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为民:蛇口的干部(二)
(续前)
1981年,党中央提出了领导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写入党章。袁庚也想到了蛇口工业区领导班子的“四化”。当时蛇口流传几个笑话:一位副总指挥接待英国外宾问:“你是英国人说英语。美国人说美语吗?”外宾是剑桥大学的,他又问:“建桥大学造多大的桥?”谷牧同志来蛇口,跟大家说一定要转变观念,要有180度的转变。他马上说:谷牧同志,我们彻底转,转360度。谷牧问他:你转360度,转到哪去了?袁庚在全国沿海城市座谈会上讲了这几个笑话。他没有完全嘲笑的意思。他指出一些老同志的知识结构跟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982年底,第一期培训班毕业,当时这40多个人如何任用?袁庚与刘清林(分管人事的副总指挥)发生分歧。刘清林希望论资排辈,不能够把工业区当时在职的干部换掉。袁庚就希望能更多的一些年轻人能够顶替上去。
当时交通部的退休副部长潘琪到蛇口做调研。他问袁庚:“蛇口好像有一大堆问题,但是我还不太清楚究竟是什么问题。老袁,工业区如果要办下去,你认为阻碍它的最大障碍是什么?”袁庚回答:“最大的问题,政策上的事不去说,我是相信改革开放的大政是不会动摇的!在工业区内部,关键的症结是干部!如果干部问题不解决,干部领导班子的四化问题不解决,改革就很推动!”
潘琪给交通部的报告《关于蛇口工业区亟待解决的问题》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蛇口工业区该不该办?能不能办好,我带着这个北京时经常听到的不同意见的问题,从去年11月起在蛇口蹲点,大量事实证明蛇口工业区应该办,而且还那种担心特区会‘香港化’、会变成‘租界’,以及认为招商局建设蛇口工业区是不务正业的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潘琪私下问袁庚:蛇口的班子问题大概什么时候能解决?那时是1982年底左右,袁庚对潘琪说:我估计3到6个月吧!
三个月后,1983年2月9号,胡耀邦总书记来蛇口视察,直接推动了蛇口干部体制的改革。陪同胡耀邦来蛇口视察的还有共青团第一书记王兆国和中央的各部委的领导李鹏、甘子玉、周杰,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任仲夷、刘田夫、吴南生、梁湘等。他们先参观了赤湾。然后看了蛇口华美钢厂。袁庚同志汇报了南海石油后勤基地问题。最后带着耀邦同志上了龟山别墅。龟山别墅是工业区和外商周义中合资建设的。蛇口出地,周义中出钱。当时已经建成两栋小别墅,周义中自己留了一栋,给蛇口工业区一栋用于接待。
大家先看了纪录片《蛇口工业区在建设》。任仲夷带头鼓掌,总书记也鼓掌。然后袁庚向首长们做汇报,介绍了工业区的发展情况:人口约1万人,将来约5万人。签订引进的项目42 个,其中27个是工厂。汇报了五通一平的投资情况和债务情况。未来债务需要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来偿还。
袁庚把二期培训班的班长顾立基、副班长周为民和赵勇介绍给胡耀邦。胡耀邦问周为民:“多大岁数?”周为民回答:“30岁”。总书记就说:“前几天有个电视剧叫《状元谱》,里面有两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英雄出自少年郎’。大概你们就是少年郎。”
袁庚同志继续汇报:现在接待大家的这所别墅是工业区最豪华的地方,不是我们盖的,资本家拿钱盖的共两栋,分给我们一栋。他建什么样子就给我们什么样子,我们没有花一分钱。总书记说:见面分一半,这叫“三丁抽一”和“五丁抽二”。
袁庚继续说:“因为没有要经委、计委画圈,也没有要财政部拨款,所以他们也就不插手 (甘子玉插话:这是咱们说好了的,有言在先,所以就甩手不管。)。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这里有五个婆婆:香港工委是我们香港机构的顶头上司,虽然我是常委;父母官是梁湘同志;上面还有省特区管理委员会吴南生同志;还有交通部;最高层是谷牧同志主管的国务院特区办。五个婆婆,谁都管,但谁也不全管。”总书记风趣地说:“五通一平嘛!”引得全场都笑了起来。
袁庚说:去年见到万里同志告诉他这个情况,他说你们这是在矛盾中发展,在夹缝中求生存,这很好!我想在这一个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探索一下,在改革方面能不能做一点试验。在这个地方冒点风险,影响不大。这里仅一平方多公里,对我国来说,真是“九牛一毛”之地。应该网开一面,让它做探索尝试。因此这几年我们罗织了一批小冒险家,这是第二期培训班,很多人放弃了北京、上海的户口到天涯海角来。一般人是不会轻易到这儿来的。虽然这是这工资高一些,但房租也很贵。三房一厅每个月的房租就得五十块。
