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峰 赵海蕴：数字资本权力运行的三重逻辑

摘要：资本增殖作为资本运行的核心目标，构成了资本权力的内核本质。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勾连，特别是ChatGPT、AIGC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更新，不但颠覆了人类的传统认知与自我认同，也重构着全新的话语体系、资本秩序及权力运行机制。数字资本依托智能技术（底层基础）实现“人—机”的双向凝视，褫夺主体的想象性和创造性，实现“拟主体”与“拟客体”的双向驯化；通过时空异化再造时空复合体（外部框架），重塑“我—技—机—虚拟世界—物理世界”的认知机制；意旨从公共空间、主体存在、控制过程虚体化三方面构建“虚体”与“虚存”运行的新型关系和循环体系，将物理空间的奴役延续至虚拟空间，从而在数字资本全新的权力运行中实现对数字社会全方位全时空的深度异化。

关键词：数字资本；智能技术；时空重构；异化

ChatGPT、AIGC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爆火，再次掀起数字技术与人类关系的反思。生命个体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被神化的技术裹挟下无处遁形，似乎预示着人类在无限加速中生产出足以异化自身、毁灭自身的技术与工具。从资本权力与技术、生命的互动角度看，隐藏在表象深处的资本主义凭借技术的迭代与掌控，扩张其数字控制的权力版图，遮蔽对生命体及其潜能的全方位渗透与控制，以持续不断实现资本增殖。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揭露主体如何沦为数字化权力装置下的再铸主体，资本权力又如何穿透技术神化、全面布展虚拟世界，塑造“大他者”的统治逻辑比任何时刻都更加迫切。探究这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算法、大数据或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批判，而在于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资本逻辑、技术逻辑、时空逻辑如何通过运行演绎进行权力布展。而如何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的时空异化与剥削场域，审视隐藏控制的资本逻辑与权力秩序，则必须从技术神化及人机交往的建构谈起。

一、资本权力运行的技术神化——智能技术走向人机交往

数字资本权力运行的第一层构境是技术的神化，奠定了数字资本运行的底层逻辑。探究技术神化，就是探讨作为底层逻辑的神化技术带来的自在世界与自为世界、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纠缠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工具与生产方式变革的关系出发深刻阐明：技术条件以压倒自然和社会组织条件成为决定社会面貌的力量则是资本生产的总趋势。数字资本主义是“运用数字技术，通过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追求持续不断积累资本的体系”。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人类历史上特定的技术演变，是特定社会条件的产物，逻辑与历史的内在一致性归根结底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问题。以追求价值增殖为核心的资本抢夺技术让“一切皆数”的虚存成为可能，并加速了可能性的实现，技术凭借资本权力的版图渗透和联通的传播方式，形成了技术的应用逻辑与价值取向，创造修正着数字时空的运行秩序和话语体系。数字技术在加速一切数字化进程的同时，构建了一个高仿真、低延时、智能化、协作化的物理世界副本抑或虚拟世界装置，改变着人类的价值观念与存在方式。数字空间的技术规训将“人—机”“人—技”的主体单向凝视转化为“主客体”双向互动、构造人类的视觉性想象装置、推进“人—技—机—社会”的关系化现代过程。社会整体性迈入“数字化生存”的态势促使人类从“文字生存”“图像生存”转向“化身（虚体）生存”，在赛博格进程中经历着智能技术与人类生命体的双向驯化。 

（一）智能技术改变凝视的转向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迭代更新，构建了一系列生产组织结构和资本运作规则，身处数字资本场域的行动者们从主体单一凝视到“主客体”双向凝视，形成了从技术凝视人类到人类凝视技术的双向互动。这种双向凝视隐藏在技术构架及运行逻辑中，逐渐成为数字时代“人—技术”“技术—社会”“人—技术—社会”的交流方式，改变了作为主体的人类被形塑和被感知的过程，凝视的对象化客体也从文字、图像转向化身或虚体存在。

1963年福柯在《临床医生的诞生》中讲述了医生对患者身体凝视的视觉如何被去个人化，成为医学性的权威话语，进而被形塑为“科学”权力的过程。这里的“凝视”不是指医生个体视觉的延展，而是通过观察、记录与寓言的可感性划分重构话语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于是，“凝视”在此过程中建立了以视觉为中心、身体为中介、图像符号为所指的关系，旨在产生对视觉经验得以被理解的场域的结构性作用。凝视不仅是对“看”的经验性理解，对视觉符号的凝缩，更是主体被形塑和规范的过程。随着现代摄影、摄像技术的发明与蒙太奇技术的叠加，“凝视”主体扩大至自上而下且单向传播的大众媒介，受众被权威的媒介信息所投喂与浸染而失去主动选择内容与思考批判的权利，沦为置身于“拟态环境”中的单向度的人。而社交媒体、平台媒体等数字媒介的出现，改变了受众的被动地位，使之成为可以自由选择观看内容与形式、随时随地发布信息观点、期待社交回馈的用户，这种看似民主、自由、平等的平台不断制造让所有人认为自身无限接近真实与真理的错觉，实则使其置身于权威话语的算法及大数据监控的“凝视”之中，主体或成为产消合一的数字劳工被剥削与异化、或被制造虚假消费需求、抑或引致社交泛化、情感异化。更有甚者，以ChatGPT和AIGC为主的人工智能技术生成模型，不断丰富生成内容及形式、突破人类知识获取的极限、重构人类的认知框架。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媒介对受众进行了单向凝视，影响其认知体系与行为习惯，受众被动接受无法反抗；那么数字社交媒体时期，“凝视”范围扩大至智能算法、大数据对用户的监控，并产生了用户对搜索内容的主动凝视，而在智能媒介时代，人工智能开启了“人—机”双向凝视的协作阶段。

