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仁：从秘书生涯到中央党校副校长

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陈维仁

今年99岁高龄的陈维仁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早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宽厚正直，宠辱不惊——用这八个字形容陈维仁是最恰当不过了。

陈维仁说，他这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上了两个有名的学校，先后跟了三个好人当秘书。

陈维仁所说的“两个有名的学校”是指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他所说的“三个好人”一个是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著名的史学家邓拓；一个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另外一个就是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

狮子山走出清华学子

云南楚雄自治州的武定县，有一座被称为“西南第一山”的狮子山。狮子山不仅因形如巨狮而闻名，同时，它又是一座历史名山。相传狮子山是明朝第二任皇帝建文帝朱允文隐居出家的地方。坊间传说，朱允文在被其叔父朱棣发动的“靖南之役”打败后，按照太祖朱元璋所授的锦襄妙计，远遁云南。躲到狮子山剃度为僧，后在狮子山坐化。

1924年3月4日，陈维仁就出生在狮子山下的一个小山村里。童年时代，陈维仁读书就十分刻苦，以至于上私塾时，眼睛就开始高度近视，到了中学已看不清黑板。但因为家境不好，又配不起眼镜，只好总坐在教室第一排的位子上。

1944年7月，陈维仁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抗日烽火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名校联合创办而成。抗战胜利后，因反对内战，昆明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思想进步的陈维仁与同学们一起积极投入到了这场“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中。

西南联大集中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和爱国人士。这些学者中，陈维仁印象最深的就是费孝通、李公朴、闻一多。“一二一”运动时，费孝通带领学生在街头演讲，子弹在头顶飞来飞去，但他却毫无惧色。

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陈维仁是最后一批离校的学生，6月底他与同学们北上清华。就在他随队伍走到贵州安顺时候，昆明传来消息：李公朴于7月1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紧接着，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发表完演讲后也被暗杀。

陈维仁说，西南联大精神令他永志不忘。

在清华大学期间，陈维仁继续学习经济学。当时的经济系主任是我国的经济学泰斗陈岱孙。陈岱孙26岁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27岁任清华大学经济学系主任。陈维仁对清华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听陈岱孙讲课。受过西方教育的陈岱孙讲课非常严谨，他个子高而挺拔，目光炯炯，每次上课总是西装笔挺，夹着光亮的皮包。他走上讲台，先是放下包，转身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所讲的题目，然后再转过身来解开金光闪闪的手表放在讲桌上，便开始讲课。陈先生讲课深入浅出，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且没有一句费话，一直到最后一句话讲完，恰好下课的钟声也响了。

陈维仁说，当时同学们都说，如果陈先生讲课结束钟却没有响，那一定是钟出了毛病。这个猜想最后还真的发生了，有一次，陈岱孙说完“下课”之后，钟竟然没有响，最后发现真的是钟出了故障。

陈维仁说，至今每次回想起听陈岱孙讲课，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给邓拓当秘书

1947年，陈维仁在清华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次年8月又密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届学生提前一年毕业，陈维仁的愿望是随解放军南下，但党组却给他分配了另一个重要任务：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要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去《人民日报》，陈维仁就到《人民日报》去当了一名编辑。

同年秋天，37岁的邓拓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社长为范长江）。1954年，前苏联《真理报》总编辑谢彼洛夫跟随赫鲁晓夫访华，报社安排陈维仁为邓拓整理谈话记录。邓拓对陈维仁的工作非常满意，便决定让陈维仁做自己的秘书。

邓拓为人和善，说话时总带着微笑，一派学者风度。刚做秘书工作时，邓拓找陈维仁谈话说：“做秘书事务性的东西太多了，你本来应该在业务上有所发展，但不要着急，你也可以写文章。”

1955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日。之前，邓拓对陈维仁说：“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30周年，《人民日报》要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你来写。”

陈维仁感觉这个担子不轻，忙说：“我不了解孙中山逝世的情况啊？”

邓拓微笑着说：“你可以到国家图书馆查找一下当时的报纸，看一下群众对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反响，然后就会写这篇文章了”。

陈维仁心中十分激动，这分明是手把手教自己写文章啊！

陈维仁依邓拓所言，写好稿子于3月10日下班前交给邓拓。邓拓说：“你先回去吧！我晚上看大样时再看”。虽然交了差，但陈维仁心中还是没有底，回到家还一直忐忑不安。

第二天早上，陈维仁一到报社，就看到自己写的稿已经邓拓的修改并排出了清样，题目是《人民对孙中山的悼念》。翌日，这篇3000字的文章就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邓拓离开《人民日报》时的情形，陈维仁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是1957年4月的一天，毛主席突然点名要召见《人民日报》负责人。邓拓等接到通知匆忙赶到中南海。回到报社后，邓拓紧接着就召集报社编辑部全体人员开会。会上，邓拓往日的微笑不见了，一脸严肃。大家都感到十分奇怪。邓拓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这个总编辑破产了！毛主席批评我了，说我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

