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中共历史上的“富田事变”

在《毛泽东自传》一书中，毛泽东对斯诺说到了发生在江西中央苏区的一桩非常事件：“有一些红军部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和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方面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是中共在红军时期所发生的一件悲剧性事件。

悲剧的起因背景

这件悲剧的起因背景，是赣西南苏区与红军自一九三○年五月开始进行的“反AB团的斗争”。

所谓“AB团”，本是1927年初，在江西省内由国民党右派段锡朋为首组织的、一个只有七、八个骨干分子的反共小团体(“AB”英文意即“反布尔什维克”)。段锡朋曾是五四运动中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在当时的政界与学界，都很有些影响力。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反共并反对过激工农运动的一个先锋，不过，该组织仅存三个月，于1927年4月2 日遭到国民党左派及其他革命力量的打击后，便基本已作鸟兽散。后来，段锡朋在1931年曾著文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 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

因此，“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反共后，原AB团的成员便也只以国民党身份而活动，AB团那杆小旗帜便已基本属于了历史，或仅为江西省国民党内部派系在一个短时期内争权夺利互相攻击的一个口号棍子而已。

廖承志在一九三八年时，问一个已转变立场投身革命的原AB团负责人王礼锡：“AB团到底有多少人?”

王实告之：“真正的AB团仅七、八个积极活动分子。”

由于反共的AB团是产生并活动于江西省的政治舞台，因此，当时在江西，凡是一切反共的活动，便似乎都与AB团有共同特征。

然而，现在已清楚了，实际上真正的AB团，与后来在江西苏区所肃的并不存在的所谓“AB团”，根本毫无组织上思想上的任何关联。

因种种复杂原因与严酷的反“围剿”战争环境，从一九三○年五月起，在赣西南苏区与红一方面军内开始了“反AB团的斗争”，并使以“反AB团斗争”为主要内容而实际是为着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一开始就采取了严刑逼供的方法，从而导致出现了大量的冤案。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被错整误杀。在一浪接一浪的肃反、肃AB团的浪潮中，甚至许多在反AB团斗争中很努力的党政军干部，自己最终也被别人在严刑拷打下而胡乱指控成为“AB团分子”，遭到被处决的命运。

因而，滥捕滥杀之风，一时甚为惨烈。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几个月内，肃出的“AB团分子”，竟占政府人员的四分之一。而四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11月至12月间的半个月中，竟肃出四千多人的“AB团分子”。

由于对肃AB团一事不力，当年，甚至连陈毅、黄克诚等人，在第二次打AB团运动的高潮中，也差点被当作AB团分子整肃。曾亲身经历过苏区肃AB 团运动的元帅与将军们，说到当年那些事时，都是非常的沉痛。

《聂荣臻回忆录》一书中说：“陈毅同志跟我说，他也被李韶九(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怀疑上了，担心李韶九要对他下手。后来，在一次战斗之前，毛泽东同志把打土豪得来用作军费的一些金子，交陈毅同志保管。这一下，陈毅同志心里有底了。他想，毛泽东同志这样信任我，我就不怕任何李韶九了!”

而当时担任红三军团三师政委的黄克诚，则因曾对肃AB团有了看法，并设法保护几个部下不致被错杀时，结果自已反被当成AB团分子抓了起来，幸亏彭德怀出面担保，才予以释放，幸免于难，以撤职处分了事。

萧克上将回忆打AB 团的情况时说：“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师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人，其中有师宣传队队长和一个宣传员。就凭这一句话，根本就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俩抓起来了。他们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俩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了几十个，到月底，共抓了一、二百人。”“我们师杀了六十个人，十几天后，决定再杀一批，有六十多人。”

李聚奎上将在其《李聚奎回忆录》一书中，对当时他所在部队的肃反方法有过详细的描述：“那时打AB团的做法，是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讲事实，完全采用诱供、逼供的办法。甚至把队伍集合起来，排成一字长队，再把经过诱供、逼供而自供是AB团的人带到队伍面前，然后指着队列里的人，逐个向他提问：‘他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只要他说声：‘是’，或者一点头，就当即把被指的人抓起来。就这样误整了许多无辜的好人。特别是在同一个地区来的人中，只要抓出一个，往往就牵连一大片。如我们团在吉安扩编了一个新兵连，大部分是吉安人，因为都是一块来的，互相认识，所以在这个连抓出来一个吉安兵后，就‘供认’出半个连的人是AB团。”

