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邓小平8·8讲话“原始稿”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兼论恢复高考是党中央的集体决策

一、新的“两个凡是”酿成研究路径错位

关于恢复高考过程的研究路径、话语体系及规模，主要是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逐渐形成的。为了服务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需求，旨在确立领袖地位、凝聚社会共识，并为我们这个民族提供一个关于“春天故事”的清晰而动人的开篇，政界、学界与舆论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意无意地将研究目光高度聚焦于邓小平的“8·8讲话”和“9·19训导”。

基于对数百份相关论著和资料汇编的分析与归纳，可以看出，出于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高度尊重，政界、学界自觉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共识：凡是有利于突出邓小平同志的史料，便被隆重推出；凡是有利于宣传邓小平同志的话语，便被反复强调。相反，对于恢复高考过程中的另两位关键或重要人物——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及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往往不是选择忽略，就是视为阻力。

遗憾的是，即使大张旗鼓、千篇一律地诠释邓小平“8·8讲话”和“9·19训导”的意义，似乎也没有说到点子上。除了大谈其勇，鲜论其谋外,[1]更没有真正领会邓小平在两次讲话中明示的内容性质和边界：“8·8讲话”明确指出是他“个人的意见”，[2]而非中央决策；“9·19训导”则明确指出是“中央方针”，[3]确切地说是

图1,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于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对教育部文件[77]教办字296号(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二日印发)的《邓副主席在科教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上午，记录稿）》的翻印文件封面。该文件应为9月8日邓小平本人审改稿。

华国锋意图的传达。因此，本来只要认真学习早已公开的邓小平“8·8讲话”和“9·19训导”，就不难从中悟出恢复高考是党中央的集体决策。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研究者在理解层面都倒了过来——把前者当成中央决策，把后者说成了邓小平个人的力挽狂澜。同样的史料，相反的诠释，与其说被政治正确牵着走，不如说缺乏独立思考、人云亦云。如果不是先入为主，而是带着问题去细读，这些判断,尤其是“改变”与“改革”的根本区别（详后），本应是一目了然的。也就是说，关于恢复高考的邓小平“拍板”说，并非邓小平本意，而是后人构建的产物。其基石不是史料而是朴素的感情，这恐怕是邓小平“拍板”说近几年虽遭质疑，[4]今天却依然坚如磐石的因素之一。

这种认知偏差势必酿成恢复高考过程研究中的路径错位——将因华国锋为寻找合法性的犹豫不决、导致高层迟迟不能统一思想而延缓恢复高考决策出台，错误地归结为邓小平如何推倒“四人帮”炮制的、阻碍恢复高考的“两个估计”。这种叙事难免不完整、不客观，往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对许多难题和节点大多绕着走。可以这么说，现在有关恢复高考过程的所有节点，几乎都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多数的主流观点是游离于史实的，有的甚至完全找错了方向！故笔者曾提出建议，改写乃至重写恢复高考过程史。[5]

二、恢复高考过程“三阶段论”的提出及存在问题的检讨

笔者受徐庆全先生关于恢复高考是“历史的渐进性”观点的启发，[6]并以恢复高考的实际进展为主要依据，提出1977年恢复高考经历了“迈开第一步”（1977.6.29-8.04）、“接近基本恢复”（1977.8.04-9 .15）和“名正言顺地全面恢复”（1977.9.15-11.18）（这是从思想层面划分，若从组织流程，也可界定至10.05）三个阶段，构建了全新的史料体系与分析框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范式雏形。

在恢复高考过程的三阶段中，前期与邓小平无关；中期虽然是邓小平发动和主推，但调节张力的是华国锋；后期是通过切割毛泽东与废除高考的关系，并“寻找”和“加工”毛泽东“指示”来保驾护航，最终由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集体决定恢复高考的。没有邓小平的主推，1977年不可能恢复高考，但这不等于说1977年恢复高考起决定作用的是邓小平。恢复高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乃至戏剧性合力的结果。

华国锋从有限改革的理念到合法性恢复高考的转变，以及对主流舆情的始终掌控，反映了恢复高考进程的主线、节奏和作为当家人的权威。直面“两个凡是”，华国锋对“决策”的通融和邓小平对“指示”的回避，在策略上异曲同工。紧接着批判“两个估计”的力度之大、影响之广，空前绝后。这除了为恢复高考在思想上扫清道路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华国锋在告诫全党，恢复高考并不是在“两个凡是”上放水，“两个凡是”的原则仍必须坚持。

