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传银: 东风第一枝, 康佳前身山鸡变凤凰
1979年3月15日,北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一场只有6个人出席的签字仪式正在进行,《光明华侨电子厂合作协议书》由此“诞生”。这份合作协议,比规范中外合资企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出台要早了108天。由它催生的光明华侨电子厂来料加工项目,为后来的合资企业——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康佳集团前身)的成立埋下了伏笔。
别的枝头还在沉睡,它先开了。广东的一位老同志把这种选择比作下棋的“先手”——先走一步,就先掌握主动权。
廖承志的“算盘”
二战以后,全球电子工业经历了三次大转移,先是从美国转向日本,进而由日本转移到港台和韩国。1970年代,香港电子工业快速崛起,成为收音机、录音机等电子产品的最大加工集散地。但同时,旺盛的全球需求也给香港电子产品制造厂商带来了成本挑战,他们的目光看向了政策开始松动的珠三角,由港台向中国内地的第三次转移开始了,港华电子便是其中一员。
中国内地这边,松动是真实的。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考察欧洲五国,回国后坦言“很受刺激”——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成了改革的动力。(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李岚清《国门初开岁月中的谷牧同志》《光明日报》2014年10月8日)但对于彼时的宝安人民来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对比,这种差距更为直观:宝安县农民人均年收入134元,香港新界却有1.3万港元——差距,就是开放的理由(王建华、周强、王丰《复兴之路上的“深圳里程碑”》新华社深圳电2020年10月13日)。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战后日本、德国、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材料,为利用外资做思想准备。广东省更是率先申请“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闸门。节奏快得惊人。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 ;1月23日广东省委批复撤宝安县设深圳市,3月5日国务院批复——前后仅40天。中央力推改革开放、广东试办特区、港商寻求北上——天时地利人和,一切刚刚好。
当时,还有一股力量至关重要。1975年起,越南政府实施越南化政策,开始限制华侨的权益,一场持续多年有组织的排华运动骤起,华人被没收财产、限期出境,到1978年达到高潮。1978年7月起,每天约有5000名华侨被武装押送到中越边境,强制送回中国。26万华侨回国,华侨农场骤然承压(《柳州市志》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4年版)。
1978年8月8日,接待安置从越南集中归国华侨的会议举行,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在会上说 :在西贡(今胡志明市),有不少电子厂华侨技术工人多,我们在华侨农场办电子厂安置他们,可发挥他们的作用,也可以快点有收效,大有奔头。(彭光涵、罗振辉等《先行者》《侨务工作研究》2005年第3期)。
廖承志算的是一笔大账。上过流水线、摸过机器甚至懂技术的归侨,对发展电子工业是巨大的支撑力量,安置包袱可以变成产业资源。
这一年的11月14日,广交会召开,林中翘应邀参加。正是这次机会,他见到了时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的林修德。林修德了解到林中翘在香港开办拥有两千多人的电子厂,便想请他邀请港商过来开办加工性质的工厂,安置越南归侨。(《急流勇退的香港电视机大王林中翘》央视网2014年05月19日)。
林中翘是香港“收录机时代”的老前辈,1963年起先后在日资和美资电子公司工作,从生产科文员做到生产部经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1969年,他与人联合创办了联华电子,面向美国客户生产小型收音机,却因大股东私自出售股权而受重创。1970年代初,林中翘重振旗鼓创立港华电子,主营收录机OEM/ODM,承接从日本转移过来的大量订单,处在向内地转产的那条产业链上。现成的土地,现成的人,甚至有现成的订单,缺的只是一间工厂。
于是,便有了开篇那场《光明华侨电子厂合作协议书》签字仪式。协议约定,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电子整机产品和元器件的方式,合作兴建“光明华侨电子厂”。签约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还没诞生——协议签在了“法律真空”里。
中外合资的危与机
在那个“姓社姓资”争论正酣的年代,一些领导干部一听说和海外资本家打交道就心有余悸,怕担风险。合作协议怎么签?考验政治智慧。1979年11月6日,廖承志定下合资企业股权方针,要用我们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搞合资经营,中方占股51%,外方占股49%。(《先行者》)这个比例是一次精准的算术,也是双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中方控股守住底线,港方49%留足激励。
