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凌 柳铮 ：胡开明并非"胡"开明(中)

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胡开明辞去副省长职务，到张家口市委担任第一书记。他实事求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为张家口的所谓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撤销了所谓“共产主义性质”的公共食堂，提倡和人民公社相对立的包产到组等等。为此，惹恼了中央领导，毛泽东主席点名批评他是“胡”开明，使他沉冤蒙难十六年。

但是，当地人民的心碑上却刻上了：历史作证，你是真开明。粉碎四人帮后，党组织为他彻底平反，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也更加发扬光大。本文所写的这一段历史往事，虽然读来令人心碎，却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三

我现在主要是管吃饭

民以食为天。这一年的冬天，食不果腹的人们在严寒中挣扎着。

胡开明一天要接十几个来自各县的电话，而内容几乎无一例外，就是要粮食。饥饿，像一头恐怖的恶魔，威胁着每一个人。

造成大饥饿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高指标，虚报浮夸。1959年，全国粮食实际产量是3,400亿斤，人均占有粮食才560斤。但是，中央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确定的1959年的经济计划，粮食要求达到8,000—10,000亿斤。（直到现在，我国的粮食产量还没有达到过10,000亿斤的指标。）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鼓动下，各级又层层加码。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谁也怕当彭德怀第二，结果，汇总到国务院的数字不仅达到了这个“天方夜潭”式的计划，而且还超过了它。这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由高指标和虚报浮夸而来的，就是高征购。实际上，很多地方连种子粮和饲料粮都交了，更不要说基本口粮了，岂有不饥饿之理？中央又接连发出指示，强调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全国到处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一平二调，大吃二喝。在农民还饿肚子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粮食过早、过多地转化为工业原料。

从1959年到1961年，老天爷也不帮忙，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张家口是风灾、旱灾、雹灾，病虫害四灾齐全。遭灾人口占总人口的54.113％。再富庶的社也经不起这连续的折腾呀。

天灾人祸，雪上加霜。

1960年1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认为：所谓困难无非是女人的头发夹子少了一点，肥皂少了—点，这是小插曲。并说，经过反右倾以后，现在的情况是国内形势极好。于是会议决定1960年继续“跃进”。这一年的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定要继续跃进，一定能继读跃进》的社论，再次掀起反右倾鼓干劲，大搞群众运动的热潮。

直到12月的北京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才决心停止“大跃进”，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其中头等重要的就是解决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到了这时，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和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已经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0年的粮食产量没有公布，这一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大概是2,870亿斤，比上一年少530亿斤。在6亿这样巨大的分母面前，这就是饥饿为什么连续三年在中国大地徘徊的原因。

全国大饥饿，张家口呢？胡开明来到蔚县西合营，这里的人饿到了什么程度呢？春播时，前边种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籽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对于饥饿难忍大大超过了对毒药的恐俱，种籽被照样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种籽先在土里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仅此而已。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个别村庄活着的人甚至没有力气把死人从屋里抬出去。

1960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宣化市委书记卢起打电话来报告，由于饥饿许多哮喘病人往往在黎明前死去。他要粮食，还要治哮喘病的大烟土，据说只要将大烟土和一点儿食物一起服下去，就能治疗或减轻哮喘。

大烟土，这个已经绝迹十多年的祸害，要把它从公安局的仓库里放出来，就好比渔夫从宝瓶中放出魔鬼，虽然说是作为治疗哮喘病的特效药，然而，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吸食大烟的丑恶现象呢？这真是一个难题。

胡开明把解峰和公安局长孙凯找来，试探地问，如果由我来负责任，能给哮端病多发区发放一点大烟土当做药，行吗？”

“我和开明同志负责！”解峰加了一句。

孙凯感动得连连点头：“行，行，我马上回去安排发放。”

四年以后，这件事被说成是“发放大烟毒害人民”。当时，正在上映电影《林则徐》，于是胡开明的名字与电影中那位英国鸡片贩子颠地、和主张弛禁鸦片的投降派穆彰阿，许乃济相提并论。

发放大烟土一项措施，缓解救活了宣化多少群众，是难以计算的，当时，用过大烟土后过来的人，每当谈起此事，都噙着眼泪说：“是大烟土救了我们的命啊！”

1960年，在风雪交加、饥饿交迫的时候，省委主管农业和生活的负责同志却作出日吃四两口粮的新规定。张家口这样的寒冬，人民怎么过？随后，省委提出了“吃四两，晒太阳”朴实无华，简明易懂的口号。但是，植物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增产，而人是不是可以通过光合作用抵御饥饿，这恐怕至今还是科学家有待研究和探索的一个课题。

