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庆武:八十年代无锡的经济学研究回顾
一、初识无锡
我1956年出生于山东兖州。1974年高中毕业在当地成为插队知青,1976年招工到山东拖拉机厂工作。1978年考入曲阜师范学院政治系学习。大学二年级时,经典著作选读开了《资本论》精读,开启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1981年从报纸上看到关于召开全国第一次《资本论》讨论会的征文启事,自己不揣冒昧,结合读《资本论》的体会,写了一篇《试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生产方式》的论文,寄给了会议组织者。没想到没过多久,接到了论文入选通知,告知将于1981年12月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全国第一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作为一个大三学生,论文能入选全国学术会议,学校大力支持,帮助打印了论文250份,由自己将论文带到无锡会议上。
对于自己这个从小县城出来的学生来说,对无锡并不了解。仅知道她靠近上海,是个经济发达的江南城市。到了无锡参加会议后,方才了解到她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个发祥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仅经济发达,而且出了一大批经济学家,个个如雷贯耳,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如陈翰笙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农村经济调查,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了《中国农村》杂志,并带出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如吴觉农、孙晓村、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秦柳方、姜君辰等。
学术讨论会在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市委党校举办。通过在会议期间与一批重量级的经济学家接触,又看到无锡的发达经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江南风光,坚定了自己毕业后到无锡工作的决心。
二、八十年代无锡经济开风气之先
1981年12月15日至23日,全国第一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在无锡召开。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校、党校、社科院的代表共232人出席了大会。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许涤新在会上作了《论〈资本论〉的生命力》的报告,于光远作了《有关〈资本论〉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会议分成几个小组,围绕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等问题展开研讨,每天出会议简报供学者们交流。这次会议,云集了全国各重点高校的经济学大家,年轻的学者很少。当时印象中年纪最轻的只有南京大学的研究生洪银兴和我。这次会议上认识了山东大学的马加驹教授等一批经济学家,为我以后请教他们提供了方便。
1982年我大学毕业。因对象在无锡工作,经过努力,我分配到无锡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理论科的主要职责,除抓好全市的理论教育、理论宣传之外,还有理论研究工作。当时由于我在大学期间就在一些大学学报发表过几篇论文,并在全国有一定反响,因此受到当时负责理论工作的副部长薛一青同志和理论科长浦文昌同志的器重。入职不久,我就被推荐当无锡市第二届经济学会理事和副秘书长。1985年4月,我有幸参加无锡市委、市政府主持的“无锡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咨询会”,聆听了陈翰笙、薛暮桥、钱伟长、胡福明、秦柳方、薛葆鼎等一批无锡籍经济学大家的演讲,深受启发。会后,由我牵头组织了“无锡市中青年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自己任会长。无锡市经济学会召开第三届经济学会时,中青年的研究会理事刘兆彬、夏明文等均被邀请参加,当时的市领导郁谦、蒋式东等都对研究会给予扶持和指导。以后宣传部分管理论的副部长周解清同志和社科联常务副主席华祖春同志也给予了积极支持。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结束了“文革”浩劫、思想解放、开放改革的年代,无锡由于丰厚的经济底蕴,发挥紧靠上海、经济基础雄厚的优势,在全国率先崛起,成为经济发达的明星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短缺经济时代,只需敢想敢干,很容易取得突破。七十年代末期,无锡就出现了“星期六工程师”现象。即在上海工作,家乡在无锡、苏州的一些工程师,利用星期六回家,星期天再回上海上班的空闲,指导家乡创办社队工业。八十年代初期就已渐成气候,1984年改称为乡镇企业,被邓小平同志称为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伟大创举。从而形成了对全国经济影响巨大的“苏南模式”。与此同时,城市改革也拉开序幕,国有企业开始推行承包制、“利改税”等改革,使之不断增加活力。八十年代,无锡恢复了“小上海”的昔日辉煌,成为全国的经济明星。
三、八十年代无锡的经济学研究
无锡虽然是一个地级城市,但由于城市发达、经济学家众多,因此,经常承办一些全国性和全省性的经济研讨会,如1979年4月举办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研讨会”,1983年9月举办的“孙冶方经济理论研讨会”等,提升了当地经济学研究水平,也培养了一大批热心经济理论研究的人才。无锡市经济学会吸纳了一批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针对当时全国、全省和当地的经济发展实际,开展了多项研讨活动。纵观八十年代无锡的经济学研究,最集中地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研究。八十年代开始,我国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冲击。可以说,改革的目标就是针对僵化保守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由于长期经济所形成的思想僵化和路径依赖,要打破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得八十年代初乡镇企业初兴时,经济学界有人批判她是与国有企业争原料,争市场,使乡镇企业发展步履维艰。为此,无锡经济学界的一些同志解放思想,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开始对计划经济违背价值规律,造成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弊端进行了批判。记得当时最风行的一本书就是匈牙利经济学家写的一本著作《短缺经济学》。该书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出现如产品短缺,排队抢购,凭票供应,预算约束软化等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使人们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要有了新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路,使人们解放思想,认识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上各类商业经营单位大量增加,为告别短缺经济提供了实践支撑。
二是“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研究。无锡是苏南乡镇企业发展的核心地带,涌现了一大批乡镇企业发展的典型,特别是无锡县和江阴县,由于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工农业总产值快速增加,八十年代无锡县曾经被称为“天下第一县”,就是因为她的经济总量长期在县域经济中处于排头兵的位置。无锡、江阴以及苏州的常熟、张家港等都出现了一批乡镇企业的明星村。如华西村、长江村、西塘村、三房巷村等。苏南模式的特点是以村集体经济为主,村里成立了公司乃至总公司,大办二三产业,村企合一,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与这一模式相近的,还有山东的“胶东模式”。与此同时,浙江的温州等地,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小作坊、小工厂遍地开花,老百姓也富裕起来,出现了许多万元户,被称之为“温州模式”。1986年我应邀到温州开会,还专门考察了温州的一些个体私营企业。