数字社交媒体时期和智能媒介时代的凝视有着显著的异质性与多样性。数字资本掌控的社交媒体平台有别于大众媒体时期整齐划一的播出时间及类型化内容，通过大数据和算法为用户进行“数据画像”，将交互式、沉浸式的文化内容及产品广告精准推送至用户界面，用户便能开始主动选择与凝视，并在与他人的互动交往中实现情感满足或审美消费需求。如哔哩哔哩中的UP主基于个人经验生产视频内容，平台基于用户喜好推送同类视频，引导用户点赞、转发、关注，用户的这种主动“凝视”为UP主提供了期待的回馈反应，UP主则基于此反馈对视频生产的定位及内容进行调整。“凝视”不仅是作为生产内容与建构关系的行为，也被平台的权力所操控，诸如在流量推送、用户获取的过程当中，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可表达性与不可表达性被算法和大数据隐匿在“看”与“被看”的权力结构之中，若不被此种权力机制接纳，不接受“凝视”或“被凝视”则会被数字驱逐为边缘人或赤裸裸的多余人。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双向凝视体现在以ChatGPT和AIGC模型的内容生产之中。作为生存式预训练转移器，ChatGPT基于朴素叶贝斯算法，将生成式语法的构想变成模拟人类对话的模型，以大语言模型为底层数据，其数据来源于大量用户生成的网络文本数据。ChatGPT的机器学习算法是通过对人类语料库和数据库的积累与比对，掌握人类语言及交往关系的内在规律，从而作为人类的机器化延伸融入人类社会的交往之中。在ChatGPT揣摩人类心理、学习人类语言的同时，人类无形中也在助推ChatGPT更加智能，更接近人类思考，人类的每次主动提问改变了被凝视的被动地位，从而成为凝视机器的主体存在。在一次次问答中，ChatGPT吸纳着全球千万用户的对话内容，通过强大的数据交换、处理和分析形成语言和规则范式，不断更新与完善数据库。无论是ChatGPT的人机对话，还是AIGC的图像生成、视音频生成，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双向“凝视”改变了技术对人类的单向“凝视”，实现了数据与知识的转化，但这种隔绝情境与知识经验的规则，无疑忽视了经验与知识的关系。“除经验以外，知识别无来源”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信条被改写为“除数据以外，知识别无来源”，这种建立在数据之上的抽象知识受制于计算和被确定之物的“非延迟差异”的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旦主体所有的知识来源被卷入大数据的运转装置中，个体行为被机械复制，便会产生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即人在象征物生产过程中丧失个体性，这种个体化普遍丧失将导致一种象征的崩塌，也就是欲望的崩塌，其批判性、反思性将被无情褫夺，消除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性。 

（二）智能技术重塑现代性想象

海德格尔在《演讲与论文集》中提出了更具存在论的“集置”概念，当技术的装置形成了集置，它并不是等待人类去使用，而是以某种方式促逼人围绕着技术的装置而运行。现代资本主义的装置并不是为人类提供无限可能，而是通过技术召唤，将人类置于循环运转和割裂时空的装置中，剥夺人的无限可能。人的本真生命、真实的交往被剥夺，沦为装置中被订置、被促逼、被压榨的机械个体。随着互联网复合体的扩张整合，我们的生活不断被技术渗透，席卷至数字网络协议之中，成为集体泛化的存在。但是爱、友谊、同情心、自由的欲望、相互分担疑虑和痛苦的共情却无法与互联网兼容，一切皆数据的数字系统彻底限制了人类的无限潜能，击碎了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与此同时，我们无法离开网络。