参加了湘南起义与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欧阳毅中将，在《我在打“AB团”中的经历》一文中沉痛地说：

“肃反扩大化使红军的许多优秀干部、战士蒙冤丧命……1930年，我下放到红一方面军第十师第一团第一连当政委，上任不久，就碰到一件棘手的事，这就是打‘AB团’……部队的肃反委员会动不动就给人扣顶‘AB团’的大帽子，三天两头抓人杀人，弄得人心慌慌，朝不保夕。更可笑的是抓‘AB团’抓到连队来了，一些参加红军不久的年轻农民，大字都不识一个，一夜之间也成了‘AB’”，被抓去杀了。我不信这些，也反感红军内部这样疯狂地抓人杀人……我亲眼看见江西省委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审讯‘犯人’的血腥场景。他咬牙切齿，拿根带刺的荆条亲手打‘犯人’，边打边逼问。被打的同志熬不住了就乱招，招谁抓谁。如此恶性循环，不知冤杀了多少好同志。”

当时负责领导红军和苏区地方党政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给江西省“行委”(省“行动委员会”，即立三路线时各省的中共党的省委领导机构，)的《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中，明确指示：“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戳。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些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由此可见，当时赣西南苏区与红一方面军内，其“肃AB团”的斗争状况之惨烈。

顺便说说文革中的所谓“五·一六分子”的问题：

所谓“五·一六兵团”，起始不过是北京一个只有几十名激进“极左”、有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想倾向大学生的红卫兵小组织，他们于一九六七年7、8 月间，在北京贴出了一批“炮打周恩来”内容的大字报与传单，尔后又在北京钢铁学院其“总部”里召开过有几名外地同观点红卫兵参与的部署“炮打”的会议，会上，又搞了一个筹备发展其组织的成立各路“方面军”(仿效红军时期的“方面军”建制)的人员名单。其实，那名单上的各个“方面军”，也就都是只几个、十几个红卫兵成员而已，如其所谓“第 8 方面军”全部成员，则不过就是串连到北京偶而参加了“北钢会议”的长沙市一中几个中学红卫兵。

在文革中闹造反与红卫兵活跃时期，那些什么“司令部”“战团”“兵团”之类红卫兵与群众组织的机构，相当多部份，其组织成员往往就只有那么几个人，十几个人。拉大旗披虎皮，就是文革中常有的作风，三个人一起就敢称“兵团”，五个人一集合就能自封“司令”。这所谓“五·一六兵团”也就这么回事。

然而，后来毛泽东对“五·一六兵团”公开炮打周总理一事，发了几句话，指责了“五·一六兵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姚文元又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传达了毛的这个指示，反使这小小的“五·一六兵团”在全国有了点名气。

而在实际中，这“五·一六兵团”的几十名成员，早在一九六七年8 月在再一次于北京张贴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时，就被中央指示谢富治的公安部派人全部抓了去，并将那些学生押到公安部看守所关了近一年时间，让其悔过认错后，才先后予以释放。因此，这货真价实的“五·一六兵团”，其寿命也就这么几个月。

然而，到1971年中、林彪事件前夕，中央突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各行各业包括军队在内都不例外，无处能免。结果，那场运动在全国“清查”揪出了数以十万计的“五·一六分子”。而这些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基本上都是不知“五·一六兵团”为何物的无辜者。而之所以被当成“五·一六分子”，则完全是他们所在单位的领导，为体现自已在执行中央指示，而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再戴上一顶“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而已。

这“五·一六分子”名词已成为了一个“筐”，可以将任何人都往里“装”了。

一九三○年间江西苏区的“AB团分子”罪名，也是这样一个“筐”。

事变的过程

一九三○年12月3 日，由毛泽东任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江西省行委发出一封《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信中指名道姓，说已有人供出几名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等是“AB团分子”，而且指出要“对红二十军内也必须找得AB团分子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在这封信中，总前委还明确指示：“特派李韶九(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同志率兵一连前往帮助捕捉李白芳等AB团要犯，并严搜反革命线索”。

