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民：习仲勋与珠海特区的创办

采访对象：吴健民

采 编：陈宪宇 师春苗 谢涛

采访时间：2011年7月19日

采访地点：吴健民同志家

吴健民，1921年3月出生，广东惠来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惠来县工委组织部长、潮普惠县委青年部长、潮澄饶中心县委书记、潮汕特委宣传部长兼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第一支队政委、韩江地委副书记兼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四支队政委。1949年任潮汕地委委员兼潮安县委、潮州市委书记，后调任中南局处长，广东水产厅副厅长。1972年任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兼社队局局长。1979年任珠海经济特区第一任书记。

采访者：吴书记，您好!您是珠海经济特区的第一任书记，是珠海经济特区的拓荒牛，请您谈谈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时珠海的情况。

吴健民（以下简称吴）：习仲勋同志来广东之前我和他并不认识，他调到广东以后，我们才开始有接触。在习仲勋同志到广东之前我就听说过他，他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元老之一。省委决定把我调到珠海去工作，习仲勋同志是决策者之一。1978年，广东筹划建立宝安、珠海外贸基地。习仲勋同志和省委有关领导交换意见后，确定抽调我担任珠海的主要负责人。我当时是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这年9月，省委首先派省委常委、省农业办公室主任薛光军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和薛光军认识多年，彼此非常了解，无话不谈。谈到去珠海的事情，我当时对薛光军说：“像我们这样的老党员，受命到新的地方去开荒，按党性来说，我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是这是在边境建立开放城市，全是新事物，我怕不一定干得了。”薛光军表示，省委会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因此，对于去珠海工作，我是抱着一种探索和开荒的态度去的。

采访者：后来习仲勋同志亲自找您谈话是什么时间?

吴：首次和习仲勋同志面对面谈及此事是在1978年10月广州市委整风时。当时，习仲勋同志亲自带领参加广州市委整风。在整风会议期间，他抽空把我叫到他房间和我谈话，这是我第—次与习仲勋同志个别晤谈。习仲勋同志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我们省在改革开放这方面要进一步深入实践。党中央、国务院派港澳考察组到港澳进行了考察，考察组写出了一个报告，建议把珠海、宝安建成两个商品出口基地。这样需要变更珠海、宝安的行政职能，把它们改为省辖市。省委同意了这个建议，现在正着手筹组这两市的领导班子，初步决定由你担任珠海市委书记，你觉得怎么样？”习仲勋同志说话尽管带有浓郁的陕北口音，但可以听得很清楚。我说：“我没有搞外贸基地的经验，怕不能完成好任务。”习仲勋同志就说：“大家都没有经验，你去完不成，别人也完成不了。有些文件你可以找来看看，总的想法就是发挥两个地方靠近港澳的优势。”

习仲勋同志还问我：“听说你在中南局是搞农业的？”我曾在中南局当农林计划局局长，当时为习仲勋同志这么了解我的情况感到有点惊奇。我听说陈云同志对搞好农村有一个新观点，就是要从商品经济方面着手改变农村的计划经济体制，于是我就谈了农村商品经济基地建设的问题。他很感兴趣，一个劲叫我说下去。听完我的看法后，他说：“你认识了农村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又做过调查，我看你担任这个职位没有问题。”面对领导同志的信任，我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要我到边境前线去开拓，我不会拒绝，就怕完成不好。”习仲勋同志高兴地站起来说：“那么，你去珠海是不成问题了吧？当然，建成一个省辖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信你会努力的，省委也一定支持你。”1979年1月23日，省委下达《关于设立深圳市和珠海市的决定》，我正式走马上任了。

采访者：1980年9月，珠海市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确定珠海市的建设方针，习仲勋同志对此建设方针怎么看?