在数字空间中，技术一方面构序数字空间，将人类生命痕迹剥离于大地，裹挟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巨型机器中，遮蔽个体与现实物理空间的联系与纽带，消除个体对真实世界物的感知与情感，将个体流放于数字世界中的流量与数据，成为装置中的无根之人；另一方面智能技术的全面引入挤占了人类的思维世界，改变了人们的想象与认知，刈除人类的个性化与主体性，构建“人—机”协同的想象性空间，在这个空间，无根之人再次沦为无思想的游魂。量子计算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可以处理大量数据运算、风险评估与自动化决策；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雇用机器劳工创造巨大财富；社交媒体可采用机器人来进行信息的发布与热点追踪。这些工具丧失了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功能，反而以掠夺和窃取社会财富资源为目的。情绪识别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可以实时分析用户的面部表情，通过其观看广告的情绪波动推测用户的喜爱偏好，分辨用户游戏中的情感反应来设置相应的游戏环节，最大限度将情感进行数据量化判定，从而为商业资本服务。语音分析与人工智能结合，可以通过音调、语速、音量来判定识别说话者的情绪状态，分析其对谈话主题及谈话对象的感知倾向。越来越多的平台开始采用语言技术，机器人通过人类语言信息的学习，采用或可爱或幽默的声音模式来展开与用户的情感互动与交流，人类面对面交流的情感传递也逐渐被智能技术所取代，人类的知识、沟通的能力和欲望被技术所挤占。智能技术与视觉影像的结合建构了沉浸式景观帝国，而数字资本扩展了此种场景的边界，增强了界面的立体视域，释放符合人类知觉供应的潜能，以便更好地“传达出现代主义消费实践对身体的各种应许和承诺：年轻、健壮、美丽、随心所欲等”。这种基于智能技术设定的数字资本景观实现了鲍德里亚所说的“拟象”，而隐藏景观背后的智能模型、智能技术和智能符号构成了真实存在的模型、技术和符号，拟象和真实之间的界限逐渐融合，通过内爆实现了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真实”。

围绕智能技术所构建的数字资本景观，不断改变、调整、重塑个人与社会的认知结构，重建了“人—机”之间知识、经验与事实之间的流动方向与生成关联。人工智能技术外在地赋予了多样化、真实化的人类经验世界一条单一的虚拟权力话语逻辑，让开放的数字交互空间沦为同质化倾向的领域，人们在这里重复着同样的动作、遵循着相同的技术权力法则与行为规范，成为技术裹挟中集体泛化的、缺乏形象力和批判意识的消费个体，沦为技术的奴隶，将无限的想象力封闭在数据空间里，接受着被限制、压抑、排斥、褫夺的规则。 

“人—机”协作共生的虚拟景观成为真实世界得以验证的程序集合，从“眼见为实”到“屏显为实”，再到一切皆虚、一切皆数都驱逐着个体的多样性与主体性。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人的延伸”成为维利里奥所说的“义肢”，作为我们身体延伸的工具最终绕过曾经的支配主体，驱逐、替代了我们的感觉和认知。

 （三）智能技术推动人机化身

资本的逻辑是通过周期性淘汰、技术更新、成本削减和系统升级，不断打破原有的秩序，这与专制社会维持社会有效运转所需的稳定背道而驰。数字空间中，掌握技术的数字资本不断升级“装置”，构建虚拟秩序，以强化权力运用与管控。特别是AIGC等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将会带来人机共存的新生存空间。一方面，人类使机器颜貌化、实体化、替身化，为机器注入人类的思维与情感，机器似乎成为“拟主体”；另一方面机器的可控性逐渐渗透在人类的欲望、交往、情感中，逐渐取代我们的身体感知、思维方式，切割人类的整体部分，使之机器化、碎片化、虚体化，成为拉图尔所说的“拟客体”。

库利在“镜中我”概念中提及，人的自我形塑与认同是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互动来形成的。在人机交往中，机器并不能帮助人类建立真实的自我认同，因为人工智能总是迎合、取悦他人，妨碍人类形成准确的自我认知。而机器的特质也反射着设计者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继而影响机器的判断能力与学习能力，如果在学习过程中强化了某些歧视、偏见等价值观，作为中介的机器也会向他人传递类似的价值观，缺乏道德、审美等语境的机器无法实现对真理的鉴别。除了思维与情感的注入，人类无法逃离精神分析的象征秩序规则，试图在交往中还原这些秩序中的存在物，以此实现主体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我们了解数据但无法触及数据，我们了解算法但无法触及算法实体，而交互虚拟偶像度晓晓、知识类数字人Dr.Yu宇博士、文旅宣传虚拟大使李未可AI家族等一系列数字虚拟人的出现具象化了不断运行的抽象机器，集合化了抽象的算法与数据，让其在虚构秩序中得以颜貌化、实体化，呈现为一个可供我们理解认知的对象。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指出，“抽象机器因而并非仅实现于他所产生的面孔之中，而且也以多种多样的程度实现于身体的不同部分、不同衣服之中，它根据某种理性的秩序对它们进行颜貌化”。这种颜貌化、实体化、替身化得以让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象征秩序的实体对象，人们并不在意ChatGPT、虚拟数字人、AIGC是什么，因为颜貌化、情感化、具象化的存在遮蔽了我们与机器交往的冰冷，遮蔽了面对数据和机器真相。换句话说，不在于人工智能伪装成什么样子以及可以做什么，而在于具象化的人工智能遮蔽了背后的数字监控，在于这种监控由资本来使用，其目的是围绕资本增殖进行权力的渗透与运用。

