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包产到户”需要理论清理

以“包产到户”[1]为核心的农村改革，虽然政策上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人民公社”深根未除。包产到户问题需要继续进行理论清理，理论研究应该彻底。

一

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理论清理，意义重大，关系到能否把党中央关于农村改革根本经验的总结精神贯彻到底，不清算，则尊重农民创造和选择的思想路线无法真正确立。不确立尊重农民的根本思想，则改革无法持续推进，改革无法进行到底，不仅不能推进，而且还会发生逆转。

实际上，围绕包产到户这个基本政策问题，当时高层内部和社会上都曾出现政治清算的呼声，但是并未展开。

随着1982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争执宣告结束。这里所谓“争执结束”，是指包产到户不再存在政策制约，可由农民自主选择。而此前，则多有政治打压、理论指责和政策否定。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曾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1980年秋75号文件仍然认定包产到户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但为解决温饱而有条件的允许局部地区实行。1983年中央1号文件肯定为“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随后进一步将改革根本经验总结为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

显然，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纷争，结果是清楚的，胜负也是分明的。那么，如何认识这场争执，或者说，如何判断这场争执的性质？这个问题，当时被刻意回避，现在仍未解决。

二

在政策转型过程中，关于包产到户争执的性质，最早是副总理万里挑破话题，提出了根本性论断。但是，高层并无回应，更未形成共识，全社会上也未展开讨论。万里直到晚年还在坚持自己的看法。

1981年7月18日，万里用一整天时间，听取农业系统十几位部长的下乡汇报，集中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汇报会将结束时，万里说：“这三年多来，实质上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是农业上大的拨乱反正。问题还未完全结束，斗争是比较激烈的”。进入1990年代，万里仍然这样表达。

这次汇报会前，3月11日，在国家农委党组会上，万里说：“至今还有一些同志，思想上不通，对成绩不同意，只讲“主义”，不赞成农民自主权。这是左的思想没有转变的表现。”万里还曾尖锐地批评有的部长：“农民吃不饱饭，不见你们说个啥话，现在农民搞了包产到户，吃饱了饭，你们却指责农民破坏了‘社会主义’。那是你自己的‘社会主义’，不是农民要的‘社会主义’！”万里强硬地要求农口各部从部长到一般干部深入到农村去，“看看农民在做什么、想什么”，“不能坐在大楼里对农民指手画脚”。由此，引发了持续两个月的农口干部大下乡。

正如万里所说，包产到户显然是“改革与反 改革”的斗争。允许农民包产到户，还是反对农民包产到户，允许农民自主选择生产经营形式，还是不允许农民自主选择生产经营方式，冲突的制度目标很清楚，冲突的政策路线也很清晰，可谓泾渭分明。政策主张背后的理念分歧也很清楚，争论焦点是：农民是在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什么经营方式才是社会主义？结果也很清楚，农民用行动做出了回答，包产到户取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后来，中央文件概括为“中国农民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的新发展”。这是高层对于这场历史性政策大变革的政治定位。如果依据这样的政治定位，把反对“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定义为“反对改革”，显然并不过分。由此可见，万里所说“改革与反改革”的论断是成立的。

三

对于万里的说法，总书记胡耀邦在根本上是认同的，但回应中表述有所不同。胡耀邦的表态是：万里说的“道理是对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要这样提”。 显然，胡耀邦的表态，是考虑了高层复杂的政治情势。

1982年9月4日，胡耀邦找几位宣传理论部门负责人谈话，谈到农村家庭承包制时，胡耀邦说：“万里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功的，他提出‘这是一场原则问题的大争论’。我说你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要这样提。这件事不要着急，不要像毛主席批‘小脚女人’那样搞。左的东西，搞了几十年啦，有些人思想上不容易通。这次转弯比过去好。三中全会开始还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以后一步步放开生产责任制，去年秋天才全部放开。”

胡耀邦在这次谈话中，还举了北京郊区玉泉山公社的例子，说：“玉泉山走回头路，取消了小组责任制，去年西红柿亩产8000斤，今年不到5000斤。我批了个条子给北京市委。可见，直到今年上半年，还有少数地方不通。但对那些思想不通的同志，我没有批评”。胡耀邦解释了为什么没有批评那些思想不通的人，甚至也没有批评在改革中走回头路的地方。他说：“三年完成这次历史上的‘大革命’（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上的大革命），虽然慢了点，但没有伤人。如果用另外一种办法，就可能挑起一场党内争论。我对外国人谈话从来没有说过‘大革命’。”