于是，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种种的“增量法”应运而生。

1960年11月9日，胡开明主持召开县（区）委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集中讨论了生活问题，进步强调了“低指标、瓜菜代”的政策。

12月4日是个星期天，市委书记王云、市长刘谦和全市四万多名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城市居民，利用公休奔赴山川，采集各种野生杂物。在领导的亲自带动下，不到十天，仅张家口市区就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山坡上长的，平川里埋的，水底下游的，全部采集了回来，共获得战利品5,500多万斤。而全市的代食品原料已达到2亿3千多万斤。其中的主要品种有玉米棒子芯、高梁穗、土豆藤、萝卜缨、榆树叶等，26,400多台加工机械昼夜运转，粉碎这些原料。

代食品在缓解粮食紧张状况方面起了一些作用。然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诗人田间的夫人回忆，当年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即可燃烧。吃这样的代食品病号日渐增加，最常见的是肠梗阻，大便拉不出来。有的人因营养不良，死于低血糖休克。

严重的困难威胁着人民健康，也考验着每一个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真伪”。不过，这个“四两”却不是可以任意逾越的。省委负责同志指出，吃四两者为马列主义，超过四两者非马列主义。上级领导把真假马列主义的标准定在四两上。

胡开明直奔省委，亲自找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老百姓怎么活下去？”

“全省都是吃四两，又不光是你张家口！”

“张家口是塞外高原，气候严寒，代食品也极少、不增加粮食，老百姓能活下去吗！？”

看到胡开明激动的神情，省委主要领导说：“老胡呀，我也想增加指标，可是没有粮食呀！”胡开明针锋相对：“不是没有，指标就在你手里，关键是你敢不敢负责！”

胡开明讲的是实话，省委确实掌握着一批机动粮。但是，却没有人敢向下负责，把它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然而，与省里某些领导的态度截然相反，在张家口地区蔚县的一个公社，却出了一个秘密放粮的公社书记，他叫武万升。

在省委提出吃四两标准以后，蔚县县委书记赵建国与省委驻蔚县工作组共同研究，为了模范执行上级指示，做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再压低一两，规定每人每天吃三两粮食。把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要的食物量。即使这三两粮食，也是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1961年1月，蔚县死亡人口猛增到1.0％。

武万升所在的东城公社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夜盲症。武万升带着公社干部深入各家各户了解生活情况，查看病情，每到一户，人们都拉着地的手，流着热泪说：“你什么时候再来呀，下次可能就见不到了。”听到这样的话，好似一把刀子插在武万升的心头。他陷入迷惑不解之中，难道饿死人也符合马列主义吗？看着群众饿死不采取措施，连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乌纱帽可以不要，但人不能不救！

武万升冒着对抗上级指示，冒着戴上“非马列主义”者帽子的危险，秘密召开大队书记会，做出了秘密发放粮的决定：

“第一，从公社掌握的储备粮中给全社每个人分10斤粮食，增产队可以分15斤，这些粮食不交食堂，由社员拿回自己家食用。预计全社要放粮40万斤。

第二，从入库粮食中拨出白面和玉米面5000斤，与中药材合成面，制成消肿点心，分配给病人食用。

第三，国家干部带头，每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和一身衣物，救济严重困难户和病人。”

有会上，武万升将自己临开会前刚领的88元工资全捐献了。

1960年冬，胡开明又一次电话找到那个省委主要领导，他详细汇报了张家口市广大农村的饥荒，提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牲口度荒，请省领导开绿灯。

胡开明的请求使省里这个主要领导又一次陷入为难之中。谁料就在这时，毛泽东同志来天津视察（当时省会在天津），于是那位领导小心翼翼地给毛主席汇报了张家口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毛主席几乎没有思索，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

一道指示传下来，杀了一批老弱牲畜，救活了多少人却很难统计。

胡开明仍在不断向省委汇报张家口的真实情况，每天早上他第一件事就是向主管生活的副秘书长询问死人情况，并交代副秘书长，实实在在把饿死人的情况汇报上去。

终于有一天，办公室的同志怯生生的请示胡开明，“饿死人数字是不是可以不报或尽量可能少报—点？”

“为什么？”

原来，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了的人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死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这真所谓“报喜则喜，报忧则忧”啊！

胡开明半响没说话，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直到办公室同志再次请求是否据实汇报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一个都不要漏掉，是怎么回事就怎么汇报，大家都说假话，报喜不报忧，中央怎么能知道下边的真实请况呢？我们宁肯要说真话得来的批评，也不要说假话得来的表扬。”而且，他还亲自起草了“要如实反映情况”的文章，在张家口日报上发表。

1961年1月，宣化市非正常死亡已达1891人，省委终于通过了给张家口地区提高二两粮食定量，全省也都改为每天6两。而张家口付出的代价是：胡开明和宣化市委书记卢起等一些负责干部受到了批评。那个省委主要领导还讽刺地说：“就你胡开明知道吃6两比吃4两好！”

口粮提高到6两以后，胡开明仍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到了解决张家口280万人民的吃饭上，他大声疾呼要解散食堂；允许多开一些小片荒；尽量多种一些夏收作物，以解决明年的春荒问题。

四

群众不拥护的事,还办它干嘛?

