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两次“遵命文学”的背后：唐达成与其时代的文坛风云

一九八0年代的中国文坛，以作协领导的权威而言，唐达成没有前任张光年（光未然）那样的延安资历，也没有冯牧的著作等身，缺了一份必要的革命资格与名望；比同侪小说家王蒙也少一点文学名气与影响。但若回望49以降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界发展历程，唐达成是绕不过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不仅在于他1984年担任中国作协第四届党组书记，乃作协党的领导第一人，其领导风格和民主作风带给文坛新的气象，还在于他曲折和独特的人生经历，与数次文学重大事件交织重叠，其命运沧桑与人生沉浮如一方棱镜，让人看到当代文坛的风云变幻，看到左右思潮的起伏撞击，看到耳熟能详的各等文学届人物的不同面相与世道人心，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和历史价值。

1978年，中国社会刚从十年文革中艰难走出，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政通人和，气象万千。唐达成以归来者的身份，不胜感慨地从山西太原重返京城，回到复刊不久的《文艺报》重操旧业。此时距他打成右派被迫离开《文艺报》整整二十年。

唐达成是1950年22岁从新华社新闻学校分到新创刊的《文艺报》，成为时任主编丁玲手下的一名编辑。同所有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一样，唐达成朝气蓬勃，积极上进，刻苦努力，编辑工作之余，不断写稿，纵横文坛，不出数年便脱颖而出，提拔为总编室副主任，与主任唐因合作搭档。

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鼓舞，年轻气盛的唐达成不满于周扬关于英雄人物不能表现缺点的文艺教条观点，撰写长文《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以笔名唐挚，刊于1957年第l0期《文艺报》。周扬乃中宣部副部长，党管文艺的首席执行官，人称“文艺沙皇”，唐文剑指周扬，锋芒毕露，震惊遐迩，收获了名声，也埋下了祸端。

但真正使唐达成获罪而陷入苦难历程的，是卷入“丁、陈反党小集团”案。

同样，受1956年国内外时局新气象影响，1955年被打成“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丁玲、陈企霞分别向中宣部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理其冤案，给出实事求是而公正的结论。此案原由周扬主导。周扬与丁玲，延安时起因文艺观点分歧多有矛盾与间隙，并以二人为首分别形成“鲁艺”与“文抗”不同的文学派别，其后受不断政治运动的影响，双方矛盾愈积愈深。

中宣部重审此案，唐达成作为《文艺报》工作人员受命参与其中。审查复核结果，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事实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陆定一听完汇报，颇觉尴尬和为难，不无埋怨地对周扬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周扬当即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周扬当然不会也不敢矫称或篡改上意。唐达成仗义执言，会上发表意见赞同改正，并引用了泰戈尔的一句名言：“虚伪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这一切都是在反右之前。

反右一起，风向即转。“丁、陈反党小集团”维持原结论不变，唐达成则在劫难逃，所引泰戈尔名言，尤其让周扬耿耿于怀，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唐达成竟然拿资产阶级的语言来猖狂对党攻击。”唐达成划为右派，贬放唐山农场，一年后转到北京郊区作协农场。60年代初，国家经济陷入困境，政策宽松调整，文艺短暂回春。唐达成摘掉右派帽子，调至创作研究室；62年8月，作为安排会议伙食并顺便做些记录的工作人员，参加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上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提出“现实主义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样化，主张除正反两类人物形象外，可以表现中间状态的人物。

却不料，一湾之隔的北戴河，同时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景象殊异。毛泽东不满中央一线的政策调整，严词厉语，重提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主席发号，地动山摇。主张写中间人物的大连会议受到追查，邵荃麟挨批，唐达成遭殃。前愆旧罪，重被翻出敲打，当时掌握作协生杀予夺大权的主要负责人刘白羽一声令下：“像唐达成这样和大连会议‘有牵连’的人，不能留在北京。”于是，唐达成直接被赶出北京，下放山西。

二十年，在历史长河为一瞬，但于唐达成，差不多占去了其生命长度的三分之一。此间的磨难与等待足以令其脱胎换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如果说当年的唐挚给人的印象是不畏权威，尖锐泼辣，锋芒逼人，那么，归来的唐达成已是老成持重，藏锋敛锷，甚至不无“遵命”的意味。这“遵命文学”反映在批《苦恋》上最为代表。

批《苦恋》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大事件。1979年《十月》杂志第3期发表作家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1980年导演彭宁将其拍成电影《太阳和人》）。讲述归国画家凌晨光文革遭遇迫害的悲惨经历。引发巨大争议。

《解放军报》率先刊文亮剑，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批判作者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党反社会主义。随后《北京日报》、《时代的报告》、《文学报》、《红旗》等报刊纷纷刊文，开展批判。而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苦恋》（《太阳和人》）有缺点和错误，但不能如此上纲上线，这样开展批判。吴祖光一次会上表达了对此种批判的强烈不满，钱钟书特意上前握手致意。在大多数知识人看来，才走出文革不久，文艺界本是惊弓之鸟，如此批判架势，让人大有山雨欲来的惶恐感。

