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邓子恢在1966

“大家都知道，彭德怀同志敢于在庐山会议向毛泽东提意见，不容易，不简单，但对于邓子恢同志坚持农业生产关系的正确主张，尽管挨了许多批评，但自始至终不说违心话，不对自己无限上纲，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胡德平《往事如烟，斯人如霞》：项南谈邓子恢）

 

一

1955年7月，邓子恢因为坚持反对过快的合作化，反对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遭受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邓子恢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失去了权力。邓子恢不再被安排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副部长廖鲁言取代带他参加书记处会议；毛泽东还批示通知各省委，关于农村工作的请示汇报，不要报送中央农村工作部；毛泽东到地方视察，召开重要会议，也不再安排邓子恢参与。也就是说，邓子恢的职位还在，但权力已经不在。

失去权力之后，邓子恢变成了调研员，他到各地调研，写调研报告。对急躁冒进的农业合作化，对狂热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邓子恢始终持不同看法，但无法影响决策。大饥荒过后，毛泽东有所反思，想到了邓子恢。1961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邓子恢同志那个时候顽强得很。邓子恢同志，为了说服你，我跟你谈过多次话。现在我跟你统一了，我跟你没有矛盾了。"“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的。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人家现在正确了。"（p537）由此似乎可以说，在经过了五年冷落之后, 邓子恢和毛泽东的关系得到了缓和，重新取得一些信任。

邓子恢的政治命运再次挫折，发生在1962年秋。这年6月，邓子恢看到了王观澜关于安徽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他很高兴，又派人到安徽调查。当时高层很多人反对包产到户，说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是方向性错误。邓子恢不同意这些指责，他说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不是方向性错误。7月，他当面向毛泽东建议，推荐包产到户。他努力说服毛泽东，包产到户是一种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形式，不牵扯到所有制问题，确实能增产，群众也欢迎。但是，“毛泽东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邓子恢说，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邓子恢没有说服毛泽东，反而惹得毛泽东极为生气。”(P566)。

9月25日，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邓子恢曾经当面和我谈过，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p562).在毛泽东看来，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农村问题，就调整生产关系来说，已经基本上解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调整农村政策的最后界限，如果再进一步调整，搞包产到户，那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认为，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毛泽东把关于包产到户的不同意见，看成是一场阶级斗争。在毛泽东看来，邓子恢又成了阶级敌人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在8月12日的一个文件上批示：“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他自己显然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集体经济的错误”。后来，毛泽东又在会议上多次批评中央农村工作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p565)

10月5日，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理由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来没有干一件好事。中央农村工作部撤销，使邓子恢担任的两个党和国家重要职务失去了一个。随后，邓子恢被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此时，他的正式职务既是国务院副总理，也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实际上，不论是在国务院，还是在国家计委，他都无权参与领导。有知情者说，邓子恢在国家计委的实际职权，相当于一个副局长。

邓子恢去见毛泽东，他表示对毛泽东说他的错误表示想不通，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退休回福建龙岩老家休养，以安度晚年。毛泽东没有表态，随后中央安排他同陈毅、贺龙、聂荣臻一起去广州休养。

邓子恢在广州过了1963年元旦，回京步入国家计划委员会机关就任。随后，他带领工作组调查农村信用社问题，主要是研究生产队耕牛、农具折旧制度。他做的研究并不受到重视，曾经向毛泽东推荐过耕牛和农具折旧经验，但毛泽东没有表态。

1964年春，毛泽东同一些外国政党领导人谈话，几次谈到中国党内出现所谓“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多次点名邓子恢，把邓子恢划到修正主义路线一边，说他是主张“三自一包”的。1964年12月，全国“两会”，邓子恢不再担任副总理，而担任政协副主席。

1965年7月，邓子恢带领四名干部来到玉林地区参加“四清”运动，他强调四清工作要落实到生产上，要搞好生产，曾经亲自在县里公社和大队里开会布置生产。邓子恢对玉林地区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感到十分高兴。

1966年7月底，邓子恢接到通知，回北京参加8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由此，邓子恢的人生进入了文革阶段。

二

1966年8月，参加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邓子恢回到万寿路的家里。

8月17日,邓子恢接到通知, 参见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首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他身揣红宝书,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面见了毛泽东,并合影。8月30日,他又接到通知,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外地红卫兵,他又一次身揣红宝书,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接见。此后,再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了。这表明，他已被列为审查对象。

9月7日, 农林口领导人谭震林在机关举行“炮打司令部”动员会上作动员报告, 说炮打司令部,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炮弹，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农林口,就是炮打邓子恢。邓子恢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在农林口的阴魂不散。于是,农林口机关炮打邓子恢、肃清邓子恢影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些大字报还贴到了邓子恢的家里。邓子恢在家里说：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还可以，但我不是当权派。

农林口有些干部百思不得其解,邓子恢离开农林口3年多了,现在又不是当权派,怎么不打自己,反而打起他来了?于是,有的调转炮口,朝农林口领导人谭震林开炮了。这一下,农林口机关乱起来了。邓子恢对农林口的干部贴自己的大字报, 处之泰然, 自己过去在农村工作上有错误,是秃子头上的癞疮明摆着的, 轰就轰吧!

