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这一代的路

国内外都在热议“中国道路”。虽有各种说法，有一点却不得不承认：肯定有一条充满活力和生机的路子，把中国塑造成今天这般模样——当然可以看出不少问题，甚至引出不少烦恼，但又从根本上不得不承认它的进步和发展， 更人性，更风光，让人们生活得更好。 这条路怎么来的？路上的风景如何？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恰巧，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不仅是经历了，甚至可以说，是这条路塑造了我们，当然，我们也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如果仅从年龄上讲，把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65个同学，包括和同学们朝夕相处、呵护有加的指导员韩德全老师，统称为“这一代”，似乎有些勉强， 除“50后”外，还有几位“40后”老大哥，有两位“60后”小弟弟。但是，对那条原本存在的“中国道路”来说，对在这条路上一起走过的人来说，同属于“这一代”，又是千真万确的。理由从小到大有三条：第一条，我们幸运地在1978年至1982年同一个时间，同一座山下，同一道湖畔，同一座校园，共同的教室，共同的老师，共同的老八舍，经历了青春期的精神洗礼：从专业到生活，从知识到思想，从过去到未来。 第二条，大家一起发起编辑了从一个角度体现那个时代文化气象的文学习 作刊物《珞珈山》以及《这一代》。从此，人们习惯用它来“代入”这个本来寻常的群体世界。 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一路同行，都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 朝气蓬勃地经历了老路、从老路到新路的转折和新路开始至今的全过程。 这第三条，最值得一说。

 为什么说我们都经历了老路？ 看看本书的第一辑“大学梦”就知道，那些过了30岁才赶上末班车的老大哥 不用说，即使是17岁进入考场的小弟弟，也已然是回乡青年，成为生产队里的壮 劳力了，杨厚兰同学不到20岁便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高伐林同学已经是扬名武 汉三镇的诗人。我们名副其实地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开始或者即将结束自己 的青年时代。当然，在歌声中，散落在工厂、农村、部队的这一代，虽各有生活 的烦恼，思想的困惑，但也各有期盼，各有心中的未来。在工作中，表现也都不俗， 除了扎扎实实地拜师学艺，学大寨战天斗地，还时不时写批判稿、讲用稿，画宣 传画，讲评法批儒，有的还发表诗歌小说。据同学自述，林彪事件前后，王东升 同学为一个观点，两次上书中央。批林批孔运动中，张立伟同学被公社抽去宣讲， 挂起覆盖一面墙的军事地图，用一根破竹竿指指戳戳：这儿，林彪不扎紧口子， 让敌人跑了；那儿，林彪不部署兵力，让锦州晚解放几天。今天看来，不少属于 一笑了之的事，但在当时，没有人觉得是无聊之举，而是真诚地做得有声有色。 当然也不排除有先知先觉的，即使先知先觉，那也是一种时代的反映。所以说，“这一代”人，哪一个的文化血液里没有注入和汲取过改革开放前的精神基因呢？ 正是这种精神基因，影响着这一代的人生观和行事方式，尽管有时候会被 下一代讥为传统，传统固然有劣势，却也有优势，那就是守本份，知进退，还 总要有股精气神，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都不会沉下去，做事情也不会离什么谱，总会在时代铺就的大路上走下去，而且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的主儿。我想，这大概就是同学们个个都拓展有自己的事业、精神和生活天地， 而且是那样的自觉、自信和自强的原因。今天虽然不再年轻却依然阳光，甚至依然是激情探索的“永远青年”。

至于一同经历了从老路到新路的转折，更是不言自明的事。 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作品集 我们于“历史在徘徊中前进”的时候跨入校门，不久，便出现了真理标准 的大讨论，我们国家随后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国家结束了拨乱反正的历史阶段。走出校门不久，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那四年，名副其实地是从老路到新路的四年，是轰轰烈烈、举国沸腾，大思大进的四年。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来说，也是不关心时事、不思想解放、不张扬青春个性、不“精神贵族”一下都很难的四年。 刚刚进校，就迎来全国科学大会，一下子沐浴在“科学春天”的阳光之中。 然后是北岛的诗歌，刘心武的小说，徐迟的报告文学，还有话剧《于无声处》， 还有“星星画展”，还有国内外各种解禁的电影，还有评论界关于文学与政治 的关系的讨论，更有第四次文代会传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目不暇接地向我们 扑来，打开了思想的新天地，更让读中文系的“这一代”隐隐然有几分自豪： 我们所学的文学专业，真是时代风雨变幻的晴雨表。今天回过头来看，文化领 域的前进气象所彰显的，不仅是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的学业之路，又何尝不是历史转折时期人生和时代的大路呢？ 当然，我们不仅通过文化风景感受到时代大路是怎样走出来的，同时也通 过其他风景在感受、在参与、在思考。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际上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说起来简单而自然，怎样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却没有那样简单，甚至也不是想象的那样自然，你不得不经历许多复杂的思想“驿站”。刚刚进校不久，就开始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童怀周编选的《天安门诗选》的出版；农村开始包产到户的消息陆续出现，家在农村的和原是知青的同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还有经常在报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迟到的追悼会的报道，包括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记得为陶铸平反的时候，罗小东同学朗诵陶斯亮的那封写给父亲迟发的信，声情俱佳，还在全校获了奖。那几年，体育界也真的很争气，女排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的血脉偾张般的振奋，确实难以想象。 

最后，不想让这一代人说点什么已不可能。关于潘晓提出的“人生的路为 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关于爱领袖与爱妻子的讨论，关于文学与政治的讨论， 关于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讨论，关于人和人的异化的讨论……真是一群“讨论狂”，而且越讨论越学术， 越让人摸不着头脑，却自以为越来越深刻，而且是有大作用于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闹出点动静又不行了。于是，文学习作刊物《珞珈山》、《这一代》创办了。那种天将降大任的感受、兴奋和专注，那种为真理而思考的投入，那种生怕别人听不到自己声音的焦急，实在不亚于今天的“微博”写手。总之，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才刚刚开始（托尔斯泰语）。那时候有一个代表时代前进状态和方向的名词，叫“新长征”，高伐林同学还当选过团中央命名的“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我们这一代，就是这样多多少少、远远近近、虚虚实实、轻轻重重、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地见证了参与了从老路转向新路的全过程。

（节选自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我们这一代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