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多学科对话

发布时间:2026-11-17 14:22 作者:萧冬连 浏览:679次

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日渐成为热点,不少高校和研究单位纷纷成立相关研究机构。依笔者的体会,改革开放史研究要想深入,应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是搜集整理资料,厘清重大事件的经纬,这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基础。困难在于,关键性史料空白很多,一般资料多而散,归纳梳理有难度,这件事需要下很大功夫去做。另一方面是对改革逻辑的理解。历史学的长处是叙事,但叙事不等于不需要解释。真正好的研究,应当探究事件背后的逻辑,寻找历史的因果链,而不是满足于作表面的大事记式的记录。要深度理解改革开放,一个必要的途径是进行多学科对话,特别是关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相关讨论,借鉴其方法和成果。学科界限并不是不可突破的壁垒。之所以特别强调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多学科对话,是因为各学科都在研究同一个对象,只是观察视角和方法不同,历史学者不能无视这些研究自说自话。

以解释“中国奇迹”为例,目前各种解释大多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从研究路数来说,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经验的研究,分析影响中国增长的诸多因素,以及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利弊得失。这类作品不胜枚举,下面略举几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等人领衔撰写的近百万字著作《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它是受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改委的委托,就中国经济中长期战略和“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进行研究的成果。这本书重点是从经验、政策角度进行总结,把“中国经验”归结为五条:充分利用了世界经济;维护了宏观经济稳定;保持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作者指出,“中国奇迹”的经验,是可供他国参照的。这五条并非都符合西方主流观点,“其中第五条‘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明显是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极不赞同的”。另有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勃兰特与罗斯基主编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汇集了数十位学者包括中国学者的论文,涉及的论题极为广泛,包括政治、劳动、人口、环境、资源、教育、科技、工业、农业、财经、金融、结构转型、全球化、法制建设、收入差距、地区差异等,试图主要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全面回答“中国奇迹”的成因,被誉为“在未来许多年中将成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地位的最重要的参考书”。国内如刘鹤曾总结“中国奇迹”的六条经验: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有些学者着眼于更具体的中国经验,如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曾智华领衔编著的《解读“中国奇迹”: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与挑战》一书,强调经济特区和园区的产业集群化为中国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曾智华也是最早把中国经济特区和园区经验推向海外的学者。

另一种解释,则从经验描述进入到制度和机制的研究,提出各自的解释范式。如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张五常“县域竞争”的解释、科斯和王宁“边缘革命”的解释、周黎安“政治锦标赛”和“官场+市场”政经互动的解释、钱颖一等“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的解释、戴慕珍“地方政府法团主义”的解释、洪源远“制度与市场共演”的解释、韩博天“适应性治理”的解释等。

历史学者之所以需要关注这些研究,是因为有助于拓展视野,寻找和解答“真问题”。当然,没有必要拘泥于某一范式并将其奉为权威。严格地说,任何一种理论范式都只有部分解释力。历史是复杂的,历史的演进必定是多种因素纠结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任何一种理论模型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对于那种将历史归结为唯一因素的理论更应当有一份保留。如制度决定论者把私有产权及其保护和西式民主制度作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用这种逻辑解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转型,难免陷入解释的困境。

也许出于历史学者的偏好,笔者更关注那些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获得的信息。洪源远的《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一书,聚焦中国如何在几十年间以惊人的速度摆脱贫困。作者在2006年至2015年间,到福建、浙江、江西、湖北等12个省份作田野调查,访谈了400多人,受访者职业各异,比较多的受访者来自经济、财税、人事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访谈记录1000多页。她得出的结论对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提出挑战,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建立适应性的环境,放手让相关行动者创变地找到解决方案,去解决不断变化的问题。相信有某个可以永远在所有地方复制的模式,不仅徒劳无功,甚至适得其反。

一、如何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政府的作用

“中国奇迹”根源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包括向社会开放权利、让市场配置资源、把激励机制搞对、发展民营经济、保护产权、发挥企业家作用、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等。这些是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的,但同时又是一般性的共识。离开了这一点,分歧就出现了,焦点还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建立到完善的过程中,政府究竟是一个“负资产”,还是一个推动力量?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界争论不休。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无需政府参与,市场可以自行解决所有问题。另有学者则强调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多的学者并不否定政府的作用,但认为政府过度介入市场并不是中国的优势,而是问题所在。

