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清：改革先行的突破来之不易

采访对象：李美清

采 编：陈宪宇 师春苗 周晓辉

采访时间：2013年3月27日

采访地点：广州市东风中路李美清同志家

李美清，女，1932年6月出生，北京人。1949年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南下，1950年3月入党，1952年到广州，1955年转业，先后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省委工作，担任省委常委秘书、机要室文电科科长等职。1979年2月后，在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调研处（省政府调研室前身）和省政府研究室工作，任副处长、副主任，副厅职研究员。曾参与起草1979年6月广东省委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并任《半月谈》广东通联站站长。1993年离休后，担任当代广东研究会常务理事、顾问，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办公厅离休党支部书记。

 

正是因为习书记思想解放，对各种新生事物不是打压，而是鼓励和支持,才使得很多休制改革都率先从广东突破，使得广东的改革开放探索能够迈出先行的一步。

                           ——李美清

 

采访者：李大姐，您好!您既在省委办公厅工作过，又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过，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时期，您和他有过一些接触，您第一次见到习老是什么时间?

李美清（以下简称李）：我和习书记也算是有缘。1978年4月，我还在省委办公厅工作。一天，接到办公厅主任秦文俊的电话，他说：“美清，我们广东要来一个大人物，你去把他的组织关系办一下。”我拿到材料一看，竟然是习仲勋同志。我虽然没见过他，但习仲勋同志早年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对他的事情也有一些耳闻，知道他因为刘志丹小说的事情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我赶紧将习书记的组织关系手续办好，这关系到随后党代会的选举工作。

1978年4月5日，习书记来到广东。第二天他就参加了广东省第四次党代会，并在会上作了个发言，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习书记讲话非常朴实，许多是大白话，但却蕴藏着深刻的道理和深厚的感情。他高度评价了省第四次党代会的意义和成果，强调做好广东工作的重大意义。他感情真挚地说：“拼了老命也要干”“前半辈子吃北方的粮，后半辈子要吃广东的粮”……

采访者：习仲勋在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中要求中央给地方放权，说到放权，就必然提到中央50号文件，您参与了该文件的起草，能给我们谈谈具体的细节吗?

李：这还要从一个重要电话谈起。1979年4月，广东省委省政府习仲勋、王全国两位领导，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作为工作人员随行。

4月下旬的一天，张汉青从北京打电话到省革委会办公厅，接电话做记录的人是我。张汉青传达了习仲勋、王全国两位领导的指示，要在家的同志做好准备，“五一”节后中央委托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到广东调研并协助起草相关文件。此电话记录经由刘田夫批示，由副省长曾定石负责组织有关人员做准备。具体任务：一是起草汇报提纲；二是提出有关“特区设想”。当时的具体分工是：由省革委会办公厅通知省计委、省经委、省外经委、省财办、省外贸局、省财政厅、省物价局、中行、人行、海关等十多个单位，指定专人提供有关情况和意见，交由省革委会办公厅调研处汇总；由外经委和省革委会办公厅查找有关资料，具体研究起草“特区设想”。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特区”是怎么回事，接到任务后，马不停蹄到中山图书馆找有关资料，具体研究后草拟了几条，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和修改，最终写出“十二条”，即《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这应该是广东对“特区设想”最早的一份初具雏形的文字材料。

1979年“五一”节前后，由王全国、曾定石主持，我们一班人忙于起草和修改《汇报提纲》和“特区设想”。当时最大的难点是，向中央要政策，就要有个发展目标。怎么提？到20世纪末，或五年、十年创汇多少？定低了，说不过去；定高了，又怕达不到，影响不好。

经过反复算账，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分别写成文稿；讨论中，有人提出，能不能考虑，到哪一年广东能达到香港现在的创汇水平，做到年创汇100亿美元等。马上就有人提出异议，反驳说：“100亿美元，谈何容易，简直是异想天开，笔拿在秀才们的手上，可以任你去画，至于能否实现，你就不管了。”争论很激烈，一方认为，如今（1978年）广东出口创汇9.13亿美元，就算口岸（包括外省）出口创汇13.4亿美元，要想达到100亿美元，简直做“白日梦”。另一方认为，现在的基数固然很低，但要有个敢想的追求目标，才有可能创造条件去实现。如果连想都不敢想，怎么可能去追求实现呢？当时，我是倾向“另一方”的，可又真的没有什么把握，实在是说不清楚！可见，当时那种朦胧的思想状况和精神状态。

5月13日，谷牧副总理率领中央工作组到广州，帮助我们起草文件。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讨论、修改，最终形成文件。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该报告初步设想，到1985年外汇收入达到50亿美元，力争到1990年再翻一番，达到100亿美元，赶上和超过香港目前的出口水平。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中央50号文件。

采访者：广东改革开放起步的突破来之不易，能给我们讲讲当年突破旧体制的一些情况吗?