这里需要提醒，第三阶段邓小平的三个举措：“9·19训话”、发《人民日报》社论、批“两个估计”，都是以华国锋的点头或指示为前提的。故在恢复高考过程中，作为华国锋、叶剑英的“助手”，[7]邓小平既是首席推动者和重要决策者，又是华国锋意图的传达者和执行者。这应该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若把恢复高考的过程比喻烧一锅饭：是民众和教育部淘了米，邓小平点了火、又添了柴，但掌握火候的始终是华国锋，最后揭锅的也是华国锋。[8]

“三阶段论”在逻辑上已形成闭环，但在史料支持和理论阐释上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阶段“迈开第一步”的认定需要官方背书；第二阶段进程反复的原因需要史料支撑；第三阶段华国锋依据新发现的毛泽东指示，“拍板”恢复高考需要理论阐释。下面，我们依次讨论。

第一阶段“迈开第一步”的官方背书。《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2日所载《教育部负责人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答记者问》一文，在回答“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有哪些重要改革”[9]（注意，这里就用“改革”而不是“改变”）时归纳了三条：1招生对象广泛；2文化水平的要求提高；3重视文化考试。只要我们对应第一阶段的三个实质性突破:高校入学的文化程度由初中改为高中、“必须”“文化考查”、试招5%应届高中毕业生，就可知第一阶段“迈开第一步”的判断，第一时间就有官方背书。

第二阶段进程出现回调的原因，笔者主要从主流舆论来分析的。如果说教育部要求推迟招生的请示报告，其措辞是“改进”而不是“改革”；邓小平批示的是“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10]而非招生的方法与对象，可以从“十一大”召开来解释的话，那么怎样理解在科教会议结束当晚的茶话会上，邓小平为何不允许记者报道科教会议的消息？此时“十一大”还没有召开呢！故我把第二阶段出现回调“未知的原因”时间，设定在6日下午邓公表态，到8日会议结束，即情况的变化锚定在7至8日两天。但我是民间研究，没有查阅必要档案的基本条件，故只能遇而不可求。

第三阶段关于华国锋依据新发现的，毛泽东与“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针锋相对“指示”合法性“拍板”的判断，笔者主要是从华国锋在政治局讲话的主要内容，以及胡福明[11]、郭罗基[12]等哲学家的提示做出的推理，直接的证据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因为，当时为了维护老人家的威望，又力避与“两个凡是”的正面冲突，许多措词只能意会没有言传。如那个批判“两个估计”的长文，明明是为恢复高考扫清思想道路的，却只字未提高校招生。[13]最典型的莫过是，显然是恢复高考，却用“改革”来指代，据我的梳理，“恢复高考”一词1979年才在基层最早出现。[14]今天，我们有必要把“意会”演绎成“言传”。但这等于写一篇有难度的论文，一时三刻不可能完成。

当笔者一方面待“遇”，另一方面演绎“言传”时，转机出现了：在友人的点拨下，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了邓小平8.8讲话“原始稿”全文，知晓邓小平当日就调整了思路，并自觉维护中央权威、高度认同集体决策。此文献的面世，使许多本来悬而未决的难题迎刃而解，大大推动了研究进程。笔者决定暂定正在撰写或计划中的专题：《如何理解华国锋依据毛主席“指示”“拍板”恢复高考？》、《邓小平9.19讲话相关问题献疑》、《刘西尧在恢复高考过程中的处境、作用和人格》，先为学界推送并诠释此重要文献。

三、邓小平8.8讲话“原始稿”的精神是呼应华国锋的警示

为了不使人们误解，首先声明，笔者本人是十分尊敬和感恩邓公的，正因如此，觉得我们不能对他没有形成一言九鼎地位前，对其有力挽狂澜的苛求。

（一）“原始稿”翻印本来源及其内容的真实性

2026年8月15日-9月1日，笔者向孔夫子旧书网“书痴书迷藏书楼”等13家书店下单14次，共购得《邓副主席在科教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上午，记录稿）》（部分标题略有不同）原件17份（另有1件还在路上），排除复本5本，共有12个版本。除1分为手刻油印本、3份为打印油印本外，其余皆系印刷品。文献源自教育部和“科学院”两大部门。这里主要介绍教育部门的版本。文件出自教育部[77]教办字296号（9月12日印发）。本人收藏的都是省、市（地）、县三级教育部门的翻印本，多数属“红头文件”。其中有河南省革委教育局翻印（九月17日）、安阳地革委教育局翻印（10月18日）、（河南）密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翻印（10月6日）字样的。笔者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翻印（九月19日）为底本（以下所标页数均出自该本），首先对源自“科学院”的一版本（全国科学大会四川省预备会议翻印文件之三），进行逐句逐字的比较，发现两者几乎百分之百的一致。这说明教育部和“科学院”两大系统的版本均源自邓小平9月8日的“审改”稿。

