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厚泽老书记二三事

许明：厚泽老书记二三事（增补版）

朱厚泽1982年12月28日从贵阳市委副书记升任贵州省委书记（当时设省委第一书记，省委书记相当于副书记）（注1），1985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复，省委不设第一书记，原第一书记改为书记，原书记改为副书记，由朱厚泽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离任（注2）。担任一把手仅四个月后，7月，厚泽突然调任中宣部，在贵州省委工作的时间共计两年半。

作为常委办工作人员，我今天努力回想他初次到17号上任时的情景，却没有一丁点印象、更没有记录。我询问也在常委办工作的同事大吴（厚泽到省委，他即做了秘书），也说没有印象。翻阅我的日记，1983年1月3日上午，省委办公厅办公室召开全体干部会，内容之一就是通报省委新的领导班子。两周后的1月15日，我日记里记载：上午到大楼听新上任的朱厚泽书记谈城市建设问题。这是厚泽上任后首次在省委机关露面。这或可说明厚泽上任贵州省委时，平常低调到根本没有任何形式的“迎新”。

一直在贵阳市工作的他，在以老资格的冀鲁豫干部为主的省委圈子、相比经常到17号列席省委常委会的省直机关厅局长，厚泽是少为人知的生面孔。而1月15日第一次公开露面的厚泽，选择了大部分人都不熟悉的城市建设问题。事前他并未让秘书写稿帮助查寻资料，仅以一纸自拟提纲侃侃而谈，既有理论考究，又有现实素材，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才气纵横，让彼时仍以农业农村问题研究为主的省委秀才（厚泽调侃语）们由衷折服。会毕我即听在座者评论：学者风度和政治家风采兼具。

厚泽上任之初，专车一时未派定，他常常会从位于河滨公园附近的贵阳市委宿舍步行到17号上班。后来办公厅给他安排了一辆老旧的上海牌轿车，驾驶员M师傅与他同龄，就住我家楼上，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听秘书大吴说，这辆上海牌轿车下乡，走一段就要停下来加水，否则发动机就要冒烟。

我至今清楚记得的，反倒是当时省委机关圈子里遍传的关于厚泽等人被推为后备干部的轶闻。此传说，1982年年初，中共贵州省委曾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推荐后备干部，推荐后以得票多少排名公布，朱厚泽、李元栋等都名列前茅。厚泽时任贵阳市委副书记。那时我刚从学校毕业到机关，这样的推荐会当然没有资格参与，对于推荐的详情，如多大范围、推荐人数亦无从知晓，也没有见到公布的排名名单。但在省委大院，语焉不详的传闻，大多不是空穴来风。至少那时段的后备干部名单是依得票数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与后来秘而不宣、只报一把手掌握，是为最大的区别。

据17号的老工作人员回忆，推荐名单后来经省委常委会讨论，上报中央时厚泽是省政府副职拟任人选，批复下来却是名列省长苏钢之前的省委书记（注1）。即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省委书记朱厚泽、苏钢、王朝文。这个排名官场少见。那时至今的规矩都是省长作为一省的二把手排第二。这是否说明北京高层对朱厚泽的安排早有考虑？未可知。

不过，厚泽老友刘学洙（曾任贵州日报社长总编辑）曾经在回忆文章中提到，80年代初，党中央为考察选拔后备干部专门开办了一个青干班（也称中青班），厚泽即在这个班。青干班结束前，“胡耀邦总书记约全体学员到中南海座谈。耀邦招呼学员们‘勇敢些，朝前坐吗！’朱厚泽大大方方径直坐到耀邦身旁。他思想解放，谈吐敏锐，大约给总书记留下良好印象。”

而厚泽解放前参加地下党，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的贵阳特支成员，党龄较长，成为青干班的四个支部书记之一。央校一年的学习展现，厚泽的广博、深思、沉稳、内敛，以及任支部书记时的组织领导才能，无疑都给当时的中央党校领导和中央高层留下深刻印象。

1985年3月19日，朱厚泽接替池必卿任贵州省委一把手。从今天的干部晋升情况看，也是相当快的。这与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伊始，党中央大力提倡干部年轻化，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大气候大环境有关。厚泽的快速晋升并不是孤例。记得1982年，贵州还破格提拔了两名干部，一位是龚贤永，从瓮安县副县长提拔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一位是胡克惠（女），从福泉县副县长提拔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注3）。

朱厚泽任省委一把手后，省委办公厅让他搬办公室、搬家。办公室很快搬好，准备搬入广顺路16号时，他要进京的消息传开，搬家的事就搁下了。1985年7月11日，中央决定朱厚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免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职务（注4），由胡同志接任。胡同志1985年7月到贵州，住进池必卿走后空了近半年的广顺路16号。胡1988年赴藏后，16号官邸先后住进两任省委一把手，结局都不大好。前一任的老伴贪腐获刑，后一任自己贪腐被查处。民间于是就有各种带神秘色彩的传言出来，从此广顺路16号（现为15号）再无新人入住。

厚泽在贵州省委任职期间，我一直在17号常委办做常委会、书记会记录纪要工作。由于厚泽还兼任了一段省委秘书长，和他的接触又多了一层关系。虽然如此，以我的疏浅幼稚，不敢也无力触及厚泽的治省方略、政绩贡献、思想影响，只能记录一些印象深刻的只言片语或行止细节。