不久，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进驻了万寿路四号院，占领了邓子恢居所东侧国务院农林办办公大楼。造反学生成了这个院落的主人，一帮一帮地来围攻邓子恢，说邓子恢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对毛主席的,要他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邓子恢泰然自若,招呼学生们坐下,向学生们讲闽西, 讲井冈山, 讲在长江南北的战斗, 也讲在农村工作方面的错误,学生们闻所未闻,听起来挺有趣，来时的一脸凶气渐渐地消失了,走时都觉得邓子恢这个老头挺逗的,有的甚至留下来同邓子恢对弈一盘。

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组织曾经把邓子恢抓到学校, 还抓了另外一些农林口的领导人，说是要游斗他们。邓子恢照旧同看守的学生拉家常, 讲自己的革命经历, 讲一些重大的革命事件,像讲故事一样,听众越来越多。这一着又奏效了,第二天游斗,大卡车上未见邓子恢,而把打了红叉的“打倒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子恢”的牌子却挂在另一位领导人的脖子上。那位领导人说: 错了,这不是我的。学生说:你们是一伙的,你代表代表吧。在场的人哭笑不得。原来是学生们不认为邓子恢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他宽大了。游斗还未结束,就把他送回家了。学生们对邓子恢似乎还算“客气”,来围攻的日见减少。

但是，暂时小小的平静, 预示着大紧张的到来。不几天,京城里一张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百丑图”四处飞扬, 邓子恢是“百丑”中的“一丑”。农林口的群众组织，有的同农林口大专院校的学生一起, 多次抄邓子恢的家,想抄到他1962年夏天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几次讲话稿, 想一棍子把他打死。 他们连续不断地把他揪到农业大学、农业展览馆、农科院、气象局、农垦部、八机部等单位批斗,连北京南苑红星公社也深夜来揪他去批斗。让他弯腰站在台边,不让他戴帽子,甚至有人动手打他。每场批斗持续好几个小时,他站立不住,只好瘫在地上。每次批斗回来,就几天起不了床, 老伴心痛, 孩子们难免有怨言,他总是好言相劝:群众嘛!他年事已高, 又身患多种疾病, 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1967年1月，周恩来总理向警卫人员发出指示, 要保证邓老的人身安全,不准揪斗,如果大会批判，必须经中央文革批准。从此,警卫人员就再不让揪斗了, 邓子恢就渡过了揪斗这一关。

三

从1955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邓子恢虽然政治上处在失权状态，但生活上保留了中央领导人待遇。生活待遇的改变，发生在1962年秋天中央农村工作部撤销之后。

中央农工部后撤销，邓子恢虽然依然是国务院副总理，但是生活待遇马上下降，家里的警卫班变成了两个警卫员，出门坐火车从公务车厢变成了软卧包厢，公务员也减少了，医务人员减少了一个。邓子恢作为中央领导人享受的生活特供，也发生了变化，特供点从南长街变成了崇文门，崇文门特供点的东西，明显比南长街特供点差多了。

中央农工部撤销后，邓子恢进入赋闲状态，他从夫人手里接过家庭账本, 自己管家里的账。全家每月的收支生活账，都由邓子恢自己记账和管现金。孩子们上街买菜，都是从他手里要钱，回来再报账，有时小孩子偷着买冰棍花五分钱，他也能够发现账目不符。此前，他从来不管家里的生活问题，手上没有钱，也不会花钱。邓子恢精于理财，精于会计，能够两只手打算盘，他的理财习惯是在当早年店员候形成的。战争年代，他当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委和四师政委时，现金都是背在自己身上，晚上睡觉也不离身，那时候，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钞票，钞票很复杂。1970年后，因为身体不好，邓子恢不再管家里的账务。

参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 邓子恢就公开宣称“退休”, 他开始过寻常百姓的日子。口称“退休”,却不会过休闲的日子。他尝试着去钓鱼, 然而，忙碌的习惯使他难以静下来等鱼上钩, 鱼还没上钩,而钓鱼活动就草草结束了。下棋，成了他休闲的爱好, 不管谁他都愿下一盘，但是，爱悔棋的毛病老是不改,常常为了一步棋, 吵吵嚷嚷。

突然间, 邓子恢的生活特供被取消了, 那个比较差的崇文门特供点也不给他特供了。邓子恢家象老百姓一样到街上买米买面。按照粮票，买粮必须买粗粮，在此之前家里不吃粗粮。他和夫人都是南方人，习惯吃米，不能吃粗粮，有特供时候的在特供点买大米，现在，因为家里人口多，吃不起细米，只能买粗米。

邓子恢家里的红色电话机也被拆走了, 红色电话称为“红机子”，是保密电话，通常为部长以上或特殊需要者安装。邓子恢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撤走了 ；,农林口机关要收他的住房了。,最后，锅炉房说缺煤，也不能保证居所大院供暖了。停止供暖这一着,把邓子恢整得好苦。他有个老毛病, 一遇风寒就犯感冒，十冬腊月, 不给暖气, 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他无法, 只得凭借一个小小的蜂窝煤炉子取暖。

自从1967年1月周恩来指示后，邓子恢再没有被揪斗。但他在休养中，不得不接待一帮又一帮所谓“外调”人员，有的要他交代刘少奇在新四军的所谓罪行，有的要他揭发陶铸在广西搞包产到户的问题，有的要他证明张鼎丞的所谓叛变，有的向他挖谭震林是叛徒的材料。在接待形形色色的“外调”中，邓子恢看得出，许多人是带着框框套套来的，但他从来不钻这个框框套套，总是设法把被搞乱的是非说清楚，是就是，非就非。不论造反派多么凶狠，施加压力或者变换手法，邓子恢绝不说一句没心话，不伤害任何一位同志。

1969年10月，邓子恢被下放到广西南宁，后来被安置在桂林郊区一处尚未竣工的干休所，多病缠身，生活艰难。1970年6月，经周恩来批准，邓子恢回北京治病，不久，住进医院。

邓子恢没能坚持到文革结束，于1972年12月病逝。文革结束四年后，1981年3月，中共中央为邓子恢平反。

                      （2026年1月）

本文参考文献：《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和访谈资料。

来源：沽河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