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凡：华国锋与创办经济特区

启动改革，迈开新的步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十分重视恢复生产，努力加快发展国民经济。为了扭转国民经济在“文革”中濒临崩溃边缘的局面，探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途径。不仅要求挖掘国内大中型企业的潜力，还推广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互相交流经验。同时要求吸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推动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他开始考虑如何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逐步进入国际市场的问题。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国考察，研究外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同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干部群众共商振兴经济的国策。

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从城市到农村，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发生巨大的变革。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所不熟悉的新情况、新事物，需要我们去认识；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没有遇到过的新矛盾、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都要有一个新的提高和改进。我们必须刻苦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从报告中这段可以看出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为加快经济发展，已经开始进行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并着手进行探索新的经济体制。

与世界交流，萌芽建立特区

经华国锋批准，1978年3月起，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四个考察团到海外考察：第一个出去的是3月9日到4月10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3周的考察访问，重点是南斯拉夫。回国后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第二个是3月28日到4月22日，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房维中(国家计委副主任)、高修(商业部副部长)、卜明(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副团长，段云为顾问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到日本考察。第三个是4月9日到5月6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组长、房维中为副组长的计委、外贸部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第四个是5月2日到6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五国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考察。与此同时，当年4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常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在动身去广东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先后同习仲勋谈话，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希望，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对国内国际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要他大胆工作，去了要放手干。

这四个代表团中对后来建立经济特区直接关系最大的就是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组长、房维中为副组长的计委、外贸部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在香港和澳门的工厂、农场、港口、建筑工地、农产品市场及一些商店实地考察，探求与内地特别是广东合作发展的可能性。考察组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勋等广东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建议广东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派出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使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化娱乐场所等。考察组介绍的情况和建议，与广东省领导的想法产生了共鸣。国家计委和外贸部考察组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借鉴港澳经验，把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1978年6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听取考察组汇报后，肯定了这一建议，指示：“总的同意”，“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从一定角度来说，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这时已经开始萌芽。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沿海一带对于华国锋并不陌生。1971年他刚到中央工作的时，就奉周恩来之命到各省调研经济情况，先后到了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西、上海等地。这次调研华国锋非常细致，不仅听取了各级政府人员的介绍，还实地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与群众畅谈，了解到当地最真实的经济情况。回北京后还亲自起草了中发〔1971〕82号文件，强调按劳分配的原则。所以说，华国锋对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状况是有一定的了解。

1978年6月30日，在华国锋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听取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五国的情况汇报。其汇报建议，欧洲是两霸争夺的重点，同美苏矛盾很大，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为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西欧目前经济萧条，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同西欧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正是有利时机。在汇报完后，华国锋发表讲话指出：“出去看了好，现在要消化。看了那么多国家，有不少感触和意见，就是拿镜子照照。但光照照不够，还要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研究怎样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加快我们的速度。不要看了激动，回来不动。现在要少说空话，认真地、脚踏实地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干，不能停留在议论阶段。要议而决，决而行。”

解放思想，蛇口工业区诞生

紧接着，在华国锋倡议下国务院于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务虚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60多人参加，围绕怎样加快现代化速度这一主题和华国锋出的四个题目(引进新技术、企业管理和工业管理、计划平衡、出口贸易)，先进行分组讨论，然后大会讨论，华国锋、李先念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著名的“四个一点”即“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会议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速度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强调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会议还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指出今后在经济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中，一定要坚决地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一定要改变手工业式、小农经济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一定要保障工业企业的必要的独立地位，适当扩大它们的经济自主权。

1978年10月9日，国家交通部党组给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10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拟同意这个报告，只要加强领导，抓紧内部整顿，根据华主席‘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手脚可放开些，眼光可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作为。妥否，请阅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均圈阅同意。由此，开始建设对外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蛇口工业区。

出国访问，吸取南斯拉夫经验

1978年8月16日至9月1日，华国锋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进行友好访问。他的这次出访，是毛泽东1957年访问苏联之后，我党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

中南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互访和大批代表团、考察团的互访，对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应该说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华国锋同陪同人员在内部议论了这次访问的收获。根据一位主要陪同人员回国后的传达，“印象很深”的有以下几点：

（1）华国锋说，南斯拉夫的基本制度“工人自治”有好的一面，发扬民主，调动地方、基层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各共和国权力过大，联邦中央的权力分散。在铁托威望很高的时候不会出问题，如果一旦没有这么高的权威，可能会出事。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权力太分散，搞诸侯割据，就不得了。

（2）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完全开放，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

（3）南斯拉夫认为，吸收外国贷款有利，因为利率低，归还期限长，而且美元贬值很厉害。我们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南斯拉夫同志很羡慕，说“中国信用那么好，我们想借外国贷款都借不到，而你们不想借”。华国锋说：看来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

（4）南、罗同中国同类的工厂、企业，它们的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我们中国企业的权力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

