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早期“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价值取向

文革中，1968年毛泽东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种政治动员，公开的价值取向是认为农民具有革命先进性，指定农民群众的价值观为先进的观念形态，用以教育、影响和支配青年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

那之前二十多年，1945年初，中共曾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发《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等几篇文章，动员大后方的青年知识分子去农村工作。早期的那次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公开目的是教育和唤醒农民，帮助农民争取民主，推进农村的民主运动。其主要的价值取向，是知识分子的先进性，是以知识分子的进步观念影响农民的价值选择。

一、为什么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号召全党“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中共决定发起民主运动，推动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制定宪法，召开国会，选举政府，结束一党专制的国家政体。1939年秋，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开展宪政运动，推动国民党实现“宪政时期，还政于民”的诺言。延安整风后，中共重新加强了国统区宪政运动宣传。到四十年代中期，持续多年的宪政民主运动，使自由、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理念，除延安以外，普遍深入人心。

1944年中共关注到国统区的农村民主问题。8月30日《新华日报》以《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座谈农村民主问题》为题，报道在重庆召开的“农村民治推进问题”会议。报道介绍，这次会议强调“目前中国农村若干重要的症结问题，都必须以广泛的民主政治□解决的途径，然后才能发挥农村的潜在力量”。会议认为“目前农村急需要民主政治，因为农民所受的压迫最多。”“目前的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今后全国人民所希望的中国，也是民主、和平、繁荣的中国，而农村的民主，是最基层的工作。”那时期中共认同这样的理念：解决“压迫最多”的办法是“民主政治”，而非其他。

之后，1944年12月18日报道加拿大人文幼章先生演讲时，使用的新闻标题是《中国青年当前的急切工作是“唤起民众”，用民主来抢救中国》，反映出中共认可和重视青年知识分子在民主进程中“唤起民众”的先进作用。一个月后，1945年1月21日通过在《新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共方面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动员。

同时，1月26日，《新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检讨》，从民主运动的角度介绍了当时的农村背景。文章说：“大后方民主运动是有了广泛的发展，可是这发展是不平衡的，这表现在少数大城市有了相当的发展，而广大的农村还没有展开。”“如何把民主运动由城市推进农村……民主运动仍然滞留在希望和要求当政的政党与政府来实行民主，没有除此做法以外的积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依靠人民的力量，来促进实现民主。”文章在这里表达的是，应通过向农村发展民主运动，进一步给国民党当局造成压力，促使他们结束独揽政权的局面。

这篇文章强调：“知识分子在民主运动中的先锋作用与桥梁作用，均未能积极发挥和真正做好。”知识分子有怎样的先锋和桥梁作用呢?文章解释：“须知广大的人民由于贫穷与落后，没有一种动员和组织的力量去推动，他们是无能来自觉地参加民主运动的。”动员和组织人民参加民主运动，便是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与桥梁作用”。文章叙述了对这种力量的需求：“目前民主运动中，只有上中层的领导人物，而能从事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参加民主运动的干部，把理论□实践打成一片的，把自己与人民打成一片的，能说、能写、又能脚踏实地去干的，这种坚强的干部，实在还太少了!也实在真需要!需要愈多愈好，民主运动才能展开与扩大，才能普遍和深入。”

从上述层面来看，由于民主进步的历史动力，由于扩大和深入开展民主运动的需求，中共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动员。

在对党外进行民主宣传、推动民主运动的同时，中共也有另一层面的考虑。1945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指示在重庆的南方局，为了在可能的日本对于云、贵、川的进攻中，或国内重大事变中，能发动游击战争，必须在大后方的农村中建立可靠的基础。指示说：“南方局在目前时期工作，除开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和上层联络工作外，应大力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些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方式为农民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

这封电报所指示发动青年学生去农村的目的，不是在农村开展民主运动，而是准备武装斗争。不过《新华日报》对知识青年的公开动员，仍是以农村民主为诉求。这样的宣传口径，与几年间已经形成的中共民主进步形象相符。那时中共的党外宣传工作，对于大后方社会价值的定位有积极作用，社会各界都支持中共关于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主张。这成为后来中共取得政权的两大法宝之一。两大法宝是，自由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理念，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土地政策。中共的公开主张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其不公开的目的如准备游击战争，没有发生影响。因此，应在中共推动自由、民主、宪政的大的历史格局中，来观察早期那次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工作。