被指控为AB团头目的段良弼等人，其实都是省行委与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其中，段良弼：省行委常委;李白芳：省行委代理秘书长;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丛允中：省行委常委兼赣南行委书记。

12月7日下午，李韶九率红十二军一连官兵，来到了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县富田村，包围了省行委机关后，先将李白芳等“AB团要犯”抓住捆绑，后又将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拘禁。夜间，则用地雷公线香火毒刑逼供。当受刑的省行委常委段良弼与李韶九辩理，以自己过去的斗争历史来证明自己不会去搞AB团时，李韶九则说：“我不与你讲理，我只有七项刑罚，第一项就是这打地雷公烧香火……无论如何你要承认是AB团与说出你们的组织，否则给你一个不生不死。”

在李韶九与省苏维埃主席的主持审讯下，在“不招供、不停刑”的情况下，被捕人员全都被迫承认了自己是“AB团分子”，在12月7日至12日五天时间内，共抓捕“AB团分子”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在这几天内并先后处决了四十余名;大部份的省行委领导人被肃成“AB团骨干”。

12月9日，李韶九率兵押解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从富田又赶到红二十军驻地吉安县东固镇，向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传达了总前委的指示信，并着手在红二十军内搜抓“AB团分子”。

红二十军174 团政委刘敌也被指控为“AB团分子”。刘敌便以与李韶九是同乡关系，与李韶九周旋假作坦白、并设法回到174团一营营部后，便找来一营营长张兴等人召开秘密会议，认为李韶九来省行委和红二十军抓捕“AB团分子”之事，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搞的“大阴谋”。之后，又听说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等也被打成“AB团分子”，不知确否，一营营长张便前去军部探询。不料，张兴一质问此事，李韶九、刘铁超便将张扣留。刘敌获知张兴被拘，便马上集合所部，将红二十军军部包围，抓捆了军长刘铁超，放出被李韶九关押的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之中，李韶九得以脱逃。

刘敌与谢汉昌商定，当晚又率部队前往富田村，包围了省行委机关，释放出被关押的李白芳、段良弼等七十余名所谓AB团犯。之中，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及总前委增派来的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趁夜黑而得脱险逃走。结果，只误捉了来江西省行委巡视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但是，在整个事变中，没有一个人被杀。被抓的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省苏政府主席曾山的父亲曾采芹，也都先后予以释放了。之中，段良弼等还向被误抓的易尔士松绑道歉，并请他在尔后召开的会议上讲话。

被刘敌率兵解救出来的省行委领导人李白芳、段良弼、周冕、全万邦、马铭、丛允中等人，于12日当夜便召开了省行委紧急会议，认为省行委主要领导人的曾山及宣传部长陈正人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严重错误，又已逃走，就决定由省行委常委段良弼代理负责主持省行委全面工作。并对曾山、陈正人、古拍、李韶九发了追捕通缉令。

在这个会议上，还以省行委名义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写了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拥护，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之中，平日喜欢毛泽东字体的省行委常委丛允中，却玩了一个弄巧成拙的阴谋把戏，他模仿毛字体，伪造了一封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在那信中，让人以为是毛泽东指示古柏去搜集朱、彭、黄的AB 团证椐，妄图以此挑拔毛与朱德等人的关系。这封冠以“黄陂支部抄录”的假信，被作为省行委信的附件，一起分别送给了朱、彭等人。但朱、彭、黄三人不仅识破了那封假信，也完全不支持省行委，而且公开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毛泽东。

12月13日上午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士兵大会，由刘敌主持，段良弼等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控诉李韶九等人滥捕滥抓刑讯拷打所谓AB团分子的情形，并发表了客观上分裂苏区党和红军、攻击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言论，提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口号，而贴出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后经获释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的劝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才同意停止了这个宣传。