在预测数字生命越来越“非机器化”的同时，数字资本主义还在控制人们自身的“机器化”。机器的可控性激发了人们交流中的工具理性，被设计出来的机器在情感方面或许会助长人的控制欲，弱化人类交往中的妥协意识、配合意识、协商意识。比如人机交流中，人的情感表达、思维方式、动作行为被处理为信息符号供机器学习，机器会通过这些套路与人交流，但刻板的机械符号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这些感知一旦形成固有规范，便会对人类主体进行全方位规训，使用看似温和、服从的方式让主体陷入由无穷尽的算法监控、机器感知、数据分析所形成的秩序规范体系。手表监测心率睡眠、机器判定行为谎言、智能手机测量运动步数、社交媒体分析用户喜好，个体的身体质量、情感偏好、运动习惯、情绪波动从整体剥离，成为碎片化的指标，并依赖于大量的数据，卷入其背后巨大的网络系统。我们通过数据掌握自己的身体却又不得不依赖于数据所提供的标准，那么我们是否会依据数据标准反过来决定自己睡觉的时间、调整说话的微表情、走路的步调以及搜索的内容。如果是这样，我们便陷入了数字资本构筑的更大的全景敞视监狱，并实行自我规训，将所有的数据贡献于数字平台与数字资本。那么我们本真的痕迹是否被抹去，是否被动无意识地被数据、技术所异化，成为另一个与内在自我抗衡的机器自我。

二、资本权力运行的时空转化：时空异化走向分裂与重构

数字资本权力的第二层构境是时空异化的复合体，搭建数字资本运行的外部框架，探究数字资本的时空异化就是探究其历史转化，也就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网络化关系世界。这个关系社会是人开始摆脱个体性的、与自然物直接性的接触后通过技术创造一个将自然转化为中介化的世界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空间的情境经历了扩大、割裂与重塑，时间的记忆经历了断裂、去除与重构，时空的图景走向了分裂、异化，最终重构为综合景观。数字空间与数字资本的结合带来了审美、文化、意识形态、视觉等转向，形成了“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商业资本”的循环链条，并通过一系列数字化隐喻修辞塑造个体，将意识形态、文化审美、消费生产等与日常生活进行融合与切割，实现其数字空间复合体的统治。

（一）空间上：扩大情境—割裂情境—重塑情境

布尔迪厄在其场域、资本等概念基础上延伸出“区隔理论”，用来解释社会阶层的差异及其再生产机制。在传统物理空间中，阶级惯习本身往往源于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再生产，是产生实践的系统，又是认知和欣赏实践的系统。不同阶级的成员产生惯习的社会模式是“社会秩序再生产条件和生产工具的组成部分，需要借助群体灌输的配置才能产生作用”。也就是说，阶级惯习正是来源于真实社会、周围世界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认知，来区分不同的生存空间与观念认知，进而构成人们感知、判断、品味、行动策略。不同阶级的成员又会带着特有的阶级惯习进入不同品味的场域，维持、建构着固有的阶级区分。而这些空间依据阶级等级在旧有秩序中有序排列，主体在空间中交往互动维持着空间位置与文化场域。而主体也可以理解为德勒兹所说的“外部褶皱体的内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区隔组成了褶子的内部构序，世界是由性质状态不同、大小层级不同的褶子组成，这些褶子又具有包裹和展开的潜能，在一叠一开的同时，游牧中的褶子与褶子、褶子与世界产生了关联，相互渗透与转化。

这里有个核心问题，数字空间的区隔是如何形成，如何成为褶子，如何像褶子一样游牧并产生联系，又是如何在一叠一开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灵魂意向与秩序构型。互联网出现之前，区隔内部的主体及文化、惯习由于阶级分化形成并指导实践与认知，是稳定、封闭且不易流动的。互联网诞生之初，区隔转化为褶子的内部，褶子置于更大的空间场域，褶子之间有了或游离或关联的可能，不同主体及文化、惯习似乎可以产生交汇、互动、融合，但褶子外部的包裹却成为一种遮蔽，这种遮蔽由区隔主体来选择是否具有“看的权力”。数字空间形成后，智能技术裹挟着各种数字信息全面侵占人们的生存空间，并构建起虚拟界面，拓展人类的活动范围，虚拟—现实的平行世界成为现实，而赋予褶子打开的外在弹力便是算力、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互联网技术，它们打破了原有的稳定，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秩序规范和社会惯习，在资本的运作下不断拉扯流动，内部的区隔倾泻而出，情境被分割，不同的惯习、文化及阶层得以流动渗透，寻找各自的栖息之地。在寻找联结的过程中，褶子外部的线条逐渐联合贯通展开至平面，直至变成数字界面，文化形态、社会秩序、思维模式、等级划分、人机关系在折叠—展开中绘制了数字空间中不同主体、机器、技术、文化、秩序等一系列的图景。数字空间中的文化生成便验证了这一过程，起初文化存在于物理空间的区隔之中，被少数人所掌握，因为他们有权对文化进行选择和区分，而数字空间将文化置于更大的情境之中，数字化技术拉扯下遮蔽的幕布，不同文化的碰撞及交汇冲击了传统的文化场域，隔离和分类的界限无限模糊，出现了二次元文化、街头文化、电竞文化等亚文化。但在这种全球化数字空间的普遍关系中，由“区隔—褶子”演变而来的数字界面无法逃脱集价值的流通、转移和逆转于一体的智能技术，更无法逃脱技术背后的资本掌控。一旦逃离，界面的弹力是否消失，是否会变成最初的褶子或区隔，还取决于我们如何把握其中的“奇点”与拉扯的力度。 