原来，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一个多月过去了，仍不见《人民日报》的动静。于是毛泽东把邓拓、胡绩伟、袁水拍等叫到中南海。当时在场的还有胡乔木，周扬、陈伯达等。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人民日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并说邓拓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邓拓解释并作自我批评说自己“没有抓紧”，毛泽东说：“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并对邓拓下了最后通蝶：“限你们一个星期改变面貌”。并批评邓拓：“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听了毛主席批评的话，邓拓知道自己的这个总编辑已做到头了，他当面向毛主席请求，撤掉自己的总编辑职务。

邓拓只所以回到报社后，把毛泽东批评他的话向报社编辑部全体人员传达，是毛泽东要求他这样办的。

陈维仁说，对于毛主席的批评，其实邓拓很冤枉，他并没有“按兵不动”，而是作了宣传计划，已报到了当时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的胡乔木手里。关于这件事，胡乔木也当场作了解释。

两个月后，中央任命吴冷西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只任社长。从此邓拓便被“挂”了起来，陈维仁的工作也因此“轻闲”了。

1958年邓拓被调往北京市委工作。离开《人民日报》时，邓拓在欢送会上高声朗读了自己写的一首七律：

《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蛇龙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半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文革”一开始，邓拓就受到诬陷， 在“五一六”通知下发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17日晚，心怀悲情的邓拓就在家中自杀，含冤而死，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殉难者。

给林枫当秘书

1959年3月，在《人民日报》没有什么事做的陈维仁被安排到中央党校59班学习。从此，他便与中央党校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结下了终生之缘。

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是曾担任过刘少奇秘书的林枫，林枫是1927年在南开中学时就由范文澜介绍入党的老革命。林枫不仅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职务，同时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3年，党校领导找正在学习的陈维仁谈话，让他留在党校为林枫同志当秘书。事后，陈维仁才知道，林枫校长想找一个秘书，党校组织局的同志说：“秘书有啊，学员中就有一个叫陈维仁的，他曾给邓拓当过秘书”。于是陈维仁就给林枫同志做了秘书。

陈维仁说，林枫在任校长期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着力改造了党校的知识结构，他让时任中央党校教育长的蒋南翔在全国著名高校发通知挑选一批年轻干部，充实到党校的各个教研室。他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理念改善了党校的自然环境和知识结构。如今的中央党校树木成林、景色宜人，林枫同志功不可没。

1964年底中央开始搞“四清”运动，陈维仁被安排到北京海淀区东北旺去做“四清”工作，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直到1966年。在工作队，一直为邓拓的鸣不平的陈维仁给大家讲起邓拓在《人民日报》的遭遇，说邓拓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威信很高。没想到，竟然有人向上级告了他的状。于是陈维仁又一下子成为了与邓拓划不清界线的“黑秘书”，开始“靠边站”。

“文革”刚一开始，康生就策划迫害林枫。陈维仁记得，在一次校委会上，康生讲话时突然转头对着林枫说：“林枫同志，你可要注意哦！有人说你在东北时反对过林副统帅！”在座的大家都怔了。林枫听了也感觉十分意外，便辩解说：“在东北时我与林副主席在工作上有过不同意见，但我并没有反对林副主席啊！”没想到这就是康生迫害林枫的开始。

1966年8月19日，林枫正在中央党校传达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这时，早有预谋的康生突然走进会场，会议接着就请康生讲话，康生坐到主席台上一讲，却是说林枫“反对林副主席”，并说党校有“杨家党（指杨献珍）”，“林家铺子（指林枫）”！接着会场秩序大乱，一些早有准备的造反派就把林枫从主席台上揪了下来，带上了高帽子，挂上牌子进行批斗。

由于陈维仁此前已经成为了靠边站的人，“揭批”林枫时反而因祸得福，逃过一劫，他但也因此成了双料的“黑秘书”。当时党校的人分成两派，两派的人都与陈维仁划清界线，哪一派都不让他参加。陈维仁不屑地说：“你们不让我参加，正好，我就做肖遥派”。这时，有一个与陈维仁私交不错的造反派找他说：“你本来没什么问题，我可以找人到‘康老’那里把你的情况反映一下。”陈维仁断然据绝了，他说：“康生这个人，他不认得我最好！”对于康生，陈维仁是看得最深刻，当时康生分管中央党校，他的恶劣作派，陈维仁十分厌恶。在党校，康生随时看到一个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这个人不像个好人”，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康生是‘四人帮’的教父、‘文革’的罪魁、党内最大的棍子。”——这是陈维仁对康生的评价。