厚泽兼任省委秘书长，自然要了解熟悉办公厅干部与工作。记得1983年初的一天，在17号他的办公室，他找了陈群林和一位资深老处长，征求对办公厅工作的意见，我也在场。三人分属办公厅老中青三个年龄段。其中生于30年代的老处长先开口，拉杂琐碎，大约说了十多分钟。青涩如我都嫌啰嗦冗长。厚泽却自始至终没有打断他，但双手开始交替互握，动作虽细微，似乎也有一丝不耐。他的涵养好，一直平静听完。

那时办公厅的资料科，订了十数种境外中文报刊。这些报刊本就是为省委领导和参政人员服务的，却少见有领导阅览利用。厚泽是个例外，他会定期翻阅浏览。每次从17号办公室步行到省委办公大楼资料科，看完再走回17号。其实，他完全可以叫工作人员把有关报刊从办公大楼送到17号。他朴实、低调的作风，给当时省委大院的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常委会上，他的发言总是简明扼要，马恩著作如《资本论》等，可以随口引用。多数的讲话，勿须秘书人员事前准备，由他自拟一个提纲，即席讲，整理出来，就是一篇逻辑严密，有思想有观点有文采的文稿。记得1983年的一次全省农业科普大会上，一开场他就朗声设问：“同志们，据我所知，贵阳市农村至今仍然有百分之四十的文盲，你们相信吗？我是相信的。”一下子令参会人员凝神静听。他讲话，没有八股气，鲜活的事例、生动的语言、独特的视角和理论思考，信息量极大，让人舍不得漏掉任何一句。

朱厚泽下乡调研时与贵州毕节村民

 

我的印象里，他在省委的两年多，大部分时间在乡下跑。他自述长期在贵阳市工作，对全省情况不了解，要尽快熟悉。我从未跟随他下过乡。当时很奇怪他喜欢拉着一位何姓的老干部同行。贵阳市委一位老领导就曾对我说起，大概1983年，贵阳市委召开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厚泽和何老事前未通知突然到场听会。会议结束，准备请厚泽讲话时，两人却离开了。这位何老资历很深，曾经担任贵州省财经委、工交部领导、省委秘书长。“四清”时被处分，1979年平反后复出，时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还在厚泽力主新成立的贵州省发展研究中心兼任总干事，说明厚泽对他的倚重。但在我的眼里，这位何老，每次列席省委常委会发言，内容重复絮叨：综合开发、联合发展、滚雪球发展、煤电铝产业如何如何、某地农产品如何如何，我如实记录。多次以后，只要他发言，我就可以喘口气，趁机上厕所。

过了多年，年长几岁后才恍然，何老虽然絮叨，但阅历丰富、记忆力颇佳，对贵州全省的经济发展历程，简直就是位活字典。厚泽拉他下乡，可以随时向他了解各地一些大事件大项目的来龙去脉。当然，厚泽在“四清”运动时被整肃处分，何老一样挨整下台。共同的遭遇，是否也是厚泽与何老更多共情的因素，就只是我的猜测了（2007年，为出版《怀念池必卿》一书，向何老约稿，那时他已近90岁。他把写好的稿子给了我又索回修改，定稿后我上门取，他又一改再改，我在他家里等了一个多时辰。老人的认真劲可钦可敬）。

上述猜测是否挨边我不敢说。不过，“四清”以及历次运动的荒诞莫名，同样经历者之间或有勿须言说的相惜吧！

对于“四清”时的个人遭遇，厚泽并不避讳，多次与身边工作人员谈及：正在遵义开会，突然接通知要求他立即回贵阳，回到单位即被打为“隐藏在党内的修正主义代言人”，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发配黔陶做“野牛”“小鬼”（他自嘲为未被关押的“牛鬼蛇神”，与被处分的贵州省委贵阳市委主要领导比，他官小职务低）（注5）。文革结束，厚泽为“四清”冤案尽快平反，各处反映申诉，甚至曾与贵阳市柴农一道（注6），在省委开会时到17号门口候访散会的省委有关负责人。

厚泽的坚执或不单为个人冤屈的伸张。记得丁廷模（注7）在右派改正后，党籍迟迟没有恢复，他灰心地找到厚泽吐槽，准备放弃申述，并说：即便不恢复党籍，他也会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厚泽批评他：太阳都出来了，你还那么悲观。力主不能放弃。那时的厚泽，“四清”冤案刚平反，尚未进入贵阳市委班子，对于自己年轻时追求的“理想事业”，仍然乐观地存有希望。

池必卿同志去世时，厚泽建议贵州公开出版一本纪念必卿同志的文集。我收到他带头写出的《回忆在池必卿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岁月》一文，叙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1978年底为“四清”时被错误打击处理的贵阳市大批干部平反，赴京向贵州省委领导汇报，第一次见到池必卿同志的情景。文中说：经必卿和贵州许多老领导的积极推动，中央和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的决策在贵州提速行动，“文革”“四清”“反右倾”“反右派”以及贵州地下党和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很快得到纠正昭雪。他本人也在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并经省委重新任命进入贵阳市委领导班子。

在省委，厚泽把频繁的下乡下厂称为“认门”。除何老同行的数次外，多数时间就他和秘书两人，即便做了省委一把手也如此，尤其反感前呼后拥带媒体跟踪报道。有时也会通知贵州日报的高宗文（时任贵州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兼言论组长，90年代后任贵州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同行，事前叮嘱高：一起走，不报道。如果认为有价值，自己看着办。我在有关的平台上查阅1983年至1985年的新闻报道，正面报道朱厚泽下乡的消息就3条，为宣传中央（1984）1号文件，他和市州领导登门拜访农村养猪养牛养鸡专业户，鼓励他们大胆勤劳致富。几百字的新闻，不起眼的刊在贵州日报一版中间，其中一篇署名高宗文、吴廷述（厚泽秘书）。除此外，据我查阅的不完全统计，贵州日报在朱厚泽任上的两年多，未见有长篇通讯或头版头条专门报道他到某地视察做了几何重要指示云云。