中国的增长故事超越了关于政府与市场二分的研究范式。洪源远在《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中提出一个“共演理论”模型,认为发展必定是(国家)制度与市场共同演进的过程。作者描绘了一张中国市场化转轨的路线图和因果链条:利用现有的“弱制度”(集体产权+混合所有制等)创造性地创建市场;市场启动后,市场的发展推动制度出现适应性演化;最后,利用强化的制度巩固市场,实现市场起飞并成熟。她讲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适应性问题,政府能否随着市场和经济发展作适应性的改变才是关键。这种适应性改变包括观念、政策和行为模式等。按照国内的说法,就是与时俱进。指出中国适应性特征的不止一个学者,如美国学者戴慕珍与戈迪温合著的《重访邹平:一个中国县城的适应性治理》,德国学者韩博天的《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所不同的是,他们都把中国政府和官员的这种适应性的源头追溯到中国革命的传统。

按照西方经典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必须具备必要的制度条件,如私有产权保护、职业官僚制、法治等。洪源远认为,这些制度条件对于维护业已建立的市场来说不可或缺;但要从无到有地建立市场,这些制度条件既不可得,也不适用。她从国际经验观察到,西方“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好制度带来的不是增长而是持续的混乱”。作者把市场化过程区分为“建立市场”和“维护市场”两个过程,早期和后期的经济增长阶段需要不同的制度。在市场及相关制度几乎不存在时要“有什么用什么”,在初期,保障私有产权并非最紧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照顾好基本需求”,如修路、通电、提供银行服务等;同时利用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如利用私人网络招商引资,以官商之间的庇护关系代替正式的产权保护等。这基本符合中国的实际,乡镇企业包括“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是在产权并不明晰的情况下快速发展起来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然有大量模糊产权的存在。包括明晰产权及其法律保护在内的各种制度,都是在市场体系发育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洪源远关于动态地看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与笔者的观察大体相同。然而,从“建立市场”的制度到“维护市场”的制度如何过渡?其中的推动力量是什么?是否有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这是作者没有完全回答的问题。实际上,这决不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转变过程。初期的制度促进了经济增长,也付出诸多的社会性代价。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造就了诸多利益集团,他们已经适应了既有体制的盈利模式,如官商共同体的分利模式,可能成为制度转变的强大阻力。不过《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还是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这样的问题,不应只停留在形而上的争论,有必要通过经验研究,包括地区的、行业的和个案的研究作具体分析。在这方面,正是历史学者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二、如何理解政府的决策模式

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渐进式改革方式和路径选择。营造一种政策环境,促进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自主创新,通过不断的局部试验取得经验再形成全局性政策。创造价格“双轨制”和混合产权等过渡性制度,这种过渡的形式足可以激发市场,有利于体制外经济的成长。这是普遍认同的一种解释。

改革开放之初,选择局部试验的渐进式改革路径,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认知上的约束。改革无先例可循,领导层也不清楚改革究竟怎么走。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测风险,可行的办法是诉诸更多的政策试验。二是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巨大,不是一纸命令在全国任何地方都能够奏效的,必须在中央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促进地方因地制宜寻找地方性解决方案。三是决策上的共识达成。中国几乎所有重大的经济、政治等相关决策都经历了广泛的共识形成过程,在许多情形下,重大政策的形成是各方利益博弈、各种意见妥协的产物。