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转移工作重点，外省的很多地方都是从试行和推广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广东则有自己的特点。

广东当时在体制方面是从城市开始的，从放开价格、搞活流通开始的，这是广东改革起步的特点，广东的改革是和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前，广东和全国一样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产品实行统购统销、财政统收统支，价格由政府规定低价收购，农业生产处于无利可图的状态，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物资奇缺，市场是死水一潭，鱼米之乡没鱼吃，瓜果产地没香蕉卖。当时香蕉才一毛八分钱，价格是很便宜，但商场长期缺货，很多人都没见过香蕉。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快改变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早在1978年底，习书记主政后的广东就开始在全国率先进行农副产品购销体制改革，逐步减少政府统购统销商品的种类，有步骤分品种放开农产品价格，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对国家收购计划外的农产品实行随行就市，议价成交。1980年1月，省政府把原来实行统购派购的118种一二类农副产品减少为47种，在完成交售任务后可自行处理。9月，又将47种一二类农副产品调整为25种。同时在工业消费品等方面也尝试放开价格。这样，允许农民多种的农作物议价买卖，农民的种植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给市场提供的农产品越来越多。这实际上就是通过运用价值规律和价格杠杆的作用，逐步搞活生产，繁荣市场，现在叫价格倒逼，那时叫价格反作用。当然放开价格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物价上涨，群众反应很强烈。

当时，刘田夫同志去北京开会，胡耀邦同志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看看广东有群众来信告你们物价飞涨，还有明码电报告你们来料加工影响外贸市场。”我们广东的领导说：“长痛不如短痛，与其长期凭票证限量过穷日子，不如敞开市场，用价值规律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省委、省政府认为，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思路是对的，因此顶住了社会上的沉重压力坚持下去。出现了问题不能一棒子拍死，要通过加强管理来解决。在省里派人协助下，当时东莞就出台了管理来料加工40条。

采访者：在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广东也走在全国前列，习仲勋同志大力支持的“清远经验”闻名全国。

李：是的。说起“清远经验”，就不能不提习书记，可以说没有习书记就没有“清远经验”的开花结果。

1978年第四季度，清远县在全县四家国有工业企业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拉开了企业改革的序幕。翌年4月，撤销局一级工业管理机构，县经委统一对县财政实行上缴利润承包，企业则对经营承包，开创了国营企业承包的先河。

1979年，清远县成为全省工业产值利润增长最快的县。当时，对于是否推广“清远经验”争议很大。当年的全省工交会议上，省经委和财政厅的同志争麦克风，各抒己见，一个说好，可以调动企业积极性；一个说不好，会损害国家的利益。习书记多次在会上表态支持“清远经验”，并于1980年7月亲自带人到清远调研，全面肯定推广“清远经验”。同年7月，省委、省政府就发文，决定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要求各地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经济体制，把企业搞活。习书记支持“清远经验”只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但意义远非如此。当时，清远一个县这么搞，是很大的突破。

1982年11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了“清远经验”，一个县能上全国政府工作报告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可见其意义和作用。“清远经验”之所以能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关键在于一个“包”字。企业对经营承包，县经委对县财政承包。可见，工业企业改革的突破，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突破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央50号文件，也是看到了包干的作用，对地方财政和外汇实行包干。包干实现了权责利的统一，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生财、理财和创汇的积极性。当然今天看来包干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对计划经济体制却是个巨大突破。

采访者：习书记思想解放，带领广东在很多方面都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李：是的，广东的改革探索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外贸体制方面，突破进出口专业公司的垄断，发展农工贸结合的地方贸易公司，把生产和国际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广东外贸的大发展，进出口总额多年居各省、市、区的首位，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

在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方面，广东也走在全国前列。1979年，习书记出访澳大利亚，回来时顺访香港。广东老话都说穗港、粤港，说广东是香港的郊区和后花园。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广东和香港的关系逐渐隔断了。习书记非常重视发挥香港的作用，重视向香港学习先进技术、引进香港资金。在习书记的推动下，广东同香港的长途电话通了，水上客运通了，率先建立了出租车公司，扬手即停，方便外商和群众，还利用外资率先搞旅游宾馆、酒店建设。当时广交会期间，外商到广东根本没地方住，习书记就联手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推动与霍英东等合作，大胆引进香港资金建立白天鹅宾馆。随后，引进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短短一年多就办成了三家高级酒店。

这些改革在全国尚无先例，所冒的风险是很大的，所顶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以习书记为班长的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不怕非议指责，而是以极大的勇气和胆略顶住了各种质疑，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在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在全国率先突破。可以说，各部门的改革都和省委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和省委一把手的支持分不开。正是因为习书记思想解放，对各种新生事物不是打压，而是鼓励和支持，才使得很多体制改革都率先从广东突破，使得广东的改革开放探索能够迈出先行的一步。可以说习书记在广东虽不到三年的时间，但对广东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习书记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广东的幸运，绝对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

（来源：《习仲勋主政广东忆述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