一年后，中共对外持续多年的民主努力收获了真实的历史性成果。1946年1月政协会议上，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放弃了混淆专政与宪政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与知识分子阶层持同样的宪政立场，推动通过了否定党国一体、总统集权的《宪法草案案》等决议案，确定了在中国实行自由主义宪政的基本原则。推动多年的民主宪政运动目标接近实现，中共即将进入政府，参加宪政治国，结束长期以来中共非法组织、非法武装、非法割据的地位。那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明确说到这个问题：“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由于与国民党坚持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宪政方案存在冲突，及其他方面问题，那次宪政成果与中华民族擦肩而过。

二、谁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抗战胜利前夕，从战后民主建国的可行性着眼，中共方面以积极推进大后方农村民主的态度，开展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工作。1945年1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黎群文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强调那时动员知识青年下乡的目的，是“把民众动员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实现彻底民主政治而奋斗。”“实现彻底民主政治”，是指完成“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建国”工作，即武装夺取政权的国民政府，向全国大选后成立的民国政府交出权力，实行宪政。当时中共强调的联合政府，应是“彻底民主”之前的过渡性民主政府。文章强调：“只有耐心的持久而广泛的对农民进行了教育，使他们明白了：用人民的力量，促成了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所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工作的“中心任务”，“基本上是架桥梁和教育农民”，以启发农民的民主觉悟。

1945年1月23日《新华日报》刊发署名子明的文章《谈知识分子》，其中说：“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及革命运动中是曾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从辛亥革命到这次抗战，知识分子曾一贯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先导作用。同时，我们又知道中国的广大劳动者，为生活所迫，不易获得知识，特别是革命理论的知识。此时革命的知识分子正是革命知识与革命思想的传导者，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并帮助了他们认识现实社会，提高到科学理论。特别在抗战发生后，更有无数的知识分子英勇地热情地工作于前后方，并且牺牲了生命。”

在中国，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发端于晚清，成长于民国。他们的出现，推动了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进步。没有知识分子一贯的先导作用，便没有推动这种进步的力量。因为知识分子不同于旧日文人，他们是以独立性取代了依附性的人，是用人性取代了奴性的人，这是一种以自由为根本价值的、人的素质的正向变化，也是文明的进步走向。所以，民国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宪政理念，后又推动朝野共同尊重和支持中共的宪政主张。《新华日报》刊文所论述的，正是这种知识分子“先导”、“传导”的先进性。除了知识分子，其他阶层都不具有这种先进性。

1945年2月18日《新华日报》刊发林焕成文章《知识青年的岗位在农村》，进一步论述了知识分子促使民众觉醒的先进作用：“促使广大的农民觉醒这一工作，又一定需要大批的已经觉醒了的知识青年去做。这需要大批知识青年深入到农村里去，与广大农民结合起来，教育他们，组织他们。”文章指出，广大农民是未觉醒的，没有知识青年发挥先导作用，教育和组织农民，就不会有广大农民的觉醒。

文章强调：“这是中国知识青年的光荣而又极其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在五四时代只有个别人模糊认识到它的重要。上次大革命后在知识分子中也没有造成普遍的下乡运动。抗战以来，敌后广大解放区的知识青年是普遍的把它担当起来了，而且获得了伟大的成功。”这里的“伟大的成功”，是指教育农民，组织农民，促使农民觉醒。文章回顾的五四时代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没有知识分子的推动作用，广大农民一直没有觉醒。没有觉醒，是对自由、民主、宪政没有闻知、没有追求。只有在知识青年“担当起来了”这个“光荣而又极其艰巨的任务”，广大农民才可能觉醒。

《新华日报》几篇刊文共同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三、与工农结合的目的是什么?

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下乡的方向，最早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一二·九”运动时提出的，那是一场青年知识分子担当先锋、到农村去唤醒民众的运动。因此，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起源于教育、组织、唤醒民众的目的。

《新华日报》发表的《谈知识分子》文说：“‘一二·九’时代，提出了下乡的口号，正说明了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知识分子非和拥有全人数最多的人民大众结合起来，共同努力不可。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发展与革命运动中不是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的，能够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是那在全人口占最多数的民众——工人和农民。”通过回顾最早期的知识分子下乡工作，文章强调了与民众结合的重要性，认为有了结合，知识分子的先进性才可以发挥出进步作用。

那么，怎样的结合可以产生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呢?《谈知识分子》强调：“在今天，知识分子的迫切任务，更在于帮助全国人民了解今日中国的危险与希望，唤起人民为了光明而对黑暗做坚持的战斗。”1945年3月8日《新华日报》刊发全衡的文章《知识妇女到农村中去》，其中说：“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是改造农村的问题。”“只有走到农村中去，我们才能□遇到中国社会中最广大的妇女群众，把在农村妇女中潜在的力量启发和提高起来。”

