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科 宋聚生：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蛇口工业区规划与国际经验的引入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有四十年历史。在这四十年里，中国受益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经济飞速发展，城市面貌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划史的研究正受到更多关注。近年来的历史研究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并非简单的宏大叙事可以概括，其过程也绝非一锤定音、一蹴而就，而是非常谨慎、步步为营，充满试验、讨论、怀疑、犹豫和波折。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 （傅高义 2013；2008）。

深圳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新政策、新制度、新思想、新技术首先在此实验，成功后再推向全国。事实上，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比深圳建市更早，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在蛇口打响。当时的蛇口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运营，与深圳市保持相对独立，不纳入国家计划，成为“特区中的特区”。关于蛇口开发和建设的历史研究较多，这些研究为进一步研究蛇口规划史奠定了基础（鞠天相 1998；陈禹山 2005；胡政 2007；涂俏 2016；钟坚 2018）。

蛇口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起点，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在蛇口一处集中体现。蛇口工业区曾在全国范围内率先采用工程招标、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公开招聘招考人才、企业干部聘任制、工资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新制度，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套新观念，如时间、效率、竞争、市场、知识、信息、平等、信用、职业道德、民主、法制等观念，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事干兴邦”、“技术至上，质量第一”、“知识就是财富，信息就是生命”等一系列震撼时代的改革口号（钟坚 2010：177-181）。

蛇口在城市建设上独树一帜。蛇口发展至今，已从一个工业区发展成环境优美、配套完善的高品质城区。难得的是，虽然空间品质大幅提升，但蛇口仍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外来工、白领、外企高管、本地渔民等各个社会阶层均在此安居乐业。蛇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划史和城市发展史的绝佳案例，甚至有可能成为世界城市规划史上的经典。

研究蛇口规划史必须首先回到改革开放、特区建设与蛇口开发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1978年，中国在国家层面掀起了一个出国考察的热潮。大批高层官员和技术专家赴西方先进国家，感受发展差距带来的思想冲击，同时系统地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国外的出国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自由区”启发中国领导人建立相似的制度、机构和空间。蛇口工业区和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的战略决策。本文考察改革开放初期国际经验的引入以及在此背景下蛇口的开发和建设过程，并重点分析1980年代蛇口历版规划的演变及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吸收和借鉴。

1 海外考察热潮与“特区”的建立

1970年代的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冷战趋于缓和，世界局势相对和平。新一轮科技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红利推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西方先进国家的资金、企业、人才和技术，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极左政治的束缚（注1），错过了这轮发展机遇，到1970年代末已大幅落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

注1 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造成政治和社会的动荡，经济发展缓慢。虽然在文革后期，经济建设受到了更多重视，周恩来已经开始引进西方国家的成套工业项目，但仍然无法摆脱“四人帮”的影响，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经济起飞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党政军领导职务，开始推动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深知此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讲话中多次质疑流于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识到必须学习国外经验，“在学习国外东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才能真正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钟坚 2010：6）。国家计委首次提出“认真组织好出国考察工作”，“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受到邓小平的大力支持（钟坚 2010：16）。邓小平指出，“对于（西欧）共同市场，对于日本、美国，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不干别的事，集中力量，专门研究” （冷溶 2004：267）。这说明，邓小平当时已经下定决心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改革开放的具体方案。

1978年成为出国考察的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不断派出代表团赴西方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进行访问和考察（注2），考察团成员包括中央官员、省市委书记、工业、农业、财贸等领域及重点企业领导，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侦察兵” （曹普 2000：267）。特别是1978年3-6月间，国务院派出几路考察团重点研究了几个主题，包括南斯拉夫和罗曼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经济改革、日本战后各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港澳地区出口加工业务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西欧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发展经验等（钟坚 2010：15-35）。其中， 1978年5月，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考察港澳地区后提交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借鉴港澳经验，把临近的广东宝安、珠海两县划为出口基地（朱玉 2009）。 这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为之后经济特区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照。

注2 据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1978年1-11月，到香港考察和经香港出国考察的人员有529批，共3213人，见参考文献（曹普 2000）。

邓小平本人于1978年也密集出访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周边国家。邓小平特别注意到新加坡裕廊工业区在引进外资、发展工业方面的成功，这是他对国外经济特区的唯一实地考察经验（钟坚 2010：9）。事实上，裕廊工业区成为之后建设蛇口工业区的首要参照对象，而新加坡也从1984年开始参与经营蛇口的赤湾港，之后在中国经营了多个工业园区，包括苏州工业园（1994）等。