政治学家王绍光、樊鹏提出一个“共识型决策”的概念。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至今,政府决策模式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迁:内部集体决策模式、“一言堂”模式、咨询型决策模式、共识型决策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咨询决策时期,而当前则进入了共识型决策时期。作者以新医改为例,提出共识型决策的主要特点是“开门决策”,通过各种方式让各界群众及利益团体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共识型决策”的概念有启发意义。不过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把民众广泛参与决策过程作为共识型决策的特征并不准确。事实上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民众参与的决策并不多,作者所举的新医改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是少数特例,而且是一个并不成功的例子。有些学者认为,广泛讨论和大众参与的方式并不能保证导致成功的决策,甚至可能蜕变为混乱和僵局。北欧国家和日本、韩国的经济决策都独立于民粹主义压力,而依赖于精英内部的协商。二是把80年代的咨询决策排除在共识型决策之外,更不合适。依笔者的理解,如果说共识型决策,应该主要是在精英内部取得共识,包括专家的参与、高层微妙的人际互动、中央与地方以及中央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商、谈判甚至讨价还价。我们说80年代的改革是民众参与的改革,并不是指民众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而是指政策的松绑赋予民众一定选择权,而民众自发选择的结果最终影响到政策的趋向。关于重大决策及决策机制的研究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有许多课题可以做。改革是否始终一贯地坚持了共识型决策,还需要作具体的考察。至于分散在各地区难以数计的改革决策过程,更不是一个“共识型决策”所能概括的。

问题不仅在决策如何出台,更在于它如何在全国推行。这里涉及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模式。经济学家史正富在《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一书中提出一个三层结构的解释,认为中国形成了一种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有着系统差异的新制度类型,包含一个战略性中央政府、一个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以及竞争性的企业系统。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总揽全局,把握发展和稳定的平衡;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官僚主义障碍;而企业则着力创新,谋取发展。中国的优势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企业的创新活力结合了起来。这是一个理想化的互动模型,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

洪源远提出一个“引导创变”的概念。她认为,要说有什么始终一贯的中国模式,那就是“引导创变的适应方式”,放手让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去适应性追求发展,各地基层行动者为解决各自面临的具体的又不断变化的情况和问题,创造了数不清的具体办法,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共演路径,它们相互渗透,导致整个政治体的重大转变。她区分了“控制”与“影响”两个概念,中央政府不是试图“控制”而是“影响”改革进程,将自上而下的引导与自下而上的随机应变相结合。高层指示明确程度各不相同,可分为三色信号:红色、黑色、灰色。红色政策即明令禁止的行动(国内称为“划红线”);灰色政策模棱两可,允许有限试验并自下而上反馈;黑色政策一般从灰色政策中来,以“公开成文”明确授权地方可以采取大胆的行动。依笔者的观察,在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或许是一些指导性原则。傅高义称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而又妙不可言的笼统表述”。这种“笼统表述”还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等。需要指出,洪源远所谓“引导创变”的解释是有缺陷的,似乎改革都是中央引导、地方创变这样一个单向进程,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全局性政策的形成来自对地方经验的总结和提升。

韩博天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认为,中国的政策确定过程都是建立在中央和地方互动这样一个基本模式之上,中央确定政策目标,政策实施的工具却是由地方自己摸索和尝试,最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反复试验及不断反馈的机制加上中国巨大的地方差异,非常适合发现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和培育不同的动员组织模式,这让中央政府无论面对何种情况都能找到相应的政策工具。这种中央和地方互动的制度安排充满张力、高度灵活但同时也很脆弱,特别是当中央出现意见不一或地方要求更大的自主性的时候,容易导致政策过程的停滞。