“唤起人民”包括提高人民素质和煽动人民情绪两个方面。中共早期偏重煽动，认为苏维埃新闻的作用是“集体的宣传者煽动者”，批评剧团表演“煽动性较弱”，对于老百姓，标语、口号、歌声能“煽动了他们的血流”。暴力革命离不开这样的煽动工作，煽动的结果也离不开暴力革命。但把暴力革命转变为“实现彻底民主政治”的目标后，就产生了提高人民素质的工作要求，即“启发和提高”——亦即启蒙，而非煽动了。由此开始，知识分子的先进性价值凸显出来。人的素质的提高，包括增加文化知识、提高品德修养、增强权利意识、尊重自由尊重法律等。这是一种单向过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性现象，只有通过诸如“工农分子知识化”这样的过程，才能实现。

1939年，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文中，要求同时实现“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其中工农分子知识化，实际就是知识分子“教育”、“唤起”、“改造”、“启发”工农的过程，这个目标具有进步意义。传导进步思想以唤起民众、改造民众，是素质主导的方式，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的唯一进步方式。惟有这样的结合，知识分子的先进性才可以发挥作用，推动历史进步。知识分子工农化不是素质主导，是立场主导，会消解进步作用。

1945年2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知识青年应当到农村去》强调：“每个革命的知识青年应当清楚的认识，中国抗战的主力是依靠农民。中国民主运动最□需要的，也是农民。而民主与抗战又是不可分的，只有实行民主，在政治上、经济上改善农民生活，才能提高农民对抗战与生产的热忱。今天中国知识青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应当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去帮助农民争取民主，去帮助农民坚持抗战。”社论认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首要目的，是帮助农民争取民主。这也是在强调知识青年的先进作用。

《知识青年的岗位在农村》一文论述“结合”的目的说：“需要大批知识青年深入到农村里去，与广大农民结合起来，教育他们，组织他们。”教育农民、组织农民，亦即“唤起人民”。

中共早期发动的青年运动，价值取向是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先进性，运动指向是知识分子唤醒工农群众，结合方式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讲的“找寻适当的社会关系，取得到农村去的岗位(如中小学教员、乡镇行政和文化工作人员、家庭教师等)”，结合的主要目的是使工农群众向知识分子学习，以改造工农群众。这样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民众结合，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四、什么样的知识有益社会进步?

书读得越多，接受的知识越多，知识青年越可能生长出先进性，积累到农村去唤醒民众的思想资源。但是，在当时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教育和唤起民众、推进农村民主运动的动员中，由于受毛泽东一些言论的影响，《新华日报》刊发的文章，对读书得来的知识，作出了否定性的价值判断。

1945年1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文中，引用了列宁1920年的一段有关语录：“一般的青年底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一切其他组织的青年任务，可以用两个字总括起来：学习。但必须把它的教育与培养和工人农民的劳动联系起来，不要把自己关在学校里，限制自己尽去读些共产主义的宣传□小册子。只有与工农一块儿工作，一个人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文章解释说：“这是一九二〇年列宁在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指示。列宁所指示的这个原则，不但对于当时的俄国青年是适合的，而且对于今天到大后方去的知识青年也是适合的。”

1939年开始，毛泽东在列宁之后也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目的是把知识分子改造成“革命的”。他发展了列宁的观念，通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规定文学艺术的立场、对象、生活、真实、标准、属性的方法，给意识形态建立了严格管控。同时，改变“知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片面地用生产生活技能和“斗争”经验顶替“知识”，排挤了有益思想成长的知识领域——尤其是读书得到的知识，排除了知识在社会进程中应有的重要地位。毛泽东的这种影响，在1945年《新华日报》发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文中，已有体现：“在学校里所学的一些书本知识，纵然念的不差，但既是脱离现实的，那也就只能成为一堆无用的废物了。”“如果说一个青年离开了学校，这虽是一个缺憾，但这容易补救，因为他还可以在实际的工作中学习到更丰富更有用的知识。”这一类认识即源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时，动员到农村去的对象，不是经过整风改造的延安青年文化工作者，而是大后方的年轻知识分子。大后方的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出一切响应党号召的服从性，所以能保持着提出疑问的能力。1945年2月10日《新华日报》刊发了一期读者问答，题目是《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什么?》。

读者朱云的来信说：“编辑先生：后面我提出两个问题请您解答，这个问题是我和我的不少朋友以及不相识的青年们感到疑难的。”“一、什么叫做向群众学习，怎样向群众学习?二、一个知识分子，他比工人、农民、士兵的知识程度高，他在他们(工、农、兵)中间学习，能得到些什么?他的知识是比他们高的。”