1978年11-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提出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可以“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这一思路为后续经济特区的建设埋下伏笔。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印发了苏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实行引进、开放的专题材料，明确了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钟坚 2010：35-50）。

1978年的海外考察在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工业企业的同时，重点关注了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港澳地区正蓬勃发展的“出口加工区”。在这些特别划定的空间区域中，发展中国家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减免关税等优惠条件，吸引西方先进国家的工业企业入驻，开展“来料加工”业务（注3），以此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赚取外汇，带动本国经济发展。

注3 从海外进口原材料，加工产品后出口海外。

出口加工区属于一种“自由区”(free zone)，建筑理论家艾斯特林（Keller Easterling）指出，自由区享受法律和经济政策上的特殊待遇，保护性的贸易限制措施被尽量减少，是脱离一般国家管理体系的“国外之地”(extra-statecraft)（Easterling 2012）。在这里，国家的、非国家的、军事的、市场的、非市场的各种元素相互交织，以城市空间的形式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基础设施。

“自由区”深植于西方文明传统，历史悠久。1930年代以前，自由区以自由港和自由城为主要形式，以自由贸易为主要活动。公元前1世纪的罗曼港口Delos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由港(free port)。13-17世纪，北欧的汉萨联盟形成了一个自由城(free city)的网络，之后自由城和自由港扩展到全欧洲；德国的汉堡和意大利的热那亚成为自由港的典范，始终游离于封建皇权或者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利之外。18-19世纪，随着美洲大陆被纳入全球贸易体系，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均在美洲建立自由港，之后英、法在亚洲、非洲、中东也建立起自由港，包括最著名的新加坡(1819)、香港(1841)、吉布提(1859)等。美国于1934年通过了自由贸易区法案(Foreign-Trade Zones Act)，以德国汉堡为样板，在纽约、新奥尔良、旧金山和西雅图建立起现代的自贸区。

19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在自由贸易区开设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工业，建立起出口加工区，以此带动国家经济发展。事实上，出口加工区可看作是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以“自由贸易+工业生产”为基本模式。较早的案例包括新加坡裕廊工业区(1961)、南斯拉夫多瑙河沿线的贸易和工业区（1963）、墨西哥沿美国边境线长达20英里的边境工业区（1964）、台湾高雄出口加工区（1965）等。

1970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 （注4）建立了自由区部门(Free Zone Unit)，与香农、高雄和世界银行合作，指导发展中国家建设出口加工区，并提供技术支持。全球的出口加工区呈指数增长，出现在亚洲的韩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印尼和南美、中东的许多国家。

注4 UNIDO 建立于1966年，主要工作是以自由区为主要工具刺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正是在这样的世界潮流中，中国开始引进国外的“自由区”。中国最早的自由区就是1979年1月按照出口加工区模式建立的蛇口工业区。中国之后又提出建设更大、更全面的经济特区。

1979年4月，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广东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政策，建设“贸易合作区”和“出口工业区”等自由区，名称一时难以确定。邓小平赞成这一做法，并且果断地将中国的自由区命名为“特区”（钟坚 2010：101）。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1979年第50号文件，正式决定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文件中也称“出口特区”。1979年10月，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主持召开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研究创办特区的政策和做法。吴南生提出，为了区别于陕甘宁的“政治特区”，应该叫“经济特区”。从“出口特区”到“经济特区”，名称的变化意味着中国领导人的意图不仅是引进西方的出口加工区。中国的经济特区更大、更综合，不仅是吸引外资、发展工业，更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的综合实验田，肩负着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探路和试错的使命。有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经济特区称为自由区的2.0版本（Easterling 2012）。

与经济特区几乎同步设立的是负责对外经济合作的国家机构。1979年7-8月，中央设立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 “进出口委”）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 “外资委”），一个机构两个名称，直接对中央负责，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单位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包括外贸部、外经部、海关总署、外汇管理总局、商检总局、中国银行、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谷牧任党委书记。1980年起，江泽民任副主任，分管特区工作（钟坚 2010：119-24）。1980年9-11月，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邀请和资助下，江泽民率领考察组9人访问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墨西哥、爱尔兰等6国（注5），考察9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边境工业区，由来自西德的联合国专家凯瑞·克斯诺陪同。考察组根据《考察提纲》，重点考察特区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为中国的经济特区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 （钟坚 2010：191-97）。