总书记问少年郎:你们收入多少?顾立基同志站起来回答:我的收入每月113元5毛。总书记问房租扣多少钱?顾立基回答:我们在培训班住学生宿舍,不收房租。单身职工宿舍水电费大概一个月得20来块钱。总书记问:你还有八九十块钱怎么用呢?顾立基说:这伙食费大概要去掉40多块钱。总书记又问:那么你还剩下40块,买衣服穿吗?顾说拿钱来买书。
袁庚继续汇报说:“我们常说,在经济问题上是兄弟无情,六亲不认(甘子玉同志插话:说好听一点,是搞经济核算嘛!),这是说得尖酸刻薄一点,可以惊心动魄,说得四平八稳(指经济核算),听过很快就忘记了。三年零五个月来,这里的干部主要是自由招聘来的,人事制度方面作了些改革(甘子玉同志插话:是分配来的,还是闹情绪来的?),一九八O年八月,我们给交通部发了一个紧急电报,对非专业人员、分配的大专生和一般行政人员,一律停止调进。中组部支持我们在全国直接招考,省委、特区管委也很支持。前年,广东、武汉、北京有八百多人报名投考,录取了五十名,但是录取后有十几个尖子的所属单位不放(甘子玉同志插话:从今年开始,有四间大学试点,不统一分 配,直接和使用单位挂勾,如清华、上海交大、西安交大等院校,你们可直接去要,那里有好的)。这是件大好事,过去考了进来,单位的党委书记就是不放,怎么办?我跟考生们说:你敢不敢跟你们的党委书记说,老子不干了,辞职了,我要到蛇口去!他们说,那么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住房、党票、饭票怎么办?我说我给你包干。组织关系我们负责给你们接上,组织部对我们是会支持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党员敢于向所在单位的领导说:我不干了,就是要到蛇口去(任仲夷插话:一切听从党安排嘛!)从这个方面来说,当然也说明我们党是一个坚强的,威信很高的党。耀邦同志一月二十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真是讲到我们心里去了。关于改革问题,现在就是要搞全面改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人都是搞改革的,但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最早是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最后落得五马分尸,任仲夷同志在路上说,他去年也差点五马分尸了(任笑着说:不是五马分尸,是五马分飞了)。王安石呢?王安石也没有好下场。康有为只是搞君主立宪、改良主义,七君子杀了头 (总书记纠正说:是六君子)。现在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这样的下场,我们是在党的总书记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值得冒这个险。 总书记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
袁庚汇报说:“我们改革搞了五条,是一九八一年工作的总结,反映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现在又一年多了,又有些新的尝试,人们在思想上要适应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每迈出一步,都经过很多艰难困苦。对改革,在我们三千人当中也有不同看法,阻力是有的。但是我们这里改革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印发的汇报提纲中有些素材:工业区现有职工三千多人,平均年龄才22.2岁,党团员占24.5%,工业区干部队伍中,高中、中专、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5%。据暨南大学一位教师讲,这个比例与暨大教职员工相比还高些。工人当中初中、高中各占一半。我们这里成立了各种群众团体,如企业管理协会、摄影爱好者协会、业余文娱队、合唱团和各种球队,人际关系加强、社会交往加深。我们正在写一个报告,准备在领导班子组成问题上,搞一个较大的改革。例如管理委员会委员是否可以采取直接的、公开的投票选举(甘子玉插话:你们这里条件具备。)。在条件未完全成熟之前,先搞一个平均年龄为四十四岁半的领导班子,而且一定要在四月份办完这件事。全部是专家、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来代替年纪大一点文化又比较低的同志。