吴：当时确定珠海市的建设方针是：发挥优势，坚持对外经济为主，充分利用港澳有利条件，发展渔、农、工业经济，经过10至15年的努力，把珠海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和经济特区。就这个问题，我和习仲勋同志有了多次接触，我反复向他说了自己对建市方针的个人体会，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首先，习仲勋同志提醒我们注意抓紧农、渔业是正确的。因为珠海靠在海边，“靠海吃海”，而且港澳有许多流动渔民也经常停靠在珠海。如果我们对渔业放松，会导致动荡。农业也是我们的基础，不是不重视农业，而是如何把这个方针摆正。我们并不是抓工业就放松农业，而是通过抓工业来促进农业发展。一次，在向习仲勋同志的综合工作汇报中，我以农渔村办工业，并与引进加工业结合为例，讲述了以进养出，以工促农、促渔的关系。珠海在发展小额贸易后，引进了许多工业项目，农村、渔村都办工业，农、渔民除了参加农渔生产劳动外，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工业劳动。这样，除了农业收入外，群众还能拿到工贴。农村的经济结构因此得到了调整，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也提高了。在我讲述的过程中，习仲勋同志在旁边静静地听，一直没有插话，不时会点点头。听完汇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叫你来珠海是对的，你们市委领导班子真的做到了认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说这是集体的体会，把工业和农业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但是现在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如果贸然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以工业为主导，这样的提法也不正确。我们珠海市还是要花大力气协调处理好工业、农业、渔业三者的关系，经过一个过渡期，还要采取许多步骤，才能确定以工业为主的建设方针。说到这，习仲勋同志表示同意，说：“是，我们当时提出方针时，仅仅是从农业方面出发，表述不完整，确实是不对。”在这次接触中，我认为他作为一把手，仔细倾听干部群众的意见，综合考虑多方的建议、见解，这种风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对特区建设非常重视，在特区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方面，态度是很明确的。

吴：是的。习仲勋同志作为省委领导，看问题非常全面，高屋建瓴。他一方面强调特区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又号召我们积极大胆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1979年6月，珠海市召开干部大会，传达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宣布了试办特区的任务。习仲勋同志亲自到会讲话，他说：“珠海由县改市，不是单纯名称改变，而是要将珠海建设成一个特区。这种特区，不是要引进澳门的制度。我们坚持的，仍是社会主义制度。”后来在其他会议上，他又说，我们学习资本主义某些企业管理方法，引进外资，发展经济，都是很有意义的好事，希望各个方面都给特区以充分支持。习仲勋同志对特区多次有分量的指示，使我们这些在特区开荒的同志，后来在面对“办特区就必然制造资本主义经济”，把特区比喻成“租界”等等政治压力的时候，心里有个底，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

采访者：1980年6月，您曾陪同习仲勋同志访问澳门，能回忆一下具体的细节吗?

吴：1980年6月，习仲勋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他准备带省政府代表团访问澳门，让我一起去。6月4日到7日，省政府代表团访问澳门，参加访问的有副省长梁威林、省外办副主任杨可忠、省对外经委副主任王奇、佛山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姚文绪等，我也以省计委副主任名义随团访问。6月4日上午，我们一行八人乘车到达澳门关闸，受到澳门总督埃吉迪奥、社会文化司麦启思、保安司江树培等负责官员的欢迎，在场欢迎的还有澳门南光贸易公司负责人柯正平、曾谷，以及知名人士何贤、霍英东、梁培、马万祺等。下午，习仲勋、梁威林同志拜访了澳门总督，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习仲勋同志在和澳门总督的讲话中提到，香港和澳门与珠海是紧挨着的。我们要把珠海办成一个经济特区，对外经济活动有些特殊政策。在许多地方，珠海要与葡萄牙的国际市场接轨，希望澳门能保持和珠海的联系。另外，他还动员澳门保持和香港的联系，与香港进行很好的经济合作。他说：“我了解到，澳门的经济圈与香港的经济圈有着各自的特点和联系。两个经济圈在某些有共同经济利益的地方可以合作起来。我们广东省作为邻近的地区，在与你们两个经济圈有可以共同出力的地方也希望能多加强合作。”这些话说得很好，澳门总督听了连连点头，说：“能了解到你们的计划和见解，我感到非常荣幸。”他们也当即表示愿意支持珠海的建设，整个会谈的气氛十分融洽。

采访者：其间，你们还参观了哪些地方？您对这次出访有何感想?