接着，对另11个版本每段的首尾及重点内容的每句都做了对比，内容也完全一致。这说明，这些教育部和科学院系统翻印的版本的真实性勿庸置疑。“原始稿”全文都在11000字左右，比后来公开出版的6600字左右的版本多了4400字左右。

教育部门的翻印数和下发单位级别没有看到，但在浙江省金华地区教育局翻印的原件封面，有红墨水写的“下潘小学”（金华地区有2个“下潘”自然村）4字。同时，从湖南省长沙市科委发[1977]20号获悉，文件发至基层党支部，共印一五00份。由此推知，邓小平8.8讲话“原始稿”发的范围相当广，在全国可能至少翻印了数十万份。

图2,《邓副主席在科学人员教学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根据教育部八月十日刘西尧部长传达记录整理）。“此稿系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日文局长在省师资培训工作会议上传达记录稿”。按：此文件可能是陕西省教育局印发。

关于这份讲话的正式传达，邓小平本人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步骤。他先于8月13日致信华国锋等:“此件请予审阅，如无大错，拟同意发给有关单位，免得随意传达”；又于9月8日亲自审改了讲话的整理稿清样，并同意科学院和教育部“照修改的印发”。[15]也即邓小平8.8讲话“原始稿”,有“8月8日上午原始记录稿”和在此基础

上邓小平本人“9月8日审改整理稿”两个版本。那教育部翻印的无疑是“整理稿”。好在我收藏中，有一件题为《邓副主席在科学人员教学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上注明：“此稿系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日文局长在省师资培训工作会议上”，[16]“根据教育部八月十日刘西尧部长传达记录整理”的“记录稿”。这说明，“原始稿”和“整理稿”的内容一致，邓小平“改”动的部分仅是文字润色而已，采信哪一稿都不影响讨论。

（二）相关内容推介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复出。他自告奋勇，主管科教。8月4-8日，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开始时想做一次调查，以便工作切入。但当6日下午听到武汉大学查全性副教授提出恢复高考，得到了众人高度赞同，并知若退迟入学，当年还来得及时，他当即表示同意，并要求教育部立即追回向国务院提交的第一次招生会议的报告，重开招生会议。8日，邓小平明确指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17]这是恢复高考的核心内容，可以说真正启动了恢复高考的按钮。由此可见，若无邓小平当机立断，77年就不可能恢复高考。窃以为，邓小平在恢复高考中的最大贡献在此。

此前我看到的关于科教会议的无数介绍，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的多种版本都如上所述。不过，领导人的讲话正式出版，往往经过了后期的书面修改、润色甚至观点调整，以确立并表达更严谨的观点。但如果要“还原历史”，就必须回到当时的原始讲话记录。坚持按原始讲话进行整理和呈现，不仅是可取的，更是历史研究和文献编辑工作中必须坚守的核心原则。

因此，我们有理由和必要审视邓小平8.8讲话“原始稿”。

“原始稿”，除了开头的会议简解和最后的简短结束语外，全文共分关于17年的估价、调动积极性的问题、体制问题、教育问题、后勤工作、学风问题等六大内容。由于17年的估价与公开的版本无较大的冲突，第二、三个和第五、六个问题，与恢复高考并无直接的关系，故下面仅推介第四个教育问题。

令人吃惊的是，“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这个关于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的主要依据，在邓小平8.8讲话“原始稿”中没有出现。文中涉及恢复高考的主要文字仅以下这段：

“招生制度，大家倾向于为了招生的学生质量好一点，宁可今年推迟一点招。这样今年只好春季始业，耽误半年。如调整好，也许四年半可以完成五年的教学任务。教育部原来规定今年招收百分之五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个比例要提高，提高多少，教育部再请一些同志好好研究一下。当然要经过中央、国务院讨论，将来以正式下达的文件为准。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这种方法可能是见效比较快，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办法。”（第10页）显然，即使仅提高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邓小平也觉得应有中央决定。