原来以周扬、丁玲为代表的两大派别，文革后经过分化裂变，重新组合为以张光年、贺敬之为代表的两大板块。就像唐达成等从丁玲阵营分化出来一样，林默涵、贺敬之、刘白羽也从周扬阵营分化了出来；而这新的两大板块中，又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犬牙交错的复杂状态。在对待批《苦恋》的问题上，以周扬、张光年、夏衍、陈荒煤等与林默涵、刘白羽等形成两种不同认识与意见。

争论惊动最高层。胡耀邦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谈及对《苦恋》的批判，总的精神是肯定文艺界取得的成绩，认为“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邓小平有两次谈话，第一次说话很尖锐，第二次语气相对温和，说：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要求《文艺报》组织几篇评论《苦恋》质量高的文章。

邓大人发话，《文艺报》不能不从。张光年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他决定让唐因和唐达成两位副主编共同担纲，完成这一使命。

看起来这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因为文章既不能像军报那样上纲上线，火药味十足，又要在说理充分，以理服人的基础上显示有足够的批判力度，做到让争议双方都能接受，极不容易。如此，文章写得极为辛苦，费时两月，反复修改，不断增删，八易其稿。从文化界的诸多精英，到中宣部文化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方几乎所有头面人物，直至总书记、总设计师，都曾参与其中，倾注心血，看过样稿，提出过意见，修改过文字。

但即便如此，在中宣部召集的最后一次审核样稿会上，传达胡耀邦不用大改可以发表了的电话看法后，仍有要加强批判锋芒的不满意见提出。不得已，张光年只好向与会诸公打躬作揖，说：“这是唐因、唐达成二位的个人署名文章，文责自负。各位的意见，他们二位记下了。各位部长们的意见再好，也要通过作者的息化吸收。如果勉强吸收，出了毛病，引起上上下下各方面责难，那时承担责任的不是你们各位，而是他们二位，加上个帮倒忙的张光年。请各位原谅了。”如此，方勉强得以通过。

这篇署名唐因、唐达成的《批<苦恋>的错误倾向》刊于《文艺报》1981年第19期，《人民日报》1981年10月7日全文转发。一场持续近两年的批判风波，到此止息，画上句号。

文章过程如此复杂艰难，又有如此众多大人物参与其中，说到底，曲折地反映了改开初期在“自由化”问题上，左右两种不同倾向的文艺观点和高层改革与保守两种不同政治势力的不同认识、相互纠缠与不断争斗。

唐达成个人，内心深处也有过矛盾和踟蹰。他不认为《苦恋》是部好作品，从艺术上看存在明显缺点和缺陷，它是一种倾向掩饰下的另一种倾向。但他也不同意对它开展围攻，那样会出现另一种后果。后来他与友人谈及此事，坦诚说道，因是组织任务，必须接受。他说，他这一辈子，让妻儿跟着他受了苦，“我没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幸福，却给他们带来太多的苦难。只要有三分奈何，我总应该尽为夫为父的责任。”

世上有种现象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唐达成没想到，批《苦恋》歪打正着，给他带来意外的名声，将他推向了文艺评论家的权威位置，成就了他，也成为他政治人生的一个重要历程碑。他能当上中国作协一把手，王蒙认为批《苦恋》算是一功；在推举唐达成为中共十三大代表时，推荐表上也赫然写着“……所著文章《批〈苦恋〉的错误倾向》在全国有很大影响。”

唐达成“遵命文学”的另一次表现，是涉足人道主义风波。

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周扬受中宣部延请3月7日在中央党校做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学术报告。报告中检讨了1966年之前的“十七年”，在“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方面，“曾经走过一段弯路”：“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

报告结束，全场一片热烈掌声，主持会议的王震与邓力群向前和周扬握手祝贺，王震称说“讲得很好！”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引发一场令周扬猝不及防的针对他的整肃和对人道主义的批判。

胡乔木看了周扬送来的报告稿，不同意其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部分的内容，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随即要求物色组织人员进行批驳，消除影响。中宣部要文艺界出一个人，贺敬之想到并点名唐达成，要他从文艺的角度讲一讲抽象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及其文艺界的表现。这当然是针对周扬的，贺敬之嘱咐，不要点名。数天后，同在中央党校，唐达成与另外三人做了不同于周扬的反驳性发言。唐达成与其他三人的发言，同周扬报告，一并刊于3月16日的《人民日报》。如果不谙内情，一般的普通读者，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何差异与分歧。这就是中国特色政治的一种表现。

随后，胡乔木以《人民日报》擅自发表周扬报告违反纪律，和周扬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尖锐冲突，并将人道主义学术探讨问题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与精神污染联系在一起，组织文章对周扬进行批判。周扬被迫作出检讨；受此打击，一蹶不振，以至郁郁而终。

