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从农民看“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关于农民的根本认识。

改革前的乡村治理理念，可以集中表达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改革后的乡村治理理念，可以集中表达为“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对于执政党来说，这个转换并不是完全自觉的，也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这种理念转换，还需要政治体制的制度化保证，需要真正体现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治理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是对既有治理体制的方向性、颠覆性改变，是新中国历史上乡村社会最大变局。这场改革不仅促成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也造成基层乡村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变，还塑造了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949年6月，毛泽东为纪念中共成立28周年撰文提出：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在这里，毛泽东把“集体化”表述为“社会化”。建政后中共乡村治理的根本理念是：通过农业集体化改造个体经济，实现农村的社会主义。以这个理念为指导，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不同阶段，构建起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体系。

阶级斗争理论的提出，是从包产到户的争论而起，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过程。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阶段基本路线，把阶级斗争作为农村工作的最高纲领。由此进入用“阶级斗争”治理农村的阶段，不断演进升级，直到文革结束。阶级斗争理论是在政治上对农民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根本否定，是农村发展长期陷入停滞状态的根本原因。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1979年1月中央做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决定，标志以“阶级斗争”治理农村的时代结束。

“社教”运动是改革前乡村治理的政治保障。农民对于集体化道路的抵制是个长期过程。面对农民的抵抗，决策层不是反思制度和政策的重大失误，而是认定农民政治上落后，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需要“教育”“改造”。采取的办法是不断开展政治运动，用政治运动来维护不受农民欢迎的政策和体制。政治运动的基本形式，就是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即“社教”运动。在这里，社教运动是一系列农村政治运动的总称。

“大寨经验”是改革前乡村治理的基本政策工具。大寨经验是极左政策的集中体现。大寨从艰苦奋斗典型到成为左倾政策典型，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大寨作为先进典型的最早经验，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寨经验向极左路线升级是劳动管理问题，表现为反对按劳计酬，搞“政治工分”；大寨经验成为阶级斗争治理农村的一整套政策工具，是在文革中间；大寨经验所代表的极左农村政策进一步升级，是在文革后期。本来，《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60条）还给农民保留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如自留地、养鸡养鸭、集市贸易等等，而大寨把这些小的政策空间统统作为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取缔。不仅如此，大寨所代表的工作方式，就是要用阶级斗争观点在农村找“坏人”、斗“坏人”，要求全国农村照搬学习。 “反大寨就是反革命”，“不学大寨就是走资本派”，全国范围内大量农民和基层干部受到迫害。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大寨模式成为中国乡村治理的基本手段。

中共中央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政治清算，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两年后。1980年11月，中央文件指出：“大寨昔阳经验中左的东西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不断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把许多干部和群众当作敌人，对社员群众的一项生活小事也进行批判，很多人受到迫害，有的被整死，有的造成残废；第二，“不断的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文革初期实行了生产大队所有制，后来又在大寨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还想搞全县的全民所有制；第三，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文革中昔阳县把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都当着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限制社队工业副业，扼杀多种经营，取消集市贸易，堵塞城乡经济交流；第四，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一贯反对定额管理、定额计酬，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农民把大寨工叫做大概工、混混工。不仅如此，大寨还是弄虚作假的典型。“昔阳县自1973年到1977年的五年间，共虚报了粮食产量两亿七千多万斤，比这五年实际产量多报了近24%”，“由于连年虚报，弄的有些社队增了产却闹粮荒，群众埋怨说‘他们出名升官，我们出力受苦，还得跟着闹饥荒’”[1]。

农村改革重要领导人万里曾总结道：“农村改革的头一个回合是突破学大寨的框框。”“如果不反掉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就不可能提出和坚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这实际上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现在，很多人对于“大寨经验”缺乏深刻的认识，只强调早起大寨作为生产典型的意义，看不到长时期内大寨经验作为极左政策工具对于农村发展的巨大戕害。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围绕农村发展的方向道路又发生了一轮争论。有人认为实行家庭承包制偏离了社会主义大方向。那段时间里，中央主要领导的农村考察，对象多是那些坚持不搞包产到户而集体经济很好的典型，或是那些认为包产到户潜力已尽力、不搞集体经营便没有出路的典型。1989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并且规定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主党员要清除。

回顾乡村治理历史，长期以来，“教育农民”成为政治表达，实质是对农民的政治歧视。当前，政策焦点是如何对待“集体化”或“发展集体经济”问题。要汲取历史教训，防止在集体经济的旗帜下重走强迫农民的老路。

追溯乡村治理的历史，放眼乡村治理的现实，特别是，看看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不能不说，乡村治理的理念转换，何其艰难，依然在路上。

（2021年8月）

来源：沽河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