胡开明的眼睛盯住了食堂。公共食堂是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建立的。1958年的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样兴奋地宣布：“公社适应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创办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这就使得几千年来束缚在锅灶旁边的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而笑逐颜开；很多公社在农业巨大丰产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广大的男女农民开始领到了自己的工资，而过去经常愁吃愁喝、愁柴米油盐酱醋菜的家庭，从此可以‘吃饭不要钱’，也就是说，得到了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

全国大办食堂，张家口也不例外，共建公共食堂16,000多个，有85％的农业人口入伙……

1959年，在严重挫折面前，葛启同志总结了经验教训，顺应民心，再次强调入食堂自愿，出食堂自由，结果大部分公共食堂解散了。其它省市也出现了食堂解体的现象。庐山会议后，全党大反右倾，中央提出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把巩固公共食堂提到维护三面红旗的高度。

1960年2月26日，中央批转了贵州省委《关干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央批语是“发给各地参考，希望各地也认真抓紧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这份文件上又做了新的批示，要求各省“一律仿照执行贵州经验，不应有例外”。毛泽东同志批示以后，中央公布了各省市公共食堂情况：

截至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口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河南（97.8％,湖南（97.6％）……七个省市。

70~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有北京（87.4％,......河北（74％）……七个省市区。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湖北（68.2％）......六个省区。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有甘肃（47.7％）......内蒙（16％）等省区。

在整个公布了当时28个省市区的情况后，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一文件结尾加了一句话：

“中央认为，这样的统计极为有益，使读者对全国面貌—坦了然。”表扬的是谁？批评的是谁？确实是一目了然。难道仅仅是统计吗？透过这些数字，不是说明了各地领导人的素质、领导人的干劲、领导人的政绩和领导人的能力吗？这对各级领导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谁不想使中央得到一个好的印象，而偏要受批评呢？

胡开明倒也不是爱听批评。但是，相比之下，他更害怕那种违背民意，招致天怒人怨的表扬。

省委工作组在涿鹿县西二堡搞调查，总结出公共食堂的十大优越性，什么解放了妇女，节省了粮食等。还引证了社员群众对分共食堂的赞扬话，说的有鼻子有眼。

胡开明给涿鹿县委书记王洁波打了电话，他问：

“省委工作组在你们西二堡搞的材料你看过了吗？”

“看到了。”

“你怎么看？”

“我……”王洁波支支吾吾。

“不要求你现在下结论，请你马上组织几个敢说真话、实事求是的同志，不带任何偏见和框框到城关再搞一次调查，要分头和社员们谈话，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如实给我报来！”

王洁波接受了这个任务，一星期以后，一份详尽的报告送到胡开明的桌上。

报告上说：西二堡的公共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到是存在着十大缺点。

胡开明还要亲眼看看公共食堂的情况。他驱车来到坝上，单等吃饭的时候挨个看各个食堂的伙食。

顶着“白毛风’他来到康保县的一个村。食堂设在一座破庙里，百十个社员蹲在背风的角落里，就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和冷风，吃着糠菜饼子。

他来到狼窝沟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从公共食堂提出来半罐子糠菜糊湖，吃力地往坡那边爬去，秘书追上去问，孩子说：“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你家里能做饭吗”“不能做，粮食都在食堂里，锅给砸了炼钢铁了。”

听了秘书的回话，胡开明久久没有说话，直到目送那个提着瓦罐的孩子一步一步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他才眼睛红红的上了车。

几个月时间，他亲自调查了几十个公共食堂，从食堂的组织，食堂的管理，到食堂的帐目做了全面的了解。他亲自和数百名干部、社员做了交谈，掏出了群众的心里话。

无须再调查了，很明显，生活方式的改变一定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基础，人为的、强制的办公共食堂，不符合群众的意愿，只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在严重遭灾，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坚持大食堂，大锅饭，将进一步加剧粮食紧张的状况，造成更大的灾难。可是，在巩固扩大公共食堂与解散压缩公共食堂之间，胡开明实在找不出一条可以使二者统一的新路。