关于胡周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存在任何的疑问，执政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确定就是最雄辩有力的说明。即便在当时人们心中其实也早已给出了评判。夏衍说过一句言简意赅且一针见血的话：周扬有什么错？错就错在报告不该由周扬做。其意乃谓，假如做报告的是胡乔木，一切都平安无事，万事大吉，实质是说，周扬抢了理论权威胡乔木的风头。

唐达成涉足其中，有其听命而不得已的一面。但在其后，根据党校发言内容，又整理成一篇文章：《文学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读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笔记》，收入85年出版的他的文集《艺文探微录》。而此时，胡周争论尘埃落地，是非曲直已有定论，唐达成此举是执迷不悟？逆流而上？还是趋附奉承？怎么看都不像他的性格，包括他最信任的文友，人们无不为之大惑不解。

不过对周扬，唐达成有过这样一段中肯的评说：“我没想到，这场斗争对周扬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如此巨大的打击。就此把一个人击倒了。五十年代末，那时周扬应该受到打击，我也希望打击降临。然而没有，只有他对别人的无情打击。现在，周扬反思了，改正了，从善如流了，而打击偏偏降临了。这让人不由得不想到美国小说家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中所表现出的幽默和嘲讽。”

人们常说文学是时代的镜子，而且很长一段时期文学还被视为社会的晴雨表。这在1980年代的文坛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的文学还承担着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功能，文坛上的风吹草动往往预示着政治的风云变幻。唐达成的两次“遵命文学”表现尤为典型。颇有意味的是，他的两次受命来自代表着不同政治力量的两个方面。第一次是张光年，第二次是贺敬之，分别代表党内改革与保守力量。批《苦恋》最后是改革派占据上风；批人道主义是保守派大获全胜。唐达成立于其中，福星高照，左右逢源。

有了这样一番表现铺垫，当中国作协党组面临班子人员新旧更替之时，张光年将唐达成作为主要候选人之一举荐中央。决策高层或认为该同志左右两方都能接受和认可，在矛盾尤为错综复杂的文艺界，作为平衡，可堪大用，于是出任作协党组书记，顺理成章。当年将唐达成打成右派的是张光年，如今把他推向党组书记的也是张光年，成败皆萧何啊！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张光年以131票、刘宾雁128票、王蒙127票、唐达成121票、丁玲90票、马烽90票、刘白羽73票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而贺敬之以65票落选主席团成员。作协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巴金以134票当选主席；张光年128票、王蒙125票、冯牧114票、丁玲81票当选副主席；而最初没有列入名单的刘宾雁以113票当选了副主席；刘白羽以67票落选副主席。这样的民主选举在中国作协历史上可谓空前。

不唯如此。据知情者日记：“大会那天宣布胡乔木的贺电，会场上有三、四个人鼓了几下掌，看见无人响应，也不鼓了。会场气氛很尴尬。接着宣布邓力群的贺电，半晌，场内鸦雀无声。接着，又宣布周扬给大会打来的电话祝贺，会场上猛然掌声如雷，经久不息。这场面不是任何人可以操纵或控制的。代表们看到：胡耀邦笑了。胡启立也笑了。许多主席台上坐着的领导都笑了。”

如果用自由派和保守派来表述1980年代的文坛形态，这次大会无疑是自由派的胜利。这样的胜利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张光年、冯牧、唐达成、王蒙等都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不是他们原来所预想的。但既为民主选举，只能接受承认，不可更改。可以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没有阴谋，没有操纵，顺从人心，遵循民意，体现的完全是一场自由意志的胜利。

因为胜利来得太大，人们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对自由派，难免有些陶醉其中，失去了应有的谨慎、戒躁与警觉；而对那些受冷落和落选的保守派来说，是一沉重打击，自是轻易不会认输罢休。

1987年随着胡耀邦去职下台，意识形态领域的保守派再度占据上风。张光年作为主张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反对精神污染的重点人物，在党内受到批判，作协四大的自由化一并受到指责。唐达成也承受了巨大压力，跟着深刻检讨。对于权力场上的那一套真心假意的揭发检举与检讨批评，唐达成深感厌恶和厌倦，加之工作上的磕磕绊绊，矛盾丛丛，费神劳力，使其一度萌发去意。同道劝阻，这样一来不正中对手下怀，因而作罢。

两年后发生的那场风波，让唐达成真正定下决心辞去职务。这当然违犯了中央规定和要求精神。唐达成以辞职承担责任。

丁东称唐达成的辞职为“丹柯般的壮举”，“为了心中的良知，不惜剖开自己的胸膛。”刘心武认为：“唐达成的下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政治与文艺紧密结缘时代的结束。”

唐达成担任作协党组书记五个年头，不要专车，不要秘书，任上没有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建树，也没有留下什么让人乐道的政绩工程，但却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平等、自由的环境。不少人认为唐达成为首的这届党组班子执政时期，是作协最好的一个时期。

来源：粥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