高宗文用“严文”的笔名，写过若干篇短论。这些短论中从未出现厚泽名字，但从标题和内容看知道出自厚泽。比如“否定‘文革’与医治‘左’的顽症”“门户开放好”“商品交流有利开发民智”“技术引进要考虑多层次”、“放手发展横向联系”、“脑力劳动的一个特点”；“党政干部要学自然科学”“要注意地区间的差异”（后两篇署名吴廷述）。

短论每篇600字左右，刊于报纸一版的右下角。每次阐述厘清一个问题，晓畅明白。比如在“要敢于支持勤劳致富”一论中，旗帜鲜明批评红眼病、怕富不敢富的现象，结尾处点题：我们的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叫富民政策。刚刚发展起来的农村专业户、重点户的性质，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支持两户就是支持先进生产力。

我的印象，此文关于“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的观点，是耀邦1984年初来贵州视察工作时，在全省干部大会上提出来的。原话是：“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的总政策，就是‘富民’”。厚泽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不遗余力贯彻落实，说明他高度认同耀邦的治国理念。

另一篇“领导就是服务”的短论，开门见山说：最近下乡，听一位县委书记谈到过去工作好做一些，抓住600多个生产队就行了。现在变成要对7万多农户，难多了。接下来短论直言：“过去不少人心目中，领导就是指挥。现在农村千家万户、八仙过海，进入了一个商品经济大发展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领导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你为农业服务的工作做得如何。把领导工作的重点转到为农民、为生产提供各种有效的服务上来，我们的上层建筑就会更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我们领导工作也就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在“脑力劳动的一个特点”一论中，谈及一切有价值的精神产品，都要靠知识分子自觉的脑力劳动创造时说：“昔日用铁链、皮鞭最终都不能使奴隶制维持下去的话，那么，对于现代的智力开发、脑力劳动，就更加只能依靠激发、激励，而不能靠强迫、强制。认真考虑到脑力劳动的这个特点，对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很重要的”。

短论中的上述内容，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听厚泽反复说过，留下深刻印象。至今记忆犹新的还有厚泽到赤水、黔东南一些沿江县市的谈话。他一再强调，要用商品经济的重炮，轰开贵州封闭的山门；直言不讳对县里的同志说：不要有那么多的封建宗法观念嘛，说你这个地方是属于贵州的，非要赤水人把竹子都扛到贵阳去，何必呢？像黔东南的木材，顺江而下到洞庭湖，有什么不好？不要什么都由省里管得死死的。说你们是边沿县，那是按行政区划讲的，发展商品经济更要讲经济流向，所以你们是贵州开放的前沿县，是贵州对外开放的窗口。脑筋一定要转过来，独立自主面向川、湘、桂、滇等省市，面向长江、洞庭和珠江流域，放手向外发展商品市场经济联系，把山区的资源开发活跃起来，让边、山、少、穷的农村和边民富起来。

以短论的形式，不具名地在贵州日报讨论说理，平等温和，启智服人，他称其为“下毛毛雨”，这就是厚泽的风格。他多次说过：不要轻易给人扣思想僵化、反对改革的帽子，贵州农村改革争论激烈，但没有插红旗，拔白旗，让事实说服人。有涉及利益的矛盾，就要协调各方利益，减少改革阻力。

在贫瘠干涸、常识缺乏的土地上，毛毛雨比之倾盆大雨、雷霆万钧，更适于润泽人心，于无声中改变人的认知和行为方式。

他在调研了若干三线企业后说：“墙内飞机大炮，墙外刀耕火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贵州的对外开放，首先要努力打破内部的屏障，要破除“割据”思想和怕吃亏的小家子气，块块（地方）与条条（国企）之间要互相开放，尤其地方要开明一点，要放手发展横向联系；三线企业要与地方协作，有责任有义务开发贵州，建设贵州。“改革要有系统观，一定要把城市、乡镇、乡村联系起来，把工业和农业联系起来。把再生产的全过程、生产交换、生产消费的全过程联系起来。不建立这样一个系统，无法来领导现在的经济工作。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系统观点，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经济学，学自然科学”。

在谈到贵州省情的特殊性时，他反复讲必须实事求是、敢于和善于采取更加开放的方针、更宽的政策、更灵活的措施、更多样的过渡形式；要用心研究和寻找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变通办法。领导者的本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看你能不能把党的方针政策、上级的原则规定，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贯彻，化为生动的实践。上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下级的一举一动都做出硬性的规定。在不违背大原则和基本精神的情况下，要特事特办，灵活处理。

厚泽反复说这些，既有他多年的理论思考，也有他上任后面对诸多现实问题的有感而发。池必卿在厚泽上任后，出于对厚泽的支持培养，尽可能给他压担子，把他推到前列全权处理省委的日常工作。那时的大环境，既有开放开明宽松包容的一面，又有极左僵化积弊盈案的一面。机关部门思想保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积重难返。即便很简单的事，有时也需要领导亲自过问。必卿举重若轻，只偶尔在事关全局的问题上批示出面。比如，1984年4月，必卿接到人民日报来信，反映贵阳永江厂负责人秦世明因改革被免职。必卿即批给厚泽，提出：要重新核实。如果反映属实，浙江省委对步鑫生的处理是一个榜样。厚泽安排省委组织部、省经委联合调查核实，在和省长王朝文共同听取调查组的核实汇报后，决定恢复秦的厂长职务，并由秦回厂“组阁”，责成错误处理秦的省机械厅党组做出检讨。