同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针对一些人对合资经营的顾虑,坚定地表示 :“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作为港商,林中翘心里也很清楚,49%是当时环境下能拿到的最好条件。而对于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内地来说,这样的合作怎么算都是一笔划算的交易。通过合资,中方可以快速学习外资企业的管理经验,由它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它们在国际上的销售网,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制度被实践推着向前走。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文件赋予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窗口。1979年12月25日,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作出《对关于光明电子厂合资经营问题报告的批复》,原则上同意广东省华侨企业公司与香港港华电子企业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华侨城光明电子厂,也就是将项目升级为股权式合资企业。4天后,“广东省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第一期工程资本总金额为4300万港元(折合人民币1290万元)。
至此,国内第一家电子领域中外合资企业完成协议签署与董事会组建。但此时尚未完成资产划转,企业仍然依托光明华侨农场旧厂房过渡生产。光明华侨电子厂最初的厂址,设在宝安县光明华侨农场(现光明新区)。按照协议约定,第一期工程引进7条自动生产线,设计年装配彩电9万部、收录两用机36万部、录音带150万卷。1979年,经国务院侨办担保,林中翘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拿到了约1000万港元的信贷,随即用于购置设备发往深圳(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编《中山文史》第51辑)。
5月,林中翘组织了50余名归侨侨眷职工,开始以来料加工的方式装配收录音机机芯。一年时间,这里便生产出收录机机芯30.4万套,获纯利83万元,打响了吸收外资发展的第一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报告《跨国公司投资中国40年》)。
1980年3月4日,光明华侨电子厂与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召开财产移交会议,完成了原工厂资产、人员向合资公司的划转 ;5月16日,工厂迁至深圳市沙河工业区(现华侨城)。5月21日,第一幢厂房落成,合资经营公司正式开业。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的第一条收录机生产线正式投产,生产双声道收音机与录音机机芯,这一天也成为康佳集团成立的纪念日。它的正式开业,比深圳经济特区依法设立(8月26日)足足早了97天——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不是特区的产物,而是特区诞生的催产素。
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开业时,港方派驻了16名技术骨干。他们把香港工厂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一并带了进来。(《康佳 :在混改中实现升级转型》,《经济参考报》2018年7月2日)中方、港方两套体系开始在同一个工厂里磨合。
热闹的开局之下,裂缝也随之显现。一些领导人总是把外商当作洪水猛兽,甚至主张要“斗”,说不斗生产上不去。事实上,不只在领导干部层面,在工人中间,合资双方在观念上的冲突也有不少 :港方要效率、要质量、要利润,按香港的规矩管人管事,派过来的骨干对员工进行技术和生产管理指导,管理很严格,上班打卡,计件任务,抓产品质量。(《康佳见证回归十年深港巨变》,《深圳商报》2007年7月2日)这些在今天早已习以为常的要求,对彼时习惯了旧劳动模式的中方工人却是很大冲击。于是,“合资不合心”从理念落到了车间。
1980年下半年,公司开始走下坡路。12月16日,港方单方面撤走了驻厂的全部管理和技术人员。开业仅7个月,这家合资工厂就走到了生死边缘。林中翘是真的要放弃合资吗?显然不是。对于中央政府改革开放的决心,林中翘此前在与中方接触的过程中有清晰的感受和判断,只是他也在实践中发现了社会观念的转变需要更多时间,所以,把人撤走也是一种策略。
关键时刻,中央层面表态了。其时,国务院正在召开中外合资企业座谈会,中央主管领导明确“合资企业是新生事物,我们要善于同国际资产阶级打交道,要派强一点的干部下去抓,一定要办好几个合资项目,不断总结经验,完善立法”;国家外资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指出 :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是“国家第一家电子合资企业,是先进技术项目,须派得力干部下去,一定要办好,做出榜样”。(本段引自亲历者罗振辉、彭光涵《先行者》,原文中未直接点出讲话领导之姓名 ;该时期全国利用外资、中外合资企业工作由谷牧副总理分管——笔者注)
1981年2月18日,国务院侨办派时任中国华建公司(国务院侨办直属的以引进侨资、外资为主要任务的企业)副总经理的罗振辉,和企业司科长沈毅进驻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临危受命,罗振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抓生产,而是修复中方与港华驻厂人员的信任关系。他带来了八个字 :“平等互利、协商办事”,并着手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建立规章制度、实行岗位责任制,狠抓产品质量,打破“大锅饭”,使奖金与生产成果挂钩。港华的16名驻厂技术骨干不仅回来了,自此以后也与中方“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生产起来了,质量上来了,外销渠道重新打通了。
