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敬你满身伤痕还如此诚恳”

12月9日，约上老同事曹兄去海淀，给上世纪80年代的人民日报教科文部主任老罗拜贺八十寿辰。

见到老罗，不禁拥抱这位几十年前的业务老师和兄长。彷佛就在昨天，我研究生毕业，投报人民日报科教部（教科文部前身），跟老罗说，还想回扬州过完学生年代最后一个暑假。老罗爽快地说：放心回去吧。8月下旬回报社上班，听老罗说起：因为新闻系毕业鉴定一句“有社会责任感”的评价，我差点分配到群工部，是老罗到报社要回科教部的。这是1986年的秋天。

进报社后，一直在科教部/教科文部做记者编辑。除了我的研究生导师保育钧，老罗是我传媒生涯中耳提面命最多的老师。记得我尝试写评论，老罗改得特别仔细，把我初稿中可用的段落用剪刀仔细剪下来，分两三次贴在稿纸上，前后加上他添加的段落。感觉这比他重新写一遍还费事，对年轻人的尊重和爱护令人动容。

他长期主编人民日报科学·教育·文化专版（第三版），赶上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动思想解放、文化启蒙和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精心组织新闻报道。每晚更以“叶伴”（“夜半”谐音）署名，写出500字以内的编余短论，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思想方法，针砭时弊，激浊扬清。

 仅以人民日报教育报道/内参为例，在改革史上留下印迹。1977年，部门前辈穆扬和王惠平在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约请6位参加过“文革”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出内参《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文革”结束后乍暖还寒，否定这份“纪要”，就否定了“四人帮”对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的负面评价，为知识和知识分子正名，成为能否恢复高考的关键。35岁的部主任保育钧慨然签发，刊载在9月15日人民日报内参《情况汇编》（特刊第628期）。四天后，邓小平手握人民日报内参，警告时任教育部部长：“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这才有了当年中断了11年的高考恢复，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也重构了新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

 老罗在主持三版编辑和教科文部工作期间，组织报道了当时教育界敢于率先吃螃蟹的一些弄潮儿。如上海交大党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邓旭初，以管理改革推动教育改革，扩大系的自主权，实行工资改革，干好干坏不一样。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温元凯提出改革科教体制八条办法，包括高校人事实行聘用制，教研室主任有权调出不胜任工作又不肯努力工作的人；用民意测验考核教职工的教学质量；设立教研室秘书，处理日常事务工作。还有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推行的学分制、导师制等振聋发聩的改革。

 记得刘道玉在人民日报表示：“‘又红又专’提了二十多年了，可是，实际工作中往往把红与专简单化为‘一听话，二高分’。从这种人才观出发，制定、产生了一整套的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和规章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分数高、能力差、知识结构不合理，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性技术革命的形势。”武大提出培养“智能型”、“创造型”人才。例如，刚进大学的学生就写小说或论文，按照传统观念，被看作“好高骛远”和“狂妄”。武大中文系80级学生喻杉进校不久就创作小说《女大学生宿舍》，后来被搬上银幕。武大认为她具有开创能力，多次表扬她。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百无禁忌的年代。1986年7月9日“叶伴”肯定首都20多所高校同20多个国家的100多所大学开展交流，批评我们的学校长时期实行封闭式教育，习惯于一套教材、一种方式、一届又一届地刻板传授。怎能设想，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可以闭关锁国、不同外界往来呢？

 我也有幸写过“叶伴”评论，提出要相信青年学生有一副正常的胃，有健全的消化能力。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让学生接触当代东西方有代表性的理论学说，引导他们通过实践从容地比较鉴别，广泛地吸取营养，是造就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的而又现实的途径。（《“吃奶”与“吃草”》，1986年10月17日）