这只是厚泽大量协调工作中的一桩。那时的厚泽，真是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信访来访，找他的人、事不少。主要涉及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等历史遗留问题。听说到他贵阳市委宿舍家里的人，有时甚至排队（我九十年代到贵州人民出版社任职，听一位同事说，当年为编辑出版年鉴，有关部门拒绝提供资料，他被逼无奈，也曾经上家里找厚泽求助）。厚泽对于这些信访件或人，只要情况清楚，就不吝精力批示或直接电话。有一所大学的知识分子为职称评定不公上门，经厚泽出面后问题解决。该单位领导将空香烟盒撕下2寸，写了一张便条通知本人，毫不掩饰其的傲慢不屑与不满。

除了下乡、参加省里的会议，在17号常委会议室主持召开各类协调会的次数厚泽最多。对各方反应应该解决而且可以很快解决的问题，厚泽会明确有关部门有关负责人即行研究解决；对于需要下功夫调研才能解决的问题，也表明态度要抓紧研究，创造条件，尽快解决。从不拖延踢球或暧昧打太极拳。记得有一次会散后，当着17号几位工作人员的面，厚泽提起协调过的一桩事，拖延多时未果时说：“下乡回来，才进家门，一双臭袜子刚脱下来，人家就上门了。”脸上虽然笑容如常，语气中也不免几分急愤和无奈。

厚泽的格局眼光，远超他的同龄人和大多数同僚。1984年初，按厚泽要求，省里买了500本《第三次浪潮》，发给各方面的领导。厚泽在一次会上专门说明为何要大家读这本书：“它讲的问题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息，就是今天的社会、时代正在向什么方向发展。研究贵州问题一个是内部，一个是环境。内部也好，环境也好，要放在一个大潮流里边，你处在一个什么发展阶段?这牵扯到贵州发展怎么个搞法，按照传统的意义上讲，贵州要发展，就是要把铁路修通，把水坝建起来，把煤矿打开，这个不错，贵州也不能不走这个路。但是处在新的社会革命、新的科学革命面前，贵州究竟如何发展，这就除了一般传统道理以外，就要研究需要跨越的问题。如何来跳跃发展，如何借助于这个新的时代所提供的条件来使我们的经济社会有可能出现跃进的局面。你要看到这个问题，你不能脱离开时代的背景。”

厚泽长期在贵阳市工作，对于城市建设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很早就有深入的思考和理论准备。这从他在1984年12月全省第一期市长、县长研究班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窥见一斑（注8）。 那时的贵州，城市化水平不到百分之二十，农业人口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厚泽的远虑与前瞻于此可见。（注9）

对于贵州的开发开放，厚泽最早提出设立黔中开发区的方案，并亲自动笔写出报告。这个报告内容总计五条一千余字，池必卿同志阅看后，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以省委名义报送中央。归纳报告内容，思路大致是“抓住黔中、放开前沿、多口通商”，建议中央授权在贵阳建立资源开发型内陆特区或开放区的试点。他是明确不赞成东西部梯度开发观点的。对于贵阳市的规划、老城区的疏解、新的城市中心选址，厚泽都有若干考虑，并一次次在贵阳市周边考察、讨论，还请省委研究室的何老带队做过贵阳市带县、扩展城市发展空间的方案。可惜他在贵州任职时间太短，那些设想大都未及实施实现。

以厚泽的德、才、能，年轻的我如办公厅的多数同事一样，对他是崇敬景仰的。也幼稚地认为理当人人如此。可事情哪里如我想象的简单。还在机关时，就曾听说过不止一桩费解之事。一件是有人议论：厚泽报告讲话，有理论水平，有深度，但是不具体，没有指标措施，不好落实。那时的领导干部，几十年计划经济搞惯了，农业就是催收催种，工业就是下指标，定任务。要他领会上级方针政策的精神，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确乎是难。如果还需要变通冒一点风险，那就难上加难。

厚泽喜欢参加各类学术研讨活动，喜欢和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交往。他在贵州省委任上时，经常邀请省社科院、省委研究室、省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年轻学人，开神仙会，让他们敞开谈贵州发展，谈见闻、谈研究的问题，他只静静的听，少有的插话也是平等的讨论交流，从不做居高临下的重要指示，更不会让人提前写稿他照本宣科。他会见人工智能专家，向他们请教当时国内外人工智能研究应用和发展的方向、与中国未来学会在贵阳举办的系统动力学预测方法研究班的人员聊系统动力学、答应兼任贵阳成立的全国第一个省级城市科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邀请于光远到贵州省国土资源开发论证会上报告······对于专业人士、年轻人提出的创意想法，他总是乐于出面支持。

当年贵州省社科院社会学所一帮年轻人想办一份《社会问题导报》，不那么顺畅（那个时候，政府官员中知道“社会学”是哪门子学科的恐怕不多，几个年轻人冒出来要办《社会问题导报》，仅这“社会问题”就有问题），找到厚泽，厚泽即表态支持。并在1985年1月与社会学所一帮年轻人座谈，接受他们的采访。2月14日，《社会问题导报》创刊，头版以“要认真研究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标题，摘要刊载了厚泽1月接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人员采访的一段讲话（注10），表明了厚泽对贵州省社会学研究以及《社会问题导报》的支持和期望。这份以微观视角关注民瘼国运和社会变革的报纸，全国发行，最高时发行量达48万份，生气勃勃活到1987年。年底，因在全省报刊进行重新登记时不予登记而停刊。当年全国因此关门的报刊不知凡几。这是一个转捩点（此处省略80字）。