当天，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又召开了会议，决定撤消刘铁超的红二十军军长一职，认为刘在李韶九滥抓滥捕时，其“脑筋分不清楚”是非，并以原 172 团团长萧大鹏为军长。同时率红二十军自行离开富田，前往吉安县永阳。15日，除曾山、陈正人以外的省行委，在段良弼的主持下，于永阳召开了省行委扩大会议，并作出了几项决定，其中有：一、对富田事件，“不应该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听侯中央妥为解决。”二、派丛允中、段良弼去中央报告此事变经过。三、派丛允中随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前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报告事变经过，然后再共同去中央报告，(后由敌情阻隔，未能成行)。四、送黄金苦干到中央。五、释放被逮捕的李韶九率来的红十二军一连的全部官兵。

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份长达4000多字的申诉报告。

1月5日，段良弼先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 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见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 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 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这 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 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但是，段良弼在等侯中央裁决时，大概发觉中央情况有变，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 ，一个人便悄悄离开上海走了, 从此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无影无踪。这位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不幸中断了革命生涯, 但有幸免遭冤杀。

段良弼走后, 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面等待上级党组织的表 态和处理，一面继续领导军民配合其他红军与白军作斗争，并无一人叛变投敌。

总前委、苏区中央局与中央政治局的不同态度

富田事变发生一周后的12月2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一封答辩信，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事件，号召党和红军坚决与这些“叛逆”作斗争。

但是，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1931年1月16日作出的《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中，虽然也指出“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一种反革命的行动”、“客观上是与AB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为”。但也指出：“在组织上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都是AB团取消派”，同时，还用较大篇幅批评了总前委在肃AB团问题上大搞逼供信的错误。

1月17日，中央局派人到永阳，向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宣布了解散省行委，另成立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委替代其职权。当时，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表示完全服从，并且，之后均随红二十军到永新一带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并期待中央的最后决定。

不料，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段良弼在1931年1月中旬到达上海，向中央汇报、申辩，并检讨自己错误请中央处罚时，却正值六届四中全会刚刚于1月7日结束，李立三下台了，王明等“左”倾分子进入中央领导。

而段良弼送来的省行委报告，都是站在原立三路线的中央观点下写的，如指责毛泽东与总前委不打大城市只进行游击战等“错误”。这一来，使新的中央政治局反而认为，毛泽东与总前委是坚定的反立三路线的，而江西省行委是拥护立三路线的。于是，1931 年3 月28 日，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便认为“富田事变以及‘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提出——这些行动，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执行的反革命行动”，明确断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

真是历史发生阴差阳错的一页。

悲剧的结局

1931年 4 月，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还希望“用会议方式解决纠纷”，便通知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前来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宁都县黄陂开会。事变的始作俑者刘敌等人，也希望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会议，合理解决问题而按通知前来参加会议。但是，刚刚到达苏区、同时负责传达中央决议的中央三人代表团(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却不仅严厉指责项英的这种做法是“右倾错误”，同时，还指示将前来开会的富田事变领导人一网打尽，予以审判。首先将刘敌执行枪决，其他领导人则关进监牢，尔后也分别一一枪决。

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继任军长萧大鹏等，则在奉总前委令于同年7月开到于都县平头寨时，一天早晨，受总前委命令到平头寨谢家祠堂召开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会议，结果在会中，总前委派部队包围会场，将与会的红二十军军政委军长以下到副排长的军官通通扣押缴械。不久，又将军长萧大鹏等与相当数量的不知AB团为何物的排以上干部，先后处决，并取消红二十军番号，将其编入红七军。

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在富田事变时正在家里养病，富田事变后奉苏区中央局与总前委命，仍任红二十军政委，并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侯补中央委员(曾未与会)。1931年7月被捕后，仍在第二年即1932 年5月30日被作为AB团“要犯”予以处决，曾炳春在临刑时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时年仅30岁。

邓小平对富田事变有过的观点

1931年初也到了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邓小平，于1931年4月29日在《七军工作报告》中谈到富田事变时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当时的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作者注)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邓小平进而明确指出：“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

在当时的情况下，邓小平不仅看到了富田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批评了总前委的错误。邓小平当时的这个观点，实际就已说明了富田事变的起因与性质。

不过，邓小平的这份向中央提交的有16，000余字的《七军工作报告》，虽是于4月29日在上海完成，但却是在他于1931年2月17日离开红七军去上海向中央作汇报前的观点。《报告》虽通过交通员交上去了，但在上海几个月等待的时间里，始终没有一位中央负责人或中央军事方面的负责人接见邓小平，或给邓以明确的工作指示。(因为，王明主持的中央早在3月份就收到了不利于邓小平的另一些报告，那些报告将邓说成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

因而，邓小平对于中央政治局对富田事变定性的决议、与苏区中央局后来处决富田事变领导人等情况，当时是一概不知了。所以，他能在向中央的报告里，仍持了一种客观态度。因此，也才为历史留下了一份中共高层领导人当时对富田事变持明确客观看法的宝贵资料。

“富田事变”错案为何得不到正式平反?