注5 可能是因路线安排等现实原因，原计划考察的巴西被替换为爱尔兰。

2 蛇口工业区的创立

交通部长叶飞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最早赴西方考察的高层官员之一（注6）。因为当时的交通发展严重滞后，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在1978年的海外考察高潮来临之前，叶飞就于1977年5月9-29日率交通部官员和技术专家访问瑞典、芬兰、丹麦、挪威等北欧四国，随行者包括之后领导蛇口开发的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考察团重点考察西方国家交通运输的现代化设施，考察了斯德哥尔摩、哥德堡、赫尔辛基、奥斯陆、哥本哈根等港口、各类船舶、造船厂、交通运输相关研究机构，包括从技术到管理等各方面。其中，港口保税区、工业区等做法对叶飞触动很大。这次考察让叶飞萌生利用交通部的香港招商局加快交通现代化建设的设想（钟坚 2018：18）。

注6 叶飞，原名叶启亨，祖籍福建南安，1914年生于菲律宾吕宋岛一个华侨商人家庭，1918年回到中国，参加革命，战功卓著，1955年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文革前在南京军区、福建军区、福建省担任要职。

1978年6月，叶飞向国务院提出利用香港招商局，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在香港创办航运公司和一批相关工厂。这一想法挑战了外贸部的保守思想，但得到李先念总理的肯定（钟坚 2010：69）。1978年9-10月，交通部党组多次开会讨论香港招商局问题，袁庚起草《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提出香港招商局今后经营的24字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10月9日报送党中央、国务院后，仅三天之后李先念总理即批准（钟坚 2010：69-71）。

当时的香港招商局仅有一个仓库、一栋小楼和一个小修船厂。袁庚计划将招商局发展为一个多元化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首先要做的是扩大船舶修造业务和运输业务，而这两者都需要获得港口和工业用地（鞠天相 1998：28-30）。香港的地价之高已经逼近东京银座，居世界第二。香港附近的澳门水浅、缺电，也不理想，袁庚开始将目光投向毗邻香港的广东省宝安县。袁庚最初设想在宝安县大鹏湾建立一个拆船厂，在10月12日与叶飞开会讨论之后，叶飞提出扩大这一想法，与广东省合作在宝安县建立一个工业区，引进香港的资本、设备和技术（林强 2007：892）。叶飞当时应当已经知道，之前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报送中央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已经有了在宝安县建立出口加工基地的想法。

1978年12月，袁庚与招商局和广东省革委负责人，先后考察了宝安县蛇口、大鹏湾、沙头角三个公社的地理、经济条件和水电供应情况，建议选址蛇口。1979年1月，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合签发《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县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并上报中央。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谷牧与彭德清、袁庚当面商议了报告，当时拟将整个南头半岛划给招商局，袁庚考虑初期投资巨大，仅按最初设想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一带，约2.14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300亩（钟坚 2010：75-79）（图1）。

图 1：李先念批准蛇口工业区用地范围。

图片来源：网络。

3 蛇口规划的回顾与分析

蛇口从1979年起，持续建设和发展了40年。蛇口的规划史可以看作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一个空间投影。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蛇口的规划不仅依赖中国多年来的技术和经验积累，也大量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简要回顾蛇口工业区的规划发展历程，1980年代有三版总体规划，分别为1981版、1983版和1986版（鞠天相 1998：286），1990年代以后基本以十年为周期制定总体规划，包括1992版、1999版、2009版和2017版，中间有多次规划修订、调整和专项规划。本文重点分析蛇口工业区1980年代的规划，其中1986版资料较为详尽。1986年对于蛇口的发展来说也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

蛇口工业区于1971-1982年完成第一期“五通一平”工程（通水、通电、通车、通航、通电讯、平整土地）；1982-1985年，建设了赤湾深水港和为南海石油开发服务的赤湾石油基地。1986年，蛇口开始了第二期“五通一平”工程，全面优化投资环境。到1993年，蛇口工业区规划面积10.19平方公里（包括填海2.94平方公里），已完成开发6.0平方公里（钟坚 2018：364）。