（二）时间：割裂记忆—去除记忆—重构记忆

无论个人记忆或是社会记忆，都离不开社会的历史时间维度，它来自人类历史纵向发展的记录、感知与认知，发展于人们延续知识、经验的踪迹之中，并供养于人类不断形成的道德法律、情感认知等法则与意识形态之中。探讨数字时代记忆在意识活动中的生成、显性的可能，并非要讨论记忆的子系统构成及意识活动的形态，而是要探明记忆为何会在社会历史的维度中、在意识形态中产生这样的状态，以及数字资本权力下记忆是否在持存、重构、作用的过程中发生新的变化。

作为外部存在者的认识对象，刺激并投射到人脑生成印象，进而驱动意识活动，这种活动将会保留活动的踪迹，而踪迹使得人的记忆成为可能①。比如主体认知客体时，将客体作为映射出现在主体的意识活动中，此时主客体之间建构了一种关系或场景，并作为初次记忆形式进行保留。在场景变更而客体不变的情况下，主体会调动原初的映现踪迹再现场景构成次级记忆形式。在康德看来，主体对客体认知的初次记忆源于感觉，表现为自身的感知能力，次级记忆源于想象力，表现为主体的知性能力；而主体依赖于先验统觉将前两者联结统摄形成了认知综合，为之后所有的经验提供了先验基础，当主体在面对不同场景时会延伸同一客体的不同所指或意义。随后，斯蒂格勒将康德的认知综合转换为技术记忆，指认通过技术方式把内在时间化的能力外在化，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一种外部记忆的装置，成为决定我们内部时间体验的东西。记忆的外部储存装置发生了变化，从主体的认知综合转化为技术的外部装置，技术代替大脑承载了人们的记忆，这恰恰证实了数字时代科学技术对人类记忆的改变。聚会的记忆被照片替代、口口相传的技艺被教学视频替代、人类的历史被数据所替代，支撑记忆的载体从人的躯体变成了虚拟的数据网络，在割裂人与记忆载体的同时也在去除、分离记忆，比如“文心一言”（基于ChatGPT技术的智能写作工具）将“唐伯虎点秋香”绘制成老虎在火堆旁点燃了一片深秋的红色树叶，此时这团火的记忆被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了错位对接，割除了人类传统认知记忆的联系，记忆开始脱离人本身而成为由技术物所加工的信息。一旦技术成为记忆的载体，那么原初所构成记忆的结构开始转向，温暖的、美好的、悲伤的各种记忆将变成冰冷的、还原的、同质化的图像或数据，人们在景区打卡、在社交微博上分享互动、将记忆转为数据进行上传，而对真实的环境和感受视而不见，人们依靠技术保留记忆却又陷入程式化操作，忽略了生命的纯粹感知。

如果说人类记忆承载的技术装置剥离了人与真实世界的情感体验与认知能力，那么记忆装置由谁控制决定了记忆如何被重构、权力由谁来掌握。人类记忆迭代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争夺语言记忆控制权、争夺文字记忆控制权、争夺综合记忆控制权以及争夺全球记忆控制权，如今的数字资本正在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仿生脑等技术割裂重构人类的记忆，重塑个体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某种关于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数字资本主义凭借拥有的强大数据库与技术监控，在人类记忆架构中设定不同的判定标准，按照资本欲求预设，通过技术来促进人们对记忆的重构，甚至记忆也是为资本牟利服务。从互联网的发展来看，各类电商平台用大数据、云计算让人们沉浸在特定的造物节当中，遗忘特定的日期和事件，将其裹挟美化为某个特定日期激发民众的记忆，比如双十一、双十二的出现正是植入用户的记忆中，将各种传统节日习俗故事与消费嫁接，刺激用户的虚假情感与虚假需求，让“我消费、我存在”的记忆根植主体内部。那么当资本的规则全方位渗透数据采集、算法推送、集体记忆的时候，我们非但无法保留记忆的本真，更无法逃逸资本的记忆规训。 