对“富田事变”一错案，奇怪的是，几十年过去了，却至今没有对其参与者予以正式组织上的甄别平反昭雪，更谈不上以中央红头文件的形式，对整个事件予以正式平反了。

上世纪八十代中后期，经过江西党史工作者戴向青等人的努力，中共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在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下，曾经着手研究解决富田事变的平反问题。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项工作，最终却没有结果，而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如是，留下来的，只有一些红军时期的老将军与党史工作者，在党史研究后发表的文章与出版的书籍中，为那些含冤红海的不幸者进行史料中的“纸上”甄别平反与昭雪。

现在客观地来看，富田事变的起事人领导者，虽然在其事变过程有过一些违反组织原则的过头做法(如要抓捕省苏主席、总前委秘书长，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等)，但确又事出有因，其性质明显是对当时那种错误的肃AB团及其逼供信的无人道做法，产生的一种自卫性行为。

在整个事变过程中也没有杀害一个人，事后，也仍然抱着相信中共及中共中央、中央局领导态度行事，仍去向中央报告情况并请求自处。

既与国民党继续作战，又服从中央局与总前委的调遣、命令，直至最后自投罗网并被处决。既没有发现他们是什么“AB团分子”的证椐，而他们又无投敌的罪行，而且，他们自始自终却还都在做共产党所要做的事。

因此，不给这些人平反昭雪，实在是很不公平的。

几十年来，之所以不能为富田事变及其当事人正式平反，前五十年，不言而喻，当然是由于毛泽东的原因。因为富田事变起始的直接肇事人虽是李韶九，但事变后的矛头却对着了当时的总前委书记毛泽东。

一桩明明白白反对毛泽东的事变，谁还敢去为它甄别平反?连想一想都是不敢的。

延安初期反张国焘的斗争中，红四方面军旗下的一个军长许世友，对那斗争的扩大化有些不满，并企图带部队出走，结果被抓起来，有人已提议要将其以叛变罪名而予以处决。但在此事上，毛泽东却表现了宽宏大量，不仅否决了处决许的提议，而且亲自到关押许世友的地方去看许，并且耐心听许发牢骚，而后有批评也有表扬地说服了许世友，同时，下令将许放出，官复原位。从此，许世友成为了铁心拥护毛泽东的一员战将。

毛泽东对许世友能采取这种极具水平的态度与方法，当然是他显然考虑了许世友当时那种反抗态度的后面，有着几万红四方面军官兵的共同感情基础，对许采取的任何不适当做法，都会不利于中共大局。这样，致使毛泽东不能不谨慎行事，多用脑子、少用或不用战时纪律。

可是，对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呢?

可能，因为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在中共历史上身份似太“低”，份量也不大。特别是，富田事变领导人的后面，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显然没有多大的力量背景。

故而，毛泽东除了自已于此事总结出一些以后党内肃反“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从政教训与经验之外，他显然自己不可能，也没有什么压力，能促使他主动为已过去并定性的“富田事变”平反。

富田事变领导者的上级，也就是苏区中央局与总前委这些领导，如项英。他虽能较为客观对待他们、有可能为此事讨还一点公平，当时，也不敢对抗中央政治局对此事的定性，尔后，项英又不幸在皖南事变中阵亡，永无为他们讲话的机会了。

总前委的朱德、彭德怀等人则当时已表态支持毛泽东，事后，只要毛泽东在当主席，他们显然也更不会为此再讲什么公道话的了。

既如此，还有什么人有资格、又有胆量来为富田事变一事还以公道呢?