蛇口工业区最早的规划和建设主要依靠香港和交通部的技术力量。事实上，在蛇口工业区正式获批之前，1979年1月8-18日，香港招商局已雇请香港技术人员前往蛇口进行地形、水质、地质等勘测工作，同时勘测海域，绘制了港口、临港工业区和附属设施的布局草图（钟坚 2018：56）。2月11日，中央正式批复设立蛇口工业区之后，交通部派出包括总工程师在内的34人工作组到蛇口实地勘察，做出总体规划和“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车、平整土地）工程方案（钟坚 2018：59）。1979年4月，招商局成立筹建指挥部（7月改为建设指挥部），负责工业区的筹建工作。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审查了前期的勘探和测量报告，认为五湾水浅、淤泥较深，建码头将影响当地蚝场，提出将码头改在西边的一湾（钟坚 2018：65）（图2）。

图 2：开发前的蛇口三、四、五、六湾。

图片来源：http://m.xinhuanet.com/gd/2018-05/10/c_1122808423.htm

1979年12月，王震考察蛇口和深圳，详细了解了蛇口工业区的规划和建设。随行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认为污染较大的重、化工业和污染较小的轻工业混杂布置不合理，提议分开布局。王震是第一位视察蛇口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很多规划上的具体意见，对蛇口之后的发展影响深远，例如王震强调道路两旁要有绿化（钟坚 2018：79）。王震也了解到深圳急需城市规划方面的专业人才，离开后不到一个月，就为深圳抽调了100多名专业人才（钟坚 2010：140）。

1980年左右，工业区总体平面布局包括工业区、交通运输区、职工生活区、商住区，具体包括标准厂房区、海滨花园、碧涛苑、龟山别墅、综合办公楼、南海酒店、微波站、自来水厂、总变电站、污水处理厂、蛇口港等建设项目（钟坚 2018：127）。

从1981版规划可以看出，居住区和工业区布局有明确划分（图3）。工业区基本沿山布置，在南北向主干道工业大道两侧均衡布局，轻重工业分开布局，轻工业靠近住宅区，重工业与住宅区保持一定距离。居住区占据了六湾沿海风景优美的地带，以及东北部丘陵地带，基本环绕蛇口老镇布局，生活便利。蛇口客运码头的选址处在西侧工业区和东侧滨海住宅区的中间，方便客商从香港抵达后迅速到达目的地。码头傍边的小山（微波山）则提供了环视工业区的最佳观景点，方便向客人展示工业区的各处建设成果，之后还在此建设了微波楼，发射覆盖工业区的国际通讯信号。这样的布局方案基本上较为合理的解决了交通、功能分区、景观等基本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南端的突堤形状特异，并且有大桥连接香港。按此设想，香港客商可以通过陆地交通直达蛇口，并首先抵达南端的门户区。虽然横跨深圳湾的大桥在当时还远未能真正提上日程，但这一大胆设想反映出袁庚建设蛇口时的雄心和远见。

图 3：蛇口1981版总体规划。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钟坚 2018：79）。

袁庚对中国的技术力量有一定信心，认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需要求助于国外。虽然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注7），但应付一般的勘察设计、炸山填海、架桥修路等已是绰绰有余。承建蛇口港工程的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在1970年代已经发展了大型预制构件、机械化施工、计算机辅助计算等新技术（唐守伦 2001：97-102）。1981年8月，国家总理赵紫阳视察蛇口和深圳，曾向袁庚征求关于特区建设的建议，问袁庚可否直接请外国或港澳财团组成开发公司，按照“蛇口方式”开发特区，袁庚认为我国有能力设计现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并建议由香港三大中资机构（中行、华润、招商）担当“外资开发者”的角色，不必假手于人（钟坚 2018：112）。

注7 叶飞1978年访问鹿特丹、汉堡、安特卫普等欧洲港口时，看到一个港口所拥有的泊位数比中国全部14个港口加起来还要多，参考文献（林强 2007：881）。

但袁庚很清醒地知道，蛇口在工业区的管理和运营方面完全没有经验，必须借鉴国外先例。1979年初，招商局曾找华润公司、中国银行资料室、香港《经济导报》、海外商人等协助研究海外工业区情况，包括其条例、法令、合资经营办法等。蛇口制定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投资暂行条例》，成为中国第一个吸引外商投资的条例，为之后制定的《广东经济特区条例》提供了重要参考（钟坚 2018：60-61）。1982年开始建设的赤湾石油基地同样参照了国外先进案例。1982年7月，副总理万里提到英国阿伯丁作为北海油田的服务基地发展成10万人的城市，蛇口可以效仿。12月，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提出应重点考察新加坡裕廊石油基地（注8）（钟坚 2018：159-160）。1984年1月，香港招商局控股的中国南山开发公司与新加坡海联合资经营“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当时中新尚未建交。1984年7月，应世界三大海洋石油基地及蛇口工业区16家合营、合作客户公司的邀请，袁庚等4人考察新加坡、 英国、美国、日本四个国家，19个城市（钟坚 2018：165）。