这些都是对中国渐进改革特征的不同描述,许多说法似曾相识,只是在不同语境中讲述同一个问题。但站在庐山之外看庐山,自有其独到之处,还是值得关注的。

对于中央决策者来说,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保持平衡。既要激活地方的创新活力,又要保持宏观稳定和平衡。笼统的指令给地方留下灵活应变空间;但没有界定的自由试验会导致混乱,越轨行为往往是在事后才发现并加以纠正的,如80年代前期沿海地区的走私潮。一般认为,中央保持宏观控制力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人事任命和政绩考核,二是财政再分配能力。关于前者,不必多加解释。关于后者,可从80年代的实践中得到说明。80年代推行放权让利式改革,有利于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但也带来财政“双下降”的问题,即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和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中的比重下降。中央政府不止一次向地方政府借款,致使中央掌控经济的能力持续下降,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与此有关。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曾说:“在现行的体制下,你要求地方服从全局,无异于与虎谋皮,只能成为老套的空话。”“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地方占上风。”这两句话透露了当时宏观调控的无力感。1994年推行分税制的动力之一,就是要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以增强中央调控经济和在不同地区进行财政再分配的能力。其实,除了人事和财政,还有一种因素是国外学者不大注意的,这就是“政治优势”,在处理一些难以落实的目标时,往往诉诸政治纪律,强调维护中央权威,用行政手段推行下去。这种情况当然不多,多数情况下还得商量着来,包括利益博弈和妥协,如分税制改革就经历了艰难的讨价还价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有很大变化。分权式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追求财政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选择性执行中央指令并非个例。当年流行所谓“遇到红灯绕道走”的说法,还有所谓“用好、用活、用足”政策的说法。这种选择性执行不能说都是错误的。一般说,地方政府比中央更清楚什么适合于当地情况,更清楚怎样办好自己的事,这也是行政分权改革的主要依据,地方政府维护自身利益也并不为错。在改革的探路阶段,“变通”甚至打“擦边球”的做法,反而成为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很多改革是在变通中突破的。选择性执行指令有诸多策略,如先斩后奏、向上申诉、通过个人网络寻求领导人支持、利用高层意见不统一或不同部门指示口径的矛盾、放大中央政策口子等。即使中央“划红线”的领域,地方仍然可以找到变通的办法。现实中,在合理的变通和钻政策漏洞之间,存在很多灰色地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必然损害中央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造成秩序混乱和政令不畅。对于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层级政府之间的互动模式,国内研究者较少关注,很有必要扩展这个领域的研究。

三、地方政府为什么拥抱市场经济

上面所说政府在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相当程度上是在说地方政府的作用。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质上是一种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和增长模式,对这一事实是有广泛认同的。当然有批评者,但批评集中于它的利弊分析,而不是事实。上面列举的各种解释范式,多数都是围绕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展开的。

中国地方政府拥抱市场经济,官员们对招商引资的重视,让许多境外学者诧异。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提供各种优惠,有的县不仅免费提供土地,还免费为投资者建造厂房。 “这样的县干部,全国东奔西跑寻求投资者。” “一个三十万人口的县往往有五百个招商员。” “需要一个商业牌照吗?县政府会派人代你奔走。要建筑许可证吗?他们给你担保。不喜欢那不洁的小溪流过你的场地吗?他们可能给你建造一个小湖。他们帮你找设计师,找建筑商,而准备投产时,会协助你聘请员工,收的费用合理。是的,县有招工队,替投资者招工。他们会向你推销他们的廉价电力,推销他们的公园与娱乐,推销他们的方便交通,水电供应,光辉历史,甚至他们的女孩有多漂亮——我没有夸张!”洪源远在访谈时,有中国官员对她说:“我们国家现在重视企业,我觉得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达不到我们国家的重视程度,企业家都是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了。”2012年,某县县委向所有部门发布提升营商环境的文件,写入这样的口号:“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公务员是公仆,损害企业利益是罪人。”

政府的作用不仅在招商引资,还在于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如规划园区引导产业集群化发展等。一般认为,市场越发育,政府“看得见的手”就越应收缩。然而,洪源远以具体实例说明,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民营经济起飞,重组经济和商业区规划的需要越来越大,政府转向高度干预主义的角色。某县的经济腾飞是从2002年政府规划设立中央商务区开始的,政府的强制力“为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填平了道路”。张五常尤其赞叹政府在长三角工业园兴起中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长三角只用八九年时间就超越了珠三角,其中原因之一是长三角地区调整土地使用有很大弹性,而珠三角早期的放任式发展已经限制了园区规划的弹性。他以此证明:“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较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世界级的工业园在长三角一带冒起,美观的园艺与现代化的设施,是例行地由县的干部策划。”