为贵州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办的报纸《社会问题导报》创刊号，其中有采访厚公的文章

贵州出版系统一群年轻人发起研究未来学，想成立未来学会，活动多时，一直未成。主事人上家里找厚泽反映，厚泽即给省科协负责人电话，又给省委副秘书长李菁打招呼，建议李关注。学会很快成立，兼任会长的李菁有一天突然把我和一帮恢复高考后分配到办公厅的年轻人召集到会议室，与未来学会实际负责人张继泽等人座谈，商议未来学会的研究怎么为贵州开发发展服务。类似的事情多了，又有人议论，省领导要抓大事，不要管得太具体。

再一桩是干部人事安排上的议论。大概在厚泽上任不久，听说池必卿曾经给省委常委写过一封信，提出让厚泽参与干部人事工作。1984年底，又在必卿的支持下成立了以厚泽为主、省委相关领导人参加的人事小组，重点考虑新进省委常委的人选。池必卿的信我无法求证，但人事小组以厚泽为主、还在1985年初从省委组织部抽调田稚云（时任组织部秘书长）、陈策贵（时任组织部研究室主任）到17号短期工作，这是我亲见的。1985年3月19日，厚泽接替池必卿；4月18日，省委新进的3位常委到任（注11）。1985年5月12日，《贵州日报》头版头条转载《人民日报》5月10日讯，标题为《老同志主动荐贤让位 年轻干部及早挑重担——贵州省委顺利实现新老交替》，并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贵在高度的责任感和信任感》，充分肯定赞扬贵州省委班子调整工作和结果。《人民日报》讯里说：“走群众路线，民主推荐人选。他们对新进班子的人选，在常委中反复酝酿并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征求意见。酝酿成熟后，报经中央批准，先确定了接替省委第一书记的人选，然后由接替的同志主持推荐其他常委人选”。从这篇报道，可以确定省委领导班子的调整是在池必卿任上就开展的，且经过相关程序酝酿；对于新进省委班子的人选，明确提出由接替池必卿的同志即朱厚泽主持推荐，有让新任一把手组阁的意思。今天看相当开明。事实上，班子新老交替的工作过程，并不尽如报道的那么顺畅无碍。在人事小组开展工作期间，就曾有人写信到中央有关部门反映，状告厚泽绕开组织部门选拔干部。其传之广，在17号已是公开的秘密。告状信的背后，当然不只是个别人的不满。幸而干部选拔工作未受影响，并最终得到上面的肯定与赞扬。其间池必卿的全力支持和担当至为重要（此处省略160字）。

由此我还想起在省委大院时听说的另一桩传闻，说厚泽为解决他清华中学的老师、入党介绍人梁燕的级别，把时为正处级的贵州人民出版社升格为正厅级事业单位。当时未曾料到，这个传闻中升格的贵州人民出版社，会与我有什么关系。1994年底，我被提拔到贵州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党组成员。此时厚泽赴京已近10年、离休4年，梁燕也早已荣休。我得以近距离接触梁燕这位老革命、老知识分子，并厘清贵人社升格由来。

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升格，是1985年1月9日，中共贵州省委以（85）省通字第2号文批复确定的。批复如下：“省委宣传部：你们【关于我省出版出版体制问题的请示】收悉。根据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发{1983}24号）精神，省委同意贵州人民出版社升格，与贵州日报社同等对待······干部的配备和管理按省委的有关规定执行。政府对出版事业的行政管理，仍由省文化出版厅负责”。（注12）由这份批复，可以看到，贵人社升格，来自中央国务院加强出版工作的要求。厚泽在此问题上，态度鲜明积极。记得厚泽的意见是：出版社在文化积累、文化传承、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影响，与贵州日报同等重要。在机构规格上与贵州日报社同级，有利于贵人社的工作。贵人社1985年初升格后，省委不久即调贵州日报副社长胡耻昌任贵人社社长，主持贵人社工作。1986年初调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梁燕任贵人社总编辑。这位梁燕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入党的老革命、清华大学物理系肄业。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任上领导参与了《走向未来丛书》的策划出版，调贵人社任总编辑，德、能、资历都适配。梁的调动酝酿于1985年，到1986年初上任贵人社时，厚泽已经离开贵州。省有关部门1986年2月到贵人社宣布升格后的班子。据当时在场的贵人社老人回忆，宣布者特别把梁燕清华中学毕业，另外两位副总编（注13）也清华中学毕业的简历“不经意”地强调出来。而厚泽毕业于清华中学是大家都知道的。今天想想，这“不经意”以及那传得很广的旧闻，其实意味复杂，内含了对厚泽在用人等问题上的种种情绪。多年后，年龄渐长，稚气稍脱，才了解到人性的复杂、微妙。

厚泽作为快速晋升的新生代领导，以自己的德才赢得了许多干部由衷敬服，他是有人格魅力的。但他显然又不是威权人格型领导，更没有绝对权威。不仅他没有绝对权威，即使如池老头那样具有金子般品格的老领导，也没有绝对权威。不是不能，是不为。这是在池老头离开多年后，从办公厅老人和同事口中，听到了许多当年不曾知晓的旧事，我自己多少也有了一些人生阅历后才悟出来的。