（三）时空：割裂时空—时空异化—时空重构

数字空间创造了福柯所说的划分，“它划分出我们所看到的、他人所观察到的并传递下来的，以及他人所想象或天真地相信的事物”。在这一新的过程中，事物和话语之间存在一个鸿沟，一个用看或言说来填充的鸿沟，这种看的形式决定了人们可以说什么，可以去认知什么，这个看就成了福柯“对可见事物命名”的先行步骤。而命名的过程来源于一套新的赋予感官感知的优先性。通过看的观察、记录特征、命名定性来对不同事物进行秩序的分类和管理，即“事物的秩序”。W.J.T米切尔继而指出，帝国不仅需要物，更需要福柯所说的事物的秩序，这是一个认知领域，它产生了对物体种类、物种形成逻辑以及分类法的认识。正如自然史创造了一个相关的“物种形态”，数字资本主义将大数据、算法秩序下的主客体活动进行观察、记录、命名的秩序化分类和管理，以维持这个数字时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运行逻辑。与此同时形成新的主体，此时新的欲望会被注入、新的才能被塑造、新的性情被培养，建立新的人—技术、人—机器、人—人、人—社会之间的关系，重塑“我—技—机—虚拟世界—物理世界”的认知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数字资本基于数字空间治理所形成的法律法规维持并强化了这种划分逻辑、运演机制以及对抗它的挑战，从而使之看上去审美化、正确化。

在秩序的运演中，数字资本让数字空间变成了特定的时空复合体，即构成其一系列社会组织、社会过程的产物（比如数字平台及数字产品）和个人的精神经济状态，这两者产生叠瓦作用是为了维持数字资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身体隔离以及心理上对此安排的遵从。也就是说，数字时空的特定复合体变成了“一切都是允许的，只要它能被数字化，满足人们的需求”，是异化的时空复合体。资本家对用户的闲暇时间进行控制，并使之管理合法化。比如通过算法、大数据等技术对用户进行视觉化的监督体系管理，一方面利用“监视”来规范数字空间中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交往关系；另一方面将其卷入时空的错位之中，来界定和分离他们的劳动空间和自由空间，或者界定和分离他们的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这些监视与被监视的形成在平台的支持与相关法律法规、管理体制的监管下，让数字空间的复合体看上去合情合理。人类的需求、欲望、情感、追求，以及与他人共同生活的世界，被技术神化所割裂、转移。数字空间的弊端不在于“传输了什么”“谁传输了什么”，而在于让这种割裂、转移、重组成为自然而然的合理现象。一个割裂时空、随时在线、有求必应的世界，充斥着各种短暂的事物，不同的价值观、迭代的文化类型，无法让人辗转停留，无法让人领悟生存，那些源自人类真实的欲望与体验无法得到满足。

数字资本主义让资本实体更为抽象，这个由大数据信息组装的庞然大物跨越时空隔阂，让数字化生活构成了我们的生存景观，形塑社会人的观念与思维。如果说封建时期通过绘制地图来划分统治疆域，那么数字时代，数字资本则是通过各种APP应用平台、Facebook等社交平台，甚至各类电影纪录片等数字化产品在全球扩张，借助意识形态的输出进行虚拟世界版图的划分，从而形成新的数字版图。如果说拿破仑见证了图像的军事和政治价值，那么数字资本主义则通过各种数字化平台和监控智能技术实现其政治与经济价值，通过时空分裂、时空异化来实现数字空间复合体的权威统一。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数字空间中资本需要对整个空间进行数字监控；其次从资本家的视角出发，需要在数字空间中持续扩建版图，建构监控场景。而后者正是通过大量物的数据构筑数字景观，形成“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商业资本”的循环链条，支配与统治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观念认知。然而资本的目的不仅不会止步于扩展版图、维持制度、扩大数字剥削内容及范围，反而会让其成为不断发展、不断冲突、不断融入、不断扩大、没有终点且持续循环的秩序时空复合体

三、资本权力运行的虚拟化：从实体走向虚体

数字资本权力的第三层构境是资本的虚体化，这是数字资本得以运行的内核本质，探究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转化，就是考察数字空间下资本的转化关系，这是一种适合虚存与虚体运行的新型关系，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当一切交往活动痕迹都被转化为数据并产生价值的同时，传统的公共空间转为虚拟界面而被“大他者”凝视掌控，用户的身体转为虚体，在虚幻界面中进行生产与交往，在虚拟控制中心甘情愿献祭自己的肉身，被数字空间的秩序所掌控，丧失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一）公共领域的虚体化