胡耀邦用“大革命”来描述这种变化，实质上论证了万里的说法。胡耀邦煞费苦心，用了温和而中性的表达。他还说：“我在去年才想出了‘方兴未艾’这个说法。我相信，这次十二大一开，再经过11月的人大，中央农业政策的正确，就可以使大家信服了。”显然，胡耀邦着眼于整合全党，为避免出现“党内斗争”和政治动荡，容忍对改革的保留迟疑态度，甚至容忍一些人反对。这营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政治妥协的发生机制和社会效应。

不论当时，还是后来，很多人都对当时的妥协处理给以高度评价。但是，从历史的长期角度看，这种妥协处理也遗留了问题。这就是：政策纠纷中的理论是非没有论辩清楚，遗留了一笔政治糊涂账。这成为改革继续推进的障碍。

四

杜润生一直身处政策冲突旋涡，他晚年这样表述高层的处理：“中央本着一条原则，处理人的问题，即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只当认识问题对待；认识是可以变化的，不能因认识问题搞无情打击。所以改革中没有因为不同意改革而处理干部。调离原地的领导人并不因此影响使用，到另一个岗位还会干得很好。其中有的后来还成了国家领导人，如杨易辰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恩茂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样，在地县一级大体也如此”。（《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131页）。杨易辰是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是吉林省委第一书记，都曾明确而坚定地反对包产到户，但都获得了提拔。在地县一级，山东烟台地委书记路升云在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半年后仍然坚持反对农民搞包产到户，直到他被提拔为副省级领导，换了地委书记，烟台地区才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杜润生所说安徽“也有短暂反复”，是指万里离开安徽后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反对包产到户，造成了安徽农业的损失。张劲夫离皖回京担任国家经委主任、国务委员。

应该说，进入1983年，中央对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有结论的，即：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的新发展。但是，对于这场冲突中的不同意见双方，特别是对于抵制打击包产到户的人物，并没有正式的说法或结论。从高层结果来看，虽然支持者受到了褒扬，但是反对者没有受到批评。这被概括为“认识过程有先后之别，政策立场无对错之分”，双方谁都没有得罪。一些坚持改革者获得提拔重用，一些反对改革者也获得提拔重用。反对者不仅没有被处理，而且也没有检讨，不仅当时没有，而且后来也没有。

后来，一些包产到户反对者显然有所反思，但这些所谓“反思”，大都是为当初的行为辩解辩护。这是一种妥协结局：坚持改革者有功，反对者有理。进而成为这样的僵局：支持改革者虽然有功，但是“无理”；反对者虽然无功，但是“有理”。有理自然也就无错，也就无需检讨。直到现在，有些反对者仍然理直气壮，坚持认为“集体化”才是社会主义大方向，“家庭经营”不是社会主义大方向。问题在于，凭什么说“集体化”才是大方向？发生过的“集体化”已经被历史所淘汰，不仅在中国被淘汰，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被淘汰。离开民众的根本权利和现实要求，大谈“集体化”，这种“理”其实是一种 “歪理”。

五

对于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反对包产到户的人来说，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作为包产到户反对者，当然可以坚持所谓“集体化”信念，坚持拥护人民公社制度，但是，没有权力强迫农民按照你的“集体化”信念去生活，没有权力强迫农民进入人民公社牢笼之中。拥护人民公社者，可以自己组织“人民公社”并在其中生活。或者说，坚持人民公社者纵然有“理”，也无权强迫农民按照你的“理”去生活。当然，如果“集体化”能够把农民吸引进来，农民自觉自愿地加入，而不是强迫农民加入，那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总之，任何组织或个人，试图按照自己的理想信念，去规划设计农民的生活并强迫农民顺从，都是非正义的。

政治需要妥协，特别是暂时的妥协，但是，如果根本原则的妥协，甚至长久的妥协，则贻害无穷。就农村改革而言，因为没有彻底的理论清理，反对力量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偃旗息鼓，一有时机则卷土重来。

                     （2025年9月）

[1]本文“包产到户”是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简称，并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