那么,什么机制使地方政府主要扮演 “帮助之手”的角色呢?学界大多从激励和竞争机制上作出解释,如财政激励、地区竞争和政治锦标赛等。钱颖一等的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认为,分权后地方政府被赋予管理权限、激励机制、独立地方利益,形成了相对独立于中央的自主空间。而政府间的竞争对地方政府随意干预市场形成约束,形成了一个“维护和创造市场的联邦制”。张五常则把地区竞争归结为县际竞争,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不在省市而在县级政府,而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1994年分税制改革更强化了县际竞争。周黎安等人从官员晋升激励视角,提出所谓晋升锦标赛理论。后来,周黎安进一步提出“官场+市场”的政经互动模式:官员政治晋升的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辖区内的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这促成了地方官员和地方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一个是为了政绩,一个是为了利润。这些理论范式所依据的都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虽然有它的深刻性,但也不能否认有一批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改革者,这在第一代改革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是冒着风险的,而利益则难以预期。

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的地方政府具有商业性公司的诸多特征。这个概括来源于美国学者戴慕珍提出的“地方政府法团主义”理论,其代表作是《中国农村经济的起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她认为中国乡村经济迅速起飞的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企业化,地方政府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县级政府相当于企业集团中的总公司,乡镇政府相当于企业集团中的地区分公司,村民委员会相当于企业集团中的子公司,形成了党、政、企三位一体的利益共同体。地方政府深深卷入企业内部的经营运作过程之中,通过四种方式控制和介入企业经营:一是工厂管理,二是资源分配,三是行政服务,四是投资与贷款。国内学者称之为“基层政府公司化”,集中表现为政府以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是财政收入为最高动力。GDP是这个“公司”的营业额,财政收入则是这个“公司”的利润。“发展是第一要务”,公共服务责任退居其次。戴慕珍的研究以苏南模式为模板,“地方政府法团主义”理论能否涵盖所有地区的情况,如温州模式,还需作具体分析。不过有研究表明,温州地区地方政府和官员虽然不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但与私人企业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来自私人经济的税费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工商税收一直占温州财政的90%以上,还有“自愿捐款”征收的各种基础建设经费等。

对于地方政府的作用评价两极。褒扬者肯定地方政府是中国市场化转轨和经济腾飞的主要推手。张五常认为,县际竞争的制度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是创造中国增长奇迹的主要因素。国内也有学者说:“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展开的政府间竞争,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经济的一个独特竞争力”,如果否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功能,只让它提供些服务产品,“那就是在自毁长城”。诟病者则指出地方政府和官员过度介入市场是寻租腐败、社会不公、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基层政府公司化”对于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没有动力;政府变成利益主体,与民争利,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诱发治理危机。有学者直呼“基层政府公司化”是市场化的一个“怪胎” 。两种评价都有充足的事实依据,也许这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四、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中国的优势还是劣势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历史形成的。看一看中国三级落差的地形图就不难得到这个结论。改革开放前曾有过两次大的工业布局调整,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的156项投资,大多数项目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另一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沿海地区的一批工厂迁到了大小三线,由此形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区和城市。两次工业布局调整主要不是考虑区域均衡发展,更多地是出于备战考虑,但客观上有助于改善全国产业布局。不过,内迁工厂对当地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究竟有多大,还需要作具体考察。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企业转型成功,有的企业关停并转,许多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后三线时代”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1979年以后,由于政策与市场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地区发展的差距迅速扩大。从政策上说,中央推行一种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沿海开放区组成的梯度开放政策,这是一种自觉选择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它体现了邓小平“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开放也是一种特惠。纳入开放的城市和地区政府获取更大的自主权,这等于内地还被旧体制束缚着手脚,开放地区已可以放手做试验了。开放试验区在税率、外汇留成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对内地省份的人才、资源具有虹吸效应。我们看到,扩大对外开放既是高层的决策,也有来自地方的动力。在每一步扩大开放的决策中,各地都希望能挤进开放地区。1984年初决定开放沿海城市,最初议定只有8个城市,江苏省没有参加会,省长顾秀莲闻讯赶到北京,找中央领导,要求增加江苏省的南通市和连云港市,得到同意。其他沿海省领导人也有这样的要求,这样,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增加到14个。1985年决定进一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时,引起内陆省份的抱怨。他们提出,沿海本来条件就好,还要给他们优惠条件,我们内地的条件本来就差,还不给优惠条件,提出内地也要开放。当时国务院领导人解释说:“事情只能一步步走,中国的事情要是大家都挤在一起,就搞不成了。”沿海是全国的沿海,沿海经济繁荣,通过横向经济联合必然带动内地发展。这种梯度开放战略可能是中国成功的秘诀之一,也是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较多的做法。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曾智华说:“伴随改革而生的从深圳特区开始的诸多经济特区(含开发区及各类园区)和产业集群是推动中国迅速发展的两大重要引擎。”