注8 胡乔木还强调保护赤湾左炮台和伶仃岛等文物古迹。

虽然对这些国外案例的研究主要是为工业区的经济管理服务，但也对规划本身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袁庚屡次提到的台湾高雄、新加坡裕廊、印尼巴淡等邻近较为成功的工业区毫无疑问会为蛇口工业区的规划提供重要参照（钟坚 2018：112）。特别是新加坡裕廊工业区成为蛇口1982年建设赤湾石油基地之后的首要参照。

新加坡裕廊工业区创办于1961年，最初是为了发展国内工业，面向国内市场，“代替进口”。1968年转为“面向出口”，以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进入快速发展期。裕廊的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其规划的合理性和综合性。裕廊工业区有较长的海岸线，自然条件良好，有条件发展深水港，并且有广阔的腹地。裕廊工业区面积在1968年已达15平方公里，之后不断填海造地，扩大面积。裕廊建设了大型港口，结合港口设置自由贸易区，发展轻重工业兼备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利用南部岛屿发展炼油和石化工业，填平沼泽建设工人住宅区，结合山丘湖泊兴建各式公园和旅游区（黄汉生 1984）（图4）。

图 4：新加坡裕廊工业区规划。

图片来源：网络。

裕廊的规划被蛇口借鉴。蛇口将其提炼成“前港、中区、后城”的发展模式。对于蛇口来说，“前港、中区、后城”既是空间概念，也是时间概念。从空间上看，从海岸到内陆，港口、工业区和生活居住区（城区）相互依托；从时间上看，先建港口和工业区，再发展成完善的城区，符合客观发展规律。

从1986年的现状和规划图可以看出，蛇口此时的建设目标已经明确从建设出口工业区转向建设一个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城区（图5&6）。在1986年的规划中，蛇口的城区继续向东大幅拓展，规划了四海公园、玫瑰园小区、后海小区等新住宅和绿地。规划图中，公建用地比例大幅增加，主要布局在工业大道东侧，连接西侧工业区和东侧住宅区，并且向两侧渗透。六湾的滨海地带成为重点打造的风景区、核心商业区和高端住宅区，规划了海滨浴场，而西侧的南海酒店和明华轮所改造的“海上世界”多功能娱乐中心也已建成开业。临海的碧涛苑高级别墅已经被港商买空。

图 5：蛇口1986版规划中的现状图。

图片来源：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总体规划. 1986. 感谢招商蛇口郭锦女士提供。

图 6：蛇口1986版总体规划。

图片来源：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总体规划. 1986. 感谢招商蛇口郭锦女士提供。

事实上，袁庚从一开始就将蛇口描述成“东方的夏威夷”，这不仅是他招商的修辞技巧，也体现了他希望将蛇口建成优质滨海城区的情怀和理想。有趣的是，袁庚自1984年考察新加坡、英国、美国、日本等四国之后，萌生了建设“玫瑰城”的执念，在蛇口大量种植玫瑰，“玫瑰园小区”也是这一想法的产物。这大概与新加坡的“花园城市”发展理念不无关系。

建设完整的城区，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土地。蛇口工业区通过与深圳市协商拓展边界、征收农民土地以及填海造地，不断拓展范围。经过五年建设，已开发平整土地2.56平方公里，完成建筑面积86.9万平米，其中工业建筑38.4万平米，职工住宅22.1万平米，其他建筑26.4万平米。建成10多栋工业标准厂房。蛇口一、二湾填海工程也已基本完成，开发土地面积30万平米，海岸线900米（钟坚 2010：176-177）。到1993年，蛇口工业区规划面积达10.19平方公里（包括填海2.94平方公里），已完成开发6.0平方公里（钟坚 2018：364）。