这当中要作大量的思想工作,这样做和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我们总感到,我们的干部是不大怕群众的,只怕顶头上司,怕上司不喜欢,就当不成官。就我这个小小的头头来说,我每次来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志唯恐照顾不周。有时自己不清醒,就会忘乎所以,久而久之,就不怕群众,不怕下级,因为群众、下级撤不了我的职。我只怕交通部,怕顶头上司,只有他们才能撤我的职。”总书记笑着对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说:“这把你们都包括在内了。”袁庚继续说,“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这至关重要。这里搞个改革试点,是否可以每半年由群众投一次信任票。工业区全体群众、全体职工,对管委会有过半数表示不信任,管委会就得改选多对个别人,有过半数群众投不信任票,他就得下台,重新改选。这种公开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因为群众可以选举他,也可以罢免他。我们有些同志一旦权在手,就有人自动送礼上门,如果头脑不清醒,不能自律,就会忘乎所以多还有些干部自己不懂又装懂,诸如此类。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作风和干部的结构,我们想作一个不算太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总书记点头连声说:“好!”,“好嘛!”。袁庚说:“总书记说了‘好',我们就记录在案,马上打报告这样做。”总书记高兴地站起来说:“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戏剧家叫关汉卿,在哪一个戏上我忘记了,讽刺官僚主义者,他不敢骂台上的官,只敢骂戏台前堂上的鼓,有一段唱词说:‘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天上堂敲三下,卟咚卟咚又卟咚,就是不懂不懂又不懂嘛!’”全场顿时大笑,气氛十分活跃。 袁庚同志说:“现在我们肚子也在‘卟咚卟咚',就请各位领导吃饭、休息吧!”

1983年2月胡耀邦视察深圳蛇口工业区
袁庚当着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省市领导人的面请示做干部体制改革的尝试。总书记亲自称好,首肯了蛇口的改革尝试。
袁庚2月10号就召集了工业区的10多名中层干部,传达胡耀邦总书记视察蛇口的指示,此时提出准备以公开直接投票的方式产生蛇口新的管理机构——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并明确三名老副总指挥不作为候选人名单。
2月12号下午,招商局人事部总经理来蛇口,组织蛇口直属公司副经理以上的干部、各公司党支部委员、工程师职称以上的干部举行了民意测验。当时参加民意测验的人数约130人左右。
3月9号,招商局根据民意测验的结果向交通部党组提交了《关于调整工业区领导班子报告》,提出了新的班子名单。3月21日,交通部下达【83】交政组字126号文件,批准《关于调整蛇口工业区领导班子的报告》。新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6.2岁,降低12.5岁。班子成员大学学历由20%上升到55%。
4月2号,在标准厂房内,召开工业区召开干部大会,宣布管委会新班子成员。
从2月9日到4月2日,仅一个多月,袁庚雷厉风行推进了蛇口领导班子四化的改革。
袁庚对3位老指挥退居二线,也做了适当的安排,让他们都继续担任工业区顾问,同时都兼任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工资待遇不变。三个老指挥都表态支持,但心里边是有些想不通的。刘清林跟袁庚说:你年龄比我大,如果你退我也退。
袁庚最舍不得的是许智明。许智明是袁庚东江纵队荣辱与共的老战友。他忽悠许智明离开北京到蛇口任副总指挥,承担了最艰苦开荒牛工作。张振声辞职后,许智明实际主持了蛇口的日常工作。许智明是袁庚比较得力的助手,在开发赤湾等工作上,袁庚都倚重许智明。许智明当时60岁,比刘清林、郭日凤大两岁。留下许智明,刘、郭就更不同意退了。所以袁庚跟许智明在蛇口的海景餐厅做了一个长谈。最后许智明说:我服从组织安排,你要求我退我就退!
1997年3月,许智明逝世。袁庚送挽联悼念老战友:
弹雨枪林,转战东江,留得峥嵘岁月;
披荆斩棘,谱写南山,无负璀璨年华!
(未完待续)
2024年“蛇口人文历史”课程授课内容
收录于《蛇口十年》
2026年9月7日修改
来源:蛇口社区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