此外，该部分还有“重点大学也要招点文化程度低一些的工农兵学生，办一两个班，可以比较。非重点学校，这种班可能更多些，一下完全改过来也不好。”（第10页）这段。

由此可见，邓小平8日上午在科教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已对6日恢复高考的即席表态作了务实的调整，“一下完全改过来也不好”已成为其当时对当年高招的核心思想,也是对华国锋警示的必要呼应。[18]邓小平8.8讲话“原始稿”显示，并没有比第一次招生会议走得更远，若干地方反而是更谨慎了。如与8月4日出台的《招生意见》至少出现十处“文化考查”或“考试”不同，邓小平8.8讲话“原始稿”里，“文化考查”或“考试”一次也没有出现。

四、邓小平思想转变缘由与“原始稿”精神的当代回归

如果说，邓小平不再提“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令人惊讶，那么讲话“原始稿”首尾两段近乎重复的声明，则更令人费解。

邓小平在开篇即再三声明：

“至于我讲话，懂得不多就不会讲得好，可以讲一点我个人的意见。我再三说明，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有好多意见还未来得及和中央同志商量，有些意见肯定是不成熟的，甚至有不正确的。有些问题的解决，要经过中央讨论或者国务院讨论，还是以将来发出的文件为准，不是以我今天讲话为准。”（第1-2页）

为防误解，他在结尾处又反复叮嘱：

“我就讲这些。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有些问题还要经中央、国务院讨论。我个人的意见，一定会有好多不成熟的地方，不要以我的话为准，许多问题的解决，要以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为准。”（第17页）

这番看似“自相矛盾”（相对于前几天的果断）的操作，若置于当时的历史现场，实则是作为成熟政治家的邓小平，基于自身身份与地位的真实写照，完全符合政治逻辑。

要理解这一细节，必须从第一次招生会议起草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草稿）》（以下简称《意见草稿》），先要报告中央，由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审阅“原则同意”说起。[19]一般而言，部级单位起草的文件初稿无需先报中央“原则同意”，否则中央领导将不堪重负。但若文件内容超出单纯的业务范畴，涉及国家重大方向、重大改革或重大意识形态等影响全局的政策，则必须先报送中央，否则便是违反党的纪律。[20]

废除高考，无论从时间节点还是性质上，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自1970年起，高校招生实行推荐制长达七年，共招收工农兵学员94.1万人。在“文革”尚未被否定、“两个凡是”还在升级的1977年中期，恢复高考不仅冲击了“文革”的教育方针，更意味着回到“前十七年”的“老路”。这显然属于影响全局的重大政策，因此，须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原则同意”这一步骤，决定了恢复高考必须、也只能是中央的集体决策。因为初稿也得中央“原则同意”，那定稿就更不用说了。

第一次招生会议起草的《意见草稿》虽不能与最终结果相提并论，但事实上已多处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客观上宣告了恢复高考的起步。邓小平主管科教虽是党中央的分工，但他在8月6日下午会议上的表态，严格意义上仍属于“个人的意见”，不能直接等同于中央决策。他对查全性恢复高考的要求当场表示同意，并要求教育部追回已提交的报告、重开招生会议，这种即席发言来不及向中央请示，无可厚非。

笔者认为，邓小平在复杂的历史关头，总能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大局观。面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曲折，他能够审时度势，以极其务实的态度作出必要的政治表态与妥协。作为成熟的政治家，邓小平在即席表态后，必然会静下心来反思……必然会自觉调整施政方针，以维护中央权威，尤其是在他刚复出工作的敏感阶段。

离不允许记者公开报道才五天，邓小平就主动要求中央传达他的讲话。这是因为12日党的“十一大”召开，当天华国锋做了政治报告，其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治国理念更加明确，为了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第二天邓小平就致信华国锋等，要求中央传达他的讲话，信上的“免得随意传达”，我个人的理解，邓小平向中央直接表态，他在科教会议上的举措，以这份讲话为准，会上的其它表态都不算。

总之，在“文革”尚未否定、华国锋威望如日中天、“两个凡是”大行其道的1977年夏秋之交，对于能屈能伸、服从大局、善于等待时机的邓小平来说，收回科教会议上对恢复高考的同意表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新史料的发现，结合新问题意识、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运用，往往会推动某一史学领域的整体发展。我们对邓小平8.8讲话“原始稿”的发现，也可作如是观。