随着外资企业的进驻，各类生活、工作、娱乐类建筑相继建成，包括别墅、住宅、商场、学校、培训中心、图书馆、展览馆、幼儿园、医院、剧场、影院等。并且建成了一批有地标意义的公共空间和旅游区，包括碧涛中心、华苑酒家、南山宾馆、南海酒店、海上世界、宋少帝墓、林则徐铜像、四海公园、海滨浴场、四海体育场等（钟坚 2010：176-177）。蛇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石油城。外国石油公司员工在蛇口办公和生活，成为蛇口最早一批外国居民。

1986年总体规划出现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蛇口南面海域上规划了一个面积庞大的工业岛，约10平方公里（图7）。工业岛南端已经基本贴近深圳与香港的海域边界线。工业岛通过隧道和大桥与蛇口半岛相连。

图 7：蛇口1986版总体规划（远期规划）。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钟坚 2018：79）。

这一想法可能同样是借鉴了新加坡裕廊的规划。新加坡在1980年代由于工业发展，土地日渐稀缺，裕廊在1980年初已计划将裕廊南部5个岛屿填土衔接形成一个巨大岛屿——裕廊岛，发展炼油和石油化工综合生产工业（注9）（黄汉生 1984）（图8）。蛇口在1988年大概感受到了同样的土地资源匮乏带来的危机。此时，虽然赤湾港已经基本建成，但空间仍显不足。1982年，中央曾允诺由蛇口控股的中国南山开发公司统一开发南头半岛，但深圳市于1984年8月联合广州和香港，另外成立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总公司（后改名为南油集团），统一规划和建设南头半岛的23平方公里土地（钟坚 2018：162-163）。南油集团占有蛇口北侧的大片土地和西侧的妈湾（妈湾港1988年开工建设），将蛇口限制在南山半岛的东南一隅。大概正是因为这种危机感，蛇口才抛出了在海上建“工业岛”的大胆设想。虽然可行性很低，但反映出蛇口工业区对土地资源的迫切需求。这也为之后蛇口吞并南油埋下伏笔。2004年，招商局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控股了濒临破产的南油集团（注10），获得了前海湾和后海湾的优质土地，蛇口、赤湾、妈湾三大港区连成一片，大幅拓展了发展空间（钟坚 2018：461-463）。

注9 工程实际上在1995年启动，2009年完成，建成后面积达到30平方公里。

 

注10 2003年，南油成为深圳面积最大的经济开发区，拥有土地23平方公里，已开发6.3平方公里，建成4个工业区，1个港口仓储区，拥有妈湾港区，其余未开发用地主要在月亮湾和后海湾等片区，但由于盲目投资、过度负债、管理不善等问题，濒临破产，于2004年被招商局控股，参考文献（钟坚 2018：461-463）。

图 8：裕廊岛规划与现状。

图片来源：网络。

4 总结

本文通过回顾改革开放初期蛇口开发的历史背景，并分析蛇口1980年代的规划，得出一些初步思考和结论：

第一，蛇口工业区的建立和后续发展是基于本土的技术积累和国际经验的引入。1978年前后的大规模出国考察加速了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上形成共识，更为改革开放的战略提供了具体实施策略，如建设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蛇口作为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在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空间规划等多个层面也持续借鉴先进国家的案例。

第二，蛇口以建设城区的思路来建设工业区是其之后数十年的发展中保持吸引力、长盛不衰的秘诀。空间从最初的2.14平方公里不断拓展，最终发展成一个大型综合城区。“前港、中区、后城”的发展模式是在学习新加坡裕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的一个“蛇口模式”。“蛇口模式”作为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涉及政治改革、经济管理、城市发展等多个层面，但对于城市发展来说，应体现为城市片区的独立性、完整性和综合性。蛇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区，必然需要建设完善的生产和生活设施，实现多功能的综合，并在本区内实现职住平衡。

第三，蛇口的规划和建设是经济特区的一种空间响应，带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重特征，为探索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城市”提供了宝贵经验。

最后，本文关于蛇口规划史的研究仍然是初步和片面的，更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包括蛇口规划的完整历程、蛇口与深圳的关系、产业与空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与空间的关系等。关于蛇口规划史的研究应当引入更多学科视角，毕竟，研究蛇口规划史的意义在于更深入地研究改革开放进程中，人、城市和社会的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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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写于2019年，有修改。原文提交至“第11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高级学术研讨会暨2019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年会”（2019年9月20-22日，兰州），主题为“历史思维与规划遗产”。论文计划发表于年会论文集——《规划历史与理论06》，尚未正式出版。

来源：禾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