在康生的一手策划下，先是污陷林枫是假党员，然后又污陷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林枫的总后台。林枫被一次次的批斗、侮辱殴打。他是典型的东北大汉，身材魁梧，红卫兵让他跪下，他坚决不屈服，最后竟然被残忍地踢断了三根肋骨，打得遍体鳞伤，当场昏死过去。

后来康生又假借群众的名义写报告给毛泽东，撤消了林枫的中央党校校长和党委书记职务，并抄了林枫的家。1968年3月。受尽非人折磨的林枫被逮捕关进秦城监狱，直到1972年才得以出狱。由于林枫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出狱后一直住在北京复外医院。直到1977年9月28日，生命垂危的林枫在病床上见了自己的老部下陈维仁和新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最后一面，之后便含恨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

每当提到与林枫的最后一面，陈维仁总是禁不住地流泪。胡耀邦同志是粉粹“四人帮”后，于1977年3月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的。耀邦来到中央党校后，组织上又推荐陈维仁做了他的秘书。

1977年9月28日这天，中央党校办公厅接到电话：林枫同志病危！于是陈维仁就陪同胡耀邦同志去了复外医院。躺在病床上的林枫已经与原来的林枫判若两人，昔日伟岸的身躯已瘦得不成样子，体重只剩下70斤。看到老校长的惨状，陈维仁禁不住悲从心起，热泪盈眶。此时，林枫已经不能说话了。医生趴在他的耳边说：“林枫同志，耀邦同志看你来了”，林枫的嘴角动了动，没有说出话来。耀邦与陈维仁心情沉重地回到中央党校，还不到10分钟时间，电话就打到中央党校，林枫同志病逝了。

林枫同志的冤死，对胡耀邦的刺激非常大，更坚定了他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

给胡耀邦当秘书

1976年10月6日，粉粹“四人帮”。1977年3月，胡耀邦同志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

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是1977年3月25日，此前，学校里已贴满了欢迎他的标语。耀邦来时乘坐的是一辆苏联吉斯桥车，带着机要秘书梁金泉。

耀邦到党校时，陈维仁还属于“靠边站”的人。当时他正在香山劳动。中央党校组织部来找他谈话说，耀邦同志来党校需要一个文字秘书，让他回校工作。

陈维仁第一次见耀邦是1977年5月2日（星期一），正值“五一”放假后的第二天。一大早，陈维仁就来到组织部，本来组织部长要带他一同去到耀邦办公室报到，由于没有看到耀邦乘坐的车子，于是就让陈维仁先去看一下耀邦来了没有。

陈维仁来到耀邦的办公室，一进门，耀邦同志已经在那里了。耀邦一抬头首先看见了陈维仁，便微笑着问：“同志你找谁？”陈维仁已经猜想到眼前的这个人是耀邦同志，便说：“耀邦同志你好，我是陈维仁”。耀邦一听马上兴奋地说：“我等你好久了！你来了。”然后他顿了一下，指着桌子上的一堆文字材料半开玩笑地说：“我正在做你的工作”。陈维仁便不再拘束，赶快跑过去与耀邦握手。

后来陈维仁才知道，当时有人对陈维仁做耀邦的秘书提出异议：“他过去跟过的两个首长都带着‘帽子’，他个人政治上还划不清界限”。但耀邦同志没有理会这些。

胡耀邦同志刚到中央党校时，党校是一个烂摊子。他的办公室设在52号家属楼里。就这样，陈维仁开始跟随着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始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

解放思想首先是从创办《理论动态》开始的。耀邦到党校不久，便提出“要创办一个刊物”即《理论动态》，办刊人员都是耀邦同志亲自挑选的。为了办好《理论动态》，耀邦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经常为《理论动态》出题目、出思路、与大家一起讨论，并亲自修改文章。使《理论动态》在短时间内就成为党内最有影响的理论刊物。他把《理论动态》作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武器，要把“被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政治是非再颠到过来”。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党、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而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胡耀邦同志同“两个凡是”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邓小平、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和推进了这场大讨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评价，标志着这场讨论取得了最后胜利，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

一边解放思想，一边复校。闲置了多年的陈维仁跟着耀邦同志，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当时，党校的房子大部分被总参的干部占住了，耀邦同志就去找叶帅将房子要了回来。由于“文革”期间康生主管中央党校，因此，党校也是“文革”的重灾区。胡耀邦到了党校时，虽然“四人帮”被打倒，康生也已去世，但他头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环仍然还在。因此，没有人敢揭露他。对于康生这个人，耀邦非常厌恶。陈维仁记得，每当提起康生，耀邦从来不说其名字，而是用食指在鼻子下边一划说，“那个人”（康生的上唇一直留着胡子）。当中央党校的韩树英、李公天等人提出要揭露康生问题时，耀邦同志智慧地给予了坚决支持，从而撕下了康生这个阴谋家的画皮。