知识分子的知识高于工农，这是人类文明的常识。但知识的内涵被替换后，常识可以成为错误。《新华日报》编辑在答复中说：“如果单说书本知识，知识分子当然比工农知道的多些，但工农却有着丰富的实际知识。能读书，会识字，也可以说是知识之一种吧，但这还不是完全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应该是能够用来变革现实变革社会的，所以，实际斗争的知识才是最可贵的知识。”

其中“真正的知识，应该是能够用来变革现实变革社会的”这句话，说得不无道理。问题是，什么是“能够用来变革现实变革社会的”知识呢?《知识青年的岗位在农村》一文说：“‘秀才虽出门，难知天下事’。因为单出门而不实践还是不行。他种田种得好吗?做工做得好吗?打仗打得好吗?不行，都不行。那么，怎能说知识分子一定是比工农群众知识更高呢?知识分子如果不到实际中去，他的知识只能是书本上的知识，是悬空而不切实用的;反之，工农群众的知识，总是切切实实，合乎实际的。”“说到学习的地点，学校并不是唯一的一种。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所学来的知识，是比在书本上所学的东西更为丰富而且有用。”“一个农民吴满有的知识就显然远胜于知识分子的诗人艾青。”这些论述的倾向是，种田、做工、打仗等才是“能够用来变革现实变革社会的”知识，读书积累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

知识分子“知识更高”的表现，是文明眼界和思想能力。在书本知识、学识修养、社会认知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独立探究和自由探索的思想能力，才会有先导作用，才可能用“真正的知识”去“变革现实变革社会”。这是知识有益社会进步的价值所在。否定了这样的价值，“读书无用论”、“知识无用论”就产生了，就会片面地用种田、做工和打仗等技能和经验，去贬评知识的价值，否定读书的价值，甚至否定人类文明的一些基本常识。以至《新华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应当到农村去》说：“泥脚，破袄，决不比丝袜、西装更肮脏些。牛溲，猪粪，决不比歌场、闹市更不卫生些。菜根，红苕，也决不比霉米、臭肉更不营养些。”菜根、红苕确有营养，其他几项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受列宁、毛泽东的影响，中共在公开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推动民主运动的同时，把提供思想资源的书本知识，与生产生活的经验技能对立起来，片面地鼓励知识青年放弃前者、学习后者。《知识青年的岗位在农村》还说：“在学校里传授给我们的知识的仅仅是几个教师，而在农村里却有无数的人们，农民、地主、绅士等等，都可能传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知识。我们今天谈学习，就应该把广大的农村当作我们的学校，把无数农民当作我们的老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文也说：“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各方面的人物学习。而且，广泛的进行交友，自己的同事、邻居、地方绅士、农民以及各种社会组织，都是对象。”

那时没有在大后方开展阶级斗争，而是动员地主、士绅、农民一起争取民主。虽然还没产生贫下中农的概念，但是对学校教育、书本教育的轻视，和对地主、农民都是知识青年老师的强调，成为了后来“接受再教育”的起源。对知识的否定，是制造知识分子落后性的基础工作。

1945年，经过10个月的工作，中共南方局共动员了136位知识青年，下到了农村的31个地点。

五、知识分子改造是进步还是反动?

以知识青年为先锋、先导，教育和组织农民认识自己的权利、争取民主的权利，以推动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是1945年初中共动员大后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公开目的。那一时期，中共正对党外力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开放党禁、政治民主，正大力赞扬美国的民主自由。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说：“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1944年11月毛泽东对到访延安的赫尔利表示愿访美國。1945年7月4日《新华日报》为纪念美国独立日发表社论《象征自由民主的日子》，说“它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新大陆和旧大陆，而且照耀着几个世纪，直到今天”。

同时，中共也用毛泽东的认识去影响知识青年，期待他们改造为可以使用的干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文因此引用当时版本的毛泽东语录，来证明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在这里我们必须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来□□我们自己：‘知识分子在其未与民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民族利益服务并使其生活群众化之时，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当我们做到为农民服务和群众化之时，□既是在实际中改造和提高了我们自己。”还引用道：“‘革命的或不革命的青年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样作，就在根本上解决了革命知识青年的工作岗位、群众□□以及有力量实现崇高理想的问题。”

那时，已经在延安实践的“知识分子工农化”，是以立场为原则的知识分子改造方法，其主导目标是“转变立场”。那个立场，是使个人主体变为群体成分的控制机制，作用是消解个人权利，消除个人意志与思想，建立服从性。它与人的素质提高，是冲突的，与强调个人权利、尊重个人权利的进步方向，与同期中共对党外大力推崇和宣扬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新华日报》发表的《谈知识分子》文中讲到：“由于知识分子个人劳动的过程与他们生活工作的特殊条件，他们不惯于纪律性与缺乏组织性，从而反映出来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清谈主义、幻想和高慢的宗派主义的许多缺点。”一方面，强调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用以推进民主建设;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价值倾向，持严厉否定的态度，全面准备了各种主义的“帽子”。这些在延安整风中使用过的“帽子”体现的，是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文中讲的：“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

