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如果这大体是真实的，太值得人们深思了

在《大停滞》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说法：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令人炫目的科技产品之外，普通美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其改善速度已经大幅放缓，甚至呈现出近乎停滞的状态。

这些年来，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活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可能还真没有谁穿过这令人炫目的表象，提出这么一个质朴而重要的问题。

科技不是在不断进步吗？经济不是在不断增长吗？所谓第三次科技革命或工业革命不就是发生在这一段时间里吗？而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太大的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真的就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太扎心了。那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忙活什么了？

但事实又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

出行：由于拥堵，城市里的平均车速甚至比几十年前更慢；商用飞机的飞行速度自协和式超音速客机停飞后，就再也没有提升过。

居住：家庭中必备的冰箱、空调、抽水马桶等核心设施，其功能和形态与1970年代相比，并无革命性变化。

能源：我们越来越依赖智能手机，但其电池技术却久无突破，不得不每天充电。

这么说肯定有点以偏概全，相对于绿皮车，高铁就是极大的改善，手机不也是这些年才有的吗？确实，不能以偏概全。但上面所说也是实实在在的啊，甚至可能是生活中更日常更基本的方面。这不禁让我想起前几天我文章后面的一则网友的留言：如果能够选择的话，我宁愿回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因为那时候我们生活中的这些最基本东西大体都有了，彩电有了，冰箱有了，洗衣机有了，当然可能汽车没有，房子也没有这么大，但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累，没有现在这么焦虑啊。

其实，还有更扎心的，按照泰勒·考恩在《大停滞》一书中的说法：尽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整体经济蛋糕）仍在增长，但中位数家庭收入（代表典型家庭分到的蛋糕）的增长却从70年代起与前者严重脱钩，呈现出近乎停滞的状态。

换句话说，生活改善缓慢并不是人们的一种主观错觉，而是有扎扎实实的收入数据作为背景的。而且不能忽视的是，在这期间，民众的生活成本与经济风险实际上也大幅上升了。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泰勒·考恩解释的核心是低垂果实（Low-hanging fruit）理论。所谓低垂果实，是指在发展初期，已经把那些唾手可得的、容易够得着的果实摘完了。就美国而言，这种低垂果实主要有三个：免费的土地（西部大开发）、低技能但高生产率的劳动力（技术红利）、划时代的重大科技突破（创新的黄金时代）。在那时，只需稍稍努力，就能收获巨大的经济回报。但问题是，我们往往将好摘的低垂果实，当作了“种植技术”的进步。

当低垂果实摘完之后，大停滞便不期而至。

按照泰勒·考恩的说法，历史上曾拥有的三大类“低垂的果实”，支撑了美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经济繁荣。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这些“果实”被采摘殆尽之后，美国人便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树顶上的果实又高又难摘，经济增速自然放缓。

但即便如此，还是无法完全解释下面的问题：中位数家庭收入（代表典型家庭分到的蛋糕）的增长从70年代起与经济增长严重脱钩，甚至出现中位数家庭收入增长呈现近乎停滞的状态。

泰勒·考恩指出，1947年至1973年是美国家庭收入与民众生活水平快速提升的黄金阶段，经通胀调整后，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从21771美元增至44381美元，实现了翻倍以上的增长；而1973年至2004年的31年间，这一指标仅增长不足22%，升至54061美元。而且，在后续发展过程中甚至出现了阶段性下滑。

于是，便出现了脱钩轮的解释。

经济学家莱恩·肯沃西曾对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进行过分析，分析的结果是：1973年至2007年，美国人均GDP仍保持了1.7%的年均增长率，而中位家庭收入的年均增速却骤降至0.7%。他做了一项震撼的计算：如果中位收入能继续保持与人均GDP同步增长，那么2007年典型美国家庭的收入本应是90,000美元，而非实际的64,000美元。这就是所谓的“大脱钩”。换言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大多数人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吧。但需要追问的一句是，这样与大多数人无关的经济发展，其意义何在呢？

但我今天关心的最主要问题还不是这个。

我现在关心的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是，在今天，技术进步和人们生活的改善、生活品质的提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不是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如果是这样，我们追求技术进步的意义何在？我们如何使得技术进步能实质性地促进人们生活的改善？

在前几天的《为什么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革命》一文中，我曾经介绍过罗伯特·J·戈登的一个说法：发生在1870-1920年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革命。它不仅对整个经济产生了广泛、深刻、持久的影响，而且是实质性地改善和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别的不说，就说一个电，对经济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就有多大！？

而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戈登认为，并没有对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产生根本性拉动，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也仅仅是局限于“信息与娱乐领域”。他说，在1970年后，美国人的住房条件、交通方式、食品质量、健康水平、家务劳动强度等，与1970年相比并没有根本性变化。相反，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普及，还带来了信息过载、社交孤立（虚拟社交取代现实社交）、贫富差距扩大（数字鸿沟）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正面影响。

从历史的眼光看，这是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或大停滞之前发生了什么，那时的创新与进步是一种什么样的创新与进步：

1870年代-1910年代出现了：电话、电灯、内燃机、汽车、飞机、收音机、电影、录音技术……

1920年代-1960年代出现了：抗生素、疫苗、电视、核能、喷气式客机、避孕药、阿波罗登月……

这些发明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在物理层面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电灯让黑夜变成白昼；汽车让距离不再是障碍；抗生素让感染不再是绝症；飞机让大洋彼岸不再遥不可及。这些发明不仅创造了无数新产业，还极大地提高了每个人的生活质量。

然而，正如考恩尖锐指出的，自1970年代以来，人类再也没有出现过同等量级的、能改变“原子世界”的突破。互联网和个人电脑当然重要，但它们更多改变的是“比特世界”——信息的获取、娱乐的方式、社交的形态。在交通速度、住房质量、能源系统、医疗等方面，过去半个世纪的进步远远无法与之前的半个世纪相提并论。

当然，泰勒·考恩的意思不是说过去科技进步或经济发展的努力不重要，而是说，在低垂果实摘完之后，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的提高，比原来要困难得多。在这样的时候，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科技创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创新而创新？还是为人们生活的实质性改善和提升而创新？

来源：孙立平社会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