后继有人。经过调整改造，多数企业靠近城市，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解决了住房、交通、子女入学等问题，生活条件和文化氛围有很大改善，具有了人才吸引力。四是促进了三线企业的体制转轨和经营机制转型。许多企业在调整改造中实现了军品民品分离，生产经营与后勤服务系统分离。民品生产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单位，并积极进行公司制、股份制的改造。

仅从上述看，三线建设的遗留问题并不算太严重。但从实际来看，首先，“脱险搬迁”的274家单位是问题最严重、无法继续生产的，还有问题比较严重的单位尚未列入调整改造计划。其次，这些企业的调整改造，是立足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而当1992年中共中央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这些企业面临着新的转变机制，三线建设遗留的问题更加凸显。如果说三线企业“脱险搬迁”的布局调整，还是一种位置的移动，同当年一二线企业向三线搬迁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大多数仍然保留在原地的三线企业，面临的则是从未尝试过的脱胎换骨的新挑战——自身的产品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工作仍然很艰巨，直到2006年才结束。

客观地说，这些面对市场经济的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三线建设的失误。这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国有企业都要面对的问题，只是三线建设的决策，使三线企业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而已。

当年的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为保障国家安全而实施的国家战略行为，所有资金、物资、人力都是根据计划指令调拨，因此尽管蕴含着极大的积极性和群众热情，但并不存在独立的企业行为。而三线调整改造从决策上看仍然是一种国家行为，为继续建设国防后方服务，同时也要更多地为发展新时期的国民经济服务。但是，随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对三线企业的企业行为要求日益凸显，使之成为国家行为与企业行为的结合。一方面，国家不能像当年那样全部注入投资，只能以较少的增量资金拉动原有的大量资产存量进行调整。这种较少的增量资金，也逐步地由单纯投资转换为贷款形式。另一方面，相当多的三线企业在调整改造中，转变为生产民用产品的独立法人地位，需要在市场经济中，自己解决资金、产品市场、工资福利等问题，而且还要上缴利税。这两方面的变化，促使三线企业身上集中了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冲突。当年的“靠山、分散、隐蔽”使得许多企业先天远离市场，生产与市场不接轨的军用产品。而在三线调整中，国家行为的日趋淡化使企业承担起了偿还当年行为后果的责任。虽然国家给予了种种优惠政策，但只能是导向和激励，不能全包，远不能改变三线企业的劣势。这就造成三线企业调整改造虽然取得巨大成效，也存在着普遍的问题——主要靠自筹资金进行调整改造，欠付银行利息严重，负债过多，难以形成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据统计，“七五”计划调整项目的30亿元总投资中，国家补助资金占25%，部门和地方自行安排占32%，企事业自筹占43%。“八五”计划调整项目的115亿元总投资中，国家和地方部门投资占17%，企业向银行和其他渠道贷款占53.16%，企业自有资金占28.3%。以致企业借贷率达70%，平均负债率更高达85.4%，高于全国国有工业企业近20%。尽管享受了停息挂账、计息挂账的政策，但到1998年底，绝大部分“七五”调整项目企业贷款欠付的本金和部分利息仍然不能偿还。①

因此可以说，三线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下问题是严重的。就经济角度而言，三线建设整体上是不成功的。15年的建设，竟然需要23年的调整改造来善后。但就整个西部经济的大视野来看，这些问题也包含着东西部因地理条件、历史遗留问题、发展战略变化而最终出现的经济差异。三线调整改造进程中，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变革，使得三线调整改造工作也不能一下子从根本上治理，需要调整思路。这是我们重新评价三线建设时必须考虑的。

三、把三线建设战略纳入西部大开发的更大战略中重新评价

过去学术界评价三线建设，倾向肯定的观点多着眼于宏观政治需要，如保障国家安全、缩小东西部差距等；倾向否定的观点多着眼于微观经济数据，如三线企业环境恶劣、经济效益差等。这是评价出现较大分歧的另一个原因。从西部大开发的大局来剖析三线建设的作用，应该是两者结合的较好切入点。

以四川为例。三线建设以前，四川工业较发达地区主要限于重庆、成都两个城市周边。而川西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综合利用价值极高。金沙江、鸦砻江的水力发电资源也是中国蕴藏最丰富的。川西平原、西昌地区，农业自然条件很好，盛产粮食和经济作物。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缺少工业基础，川西经济得不到提升，远远落后于川东地区。毛泽东决定把三线建设重点放在四川后，1965年邓小平视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即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作钟摆式辐射，六盘水工业基地的煤炭运到攀钢，攀钢的钢铁运到重庆，重庆的机器运到攀钢和六盘水工业基地。这个“两点一线”布局现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线建设建成的成昆铁路和青藏铁路（西格段）是中国铁路布局中最西的两条。成昆铁路沿线辐射范围13.6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和云南的7个地、市和所属50个县、市。如今铁路支线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企业和科研机构星罗棋布，崛起了西昌、绵阳、雅安、乐山等新型工业城市。攀枝花集团是主产高铁钢轨、无缝钢管、特殊钢、钒钛钢铁的企业，它还延伸到凉山州、成都市、绵阳市及重庆市、广西北海市等地建厂，开辟了西昌卫星中心、凉山彝族风情和冰川地貌、丽江玉龙雪山等旅游线路。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经济学家林凌指出，“两点一线”带动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水平提高，相当于跨越了50年。

如果把评价三线建设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思路就会更加开阔。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主要原因是国际形势严峻，敌对势力在东部沿海地区外形成了包围圈。而中国的工业和大城市多数集中在东部，一旦发生战争，必将损失巨大。40多年过去了，战争并未爆发。从今天的国际形势看，三线建设发挥了新的经济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