关于“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研究,在八十年代中期形成热潮。一开始多数同志都认为“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坚持了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并对“温州模式”进行了分析批判,认为“温州模式”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有利于产生资本主义。但在当时,邓小平的“猫论”,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逐步占了上风,认为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农民致富,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工业,各种形式都是探索,不必分出优劣。党的“十三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后,这种“姓社姓资”的争论逐步平息。
八十年代中后期,经济学界的一些同志开始分析由集体经济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产权不清,体制僵化乃至“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等,一开始这种反思受到抵制。但是“苏南模式”的体制弊端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后来对乡镇企业的集体经济模式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探索,如推进股份合作制,企业负责人买断资产,变为股份经济、合作经济等。期间无锡市经济学界的同志经常与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交流合作,在无锡多次召开“苏南模式”研讨会,无锡成为“苏南模式”研究的热点地区。
三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协调研究。改革开放后,无锡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在全国地级市中的耀眼明星。其经济总量甚至超过大多数省的省会城市。但是人们发现,与那些经济尚不发达的省会城市和一些大城市相比,无锡的软实力不足,比如大学比较少,仅有一个正规的无锡轻工业学院,无锡职工大学改称江南大学后,实力有限,远不如解放前的江南大学出名。为此,无锡经济学界的同志也关注并开始重视当地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协调问题,即通过文化发展提升无锡的软实力,促进无锡经济发展上水平、上台阶。
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开风气之先的年代。上海市率先召开了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1985年春天,无锡市委宣传部在《无锡日报》上发出征文启事,为召开“无锡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向全市征文。无锡市的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者300多人参加了这项活动,会议收到论文200余篇,最后确定了近百篇论文入选。当年夏天,在美丽的太湖之滨召开了研讨会,针对无锡的文化发展战略,无锡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社会发展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参照上海的“海派文化”,对无锡的“湖派文化”的开放不足,改革滞后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会议通过征文发现了一批中青年理论人才,为无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四、薪火传承,春华秋实
无锡作为一个地级城市,几十年来经济研究一直十分活跃,并取得了十分耀眼的成绩,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地十分发达的经济和开拓创新为经济研究提供了丰厚土壤。无锡既非省会城市,也不是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但经济总量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2021年位居全国城市第十四位,在地级城市中仅次于苏州位居第二位,人均水平则更高,超越了全国大部分省会和副省级城市。这取决于她的经济底蕴,更取决于她的改革开放和开拓创新,有不少经验值得总结和提升。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经济学研究者们是幸运的,丰厚的经济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支持。
二是既有理论研究的传承,又有本土经济研究学者的不断涌现。无锡的经济研究在百年前就出现了一批闻名全国的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新秀,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如:浦文昌先生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和中国商会法立法研究;以汤可可为代表的经济史研究;以王安岭、须俭为代表的“苏南模式”研究;以黄胜平为代表的开发区发展研究等,都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无锡市经济学会成立四十年来,培养了一大批理论新秀。
三是走出无锡的一批学者,也取得了突出成就,成为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经济学家。如八十年代从无锡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刘兆彬先生,先后就职于中央党校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后成为国家质监总局总工程师,现任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会长。先生夫人方竹兰女士,从无锡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后赴美名校做访问学者,现任人大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无锡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夏明文博士,在区域经济学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先后担任海南洋浦开发区土地管理局局长,上海华顿研究院副院长。
1987年,我由市委宣传部理论科调市委讲师团担任教研室主任,兼任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1990年底,由无锡调入山东社会科学院工作,后担任了山东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和山东省情研究中心主任。在研究山东农村经济的同时,经常借鉴江苏经济发展特别是无锡经济发展的经验,对山东与广东、江苏、浙江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并赴美国、日本、俄罗斯、越南等国和台湾、香港等高校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可以说,在无锡的八年时间,无锡活跃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使我印象深刻,并为我以后的学术和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不能忘记无锡——我的第二故乡。
(作者系无锡市经济学会第二、三届理事,山东省社科院省情研究中心原主任,“三农”研究知名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来源:江南风新视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