如为何当新华社记者顾迈男写的科教会议新闻稿，请他审阅时，他不同意发表的原因得到了解释。[21]同时也合理解释了8月18日经邓小平同意、由教育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中，关键词为何是“改进”而非“改革”。[22]第三，这也解释了邓小平在9月18日晚与华国锋沟通前，他并没有向中央反映恢复高考的核心内容。[23]第四，刘西尧在第二次高招会议召开后的一月余中，他既不表态，也不解释，就可理解了。第五，在《人民日报》10月21日发表《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社论等前，当年要恢复高考的消息虽然在大江南北已广为流传，但我收集的提前获得当年要恢复高考消息的数百个77级样本中，对这一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消息，许多人当时是半信半疑的。因为，一方面这一消息来自官方，另一方面，这一消息又不明确。即使你看到了邓小平8.8讲话“原始稿”全文，也不能从中判断当年必定恢复高考。这就是当年敢把邓小平8.8讲话“原始稿”全文翻印后发至基层，不怕走露风声的原因，也是邓小平十分小心的反映。

要之，邓小平8.8讲话“原始稿”，不仅为论证“恢复高考是党中央正确的集体决策”提供了直接且权威的原始证据，也使恢复高考过程研究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迎刃而解，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在恢复高考过程研究中，尤其是当研究遭遇史料瓶颈时，我们是否应自觉回归经邓公亲自“审改”的“原始稿”精神？

行文至此，笔者又想到，既然华、邓都不想走得太快，刘也不用为难了，那怎样解释第二次招生会议不按预期的十天结束，而是一直拖着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是与会者不依不饶，不满意结果？因为“恢复高考”实际上是回归常识，并不存在认知障碍，只要政治氛围稍有松动，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就可以轻易做出判断的。如王锡璋在8月26日已意识到，如果前十七年是毛主席的红线占主导，那么,“文革”前那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不是可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吗？[24]而这其实却却也呼应了邓小平叫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先提出诉求的策略。[25]当然，“局长”们的讨论并不是一边倒的，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最后拖到两个转机的出现（一个是会议期间的记者上书，启发高层，“两个估计”的责任应由“四人帮”来承担；另一个是会后不久毛泽东“指示”的发现），使高层彻底打消了顾虑，问题得到了理想的解决。也即一个多月的停滞或拉锯，看似时间的白白流逝，实则是黎明前中国高等教育必经的阵痛，教育领域的职业官僚们,不辱使命，专业的知识和敬业的精神与坚守发挥了作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第三四节的若干话语，是我个人根据相关史料和背景做的主观推理，不一定符合事实，更不是结论，最终要以事实和读者判断为准。

五、重写恢复高考过程史势在必行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它决定了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必须遵循集体领导原则，由党中央进行集体决策。恢复高考作为国家重大决策，理应由党中央集体决定，这既是中共党史的基本常识，也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三十年来，无论是官方叙事还是民间传播，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大众媒体，几乎都将恢复高考的主要功劳归结于邓小平一人。这种单一化的叙事导致诸多历史节点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但人们往往选择回避这些困惑。在某种“政治正确”的裹挟下，体制内学者出于种种考量难以直言，民间亦缺乏充分的表达空间，致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过程长期未能得到全面、客观的还原。

并非笔者不自量力，实在是深有紧迫感。因为如果无人对邓小平“拍板”说提出学理上的质疑，恢复高考五十周年的纪念，大概率又是将“春天的故事”演绎而已,终究摆脱不了内容主体失真、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窠臼。

在过往的学术生涯中，我曾数次在复杂议题上攻坚克难。当下的恢复高考研究，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现有叙事几乎将笔墨全聚焦于个别领导人的讲话，严重低估了第一、二阶段的意义，更矮化了华国锋、刘西尧等关键人物在决策过程中的实际作用。这种研究路径的错位，导致对这一重大转折的史料梳理存在明显的盲区。这固然有时代语境的因素，但不可否认，部分研究者为求叙事自洽，往往对无法圆融的史料采取回避策略。史料梳理向来是我所长，我也常在这些抽丝剥茧的工作中获得无穷乐趣。因此，在学理层面撰写一部恢复高考的过程史，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我始终认为，还原党中央的集体决策过程，才是这段历史最大的“政治正确”与对于学术的敬畏。基于这一信念，这几年我逐步放下了原有的课题，将全部精力倾注于探索恢复高考的历史过程，以“三阶段论”为脉络，力求构建并完善“党中央集体决策论”的学术框架。