 1986年是新闻改革的高光时刻。7月31日万里副总理在软科学座谈会上提出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历史命题。邓小平未改一字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陈云也说：“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1987年10月6日和7日，人民日报从一版到三版，连续两天发表政论式深度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改革阵痛中的觉悟》。我们采访了京沪约二十位中青年学者，提出中国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对于1988年的价格改革冲关受挫和此后一年更大的风波有一定的预见性。报道中采访到的一些学者和记者本人，也亲历了中国改革的复杂艰难让整个社会和每个人自身付出的沉重代价。

 在万里讲话的鼓舞下，三版组织“怎样实现学术民主”讨论。驻沪记者萧关根采访整理复旦大学顾问谈家桢的谈话，警示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是用封建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学术民主首先要清除封建主义影响。三版表示：愿为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良好的舆论阵地。”

 对于当时科研机构“一院两制”改革，人民日报给予热情支持。三版多次报道四通、联想等前科研人员“下海”的勇敢尝试。重庆2349名科技人员走出实验室，租赁、承包一批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使其中的大多数起死回生。“叶伴”断言：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无论如何离不开一个企业家阶层。由于各种原因，这几年我国首先生长出一批农民企业家，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囿于科技文化知识准备不足，无力驾驭企业向现代化迈进。科技人员大批进入企业家行列，是中国现代化的新希望。（《赞书生弄潮》，1988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老罗带领三版在改革宣传中的出色表现，靠的是人民日报胡绩伟、秦川、钱李仁几任社长的卓越胆识，分管副总编辑李仁臣的支持包容。那个年代风云际会，为有志者、有为者铺设了辽阔的舞台，撑起一片明朗的天空。老罗还是新闻实习生时，1980年11月10日在人民日报写出报道，中国科学院许多科学家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尽快设立科学顾问小组。（真是小人物敢谈国家大事！）过往经济建设中一些决策失误，如宝钢地基问题、川气出川问题等，科学家早就提出不同意见，由于缺乏一套制度保证，未能被决策者采纳。科学家们提出，领导和指挥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需要广博、精深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一些重大的科技政策的确定，更离不开缜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这就不能仅仅依靠领导者个人的学识，还要依靠专家们集体的智慧。

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央高层郑重表明：对知识分子充分信任交重任，敞开肺腑叙心曲。1985年春节期间，老罗与杨良化合作撰写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座谈，从上午一直谈到下午12点30分。政治局委员习仲勋说：“今后，各地各部门党的组织都要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不要一年开一次，要多开几次。”语笑晏晏，其乐融融，让过来人难以忘怀。

 老罗最后一次对教育问题发言，是1989年3月19日牵头撰写的长篇述评《迎接商品经济的洗礼——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困惑、思考与选择》。报道尖锐地指出：教育本来是较早“拨乱反正”的一个领域，但“文革”劫后重建的是“文革”前17年的教育模式。大学不能只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庸，需要充分的自主权，培养学生自立、竞争、创新和国际意识。这正是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然而，一个月后风云骤变，老罗的主流媒体生涯在44岁的盛年戛然而止。向来谨慎低调的老罗，原本没有卷入任何报社之外的举动。但在紧张的日子里，他忍不住每晚到总编室夜班的玻璃房，为如何把握报道出点主意。后来空降报社的一些人认为：“你的问题是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在大局已定的第二天，老罗在部门例会上书生意气讲了一通话。有一人跑去揭发，但部门其他同志均表示讲话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最后，终于成功动员另一人出面，坐实了老罗讲话的“错误”。

一位初出校园的年轻人至今记得部门开会时目瞪口呆的一幕：有位平时稿子写得不够顺畅、数次受惠于老罗大段润色的老太太，忽然拿出个小本子，一句一句地“揭发”，老罗某年某日在哪个场合说过什么不正确的话。老太太辞色俱厉，上纲上线，越说越激动，声音激越得都变调儿了。而老罗气得浑身发抖，手指都蜷缩痉挛起来。老罗回忆起自己家境贫寒，10岁前父亲去世，寡母如何养大了他，党如何把他培养成才，痛表自己的衷肠。说着热泪长流。