同时，富田事变所表现出来的“犯上”行为，也许是哪一个当权者都不会喜欢的话题。(国民党的张学良搞了“犯上”的西安事变，蒋委员长不是就软禁了张学良一辈子吗?)如果是这样，富田事变一案，在现实中恐怕将永无正式翻身之时，而只能存在于史海中，让后人去评说了。

不过，这毕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曲折前进的历史车轮，在扫荡一切反动势力之时，也总难以避免同时会碾碎前进道路两旁的一些无辜者，甚至会碾碎一些本来就深深地衷心地拥护社会进步的革命者。这种为历史前进所付出的悲剧性代价，常常使后人掩卷叹息倍觉伤感。

然而，纵观人类进步的全部历史，似乎这又是一种无法根除的弊端，是历史前进中的一种无奈。

人们能够做的事，除了在前进中尽量避免此类伤害无辜者的事少发生之外，也许还应该做的，就是在事后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予以各种形式的补偿，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让后人不再有叹息与伤感。

对“富田事变”的定性有过的种种纠偏

在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人们对AB团问题与富田事变问题得以重新调查与研究，特别是在原红军师长的黄克诚、萧克将军等革命老前辈，对打AB团运动与富田事变一事的处理，多次提出过一些情况与看法后，中央有关部门便纠正了过去那些观点，在有关文献中便确认了以往“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的结论是“错误的”。

黄克诚大将在其《自述》中说：“中央苏区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下，不断升格，导致广泛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惨痛损失。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很令人痛心!”

在第 一次肃AB团时，黄克诚所在的红四师第三团也肃掉了不少人，对此，他在《自述》中，很沉痛地总结说：“(对肃AB团)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帐，仅此一笔，黄克诚颈上的这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

萧克上将当年亲身经历过总前委的黄陂肃反与苏区大打AB团 的运动。1981年3月至8月，萧克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中央组 织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部门和在有关会议上，谈了 他对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看法,呼吁彻底弄清这些历史 事件。1982年5月,他又应中国革命博物馆之邀,再一次谈起当 年肃AB团与富田事变。在谈话中，他回顾了中央苏区肃反与富 田事变的大致经过，指出事变的主要原因是乱打乱杀引起矛盾 激化所造成的。萧克的讲话在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被刊登出来。

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昊苏在其《回忆父亲陈毅》一书中，也披露说 ：“他(陈毅)曾在第一次反‘围剿’发生富田事变的紧急情况下，赴往红二十军说服卷入事变的领导人放弃分裂行动，从赣江西岸回到东岸，从而保证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顺利进行。但事后这些领导人却被镇压，并没有人来征求他的意见，对此他感到很痛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担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杨尚昆，在中央苏区曾任红 三军团政委，对肃AB团与“富田事变”的情况是了解的。他接到党史有关的汇报材 料后，即批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建议中央档案馆准备好有关AB团 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应成立一个小组，负责澄清这些历史事 件。

因此，中共的一些权威著作便逐步对这些事情予以了新的提法与观点。

首先，对于所谓“AB团”问题，1991年重新审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43页所作的注释便改变了原有提法，将原来的注释“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内容撤消，而重新认定注释为：“AB团是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1930年5 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分别于1991年5月出版与2002 年9月增补修订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上册)一书中，均更明确地评说了“富田事变”的性质：

“1930年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受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并将全军拉到赣江以西地区。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以项英为代事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的，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但是，在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更加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使本来正在得到纠正的肃反严重扩大化错误又发展起来。”“肃清‘AB 团’和‘(闽西)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案、假案、错案，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李韶九，湖南嘉禾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殷实家庭，曾就读于嘉禾县甲种师范学校和衡阳成章中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春，奉命到吉安东固，协助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七、九两纵队开展游击战争。1930年1月，任赣西南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军委委员兼第一纵队政委。同年8月，调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并任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1931年，任国家保卫局江西分局分局长，后又调任中央苏区的福建省长汀军分区司令员。

1931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曾采取具体措施解决富田事变问题，给导致激发“富田事变”发生的直接责任人李韶九以处分，并撤消了其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职务。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后，李韶九被留在江西打游击，后来，也被内部错杀了。解放后，李韶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