以厚泽的开明和宽厚，他或许并不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威。告状的事他心里清楚，却并未对告状者有任何整肃表示。联想到他后来关于常人（凡人）政治的观点，态度鲜明地反对个人迷信、至力为克里斯马型权威去魅，他的清醒和自省始终如一。当然，贵州的这点事，比起他进京后所经历的惊涛骇浪，不过是小菜一碟。

1985年7月中旬，中央通知他调任中宣部部长，由胡锦涛接任贵州省委书记。与锦涛的交接，他的建议是：“我不办什么移交了，我们一道下去看看，比坐在上头办公室里介绍情况强。”这种交接方式，也是独具厚泽风格的，至今仅此一例。于是，厚泽和胡同志联袂下乡，先从最贫困的毕节地区开始，去了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四个地州市的13个县市。据同行的办公厅工作人员老伍回忆，每到一地，当地党委、政府都要汇报，进会议室，厚泽却往第二排坐；请他讲话，他都说请锦涛同志讲，他只是给锦涛同志带个路。实在推辞不过，才简单讲几句。可惜尚未走完，北京催他上任。他和锦涛匆匆赶回贵阳，在广顺路17号会议室，省委常委一班人开了一个简单的茶话会欢送他。会后，省委班子部分同事和他在17号合影留念，我上前请求与他合影，他拉上副书记丁廷模，让我站在C位，拍下了那张珍贵的合影。

作者（中）与朱厚泽（右一）丁廷模（左一，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1985年8月初合影。摄于贵州省委17号院内，朱厚泽离任赴京前

他在中宣部任职的时间，共计18个月。记得他上任时，办公厅下属陈群林（时任贵州省委副秘书长）和他开玩笑，说全世界有四个部长最难当：一个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一个是美国的情报局长；一个是苏联的农业部长，最后一个是中国的宣传部长。以厚泽的睿智，他何尝不知道此去如跳火坑（他自况）。但他的革命初心、政治理想，都不容他考虑个人的得失。他在中宣部的18个月，以“对于和我们原来想法不太一致的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的“三宽”提法，被世人和历史永记。对于“三宽”的重大意义和影响，吴象、刘学洙等人都有恰当精辟的评价，勿须我重复。作为高中时即加入地下党，满心憧憬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在亲历一次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各类运动，个人在“四清”时也莫名被难，十多年后才得复出的经历，或许都成为厚泽当年提出“三宽”的动因。

他短暂任期留下的遗产，又何止“三宽”。尤其到了晚年，他对自己青年时代满怀激情、主动投入拥抱的那场改天换地的主义、革命、组织的重新认识，其思索的深度，少人能及。他曾多次说起，对于宗教信仰是需要无条件虔诚信从的，你不能指责信众迷信；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宗教，不能够要求宗教似的虔诚，更不该迷信，这两者不能搞反了（大意）。他关注党史中若干历史问题的研究，谈及还原真相的重要性，并以“四清”运动为例，说贵州是“四清”运动的重灾区，值得深入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遗忘，更不能掩盖。他曾经托小友吴建滨带一本“四清”资料给时任贵州省党史办主任大吴，希望党史办能研究修撰一本关于贵州“四清”运动的信史。可惜大吴很快调离，此事终究未成。

朱厚泽摄影集《东张西望》一书的封面、照片

退休后的厚泽，足迹遍及全国。他的摄影集《东张西望——朱厚泽摄影作品散篇》，是他游历思考的一部分。记得在陈群林召集的饭局上，厚泽拿了一摞摄影集送大家。获赠者簇拥着厚泽签名，我不好意思上前，终成遗憾。今天翻开摄影集，就想起厚泽笑眯眯给大家签名的样子，想起厚泽不急不缓叙事论史、洞幽烛微的透视眼光。编者窦海军在编后里说“这些照片是一位思想者情感和思绪不经意的流露，它们好比自由的浪花，好比炽热的钢屑，好比苏格拉底的信手涂鸦”。诚哉斯言！

苏东巨变后的一段时期，厚泽反复阐说一个新词“克里姆林宫学”。大意是说在极不透明的政治帷（黑）幕下，对高层政治局势及政治人物处境的判断，只能从公开报道的活动、措辞用语的改变、人物公开露面与否等等蛛丝马迹处猜测预判，而这种猜测多数居然靠谱，是谓“克里姆林宫学”。十年浩劫，此学登峰造极（此处删除50余字）。今天想想这个词，觉得厚泽简直就是目光如炬、洞见深刻的先知。

退休后的朱厚泽先生

2007年9月，贵州大学校庆，校方邀请厚泽在贵大中国文化书院勉学堂作了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的讲座（这个讲座后来整理后刊载于2010年6期《炎黄春秋》）（注14）。我赶到贵大听讲座。他手里一如既往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一开场他就自嘲：关帝庙前耍大刀，孔子像下谈文化（书院门口有一座孔子塑像），调侃不该选择当天的演讲题目。他关于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焦虑的阐述，一如他平日对若干国是的思考评说，眼光敏锐，视野宏阔，让人醒脑深思。 这就是厚泽。一直到去世前，在病房里，他还对美国刚发明的高科技产品——空天飞机，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与年轻小友讨论此飞机与其它太空飞行器的区别。

在出版集团任职的几年，出差北京的机会较多。我去厚泽家里拜望，去前先电话联系，他问清我的住处，会在电话里告诉我乘几路车再转几路车到达，清清楚楚。退休后他很少使用公车，对平民生活的向往和对特权的厌恶，使得他很乐于享受乘坐公交车在京城自由出行的过程。