老罗是常州人，少小立志。党史上“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的壮怀激烈给他以精神的濡染。1964年从四机部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四年中专毕业后，到北京工作。“文革”中在国家科委的河南五七干校为延安老干部武衡赏识，带回北京，在国务院科教组工作，参与引进化肥、化工整套设备，养成胸怀天下的情结。1979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当时新闻研究生借读于人民日报九号楼，毕业后直接进入报社工作。自从到教科文部上班，他几乎都在上夜班。在激光照排系统上马之前，那可是大夜班，签字付印已是凌晨4点。他过惯了日落而作、日出而息的生活，午饭后又精神抖擞出现在办公室。在那个年代，他是报社公认的才华横溢又勤勤恳恳的专业人才。

老记者蒋阿姨盛赞老罗的人品与才华并列。当时报社提拔了一些年轻人，老罗是“最没有架子的领导”，对比他年长的记者都很尊重。蒋阿姨在本报科教口经历了凌建华、保育钧、王惠平和老罗几位领导，这几位都没有架子，记者写出的稿子没有一篇被毙的。他们总是努力把记者写的稿子发出去。蒋阿姨在教科文部得过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二等奖，感觉与部门领导的胸襟和热忱分不开。“这也是我一生中工作最愉快的六年！唉，可惜太短了。”

老罗从不参加舞会，也不唱卡拉OK，一门心思读书、看版、坐夜班。后来是谁强拉他去了一下报社的舞会还是卡拉OK，结果他全程沉默，全身冒汗，逃也似地回了办公室。工作是他唯一的乐趣。有一次改版，教科文部没有大夜班了，他还是每到天黑都要去夜班坐着。自虐般的刻苦，已经成了习惯。在报社黯然退场后，他应时任院长路甬祥的邀请，回到中国科学院办院报，依然受到教科文部当初举报他的某些人纠缠。再后来，他退休去了深圳陪伴在那里工作的儿子。如今，老罗与同为媒体人出身的老伴住在北京西北一隅，看护一对活泼可爱的孪生小孙儿。偶有本报老同志聚会，才出来与大家见一面。

 老罗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篇署名文章，是1977年12月5日的一首诗《通明的灯光》，描写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噩梦醒来的奋发努力：“十月正秋高，金风在送爽。老九不能走，情深意更长！已过花甲的——却是血气方刚；年富力强的——心头插上翅膀……”

那是改革开放的黎明，喜气洋洋，斗志昂扬。三四十年过去，物是人非。当年血气方刚的，早已过花甲；曾经年富力强的，如今瘦骨嶙峋似弱不禁风。老记者老吴痛心地说：老罗等人的弃用，是体制的“自残行为”。

昨天，老罗坚辞了为他办一场生日宴的请求。前些年，老罗把多年的报纸工作笔记留给了我，表明搁笔不再写作。但他的大脑没有停止思考。在南京大牌档的生日简餐，他与我们侃侃而谈。从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谈到当下文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颠覆性变化，从中美博弈谈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泰然自若，物我两忘，虽然大家都不再年轻。

 一位社领导生前在一次老部下聚会中说过：我们对局势关心不关心，（已经）没关系了，但心总是热的。活了几十年，总是希望这个国家更好。那些年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这段历史，我想我们永远是记得的。

 杜骏飞教授在《敬你（杜课943期）》中说过一句话：有些人清秀温和，恰有着决绝的担当；而那貌似魁梧豪放的，内心也可能猥琐谄媚。我想这前半句，正是温婉消瘦的老罗人格写照。杜骏飞教授在这堂“杜课”推荐了一首流行歌曲《敬你》，让80年代过来人听到几欲泪盈：

“我敬你满身伤痕还如此认真

山水迢迢还奋不顾身

我敬你万千心碎还深藏一吻

我敬你泪流成河还如此诚恳

生死茫茫还心怀分寸

……”

来源：党报旧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