在哈贝马斯看来，影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的两个因素，一是私人领域从家庭领域中独立出来，个体以独立身份参与社会交往，形成最基层的关系网络；二是以报纸等印刷媒体为主要形式扩大了公民参与的公用领域和个人身份，从而达成主体间的共识，形成舆论。与主体间面对面沟通建立规范的公共领域不同，数字空间的对话发生巨大转变，首先，面对面的凝视变成了通过数字化中介形成的虚体彼此的相望，彼此的联系不是依靠对话而是数字的虚拟界面，阶级对话、协商模式、情感共鸣的公共领域均让位于虚拟的数字界面。其次，数字界面的协议和规则让主体遭遇话语阉割，用户一旦进入界面即授权个人隐私信息，每一次点击、每一刻停留的踪迹都在被数据分析、被算法推荐，像木偶一样无法反抗，因为掌控木偶的线条被资本掌控，资本甚至会在旁边放置另一个颜貌化的人工智能，我们在与ChatGPT对话、用AIGC生产视频的同时，依然置身于数字界面的规则中无法逃脱，真实的、平等的、温暖的面对面对话成为基于技术底层框架的单一信息传输与虚假对话。最后，人类亲手缔结的界面规则反过来制约人类的发展。数字空间中的算法、数据根植于用户的互动交往，ChatGPT的自主学习来源于人类的经验知识，基于界面的活动构成了虚拟时空中人类经验和塑造自我意识的象征秩序，这些秩序被资本分类、划定、裹挟，成为拉康笔下的“大他者”，幽灵般注视着进入界面的木偶用户，规范着他们的意识形态，形成符合界面规则的标准、价值和观念，看似稳定的秩序却也隐藏着真诚的欲望与无尽的压抑，而随着用户以及其活动介入界面的增多，“大他者”不断汇聚共同的意义和符号，成为结构更复杂的无限循环闭合的空间迷宫。 

（二）主体存在的虚体化

数字资本通过自己预设的设置，借助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将一切与互联网相关的生产、交往、消费、娱乐等活动遗留的数据痕迹转化为一般数据，从而产生价值增殖。在这个过程中，一切文字、图像、声音被转变为数字化的共同语言，掌握该语言的数字资本企图用这种抽象的形式代替产业和金融资本，实现对全世界彻底的统治与支配。比如数字平台，一方面通过大数据纯化与构型虚体，成为数据化的外部存在；另一方面作为承载数据包的虚存，即虚体通过数据编码将身体认知与感受观念认知、情感思想以数据包的形式再现出来，使得虚存与虚体相融共生。也就是说，虚存（人类的意识形态）在进入平台虚体（数据平台）后就已经在相融相交中形成了数字化的同一性存在，抹杀了个体差异性的本质。

数字资本在虚体化的过程中，也改变着人的存在方式与意识形态。一是改变传统社会关系。人们不断将劳动技能、劳动成果等外化为知识化虚拟存在体，但关键在于它需要依赖平台虚体（数据平台或数据包）予以呈现，而此时的虚存（思想认知、情感体验）离开了主体的肉身与观念，主体的肉身与观念被数字虚体取代。虚存来源于主体却与主体分离，虚体依赖于主体却成为虚存的承载工具，人们不得不依赖于虚体来表达自己的虚存性话语。于是，传统的社会关系变成了一种“虚体—虚存—主体”的新型社会关系。二是形成数字剥削的循环过程。基于前者的社会关系，以价值增殖为核心的数字资本进一步将主体变为虚体存在，形成“虚体（平台）—虚存（平台）—主体（用户）—虚体（用户）”的循环过程。基于数据平台的规则与框架，主体不得不进行自身虚体化，无形中使得资本的剥削更为顺滑。“主体虚体化”成为数字空间的新型附庸，马克思所批判的大工业生产中劳动者身体的被剥削在数字时代依然适用，只是数字时代对身体的剥削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方式，通过对虚体的剥削进而加深对主体的剥削。用户被视为商品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流通与消费领域，以看似民主的制度取代了雇佣劳动。同时，将分成制沿用在数字资本空间中，用户进入数字空间，前提是自行购买移动设备换取一定的交往空间，但数据生成的变现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资本家手中，用户却被淹没在大量的数据之中，出现了“数字空间的悖论”。数字资本进行造物，符号化日常生活，用户沉浸在数字玩乐休闲中享受快乐与美好生活，但数字资本拒绝给予用户数字所有权，而是基于数字占有创造一个新的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者阶层，这些生产者既是数字产业依赖生产对象也是消费对象。比如双十一狂欢节晚会，数据力量的激增是商家以及资本空间的狂欢，而生产数据、参与消费、庆祝节日的用户却心甘情愿接受资本的剥削。同时，社会交往的中介不再是货币，而是数据，数字平台将社会交往活动尽可能数据化的直接后果是，具体的社会交往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从社会交往活动中获得的关注、阅读、点赞和评论的数据，进而通过这些数据定义自己是否具有较高的社交价值。如果说马克思批判的是以货币媒介为中心的现实交往异化，那么数字时代发生的就是以数据为中心的数字交往异化。 

