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赫鲁晓夫——有争议的改革家

今天是公元2025年9月11日，是苏联前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971年9月11日）去世54周年。当代中国人，对这一名字，既耳熟能详，又毁誉参半。

赫鲁晓夫，1953年9月3日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1年之久。1964年10月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淡出政坛。至1971年9月11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赫鲁晓夫是在苏联政坛上留下诸多印记的领导人。他在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主持进行一系列改革。他是苏式社会主义体制最早的改革家，以最早打破斯大林模式尝试的改革。赫鲁晓夫的改革，对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实际都起着很大借鉴作用。赫鲁晓夫，也是对中国十分友好的领导人。这篇短文，就此作一些简要分析。

一、政治改革：打破个人崇拜与平反冤案

赫鲁晓夫在政治改革上的贡献，就是打破个人个人崇拜与平反冤案。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与其有高度相似之处。

1、批判斯大林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时期的暴政与错误，终结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原则‌。这在当时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无疑是石破天惊，其震撼力度空前，促使人们思考。

2、平反冤假错案与法制重建‌

斯大林时期“大清洗”导致数百万人受迫害，大量案件未得到公正处理。斯大林去世后，受害者家属及社会舆论强烈要求平反，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独裁与滥权的真相，为受害者恢复名誉，被视为“拨乱反正”的进步举措‌。

作者点评：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否定十分必要。这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意义之大，在那个时代怎么说都不为过。但对斯大林整体评价，需要慎重。全盘否定，似乎不妥。问题是，哪些需要否定，哪些则需要肯定，既是一门领导艺术，也是保持苏联党的凝聚力重要内容，更是一种实事求是态度。

而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历史纠偏的必要步骤‌，无疑是赫鲁晓夫重大的历史功绩。

二、经济、行政体制改革

一是农业改革‌，取消集体农庄强制征购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允许发展家庭副业，刺激农民积极性‌，取消国营拖拉机站，赋予集体农庄自主权；大规模开垦荒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荒地。

二是工业改组‌，调整斯大林时期过度侧重重工业的政策，通过管理权下放‌，扩大地方经济权限‌。‌1957年废除中央部委直接管理，将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推行“国民经济委员会”制度。

三是行政体制改革，通过精简机构‌：裁减90多万行政人员，中央专业部从52个精简至25个‌。

四是干部制度‌：试行任期制和轮换制。

此外，在‌住房建设方面‌，大规模建造预制板房，缓解住房危机‌；提高养老金标准，缩短工作时间‌，有利于民生改善。

作者点评：

无论是农业改革和工业改组，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改革都十分类似。都是为提升农民和工人的积极性，放松管制，释放经济活力的体现，实际效果促使了苏联的民生经济得到改善。而行政体制改革，增加居民住房，提高养老金标准，通过减少部委和行政人员，有利于减少民众和社会的负担。

三、国际关系，推动美苏缓和

外交领域，推动首脑会晤，试图通过和平政策缓和美苏关系。有利于避免冷战和热战。

四、与中国关系，不能忘记他对中国的援助

当下很多中国人，对赫鲁晓夫印象不佳，甚至评价很低。当然有其原因。但在俄罗斯和前苏联百年历史中，赫鲁晓夫或许是对中国最友好的领导人。在其执政时期，赫鲁晓夫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展示了对中国友好，给中国提供了大量帮助。

一是给中国经济援助。中国“一五”计划期间（1953-1957年），苏联共援助156个工业项目，这是中苏友好合作的重要成果。虽然这些援助的主要内容并非赫氏提议，但几乎都是在赫鲁晓夫任期实施的。而‌156个工业项目中，1954年补充的15项项目内容‌，则完全是赫鲁晓夫倡议并实施的。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援助援助涵盖了众多关键领域，比如工业建设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以及专家指导。1954年9月下旬，赫鲁晓夫首次访华，率领着70人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向我国馈赠了一份极为厚重的大礼，除了包括了15项补充项目，还涵盖了从经济建设到技术交流，从文化合作到军事互信等方面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对中国经济援助，在苏联国内也有很多不同意见。赫鲁晓夫毅然决然地不顾众多反对的声音，坚决对我国予以援助。在他看来，援助中国就等同于援助自己。

二是把旅顺港彻底归还给中国。1898年沙俄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强占旅顺港，1904年日俄战争失败后，被日军占领。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苏联以对日作战为条件，重新获得旅顺港使用权，并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合法化驻军。苏联将旅顺港视为“不沉航母”。1950年，毛泽东去苏联访问，要求斯大林归还旅顺港，斯大林却找各种借口推辞。1954年赫鲁晓夫上任后的首次访华，就同意苏军从旅顺海军基地撤军。这标志着中国彻底收回远东战略要地，奠定独立外交基石。

三是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赫鲁晓夫时期，派大量专家来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正是有了苏联专家鼎力相助，中国原子弹技术上取得了飞跃式的进步。

四是三年大饥荒为中国提供粮食。1961年，由于中国自身问题，导致三年大饥荒，赫鲁晓夫提出给中国粮食援助（100万吨粮食，还有50万吨的古巴糖）。

不容否认的是，在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从“蜜月期”到，走向“对立”，仅用了几年时间。这其中，有多少是赫鲁晓夫的责任，又有多少是中方的责任，还需要做认真分析，非这篇短文能够厘清。

赫鲁晓夫与俄罗斯历任领导人一样，都有浓厚的大国沙文主义意识。赫鲁晓夫的一些行事风格和决策，有时过于激进和自负，表现出骄傲自大的特征。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感受。在中苏关系方面，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行推行苏联模式，不顾及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求，在外交事务中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赫鲁晓夫提出的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提议触碰到了中国主权底线，这些行为伤害了中苏之间原本良好的关系，导致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问题是，中方呢，中方究竟有怎样的责任？从目前史料看，当时中方领导人实际是看不上赫鲁晓夫。在中方领导人来看，斯大林去世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这面大旗，赫鲁晓夫扛不了，谁更合适，当然是中方领导人更合适。这样一种认识，就必然在各方面有所反应。例如，在意识形态方面，中方就需要强占话语权。以九评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中苏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论战”，其中在1963年至1964年论战高潮期间，中国党相继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史称“九评”。如何看待九评，邓小平观点十分明确。“大论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问题，即“九评”所争论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等这类问题。邓小平认为，在前一问题上我们是对的；在后一问题，即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上，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今后不能再搞了。

来源：常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