在省委常委会上，他有选择地汇报了自已了解的一些情况，在不涉及全国、全省大办公共食堂的前提下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请省领导考虑：是否可以停办公共食堂？

对于胡开明的发言，那位省委主要领导反应十分迅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因此，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办、解散。”省委领导还提出办好食堂的十四字诀：“共产党员进食堂，支部书记来掌勺”。

胡开明找了王洁波，鼓励王洁波在省委三级干部大会上把涿鹿县西二堡公共食堂的十条缺点说出来，以引起领导的重视。后来王洁波如实在会议上讲了。会议筒报将王洁波的发言摘要登了出来，不过换了两个字，把食堂十大“缺点”换成了十大“罪状”，把王洁波个人发言改成了“张家口地区认为”。这样一来，张家口就有攻击人民公社之嫌了。

看来请求省委马上下令解散食堂是不可能了，作为一个市委第一书记，向上级如实汇报了情况，反映了意见，也算尽到了自已的责任，但胡开明没有入俗，而是抱着对人民生活负责的态度，采取了“中央和省委不解散公共食堂，我自己来纠正”的做法。他什么后果都不顾，抱定主意：无非是摘掉乌纱帽，和葛启一块锻炼改造去!

胡开明选中了郊区的永丰堡村公共食堂，这是张家口的“三大红旗”之首，是全省挂上号的典型。它的兴衰对其它食堂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全村的人都集中在永丰堡学校的院子里，胡开明登台说话了：

“社员同志们，今天，我是专来和你们研究公共食堂问题的。我先问问大家，公共食堂究竟好不好？”

全场沉默了一下，社员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都盯住了大队几个干部。支书郝永昌站起来说：“好！公共食堂好！”

随着他的话音，大家也锣齐鼓不齐地支应着。

“好！公共食堂好！”

“那么，谁能说说公共食堂好在什么地方吗？”

“公共食堂节省柴火。”人群中，不知谁嘟囔了一句。

胡开明反驳说：“依我看，不是省柴火，而是浪费柴火。这么冷的天，家里不烧炕怎么睡觉？要是在家里做饭，炕也就暖了。可是吃食堂回家暖炕又要烧柴火，你们说，这到底是省柴火还是费了柴火呢，”

“费柴火。”不少人回答市委书记的问话，更多的人却是连连点头。

“那么，公共食堂还有什么优点呢，”胡开明又问。

“大食堂省粮食，”又一个人回答。

“是不是省粮食，咱们也算算帐。”胡开明伸出手指头说，“咱们村210户人家，自家做饭的时候，谁家不是算着吃省着吃，剩下点饭莱下一顿热热还能吃，谁都不会扔掉汤汤水水，还要喂鸡、喂猪。我了解了，那时，哪一家也有十来只鸡，一两头猪，可现在，咱们村连叫鸣的鸡都没有了。你们说，这到底是省粮食还是费粮食呀？”

“费粮食！”社员们异口同声地大声回答。

“还有什么优点吗？”

“人工还是省了。”生活队长石宝珠不服气地说。“大食堂确实用工少了，可是，各家做饭时都用什么样的人工呢？”胡开明扭过脸，点着郝永星说，“郝永昌，你在家做不做饭？”郝永星连连摇头：“我才不管做饭呢！那全是娘儿们的事。”

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胡行明也笑了：“我先不批你这个大男子主义，不过，原来在家里做饭的，确实没几个老爷子、壮汉子，尽是老婆婆们和出不了工的媳妇们。这些人，即使不做饭也出不了工、下不了地。可另一方面，大食堂里话重，挑水、和面，上笼，那个活也不轻，所以，得挑壮劳力来做饭。咱们村5个食堂，一个食堂里5个人，五五二十五，大家说，这人工到底是节省了还是浪费了？”

“浪费了！”这回社员是扯着嗓子吼了。

胡开明抬高声音问：“社员同志们，你们说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呀？”

“不好，”大家齐声回答。

“不，公共食堂还是好。”

看社员不解的神情，胡开明继续说：“可咱们现在不具备办食堂、吃食堂的条件。办不到的事硬要办，这就不好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是。”大家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胡书记，咱现在就等您一句话了，您说咋办吧？”

胡开明面对大家，高声问到：“现在大家说说，这公共食堂还办不办呀，”

“我们早就不想办了！”

“那么，就按大家说的解散了!”

随着他的话音，社员们兴高彩烈的欢呼着：“解散了，食堂解散了！”有的人飞跑回家，向未能前来开会的家人报喜。

◆ 未完待续

来源：三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