（三）控制过程的虚体化

作为数字劳工的用户一旦进入数字平台，便陷入全景监控与被动操控中。他们将在现实生活中换取的劳动报酬购买移动设备、支付通信费用等，以此兑换进入虚拟空间的门票。在这里他们化身为看似自由的个体，但实则进入了资本秩序，在平等、娱乐的意识形态中被资本无形管束与控制。人们每次点击、浏览都会留下数字痕迹，网购的物品种类、生产的视频作品、旅游行动轨迹等对生活的全面记录将会全部交托于虚体化的信息监测。智能手表会知道用户的运动习惯、智能体脂秤会知道用户的肌肉含量，智能扫地机器人会知道用户房子的大小与布局，这些物品主动参与到每个个体的生活之中，手机可以窃听、智能眼镜可以监控，个体陷入无穷尽不可避免的凝视之中。此时的社会体系从以往的信任变得透明，这种模式与全景监狱别无二致。但数字化全景监狱与彼此隔离的边沁监狱相异，用户（即“神圣人”）通过“超交际”展示自己、揭露自己，主动参与到网络全景监狱的建造和运营之中，此时自由和监控合二为一，“神圣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除了监测的虚体化，另一特点便是操控的虚体化。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算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工具，德勒兹曾在《两种疯狂体制》中提到“提线木偶傀儡师”，并将木偶与傀儡师之间的关系分成三根线条，分别是操纵木偶的实体线、木偶运动轨迹的虚体线以及支配木偶剧规则和架构的框架之线。但在数字资本视域下，基于数据算法的操控呈现更为复杂的特质。以数字平台为例，平台与用户是傀儡师与木偶的关系，用户主动将手中的线交给平台任由其勾连与摆置，这个线就是我们由实体变成虚体进入数字平台的入场券；用户在智能算法、大数据的操控下沉浸在劳动生产、娱乐体验、消费审美等一系列场景之中，在平台的精神政治控制下被褫夺思考与批判，降级为可量化、可操控的“提线木偶”，这条线便是无形的虚体之线；第三条线则是数字资本根据平台的类别制定木偶剧的规则和架构，用户作为被动的木偶被限定在特定的情境和空间之中。但是随着ChatGPT与AIGC等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发展，提线的数量发生了改变，人工智能技术被颜貌化为一个新的提线木偶与异化为木偶的用户共同进入数字平台，而机器木偶与用户木偶之间又多出来一条虚线，在虚线的牵扯下，人越来越趋于“机器化”，机器越来越趋于“人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虚体控制存在：一是数字平台通过大数据算法对用户进行控制，并将其从用户转为提线木偶；二是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个体形成了虚体线条的控制，这条线决定了人机交往的关系与走向，若我们被机器控制则会慢慢偏离人类的本质；三是平台的虚体框架与规则，来源于其资本生产、流通、循环的过程，并延伸出更多的线条来控制沦为木偶的用户。

四、结语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一方面将人类带入更加便捷发达的数字空间，但另一方面让人类经历资本逻辑对自身的全面统摄。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技术构建异化的时空图景，掌控新一轮的资本运作，对人类社会实现层层渗透与全面统治，人类沦为数字平台的提线木偶，在数字景观中被动接受资本的一切秩序而无法反抗，丧失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要深化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构境研究，剖析智能技术的运行架构及联通方式，辨识数字资本主义的时空异化及生成逻辑，探寻数字资本构建的虚体关系及控制机制，反思与批判数字技术背后的数字资本如何构成抽象统治，如何刈除扎根于大地的人的生命，切断人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实现身体异化与分离，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仅没有改变剥削，甚至通过技术层层监控、裹挟人的行动与思维，而人工智能的介入更是从根本上为资本剥削提供技术的更新迭代。

鉴于此，既然科技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促逼我们“不能回头”，那么不妨向前一步，思考技术该如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技术与数据的掌控者应从属于哪些人，智能技术的伦理界限又在哪里。或许唯有根除技术背后的数字中心化的资本统治，校准技术的人文性，划定技术的边界性，设定技术的伦理性；将算法、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从数字资本手中得以释放，并嵌入新的共享共建的社会制度之中，才能真正实现生命的解放与人的解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解决资本与技术异化剥削提供了参考路径。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以资本为中心”实现财富增殖垄断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扬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服务于人民、隶属于人民、造福于人民。同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系也在全力规避资本权力的贪婪扩张。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在通过打造“政治—平台—用户”多元行动者共治共管的体系来建立多元化、多层级、多维度的网络结构，重塑平台时代的文明治理，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数字资本的存在方式，它以人的尺度代替资本主义非物的尺度，充满了对生命权力的保护与尊重，提供了生命自我建构的文明治理模式。但是，要彻底刈除资本权力，以共同生产共享分配为根基，扩大数字资本的增殖效应，实现人自由个性的全面解放还需要很长时间。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