市场竞争是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另一股力量。当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时,内地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发展起来。虽然有些企业冒出来,因无法与市场接轨,产品没销路,更无法打入国际市场,结果令人失望。越落后和封闭的地区,人们的观念就越保守,这也是很普遍的现象。沿海地区机会多,冒险回报率高;内地机会少,冒险失败的机率高,因而更惧怕冒风险。同样的制度环境在不同地区为什么出现不同的结果?反映出制度不能说明一切。用地理区位、自然禀赋、市场规模和人脉网络等因素解释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更具有说服力,而这应该也是中央推行梯度开放政策的重要原因。

地区非均衡式发展路径,究竟是中国特有的优势,还是中国的短板?存在不同的看法。刘雅灵着重批评它对全国性市场形成的阻碍和不平等性质。她列举了因地区不平等导致市场分割的种种现象,如各级政府实行地方市场封锁以发展并保护地方产业,甚至设置各种税收非税收障碍,例如在交通要道设路障与关卡,在铁路交会处设置检查站,对它省路过货物强行收取各种非法规费,阻止本地原材料外销它省,擅自提高外地产品在本地销售的价格,通过财政补贴降低本地产品价格以提高其销售量,为减轻再就业压力加强对外地民工就业的限制,等等。刘雅灵提出一个“准世界经济体系”的概念,认为中国形成了与世界经济体系相似的特征,即中心与边陲的经济分工和剥削关系。原本工商业就发达的沿海地区较早享受经济特区建立和对外开放的优惠,引导全国人才、技术、资金流向沿海,剥夺了内地发展的稀缺资源,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从而构成沿海与内地的对立冲突和贸易壁垒。然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地方差异性是中国的市场优势。如洪源远认为,先是中国沿海地区受惠于内地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继而后发展地区承接沿海低端产业的转移,实现经济开始起飞。地区不平等是市场开放的结果,也是中国取得整体经济成功的驱动力。她把这种多层次的区域相互依赖性称为中国自己的“雁阵模式”。雁阵模式使中国经济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通过产业在国内的横向转移可以减轻国际市场变局的冲击。

不过洪源远认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并“不是中央的规划和推进,(中央)只是被动回应了这一趋势”。2005年,沿海产业转移出现了机会。这是全国市场和政策环境渐进式转变的长期积累。其一,中央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中西部的经济增长,并向中西部转移支付。其二,沿海要素成本(劳动力、土地、房租)和生活成本增加。工业用地成稀缺资源,中部地区土地价格低(平均水平的70%至80%)。2002年至2007年所有行业劳动力成本都增加,许多沿海企业开始把工厂迁到内地,催生了产业转移,其中率先进入的是民营企业。她考察的某县2004年开始建设第一个工业园,投资20亿,大部分资金来自将土地出让给私人投资者。“工业园内厂房、交通、水路建设好了以后,企业才想来。”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入为基础设施筹资,类似19世纪美国州政府的“非税财政”战略。

洪源远的说法有点自相矛盾,即使从上面这段引述也可看出,产业的市场化转移离不开中央政策引导。邓小平提出一个设想,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他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为促进内陆地区的发展,中央制定了多个区域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工厂订单突然萎缩,大量沿海工人面临失业威胁,中央把阶梯式产业转移提高到全国战略地位。2010年8月印发的《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指出:“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中西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中央的支持可能主要是对中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相当程度地改善了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这才有可能招商引资,包括吸引和承接沿海产业转移。至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究竟是否更多地流向中西部,则有不同的分析。

五、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往下走”