在延安整风的经验积累上，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工作，1949年后逐渐呈现了逆流走向。其动员指向从教育、启发工农群众，变成了知识分子向工农群众学习;核心目的从具有进步性的改造民众，变成了改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落后性被制造出来，知识分子的先进性便被否定了。于是放弃了进步性的工农分子知识化目标，单向固化了知识分子工农化目标。期间还发生了强制“右派”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等残酷事件。直至文革期间，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以“反修防修”，使得知识分子工农化和改造知识分子的道路，走到了极端。“掌握知识分子”的目的，通过改造的手段，彻底实现了。

知识分子接受立场改造的结果，是失掉独立思想的能力，失去他们的先进性，甚至失去良知，转变为服从和拥戴统治者。他们的文化知识，使他们更有能力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和逢迎辩解，更有能力为服从拥戴行为寻找理由乃至理论支持。具有先进性的知识分子消失后，没有了发挥先锋作用、先导作用的知识阶层，社会历史必然会失去进步的动力。

什么是进步?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说，坚持训政、不搞宪政是“不肯进步”。他说的“进步”是指宪政。1944年6月13日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说：“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里，毛泽东说：“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他这里说的“进步”是指民主，民主的反面是“反动”，民主势力的反面是“反动派”。“反动”是过去的一个常用词，一般指逆于正常历史进程的行为。在《愚公移山》文中，毛泽东给“反动”下了明确定义，即“反民主”。他说：“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

按照毛泽东的定义，进步是指宪政民主的现代性追求，反动就是反宪政反民主，亦即：反宪政反民主就是反动。当年相对于“民主势力”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定义，便是由此而来，指那个政党里反宪政反民主的群体。当年用毛泽东式语言定性，反动派的反宪政反民主附庸文人是“反动文人”，他们写出的反宪政反民主的文章是“反动文章”，他们办的反宪政反民主的报纸是“反动报纸”，附庸们发出的反宪政反民主的喊声是“反动叫嚣”。那时人们相信，“国民党反动派”与中共对外表现出来的进步性相反，钳制言论自由，打击人权运动，拖延民主宪政，反民主潮流而动，所以都认为他们“反动”。其实，不仅是国民党，任何政党都可能出现这样的“反动派”。杀灭改革力量的金氏世袭王朝统治势力，便是朝鲜的“劳动党反动派”;当年红色高棉制造20世纪最大人为灾难的团伙，便是柬埔寨的“共产党反动派”。

1946年《宪法草案案》确定的自由主义宪政原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用十年时间推动民主运动、宪政运动的成果，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政治成果，但其重大的进步意义却一直被忽略和无视。只要认为毛泽东和中共那时不是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中，在制度、理念、价值观上最具进步性的实践模型，最有继承价值。即使当时主观上存在非真实目的，客观结果也不影响其进步意义。认真继承这份普世价值政治遗产，对于重建我们的价值观，重新确定改革的内涵，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一直认为只有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三民主义宪政遗产，其实，尽管后来走向了反面，毛泽东领导中共留下的民主宪政遗产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更是不可忽视。台湾的现行宪法，继承的便是1946年中共推动确定的自由主义宪政原则。

工农分子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工农化，是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前者是进步的道路，后者是退步的道路。中共认为农民是不觉醒的群体，需要有知识分子的教育，去动员和帮助他们实现民主，他们才能觉醒。所以，早期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公开价值取向，是发挥知识分子的先进性。这是一条进步的道路。后来在知识分子改造末期发生的上山下乡，尽管存在经济、政治方面的非公开目的，但其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接受再教育”十年宣传，灌输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影响了一代人的行为选择，历史影响不可谓不大。

以“接受再教育”为“结合”形式的上山下乡，方法是让不觉醒的群体教育知识青年，目的是让有了一定知识而可能觉醒的青年，进入不觉醒的群体，锻炼改造为不觉醒的人群。和1945年时候一样，不觉醒，是对自由、民主、宪政不闻知、不追求，无人觉醒有益于巩固一党专政。这样的知识分子“结合”改造，产生的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而是相反。其价值取向，远离了当年的自由、民主、宪政追求，走向了毛泽东自己说的“反民主的反动”。而持续了几十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个事物，也从早期“先锋”、“先导”的进步作用，走向了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