我首先从研究的方法论入手。此前学界几乎仅把主要精力锁定在科教会议和第二次高招会议内部，这个方向固然没有错，但极少涉及会议外的氛围。甚至10月5日真正决定恢复高考命运的政治局会议，今年才有徐庆全先生做专题探讨，且仅发表在他个人的微信公众号上，[26]能否见诸纸媒仍存疑。

1977年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处于“在徘徊中前进”、即将迎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期。如果仅把着眼点局限于两次有关高招的会议内，很难反映“两个凡是”与解放思想博弈的复杂背景。笔者通过梳理当时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原始文献发现,主流舆情与两次会议内部的讨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景。故我认为，首要任务是厘清当时的政治背景，尤其是必须准确把握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同志的思想动态。我的基本思路是：恢复高考的真实过程，应该是徘徊中前进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在党的副主席试图纠正毛泽东晚年在教育领域的错误，力主恢复高考时，主流媒体密集推出和宣传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和实践，只有最高领导人能做到。华国锋是否明显地在警示主管及主政教育者：教育改革不要走得太快！[27]在此政治氛围下，我坚信，若无新的转机，第二次高招会议走不远，人们的共识很难超越时代。这也决定了邓小平不会强攻，只能智取。

就这样，通过步步假设、由外向内的层层推进，加之同仁的鼎力相助，新的史料源源不断。论从史出，一直是笔者研究历史的不二原则。目前，笔者已穷尽所能收集了相关史料，不仅拥有包括邓小平“8·8讲话”的17个版本（另4个是正式出版物）、邓小平“9·19讲话”的原始《记录稿》，还几乎囊括200多本“新三级学人”回忆文集，内含近万篇当事人的亲历记。人们可以不同意笔者的观点，但无法否认，从涉及的文献资料来看，笔者发掘的史料之丰富，在本研究领域罕有人能及。人们可以质疑笔者的学术功力，但从公开的学术成果来看，近二十年间，笔者在这一领域倾注的心血与时间，亦属首屈一指。在研究中，笔者始终坚持宏观视野下的精雕细刻，哪怕是“改变”与“改革”的一字之差（“改进”是完善，但不改变本质；“改革”是根本性的调整，是“重塑”。这一区别在此前的高考文献中有不少先例[28]），也绝不放过。我一贯的高度自信均来自始终如一的加倍付出。当海量史料与逻辑假设相互印证时，一切皆在意料之中，论证过程水到渠成。随着“三阶段论”的推出，恢复高考党中央集体决策论，在理论层面事实上已构建完成。

惜人微言轻，加之社会运行的惯性，我的旨在把恢复高考的决策，由个人“拍板”，还原到党中央集体决策的“恢复高考过程三阶段论”，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面对恢复高考如此重大的战略国策，近日，有些学者在对话中竟得出“不涉及让中央领导来决定是否恢复高考”的结论，[29]令人唏嘘。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邓小平8月8日讲话“原始稿”重现，不仅为论证“恢复高考是党中央正确的集体决策”，提供了直接且权威的原始证据，更使恢复高考过程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迎刃而解。恢复高考决策过程中这段回调史实的浮现，也使“三阶段论”中“阶段性”更清晰和突出，逻辑性更强和连贯。至此，恢复高考邓小平个人“拍板”说，在史料源头便不攻自破。过往研究中那些因史料缺失或没有认真通读原始文献，而产生的纷扰与误解，也将随之烟消云散。

顺便提及，在史学争论中，对于不利于己方的史料与观点，理应正视或予以合理排除，绝不可视而不见或刻意回避。以笔者对陈侃章先生相关考证的回应为例，其关于邓小平8月13日即要求中央传达8.8讲话的信函，实对笔者第二阶段的论证构成致命挑战。但正是基于对该不利自己的史料的聚焦，笔者将研究突破点锚定于8.8讲话文本本身及其流布过程，并在友人点拨下迅速寻得了“原始稿”，终使研究再呈“柳暗花明”之局。反观当前恢复高考史的研究，不少学者为迎合新的“两个凡是”论调，刻意绕开相左的史料与观点，妄图以此维持理论的自洽。这种仅满足于“自圆其说”而回避核心矛盾的做法实不可取，更不应在史学界蔓延。