这样说,并不是说高层宏观决策研究不重要,而是说改革开放史应当有立体的呈现,应当有多重面相。这首先是基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如上面讨论的,中国改革并不是照图施工,而是有许多的地方试验和分散决策。如果不进行大量的区域性的甚至民间性的案例研究,很难描述改革开放史的真实图景,以及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许多情况下,政策宣示与实际进程并不完全一致,整体的渐进并不排除局部的激进。即使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全国性改革,也不能止于改革决策,需要研究其层层传递的影响。

地区性的实证研究可以使一些模糊的概念清晰化。例如,乡镇企业的地区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其产权结构如何?像这样的问题只有作大量的实证性考察和研究,包括同一地区的长时段追踪考察和几个地区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到一种较为清晰的概念和接近于真实的结论。一般认为,地方工业发展有三种主要模式,即江苏发展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浙江发展私营企业的“温州模式”,广东发展“三来一补”中外合资企业的“珠三角模式”。这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以私人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是如何诞生的?要知道当时私人经济仍然是一个禁区,一个“傻子瓜子”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温州地方政府为什么能顶住巨大政治压力任其发展呢?国内有学者从历史传统、地理原因、贫困、改革政策、干部敢于冒险等五个方面作出解释。但另有学者不满足这些解释,强调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温州的解放是由本地游击队解决的,后来主要干部也由当地干部担任,有了特别的地域凝聚力和利益纽带,更有意愿和办法对农民偏离政策的行为给予庇护。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难有定论。不过有一种情况是我们较少关注到的,即1949年以后,温州一直存在家庭副业、小作坊甚至地下工厂,六七十年代,有不少个体农民供销员到外地推销温州家庭手工业产品,这说明温州人的经商传统从没有中断。改革开放后,私人企业从家庭小作坊开始快速发展起来。1984年个体私营经济产值就占到60%,由于工资高,80%的国营企业职工要求到私人企业就业。温州国营和集体经济十分脆弱,地方政府财政困窘,只有顺其自然,让家庭手工业与个体私营经济去主导温州经济发展。事实上,许多党员干部也下海经商办企业了,1986年就有330个这样的案例。与温州情况类似,福建晋江地区早在改革开放前,就存在以社队名义进行的个人独资或群众合资的小本经营,虽历经打击却一直暗中存在。明清以来,晋江农民大量向外移民,华侨遍布东南亚、香港、台湾,因此不断有来自海外亲戚的经济援助。改革开放以后,私人经济趁势大发展。1984年私营企业就占当地企业总数的70.4%。晋江与温州个体和私人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了基础,这一点很少有人披露过。中国区域差别很大,在一些边远地区,更有可能宽容农民的一些偏离政策的行为。戴慕珍所谓“地方庇护主义”或许可以解释这种现象。

一般印象中,乡镇企业主要是乡村两级集体企业。然而,不少地区都存在大量的戴“红帽子”(即挂集体企业牌子)的私人企业。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重新确立了私人经济的法律地位,此后一些隐蔽着的私人企业亮出了身份。不过,“红帽子”企业还相当多,一则为规避风险,一则为获取特惠条件。即使是温州地区,私人企业也大多自称“地方集体企业”或“合股企业”,以寻求政治上的安全感和规避歧视性政策。政府也乐于把它视为集体企业,给予同样的优惠待遇,如三年免税。除了戴“红帽子”,还有戴“洋帽子”(即假三资企业)的现象,因为从地方政府角度说,鼓励外国人投资,比本地人投资在意识形态上更安全。而且外资企业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远低于国内企业33%的税率。私人企业在乡镇企业中究竟占多大比重?笔者看到两个调查数据,一个是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进行访问调查,发现调查户中1/3以上的企业是挂乡镇企业牌子的私人企业。另一个是1994年国家工商局抽样调查,乡镇企业中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两项调查的数据差距甚大,是否因为大量乡镇企业已在1992年以后启动了改制?或许更多的乡镇企业产权处于模糊状况。学界认为,所谓产权包含控制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一束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产权,乡镇集体企业也具有某种私有产权的色彩,管理者有控制权并拥有利润分成的权利,许多企业都由家族成员控制。至于为什么9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整体改制,特别是以集体所有制闻名遐迩的苏南模式短短几年间整体性消亡,同样需要作大量的案例分析。