在开展解放思想的讨论中，耀邦同志提出了“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的四不主义，消除了大家的顾虑，对思想解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解放思想的同时，耀邦已开始着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面，耀邦同志大胆创新，先后开办了老年离退休干部班、老干部文化班，新疆班，并且着手为党的事业培养接班人，开始创办中青班。

除了做好各项工作外，耀邦同志始终坚持读书。这方面，对陈维仁的影响很大。耀邦同志不但读书多，而且阅读速度非常快。陈维仁发现耀邦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套《列宁全集》，重要的地方都作了标记。他提倡“每个干部要读2亿字的书”。一次，陈维仁问起这个话题，他对陈维仁说：“每天坚持读几个钟头，几万字不多嘛！这样日积月累，2亿字不算多吧！”后来，耀邦每个星期回家几乎都给陈维仁捎两本书回来。

陈维仁说，当时虽然自己是耀邦的文字秘书，但很多讲话稿耀邦同志都亲自写。他胸怀坦荡，敢讲真话、讲实话，反对空话、套话。陈维仁平时大量的工作是帮助耀邦拆阅信件。当时，全国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给耀邦写信反映情况的特别多。用耀邦同志的话叫“冤案如山，步履艰难”。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同志调任中组部部长，仍然兼任中央党校的领导职务。这段时间陈维仁就成了胡耀邦同志与中央党校的联络人。在中组部，为了平反冤假错案，耀邦同志每周开一次碰头会，中央党校一般都是由陈维仁参加。对于一些找耀邦反映情况的人，耀邦说：“你们找不到我可以找陈秘书”。其后，耀邦同志先后任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直到中共中央主席。无论职务如何变动，但他一直不忘不中央党校，一直把陈维仁作为他与中央党校的联络员。

1988年8月，已从中央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胡耀邦在烟台疗养。陈维仁恰好也去了烟台，于是他便去看望了这位平易近人老领导。当时耀邦同志住在烟台东山宾馆。一见面，陈维仁就问耀邦“每天晚上还能坚持走一万步吗？”耀邦说：“现在只能走七千步了”。这天中午，耀邦留陈维仁在东山宾馆共进午餐，并喝了点张裕葡萄酒。席间，耀邦问陈维仁的工作情况，陈维仁说，他已从中央党校副校长的位子上退到了二线。耀邦说：“退下来就要好好休息，第一是长寿，第二是长寿，第三还是长寿。”

过了三天，陈维仁又去东山宾馆看耀邦。一进房间，耀邦就十分高兴地说：“你来了！听说你要来，我昨晚一夜没睡着！”然后他走到桌子旁拿出一张写好的字说：“我写了一首诗送给你”。陈维仁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题赠陈维仁同志》

碧海秋昊又相逢，忽闻退作长寿翁。

十载辛耘莫嗟少，栽得桃李到赢蓬。

胡耀邦九月一日。

看到耀邦赠给自己的诗，陈维仁非常感动，回到宾馆，他几经琢磨步着耀邦的诗韵和诗一首：

欣逢盛世喜相逢，潜心遵嘱作秋翁。

不入飘渺神仙界，青山仰止到黄蓬。

9月3日，陈维仁把这首诗转交给了耀邦的夫人李昭同志。

回到北京后，陈维仁又去耀邦家中探望，送给耀邦一本于佑任的字贴和一本《大国兴衰》，并邀请耀邦去云南自己的老家狮子山去看看。耀邦欣然应允，答应陈维仁他先去广西，再由广西转道去云南。

耀邦同志在广西时，已是1989年的春节前夕，按原计划耀邦是要到云南过春节，但到广西后不久，云南就发生了地震。耀邦同志的秘书张耀光便给在云南等候的陈维仁发电报说：耀邦同志不去云南了，原因是地方上都忙着救灾，去了会添麻烦。云南之行因之取消。每每回忆此事，陈维仁总感觉十分遗憾。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因心脏病发作医治无效逝世。得到消息后，陈维仁和中央党校的一批在耀邦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专门到耀邦的家中进行悼念。

晚年的陈维仁谨记耀邦同志的教导“退作长寿翁”，以练习书法为乐。在他的客厅里，有一幅他写给耀邦同志的对联：隆中献策天下计，范公忧乐老臣心。上联的意思是说在粉碎“四人帮”不久，耀邦给叶剑英写下了三条治国方略：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下联是说，耀邦同志退休之后仍心怀社稷，忧国忧民。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陈维仁说，我本来是学经济学的，但在经济学上却无任何建树，因此谈起经济学，我很惭愧。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我这一生跟随了三位好领导，我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许多人生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