恢复高考过程中的纪念式叙事是必要的，否则，现实的启发意义将大打折扣。但纪念式的话语不能替代过程史本身，意义的阐释不该成为恢复高考过程史研究的主体。

将恢复高考的决策由单纯的“个人拍板”说，回归到包括邓小平同志在内的党中央集体领导，这本身并不存在任何政治动机或思想倾向问题。实事求是，才是对邓小平同志以及即将迎来的恢复高考五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为此，笔者再次向当政者和学界郑重建议：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合乎逻辑为前提，重写恢复高考过程史。

虽千万人，我往矣！

                                                                          2026-08-28征求意见初稿

                                                                          09-05征求意见第二稿

                                                                          09-10定稿

注释：

[1]参见沈登苗：《邓小平绕开“两个凡是”力主恢复高考——兼论刘西尧在恢复高考中的重要作用》，“学人scholar”微信公众号2025年6月6日。

[2]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1977-199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3页。

[3]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1977年9月19日）》，载杨学为主编《高考文献（下）》（1977-1999），第52-55页。

[4]沈登苗：《邓小平绕开“两个凡是”力主恢复高考——兼论刘西尧在恢复高考中的重要作用》，“学人scholar”微信公众号2025年6月6日；徐庆全：《华国锋与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徐庆全与八十年代”微信公众号，2026年1月24日。

[5]参见沈登苗：《恢复高考过程三阶段论》，“学人scholar”微信公众号2026年5月9日。

[6]徐庆全：《华国锋与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徐庆全与八十年代”微信公众号，2026年1月24日。

[7]（美）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04页。

[8]沈登苗：《恢复高考过程三阶段论》，“学人scholar”微信公众号2026年5月9日。

[9]为了排除人们误以为“改革”一词的超前出现，笔者提示，”改革” 一词是“前十七年”教育领域频繁使用的措辞。如钱俊瑞：《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1951年)。

[10]《在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1977.5-1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11]胡福明：《历史的回忆——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修改过程》，《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12]郭罗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载于光远等编《猛醒的时刻——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纪念专辑》，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79-291页。

[13]教育部大批判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

[14]四川省教育局等：《老革命根据地盛开教育之花——巴中县教育事业三十年的变化》，《四川教育》1979年第 4期。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180页。按：该史料由陈侃章先生梳理发现.。这是陈先生对恢复高考过程研究的一大贡献，也为笔者找到邓小平8.8讲话”原始稿”提供了契机。在此谨向陈先生表示感谢。见陈侃章：《邓小平布局,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连环出炉》，“新三届”微信公众号2026年8月13日。

[16]参加1977年第二次高招会议的省级教育部门负责人中，有一个来自陕西省的文鉴白，而”文”是个小姓,故此件有可能来自陕西省。参阅钟岩：《中国新三级学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 8页。

[17]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载杨学为主编《高考文献（下）》（1977-1999）,第27-33页。

[18]沈登苗：《恢复高考过程三阶段论》，“学人scholar”微信公众号2026年5月9日。

[19]《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1977年8月4日），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1977-1999），第14-17页。

[20]参阅《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条，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31页。

[21]顾迈男:《邓小平与1977年科教座谈会》，《百年潮》 2009年第3期；顾迈男：《未曾开公报道的“科教座谈会”》，《党史纵览》2012年第6期。

[22]《在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1977.5-12）》,第22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1977.5-12）》。

[24]见王征整理：《1977年两次全国高招会议实录——原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王锡璋日记摘抄》，载《中国考试》杂志社组编《恢复高考30年（上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7-407页。

[25]沈登苗：《邓小平绕开“两个凡是”力主恢复高考——兼论刘西尧在恢复高考中的重要作用》，“学人scholar”微信公众号2025年6月6日。

[26]徐庆全：《华国锋与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徐庆全与八十年代”微信公众号，2026年1月24日。

[27]沈登苗：《恢复高考过程三阶段论》，“学人scholar”微信公众号2026年5月9日。

[28]见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1949-197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488，541，623，626页。

[29]见陈侃章：《邓小平布局,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连环出炉》，“新三届”微信公众号2026年8月13日。

来源：学人Sch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