救火一年,成绩喜人。据罗振辉等回忆文章记载,1981年公司总产值为1672.49万元,比1980年增长463.6%。1981年,在全国收录机行业技术交流大会上,其音响质量被公认为全国第一流,测试判定超过日本三洋牌收录机。
自主品牌的崛起
“超三洋”,当然不是在技术上超越日本。彼时的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仍然是以来料加工为主,收录机的核心技术和部件仍然主要来自三洋、索尼、东芝这些日本企业。不过,赶超的种子的确是种下了。经历了港人撤离风波后,中方不仅主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更是狠抓技术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
1982年,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生陈伟荣被分配入厂,便是一例明证。陈伟荣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是公司首批科班出身的员工。他在技术员岗位上接受历练,不断学习技术和管理,1994年被提拔为康佳集团总裁,后掌舵7年之久。这是后话。
198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等几个地方后表示,特区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这一时期,整个特区都在学习同一件事:按市场逻辑办企业。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发生的一切,正是最早的注脚之一。
1983年2月10日,广东省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作出《关于补办光明电子厂合同审批问题的批复》,同意华侨企业与港华电子以合资方式经营光明电子所签订的合同、章程。3月1日,广东省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获准登记,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执照》。虽然1979年底已经签署合资协议,但直至此刻,企业才补齐全部法定手续,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企业法人主体。
1984年1月20日,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第一条电视机整机生产线建成投产,产品结构从收录机向电视机转变。此前他们也生产彩电的机芯,但产品出来后便运到香港组装,机壳上印的是“MADE IN HONGKONG”(香港制造),现在有了自己的整机生产线,可以在本地组装了,电视机壳上终于可以打上“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了(张克科《从光明走向光明》)。
但由于政策规定,这条生产线的产品只能外销。当时国内市场快速增长,《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80年国内彩电产量为3.21万台,并在其后数年持续大幅上升。如此庞大的国内市场,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当然不愿错过。然而,当时由于核心技术落后,我国彩电自主品牌发展缓慢,国内电视机市场80%以上的份额被三洋、日立、松下、索尼等日系品牌占据。直到1987年7月15日,康佳牌KK-T3820、3818、3706彩电被广东省经委批准为替代进口产品,市场份额开始被改写。12月底,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获得了电子工业部颁发的内销彩电生产许可证,由此成为第一家获准进入国内市场的特区合资企业。
之后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技术员陈伟荣成长为总经理,在他带领下,到1998年8月,康佳彩电零售市场占有率首次跃居国内第一位 ;也是在这一年,康佳销售额达到105亿元,成为深圳市首家营业额超百亿的企业。后来,康佳又获得过数不清的殊荣,突破了多项技术攻关,创造了一系列第一,成为全国电视机生产的龙头企业,每每引领风气之先(《康佳集团:不忘来时路 砥砺再登程》《国资报告》总第58期)。
尾声
从1979年的一份合作协议,到1992年的一家上市公司,再到1990年代末跃居国内第一,中国工商业改革、创新和发展早期的路径,在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身上完整体现。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祖国交接仪式的直播现场,一面由康佳电视拼接而成的大屏幕,成为了见证者,清晰记录了香港回归的历史性时刻。
今天回看,康佳登过顶,也跌过谷,它的创业史,每一步都不是孤立发生的 :它诞生于全球电子产业第三轮大转移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交汇处,被中央决策、广东探索、华侨回撤、港资北上共同托举。廖承志的算盘、林中翘的进退、罗振辉的救火、陈伟荣的成长和领导力,说到底,是一群人抢抓了全球电子工业产业链大转移的历史机遇,共同书写了传奇。
东风第一枝开在了对的季节,只要敢闯敢试,尊重专业,面向世界,属于中国的“第一枝”还会一茬接一茬地开。
来源:《同舟共进》2026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