（5）南、罗方面几次谈到，除了在战争状态或其他特殊情况，对外国搞无偿援助的做法不好。我们一直强调不做“军火商”（当时是指责苏联），白送人家军火，连成本也不要。

（6）在访问期间参观的许多单位中，大家印象特别深的是南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农工联合企业（后来在中国也很出名，企业的中文译名为“背靠背”）。它不仅搞农、牧、畜（奶牛、家禽等）业，还搞加工，从粗加工到最后成品，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国锋要赵紫阳到四川搞一个“背靠背”，北京搞它几个。

华国锋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他说：我赞成省委书记们出去多看看。特别是在华国锋参观了南斯拉夫“两头在外”(即：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在国内进行加工，再出口到国外)加工区后，直接影响了我国在当年10月启动创办蛇口加工区。

转移工作重心，支持广东先行

意义深远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华国锋主持下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复讨论了转移工作着重点的问题)。在这次全会开幕会上华国锋讲话指出：“1978年即将过去，1979年就要到来。当前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酝酿讨论，认为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体现了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对于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都具有重大意义。”全会公报中指出：通过粉碎‘四人帮’两年来的努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了极大的加强，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华国锋同志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和‘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已经深入人心。

1979年1月23日，为了加强对宝安、珠海地区的领导，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贸易，广东省委正式作出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分别由张勋甫、吴健民任市委书记。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革委会，同意两县改设为市。同年2月，国务院还批复广东省革委会，原则上同意上报的《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经华国锋审定，国务院在“批复”中指出：“宝安、珠海毗邻港澳，地处边防，工农业生产基础薄弱，斗争十分复杂。抓紧时机把两县建设好，对于充分利用港澳，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国际交往和开展旅游服务事业，加速边防地区的建设，无论政治上、经济上都有重要意义。”国务院要求必须从各方面充分利用两县的优越条件，“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国务院深信，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实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把宝安、珠海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是完全可能的。”

1979年4月1、2日，广东省委常委举行会议，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精神。广东省委作出的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后改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不仅为广东而且为全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会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前往看望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向他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表示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中央汇报。”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由华国锋主持召开。17日，中央政治局召集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举行汇报会。习仲勋在汇报时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华国锋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华国锋就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问题说：“要放给权，明确提出来。”华国锋还说：“统死了，影响速度，经过两年认识更深刻了。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如广东要有一个新的体制。小平同志提的问题，会后谷牧同志去广东、福建，还有上海，研究一下如何发展。有关税收、民航、交通、通讯、利润、法律问题，外汇能不能拿走，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发展。珠海、宝安要研究搞加工贸易区加工区通过香港商业网销售，产品不受配额限制。珠(海)、宝(安)要研究搞加工区，深圳沙子，现华润(有限公司)包了，不让搞。要搞起来。仲勋同志说，广东要是一个国家，早搞上去了。……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后来吴南生关于这段回忆说：“这个会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主持的，是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习仲勋回来传达，都是讲的华主席，不是讲邓小平。他只讲了邓小平一句话。习仲勋说：‘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看他对改革开放也是很积极的。’他是这样传达的。我现在写文章照样写，是华国锋主持的、同意的。”没多少时间，根据华国锋指示，从1979年5月11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办公室(甘子玉)、国家计委(段云)、国家建委、外贸部、财政部、物资部的10多位负责干部，赴粤、闽两省进行考察，为筹备经济特区做准备工作。

集思广益，经济特区成立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世界各国之间开展经济交流，相互引进技术，是各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发展中国家要赶上经济发达的国家，更需要有计划地引进先进技术。我们为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努力学习一切外国的好东西，有选择地引进我们迫切需要的先进技术，决不能闭关自守。无论在三年经济调整期间或今后的长时期内，我国都将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并且采取国际上通用的各种合理的形式吸收国外资金。”

6月23日华国锋参加广东省代表团的讨论会，讲话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和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同志们提出，中央也同意，在深圳、珠海搞特区，搞成特区就可能发展快一些，因为广东同别的省不一样，它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面对着港澳。实现四个现代化，广东能够发展得快一点。我们派谷牧同志去那里，专门做调查研究，听取省领导和各方面意见，他回来后给中央写了报告。”

在此次会议之前，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二、初步规划设想；三、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四、试办出口特区；五、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报告中，还希望中央帮助广东解决化肥、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难。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报告。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国实行改革的一项重要实验，也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破口。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这项战略决策，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的正确理解的结果。

1979年11月2日，华国锋访问英国，在与坎德公爵会见时在谈到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时说：“在具体做法上，我们是灵活的。国际上各种通用的形式，例如补偿贸易、合作生产、来样加工、来料加工等，我们都愿意考虑。……我们还愿意同外国举办合资企业，也将继续聘请外国专家帮助我们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无疑,对当时英国占领的香港来内地经济特区投资是一个巨大的吸引。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亲自主持了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

回眸随想

站在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岗上，远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的繁荣景象。回眸历史发展，由衷感觉中国经济特区的创建不是某一个人画圈那么简单，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习仲勋、谷牧、林乎加、段云等等那一代人的集体智慧。让我们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永远铭记和学习前辈们集思广益、勇于进取的精神。

                                                                                2025年7月1日张人凡于北京

来源：追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