记得2008年3月的一晚，我利用到北京开政协会的机会到他家里，到后不久，又有两位南方报系的年轻媒体人来访。他问起南方媒体几篇有影响的社论评论的情况及后续。两位媒体人直抒胸臆，无拘无讳，如多年的忘年老友。那晚聊至深夜。话题宽泛。厚泽谈兴甚高：关于中国模式、信息化的本质等等。其评说时事、思虑历史周期律、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并不因退休稍减半分。

告辞时，夜已深。厚泽知道我住高碑店附近，很有点担心，再三叮嘱两位媒体人先送我回住处。

2001年8月，朱厚泽（右二）回贵阳时，与老同事龙志毅（左二）、老朋友刘学洙（右一）、老下属伍席源（左一）、许明（左三作者）留影

厚泽说话风趣幽默。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他会以诙谐的方式批评自嘲。比如说到贵州落后，外面对贵州偏见很深时说：别人一听是贵州人，就想绕到你背后，看看是否还长着尾巴。然后话锋一转：贵州人出去，不要妄自菲薄，要大胆与人交流，让外界更多了解贵州。一次，在与一群故旧和年轻小友聊起贵州的风物时，他笑嘻嘻的问：大家猜猜贵州哪样东西是用屁股做广告的？大家猜不出，他俏皮揭秘：花江狗肉啊！众人大笑，想起花江街边的一溜狗肉馆，每家门口桌子上蹲着的那枚熟浸浸的狗屁股。那一刻，毛希谦、刘学洙笔下那个在清华中学演讲、放歌、演话剧、办壁报、活泼调皮的英姿少年，仿佛从未老去。

他的精神状态，哪里像是一位从中枢高位被离开的大员？即便后来身患恶疾，亦从无一丝衰颓萎顿。无论顺境逆境，甚至死亡威胁，他都无所萦怀。他的旷达无畏坚韧伟岸，恰如他生长的贵州的巍巍大山。他在1991年写给友人的信“山之骨”中也自况：贵州山野之人不缺钙（注15）。

2009年，得知他口腔病手术出院，我到他家里拜望，问起术后生活有影响吗？痊愈后要不要拆线？他轻松的说：就是口腔里打了个补丁，吃东西稍有点跘，补丁缝线是生物材料，不用拆。陈群林这时召集了一次饭局，祝贺厚泽从鬼门关里闯过来。饭局上人人都为厚泽庆幸，以为难关已过，大家都低估了病魔的险恶。

 

不久，疾病复发，厚泽再次入院手术。在此之前，他的家人，还有原来的下属陈群林，一再催促他抓紧整理自己的文章、讲话等文稿，以防散失。我把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杨建国带到他家里，说小杨有经验，可以帮忙做些文稿录入初编的活。整理出来，希望能在贵州出版集团出版。可惜我后来调离，退休后的杨建国把他家人整理好的《朱厚泽文存》给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部分删节后，以《向太阳 向光明 朱厚泽文存》的书名，于2014年出版。“向太阳、向光明”的书名，取自厚泽1942年2月20日的一幅画作。家人把画作印制成纪念卡片，连同《朱厚泽文存》，赠与悼念他的亲友。画中，朝阳初露；道路蜿蜒隐入远方，一面旗帜飒飒飘扬；道路上方是“兄弟们：向太阳！向光明！”的激情呼唤。11岁少年的画作，仿佛预言了他一生的遭际：曲折的道路、初展的抱负、未竟的才华、晦暗中的呐喊……令人嗟叹！

记得2010年3月8日，我和同在北京开会的贵州部分“两会”成员，到北京医院看望住院多时的厚泽。在病房里，他身穿条纹病号服，不能说精神矍铄，亦似无明显病容。说起化放疗的痛苦已经到了他身体忍受的极限。他平静的口吻，似乎只是在说一位与己无关的旁人。我们簇拥在他的病床边合影，然后告辞。他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大家都预感，这可能就是最后的告别。

5月9日大清早，我得到消息，说厚泽已经于当日凌晨逝世于北京医院。那一瞬，我怔住了。巨大的绝望悲伤弥漫全身。晦暗微茫中的又一盏灯光熄灭了。

虽然之前早有预感，我还是不愿意相信，那样一位充满活力、思想深邃、理性从容的智者、思者、长者，这样快这么早就走了。他的离世，带走了许多的希望。十四年过去了，他离去的巨大空白愈益明显。虽然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近距离接触过他，却自知无力写出他丰富厚重智慧深邃的一生。再过几日，就是他逝世十五周年忌日。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景仰。

朱厚泽墓地

 

注释：注1. 见《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53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注2. 见《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573页

注3. 1982年省委常委还不是副省级，1983年中共中央下文，正式明确省委常委按副省级待遇。

注4. 详见《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573页、579页

注5. 详见2001年6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353-365页；1998年10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贵阳市历史大事记——1927.8-1995.12》203页-204页

