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方毅：父亲与家

黄方毅是黄炎培68岁时所生的孩子，作为一位著名人物的孩子，他对家有着怎样的一份理解？

记忆中，他最感慨的是母亲怀着他8个月的时候，就被国民党的特务来抄家。“我跟小萝卜头一样，在国民党的枪口下度过我的童年时代。”

而这里要讲的往事，正是关于一个家的故事，一个关于辛亥革命元老黄炎培的故事。黄炎培68岁那年，喜得贵子。黄炎培曾说：“记得晋朝大诗人陶渊明有一句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家，是他深爱的地方。家是让人感到很安全、很快乐的地方。而那时，黄炎培却因拒不参加国民党政治而让自己的家庭陷入危险之中。

黄方毅说：“当年，从我出生那天起，甚至还在妈妈肚子里时，我就已随着爸爸被国民党追捕的遭遇而动荡奔波着。我特别渴望一个温暖的家，全家人都好好的。 听妈妈说，她和爸爸认识时，爸爸留下前妻生的孩子一个人生活。当时登门为爸爸说媒的人也很多，最后，因妈妈的一首词，让黄炎培对她情有独钟。”

这首《沁园春》这样写道：“孤鹤高飞，越海冲天，别尽旧人。且拓开新境，聊酬壮志，快翻怒翼，早拂轻尘。林露何依， 巢云何托，谁识长鸣自有真。……无言久，有一腔热血，相映红轮。” 姚维钧表达了自己的感受。黄炎培也是认真的，洋洋洒洒写了“论家庭再造”。百封书信往来，多首诗词唱和，情投意合，遥订终身。7月姚维钧大学毕业来重庆，8月16日二人婚礼，杨卫玉为介绍人，沈钧儒等参加。黄炎培当场散发婚事经过告亲友书，文中有赫赫八个字：“佳人易得，同志难求。”

在20世纪，同为夫妻合作、又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有一本就是黄炎培和姚维钧合著的《延安归来》一书。

1946年，黄炎培到延安，见到毛泽东，同毛泽东谈起著名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后来，在姚维钧帮助下，这段对话记录在《延安归来》一书中。

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周期率谈话中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当年，53岁的毛泽东这样相答：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作为著名历史周期率的提出人，他和他的家人却在历史的波折中几经沉浮。

几年后抗战胜利,黄炎培与姚维钧携全家重返上海,同时奔走于国共和谈中。和谈失败后, 黄炎培辞去国民参政员,又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伪国大,与国民党全面决裂,迎来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时期。为此，黄炎培和姚维钧的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偷袭。为此黄方毅的二兄被国民党活埋。

母亲姚维钧被迫逃离，她当时怀着八个月的身孕，黄方毅便是在这样随时可能被暗杀的情况下，早产两个月出生的。黄炎培带着一家过着非常贫寒的生活，但他不改“责在人先，利居众后”的志向，而这时，姚维钧一直陪伴他，共度这政治上受高压，经济上靠卖字为生的生活。

解放后，向来不愿做官的黄炎培，在新中国创始之际，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文件信件纷至沓来。姚维钧遂放弃教师工作，领衔政务院秘书协助黄炎培工作。在黄炎培的办公室里，摆着姚维钧的办公桌，每天姚在这里处理来往信件公函。每天仅人民来信少则十封八封，多则几十上百，都由黄炎培口述大意，姚维钧回复作答。大至大政方针，小至失业的人找工作，专业不对口的调工作，黄炎培、姚维钧都尽力协助。以至黄炎培姚维钧死后多年，仍有当初的写信者寄信到他家，继续求助。50年代，姚维钧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黄炎培一生出的四部诗集里，《天长集》、《红桑》都是由姚作序。

然而1956年，反右斗争中，父亲却被错打为右派。黄方毅曾说：“我不理解我父亲，因为在那时的政治标准之下，我父亲是中国的最大的党外资产阶级。1957年反右中，我们家有五个兄弟姐妹，包括一个姐夫和一个外甥，加一起七个人被打成右派。我的几个右派的哥哥姐姐。最有名就是黄万里。很多人都知道，他反对修建三门峡，他是个美国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两个水利学的博士。他当年毕业之后，在美国田纳西河边步行。回国之后，又在中国的黄河、长江边步行。他对中国水文非常熟悉，他说，在中国不能搞三门峡。他当时说的这个问题，背景是当时苏联专家要搞，因此在大会上几十人，都是异口同声要搞。他却不同声音，他不同意搞。最后把他打成右派。他临死前，还给中央领导上书。”

身为黄炎培儿子的黄方毅，在反右时期，他刚满10岁。他不理解为什么父亲的历史周期率最终没有完满的答案，他也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家，会渐渐变得支离破碎。家的概念在黄方毅的眼里，已经渐渐模糊。

1965年底黄炎培去世，姚维钧与黄炎培共度了24个春秋。这是黄炎培一生事业的顶峰，是黄炎培最辉煌又最艰辛的岁月。这种情形下，作为黄炎培的最亲密助手且位居一线的姚维钧，心力交瘁，头发几乎全白了。1966年文革开始，她成了黄炎培的替罪羊，遭受拳脚棍棒，还让她写交代材料。姚维钧觉得她受不了这些东西，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1968年1月20日，姚维钧结束了她不到59岁的生命，穿着她那件带有20余处补丁的棉袄，黄方毅站在母亲遗体旁陪伴着。

他记得母亲姚维钧在生命结束时，在遗嘱中写道:“孟强、孟复、当当、丁丁、方方、冈冈：孩子们，我病的很苦！你们要跟着共产党……”黄方毅说：“40年前母亲撒手西去当夜，风吼雪哮，如天怒地怨，在我家阳台前，母亲天天在写字桌前与之隔窗相望的一棵半米粗老杨树竟骤然腰折，扑倒在地，随母而去……回想起当时情景，不知或许忠魂有灵，还是生物有应，感天动地……那时，总感觉冥冥中总有一声音：维钧维钧，‘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也……”

悲伤中，黄方毅写下一首诗《纪念姚维钧》：

吾母才女又忠烈，

蹉跎一生佐夫业。

不堪回首风雪日，

当是英魂恸苍生。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给姚维钧恢复名誉，其骨灰重新搁到八宝山公墓。之后，黄方毅尽量克服各种困难与灵魂的扭曲，他和所有那时代的青年一样，下农村去工厂，在老乡的炕上生活了很多年，最后辗转到美国三座最有名的一流大学中开始了求知。那时他也已40来岁。然而直到今天，他觉得，他内心还基本保持着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一路坎坷走来，他内心更理解父亲了。因为无论怎样，父亲曾经告诉过他，做人应该正直，对社会要有所贡献，对亲友要负责任，这些理念影响了他的一生。

家，这个温馨而又有点模糊的呼唤，如今在黄方毅想来，他觉得能理解父亲。因为，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与不公，从很早起，父亲就已经把自己的小家全部献给了国家这个大家。只要国家最终能繁荣昌盛，自己的小家受到的委屈与苦难都可以不提。因为，这就是父亲。这，就是父亲对于家的理解。

来源：联合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