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风：胡启立与大学生谈心对话（二）

五、人民的厚望

胡启立对同学们说:“教育体制改革与大家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指指在座的王兆国、何东昌、李锡铭、胡锦涛、艾知生等同志说:“我

们这些人，都是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人了，能为党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到2000年还有十五年，我们也消耗得差不多啦。但想到即使到了那时，工农业年总产值实现了翻两番，我们整个经济水平比世界发达国家还差得远，我们心中总有一种任重道远的感觉，觉到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

他语重心长地说:“从鸦片战争开始，我国受到外国侵略者一百零九年的压迫和剥削，直到新中国成立，我们中国人民才结束了那种屈辱的生活。从新中国成立算起，我们要用一百年的时间，争取使我国经济赶上世界上发达国家。今年是一九八五年，到二O四九年还有六十四年，在座的同学们——”

“启立同志，在座的大概数我们俩年龄最小，到那时我们也八十多岁啦！”师大附中的女同学金鸥指着身边的北京二十六中的女同学、北京市学联副主席唐红说。

“你们今年多大？”

“十七岁。”

“啊，十七加六十四，到那时你们也八十一岁啦。”

“所以，同学们，真正要使我们国家在经济上翻身，还需要三代人的努力奋斗！加上老一辈革命家，我们就是整整四代人啊！同学们，这不叫任重道远吗！”

胡启立感慨地说；“你们这一代人十分重要，一方面要继承老一辈人的光荣传统，准备把本世纪末的事情办好；另一方面你们是跨世纪的人，还要培养好你们的下一代人，把到下世纪中叶的事情办好，使我们中华民族更好地腾飞。你们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需要坚持不懈地奋斗呀。”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同学们又说:“你们是党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要在改革中成才，成为时代的主人公，就必须刻苦学习，立志使自己成长为一代新的良才，肩负起振兴中华的重任。”

“你们也是幸运的一代”，胡启立说:“你们的哥哥、姐姐像你们这样的年龄时，正值十年内乱，没有学到东西。而你们现在正赶上了建国以来持续稳定发展的最好时代。这样好的时机和环境，安安静静地在学校里学习，你们的哥哥、姐姐们是多么羨慕你们啊！”

是的，是这样的。许多双年轻的眼睛闪现出兴奋、欣悦的光芒，他(她)们赶上好时候了。

六、体察国情

清华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壮迁、北京大学某系学生会主席王晓蒙、北京四中学生会主席徐罡、北京师大学生会副主席苏会军、中央民族学院学生会主席吉勇男、全国学联主席刘能元、 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杨振斌等，都在会上发言，谈了各校教改和同学们的生活、学习情况，谈了学生们的欢乐苦恼、期望和志愿。

胡启立插话说:“现在国家变化迅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学联，学生会组织要多办一些报告会，使学生更多地了解我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是要安排一些涉及国家全局性的报告会。同学们只有了解全局，才能议大事，才能自觉地搞好学习。不议大事，不懂全局，就会弄不清前进的方向。 ”

“比如，为什么要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呢？” 胡启立说:“‘文化大革命’使许多人走上了‘造反有理’的道路。 北京大学的所谓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康生等人搞出来的，它蒙蔽了许多人。只看大字报，又没有调查，就很容易上当。所以，大鸣、大放、大字报这种形式，很容易被野心家、阴谋家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取消它，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有利。我建议在第二期整党过程中，各院校要组织一些身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教职员工们宣讲，讲一讲‘文化大革命’ 是怎么回事？其结果是什么？以便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的教育。

“同学们，你们了解不了解为什么说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很好，而有些东西却在涨价呢？”

同学们有的笑着摇头，有的笑着摆手：不知道，说不清。

胡启立也笑了。他告诉同学们，这除了某些个人和单位为了私利乱提价，属于党和国家政策不允许的外，有些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呢。过去我们采用统购统销的办法，一切产品由国家包销，三十年不变。现在发现这样做不行了，它使产销不见面，产销脱节，严重影响到经济效益的提高，结果是越统东西越少。要搞活经济，就必须给生产者以更大的自主权，使产销见面，这就产生了商品和市场，价值规律就起作用了，东西多了，价格就便宜，少了就贵。他举例说：前两年，广东的活鱼很贵，有个时候到了六、七元钱一斤。农民一看，就把各种池塘和水面利用起来养鱼，活鱼迅速多了起来，现在一元钱就能买一斤了。胡启立说:“所以，对一些情况要作分析。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难免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决不要叶公好龙。当然，改革要有步骤、有计划，既要坚定不移，又要慎重从事，努力避免失误，保障人民的利益。