贵州省“四清”1963年开始试点，1964年10月中央决定从中央国家机关、其他省区和军队抽调2000余名干部到贵州参加“四清”工作团 ，重点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10月14号，中央批复改组中共贵州省委，由李大章代理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省委和贵阳市委的大批领导干部受到错误处理。工作团甚至断言贵州：全省组织严重不纯，城乡资本主义泛滥，封建势力猖獗，反革命气焰嚣张，不少单位和个人已经和平演变和正在和平演变，贵阳市已形成‘反革命两面政权’，是从上到下烂透了的“小台湾”；市委第一书记伍嘉谟被抄家，并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判刑五年，市委副书记夏页文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市委统战部长柴农、宣传部长朱厚泽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下放劳动。市委班子几乎一锅端。被处分的市县区乡干部数千人。文革结束，1978年开始，贵阳市委多次向省委中央写报告，要求进一步明确贵阳“四清”问题的性质，以便完全彻底解决“四清”中的遗留问题。中央两次批复指出：“1964年贵州的‘四清’运动是在左倾错误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对贵阳市已形成‘反革命两面政权’这种估计和分析是完全错误的。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是完全正确的”，“有关贵州‘四清’问题的错误结论和文电均自行失效”。平反工作一直持续到1989年才全部结束。

注6. 柴龙，1923年生，山东人，1939年参加革命。1955年后曾经担任贵阳市公安局长、市政法委书记、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被错误处理。1981年后任中共贵阳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离休。

注7. 丁廷模 1936年生于贵阳，1953年高中肄业进入贵阳团市委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1968年分配至遵义地区绥阳县的乡村中学做教师。1979年右派改正后任贵阳晚报要闻组组长、贵阳市委宣传部长、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1990年调任广西区委副书记、区人大副主任。2002年退休。

注8. 他说：希望同志们对于城市管理、城市建设这样一项工作，一门学问，研究得更精深一些。要建立一个城市研究体系。在党校要建立一个新的教研室。建设厅负责讲课教学。要有一个市长中心或市长协会。党校要成为提供这方面资料的中心。省规划院也要这样办，进一步社科院社会学所要有一个城市方面的研究室，大学里也要有专搞城市规划建设的。这样逐渐形成几个支柱，城市研究体系就有基础了。

注9. 在1983年初他上任不久，在贵阳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先进集体代表大会上，他即以《搞好各项改革，开创城市工作的新局面》为题，谈国家“六五”计划与中心城市发展问题：要以贵阳为中心，把经济区建立起来，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设想，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其艰巨和极其光荣的任务。讲话还结合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学说中，对城市发展问题的重视。认为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的城市进行科学分析、解剖的结果。恩格斯在他奠定其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要的基础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们不象那些过去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家那样，仅仅把城市看成罪恶的渊薮，而且把城市看成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革命的希望。恩格斯在分析费尔巴哈这位唯物主义思想家在他思想发展的后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时讲了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费尔巴哈的后期生活离开了城市，“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无法“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去发展自己的思想。从这里可以看出，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不仅是一个生产力高度聚集的地区，也不仅仅是一个交通运输方便的地方，同时它也是人类的智力发展、文化发展、思想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列宁曾经说过：“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讲话分析了贵阳市在全省经济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要在工业、流通、教育、科学、文化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培养各种人才，提供科技成果，收集和传播各种信息，来促进全省经济的发展。

注10. 见1985年5月8日《贵州日报》三版，全文刊载厚泽1985年1月21日接见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和《社会问题导报》的人员时讲话，标题为“社会变革与社会学”。文中说道：1983年讨论制定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时，我们强调应该尽快建立我省的社会学研究所。现在我们又支持《社会问题导报》的创办。为什么必须重视开展社会学的研究？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迫切需要科学的社会学指导和帮助。我们的社会变革，也必然会培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学应该帮助人们科学地认识贵州社会，指导和推动社会变革。

注11. 见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 574页

注12. 见《而今迈步从头越——贵州人民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纪念》14页

注13. 我1994年12月底，提拔到贵人社任副社长、党组成员，此时梁燕老前辈已经离休。我到他家里慰问看望，老头小小个子，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脸，开朗干练、健谈可爱。贵人社专业人员对老头评价很高，认为他是真正懂出版的领导。他在贵人社推行的经济核算到编室等改革措施，对于打破大锅饭、推动贵人社的市场化转型成效明显；他领导策划了《中国历代名著全译》的出版；拍板出版了《传统与变革丛书》《现代社会与人丛书》《山坳上的中国》《何应钦传》等好书，使得一向寂寂无名的贵人社名声大振。贵人社改开后的第一段高光时刻，是梁燕和那届班子努力成就的。

梁燕还参与了《贵州通史》《贵州军阀史卷》等史志的主编和编写。2008年端午，在出版集团任职的我，忽接贵人社人事处电话，说梁燕在成都他儿子家去世。我赶到成都送别老人。听悼词，才知道老人一生不简单。他生于澳门，很早就投身革命。解放战争期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念书的他，未毕业即受党组织委派，回到曾经的母校——贵阳花溪清华中学以教师身份掩护做党的工作，迎接解放。朱厚泽即是他在清华中学任教时发展的学生地下党员之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成都《红领巾》杂志社任总编辑的梁燕，因直言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西昌冕宁县劳动，摘帽后全家下放至宜宾。梁在宜宾基层的一个供销社工作了15年，直到1979年平反才回到成都，任四川少儿出版社总编辑、四川人民社社长。1986年初调贵人社任总编辑。

贵州人民社1986年初任命的副总编辑里，毛希谦、张克两人都曾在花溪清华中学学习。毛是厚泽的同班同学，一直在贵人社任副总编辑，不存在调动问题；张克比毛低两级，是贵州有名的诗人、作家、贵州日报名记者。1986年初从贵州日报社总编室主任位置上调动提拔到贵人社任副总编辑。后来接替梁燕任贵人社总编辑。那已经是厚泽离开后多年的事。

注14. 详见《向太阳 向光明 朱厚泽文存》435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出版。

注15. 详见《向太阳 向光明 朱厚泽文存》扉页“山之骨”一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出版。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