吴：这次访问之前，我已经去过澳门多次，与澳门总督埃吉迪奥将军也有过较多联系。这次，习仲勋同志带着我们接触了澳门市政厅的官员，会见了澳门各界知名人士，参观了路环发电厂、医院和制衣、毛纺厂，并游览市容市貌，到蔬菜、水果和家禽批发市场，了解了广东副食品对澳门的供应情况。

这次的访问中，我特别留意习仲勋同志作为一个老领导、政治家，对外事活动会体现怎样的一种风度。通过观察，我发现他不仅在对党内事务处理上十分得体，对外事活动他也很有风度。别看他年纪大，他对国际上的经济动态和信息都很了解。他说话很得体，不卑不亢，严谨睿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从这次访问中，我感到习仲勋同志不只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出色的外交行家。

采访者：看来您对习仲勋同志很佩服呀，能再给我们举一些具体鲜活的例子吗?习仲勋同志最令您感动的个人品格是什么?

吴：我是珠海经济特区的第一任领导，在工作中多次接触习仲勋同志，并得到他很多具体指导。许多事，许多话，至今记忆犹新，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自我批评精神。

在改革开放之初，兴办特区之前，珠海最早的一个引进试点是香洲毛纺厂。毛纺厂建成投产后，逐渐暴露出一些矛盾，引起全市甚至全省的关注。1980年6月，我陪习仲勋同志去澳门访问。相关贸易公司的人向习仲勋同志告了我的状。6月7日，习仲勋同志回到珠海后，当天下午就带了张汉青同志到毛纺厂了解情况。在知道整件事情的大致经过后，他觉得我们有些事情没有注意处理好，另外和省委的沟通不够。晚上我们向他汇报珠海工作时，他批评了我。他说：“你们讲了很多，我也肯定你们的成绩，但是有一些事情你们也做得不够好。比如港口的事，要和港商合作通航，没有批准就谈判了，这样就不对嘛。”当时，我也觉得很委屈，就很冲动地和他争辩，据理力争。我解释说：“这件事情我们是有请示的，现在还有汇报的存底，不能说是背着省委办事。”原来习仲勋同志是因为在澳门听到有关对珠海的一些“指控”，这才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不理解的情况，发了脾气。

6月8日、9日，习仲勋同志回到省里去，找到一些了解事实的同志弄清楚情况。6月12日下午，他亲自给我来电话，对那天的批评表示歉意。他说：“健民同志，上次在珠海说到毛纺厂和港口的事，我态度不好，说话比较生硬。有些情况不熟悉，你不要放在心上，我这个老人就是有这些毛病。”我也了解到他在去澳门时很多人给他讲了一些不实事求是的情况，就说：“您放心，我也是个老同志，这中间有些误会，我没事的，以后慢慢说。”8月26日，他打电话来交代我一些事，特别交代希望我们搞好与澳门那边公司的关系。他说：“有事需要省委出面说的，我们也会帮助你们的。上次我听到一些说法，现在我也搞清楚了这些情况。那天晚上批评你太生硬了，你不要有思想负担。我这个人有时就是讲话讲过了头，请不要介意。我这个老人，你们会慢慢了解清楚的。”听了他的这番话，我觉得很感动，眼眶都湿了。对于一个高层领导人，我们不要求他保证自己一贯正确，而是希望他能听取群众意见，在政治生活中敢于坚持以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决策这个原则。习仲勋同志有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这就是政治家的风度与胸怀，他这种作风更加赢得我的尊重。这件事，也使我在以后长时间里，有了严于律己的自觉性，这是习仲勋同志为我树立的榜样。

来源：《习仲勋主政广东忆述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部分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