座谈中，胡启立还向同学们介绍了我国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一九八四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八三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三，增长速度是少见的。但是，形势越好，头脑越要清醒，越要时刻牢记我们的国情。

“什么是我国国情？”胡启立说:“简单说来就是九个字——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别看产值数字增加得大，用人口一平均就很少了，我们必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他告诉同学们，一九八四年，我国工资性支出比一九八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三，消费基金增长率远远超出了生产率的增长。如果消费基金得不到控制，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就会破坏经济体制改革。许多事情在小单位看来可能不算什么， 而扩大到全局就不得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还要改革，各方都必须兼顾。吃光分净是无以为计的。

他为同学们算了这样几笔账:

有的单位给职工发午餐费，在这个单位看可能花不了多少钱，但全国职工从大数上算是一亿人，每人每天五毛钱的话，每年国家要多支出一百八十亿元，这就把全年的增收部分吃光了。

工资改革中如果每人每月增加十来元钱，去掉企业职工， 全国还有两千万人，每年国家就要多支出二、三十个亿；全国已离休、退休的职工是一千万人，还要支出十几个亿。这两项相加，就得四十来亿元。

我国有八农民，如果有十分之一的农民还有温饱问题， 就是八千万人。不要认为我国农民都是万元户了，还有一些老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贫穷地区的农民在解决温饱问题呢。

就劳动生产率而论，美国是我们的三十七倍，日本是我们的二十八倍，苏联是我们的十三倍。就是到本世纪末。我们的工农业年总产值实现了翻两番，我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不过是个小康水平……

胡启立严肃地说，所以，我们办事情，想问题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要考虑到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这个国情，体谅国家的困难，识大体、顾大局、乘胜前进，把我们的改革搞好。而只有改革搞好了，国家经济建设搞好了，大家才能富裕，国家才能富强。只考虑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是不行的。

七、做好几件事

胡启立在听了同学们谈的各院校情况后，提出当前学校中要做好这样几件事:

——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他说：“学校中的党委和党支部要注意同学生直接对话、交心，更多地沟通和交流思想、情况，通过平等的对话，加强相互的理解和信赖。”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学生是有着光荣传统的，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勇于改革。我们党的事业是与广大青年学生的利益息息相关、完全一致的。青年学生是通情达理的，是同我们党共患难、齐奋斗的。对于青年学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要善于引导，不能压服。我们必须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把学生的热情引导到教改之中去。

——学校中的团组织和学生会要充分发挥纽带作用，他说: “北京市委规定高等院校的学生会主席参加校务委员会，这很好，有利于加强学校领导同学生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发扬民主， 团结广大同学。学生要通过团组织和学生会自已管好自己。”

——要办好学生食堂，改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他希望各学校要把这件事作为当前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突出任务，认真地抓好。他指出，当前一些学校学生食堂办得不太好，其中固然有客观上的困难，但是也有主观工作上的问题。 他说:“要办好食堂，必须在改革和开放上打主意。一是要让‘包’字进入学校后勤工作；二是大学要开放，改变封闭式的管理体制。当然，‘包’的办法要研究，不能损害学生的利益，开放要做好工作，不能把安静的学习秩序搞乱了。还要想方设法办不同层次的学生食堂。

——要帮助学生搞好勤工助学活动。他认为，勤工助学活动有助于学生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转化为生产力，于社会，于学生都有好处；有助于改变现行“封闭式”的教育，促进教育改革；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增强自立能力。他主张学生多开展一些智力开发型、劳务型和社会服务型的勤工助学活动，但不宜提倡大家去经商，更不能从事倒买倒卖活动。

王兆国也在座谈会上恳切地说:“希望大中学校的同学们除了学好基础知识外，要更多地了解社会，尊重劳动，注意培养自己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何东昌、李锡铭、胡锦涛、艾知生等同志，也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

最后，胡启立说:“我们交谈了这么多，归纳起来，就是希望同学们议大事，知全局，摆正个人和国家、集体的关系， 摆正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采取恰当的方法正确对待和处理前进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好好学习，立志成才，作好准备，肩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

一阵掌声过后，市学联主席张建明再次代表全市大中学校同学对领导同志的关心表示感谢。他激动地说:“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决不辜负党、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已是晚上六点钟了，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三个半小时。 同学们告别了领导同志，恋恋不舍地走出了会议室，说笑着离开了瑞雪映照的中南海。

（本文原标题为《议大事、懂全局、抓学习、做准备——胡启立与首都大中学生代表座谈侧记》，本文是第二节。）

来源：八十年代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