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于光远\"逆天\"言论:文革是政治体制有问题
本文节选自《大玩学家于光远走了》，原载于《中国青年报》2013年10月9日12版
改革大潮中的于光远
1975年，在政研室的岁月
1975年的春天，刘世定从山西回北京探亲。刘家与于光远家同住东城区的史家胡同，放下行李，他就直奔于家的院子。
于光远还像以往那样，爽朗地大笑着迎接了这位小字辈的忘年交。后来，刘世定成为于光远的研究生，并担任他的秘书。
那个时候，于光远从宁夏的中宣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在干校的最后一年，军管组为这个“阎王殿”五七干校的头号人物作出了最终的处理决定：
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属“敌我矛盾”，但“人民内部处理”，保留公民权，保留公职；开除党籍，撤销党内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到14级……
于光远坐在台下品咂着这几顶大帽子的滋味，心情并不那么沮丧，他明显地觉得“这不过是走过场而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有了一种预感：我当时的那种处境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而听了这样的决定之后，我认为它是不会作数的。”
回到北京不久，于光远身边就集合了一群老朋友、老同事，他们自发地重新开始研究因为“文革”中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刘世定1975年在北京再见于光远的时候，发现他又开始忙碌起来。于光远对刘世定说：去读读经典吧，读一读列宁，梳理一下他关于国家的论述，看看苏维埃国家体制中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想得很好，要建立一个比议会制民主更好的民主制度，把行政权和选举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更好的做法是直接选，直接管。当然，今天来看，这种方法未见得好，因为没有制衡。”没有制衡的体制必定要出问题，于光远对刘世定说：“为什么会出文化大革命？看来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
对这一“逆天”的言论，刘世定没有惊讶，在通读《列宁全集》的时候，他也朦朦胧胧地悟到了些什么。刘世定所不了解的是，当他和于光远在书房里讨论国家政治体制的时候，对于中国政治权力中心的邓小平来说，更加迫切的问题是补天。近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让中国的天塌了半边。
让邓小平负责全面工作，这其实是毛泽东无奈的选择。因为国内的经济形势已经严重地崩坏。毛只能让邓来收拾烂摊子。
那些年，“四人帮”控制了所有的舆论阵地，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邓小平想到了这群从牛棚回到京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1975年6月至7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政治研究室，于光远被任命为负责人之一。
“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分配给我这样一个工作。”于光远后来说。
胡乔木找于光远谈话，说“小平同志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机构为他服务”，考虑到工作上的方便，这个机构不是设在中央，而是设在国务院。
于光远当时就明白了邓小平的用心。“当时党中央好几个机构都在‘四人帮’手中，这个机构如果设在党中央就很难工作。”
政研室由邓小平直接领导。
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篇16000字的长文同“四人帮”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针锋相对，提出了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反修防修的指示、促进安定团结的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显然，政研室对于邓小平的用心心领神会，他们要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特别是第三项指示竖立起来，它成了一面同极“左”势力进行公开对抗的旗帜，也成了邓小平全面改革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取得了良好的成果。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比1974年增长11.9%。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
充满期待的于光远度过了这些年中最令他兴奋的一个夏天。万万没想到的是，政局的逆转竟来得那样突然和迅速。
“进入十一月，忽然小平那里不再找我们了。”
1975年11月下旬，毛泽东发动的最后一次政治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邓小平的整顿被冠以“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邓小平被再一次赶下台。
随即，“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机关内部的运动开始了”。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于光远面临着“又一次受批判”，他的工作被再一次停止，“那些日子研究室天天开会，有人批，我们这些人就天天作交代和检讨”。
但终于有人受不住，“精神完全垮了”，把连续20多次邓小平对政研室的谈话一点一滴地回忆起来，记录下来，汇报了上去。于光远痛苦地看到了这一幕的再次发生。但作为“老运动员”，他非常清楚，1976年已经不是1966年了。
很多年后，当年的政研室工作人员郑惠在临终之前回忆起这段历史，他特别提到了于光远——“于光远那次是表现最好的!他在批斗他的会上可以东拉西扯，天南海北，交待一个多小时，什么也没有交待出来。”
周恩来去世，是于光远最感到痛苦的时刻。“在那些天，白天开会，晚上就思索中国可能的发展。我认为中国的形势，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而且不会很久，这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不能也不会沿着‘文革’十年的路走下去了。”
1976年10月7日，于光远从唐山大地震的现场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听说：“那四个人被抓起来了！”
那个晚上，于光远带着夫人，叫上黎澍、李鑫走在长安街上，边走边说。他们试图分析出“四人被抓”的消息的真伪。半夜12点，又把老朋友李昌、冯兰瑞叫到家里，大家越说越觉得这一定是真的，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这实在是一个10年来最让他们高兴的日子。
“这一天晚上，我们真可以说是‘奔走相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