“眼睛向下”也是当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潮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以华南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所谓“华南学派”兴起,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它的特点是关注底层民众生活史,或者说是“从底层看历史”。不过,他们考察的主要时段集中在明清到民国时期。与此同时,以经济社会史视野关照中国革命的新革命史研究逐渐成为显学。他们注重地方和民间史料的收集与利用、运用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的方法、注重案例分析,从长时段和整体史的视角来看革命史,关注历史的结构性背景,革命党的动员技术(包括对地方传统资源的利用),民众投身革命的阶层和心理分析,土地制度对革命的影响,革命对新社会的形塑,等等。近年来,这种研究路数也扩展到当代史研究领域,从专注于高层政治转而“眼光向下”,搜集民间史料,关注底层社会,重视案例研究。不少机构和研究团队对于当代中国地方档案和民间史料进行了抢救性打捞,并建立海量数据库,有的已开始整理出版,一些学者利用地方档案和民间史料做出了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史研究更需要有经济社会史的视角,不应只有国家叙事,同时应有民间叙事,呈现体制变革引发各领域的社会变迁,反映改革者的艰难抉择、创业者的跌宕沉浮、草根民众的生存状态,“从下往上看”中国改革可能会得出很不相同的图景。改革开放史与其他历史研究的一个区别在于,它是正在进行的历史,参与其事的人还在,许多改革并没有完结,研究者理解研究对象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没有时代隔膜。改革开放史不只存在于档案和文献之中,还广泛存在于民间和田野,做改革开放史研究应当有更多的口述史和田野调查,有人说这是“能说话的历史”。当然,田野调查必须与档案文献研究互证。在这方面,组织跨学科合作、资料共享、成果互鉴有很大空间。据笔者所知,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关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社会调查开展得十分充分,有名的研究机构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等,他们启动了许多大型调查项目,参与者数以千计;也有团队对选定的地点进行持续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跟踪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调查资料,有必要也有可能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方法和资料。

六、结语

多学科阅读和对话,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是一个拓展和完善知识储备的过程。历史学者比较擅长于政治史的叙述,这对处理以政治运动为主轴的历史比较适应。然而,改革开放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在处理一些综合性或者专业性很强的话题时,往往捉襟见肘,显得知识储备不足,逼着你去跨学科阅读和对话,了解其他学科的讨论话题和思考方式,借以增长一点多学科知识、拓展学术视野、形成问题意识、提升对改革开放史的理解力。多学科阅读还是搜集改革开放史史料的一个重要渠道,在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著作文章中存有许多极有价值的史料信息,或者提供了有关重要事件的线索,许多这类作品还是在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写出来的。历史研究追求使用第一手资料,但不意味着排斥可靠的第二手资料,主要利用公开的众所周知的史料写出的好作品并不少见。

然而,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应当适度,历史学的写作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写作是有区别的。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问题,而不是吊书袋,满纸新概念,故作理论高深;或者把历史格式化地装进某种理论框架,舍弃历史写作的生动、鲜活品质。历史学的长处是讲故事,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梳理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前因后果。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是无数有自主性的人的活动,历史学关注历史事件特别是那些具有转折性的重大事件的影响,关注参与者特别是历史人物的重要作用。领导人的更替,重大政策的转向,往往决定历史的走向和实践的成败。因而历史是有偶然性和多种可能性的,决不可能按照某种理论模型演进,不是必然性的奴婢。历史研究是有温度的,应当关心人的命运,特别是那些承受改革和发展成本和代价的弱势群体的命运,不应把它淹没在冰冷的结构和逻辑链条之中。历史的演进总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历史的这种复杂性应始终保持一种敬畏。

人们创造历史,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任何重大改革决策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而改革决策的实施同样会受到“历史合力”的制约,结果不可能都符合初衷,两者相背离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在这里,借用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结构/机制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问题的理解。理想的改革开放史写作,应该如社会学家赵鼎新所提倡的,把“时间序列逻辑”与“结构/机制逻辑”相整合。既要看到历史的自主性,看到历史人物的作用,又要看到其背后的动因和约束。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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