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 “不予改正”的右派林希翎与北大

1957年反右运动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可谓举国皆知，她就是人民大学的右派学生林希翎。

林希翎，浙江人，原名程海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作为调干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在上大学期间，她改名林希翎，原因是在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中，林默涵、李希凡、蓝翎都是红极一时的人物，林希翎欣赏他们，便从他们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加之“林”是她的母姓，于是，程海果变成了林希翎。

当时，林希翎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具有独立见解，开始引人注目，加之她还是一个女大学生，更格外受到关注，人大校长吴玉章还特批了一间房子给她，方便她的写作。

小有文名的林希翎因此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社会名流，如：林默涵、李希凡、蓝翎、张光年、邓拓等，林希翎年轻得志，有些飘飘然，她喜欢夸夸其谈，时而会炫耀自己的名人关系，甚至会显摆自己常和大人物要钱花，有时就掏他们的口袋。这种浮夸和不检点难免招致物议，她的轻狂也因她的名气被放大了。

1956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批评林希翎的文章，题目是《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文章的标题就耸人听闻，文风更是颇具大批判味道，文章说林希翎“灵魂深处生长了脓疮，繁生着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的毒素”“吹嘘”“欺骗”“肮脏的手法”，“已经走近危险深渊的边缘”，说她的文章“七拼八凑、东抄西录、集繁琐、庸俗和错误的大成”，文章对林希翎的指责很多是不实之词。文章还配了讽刺漫画，使林希翎更显得面目可憎。

林希翎固有其缺点毛病，但在《中国青年报》这样的知名大报上，发表这样对她人身攻击的文章，影响是恶劣的，对林希翎的打击也是极大的。林希翎不能忍受这样的不公，她写了《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对“中青报”将她污名化的文章进行抗议。后来，胡耀邦批评了中青报，报社也做了检讨和补救，但这件事在林希翎心中留下的创痛是难以平复的。

关心政治、思想活跃的林希翎1957年与胡耀邦的秘书曹志雄谈恋爱，两人准备毕业以后结婚。林希翎从曹志雄处看到了没有公开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颠覆了她以往对苏联的认知。素来大胆活跃的林希翎开始思考苏联为什么会出现斯大林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她进而联想到与苏联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是不是真正实现了民主和法制，她对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波匈问题，都有了独立的思考和质疑，直率敢言的林希翎一直在等待一个发表自己观点的时机。

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关注时政的林希翎跃跃欲试，然而，相对正统的人民大学一直没有动静，而在5月19日，相隔不远的北京大学开始沸腾了！

现身北大

195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北大历史系55级二班的几位同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质疑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谁，是如何产生的，这张内容平常的大字报无意中成为点火之作，之前平静的北京大学像火山爆发般沸腾了！

之后的几天，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贴满了大饭厅的墙面以及后来称之为“三角地”的“广场”周围，物理系55级王书瑶在《燕园风雨铸人生》一书中记载：据当时所编的《新闻公报》所记，从5月19日到5月20日下午5点，仅一天的时间，全校已有大字报162张。随后几天，迅速铺开的大字报浪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活跃的北大学生已不满足于大字报的形式，广场上开始了辩论会，从大饭厅里搬出一张桌子，就是讲坛，谁想说什么就站上去讲，各种观点竞相表达，激烈交锋。历史系55级郭罗基在《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中说：北大人的议论富有思想性、理论性，谈论得最多的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制。食堂的大师傅说，两三天就毁了十来张桌子，于是，校方在小饭厅前面搭了一个台，这就成了擂台，不同观点的人都在这里跳上跳下，大显身手。……中国的海德公园在北京大学诞生了。

5月23日早晨，针对前两天有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对激进学生进行围攻的情况，校党委在广播台广播了一封致党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员不要压制群众说话。校方的态度起了助燃剂的作用，使鸣放进入了高潮。

这一天，林希翎来到了北大。

当天接待了林希翎的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学生王国乡回忆：23日中午1点钟左右，林希翎来到北大王国乡所住的宿舍，她是来找她的部队战友，王国乡的同学、室友刘秉彝，林希翎之前多次来找过刘秉彝，还带来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因此，王国乡认识林希翎。王国乡说：那天刘秉彝正好患感冒住院了，我带着林希翎去医院看望刘秉彝，路上，我带她看了大字报区贴的大字报，并给她宣讲。林希翎看了一遍大字报，非常激动，说：哎呀，北大真是“五四”精神的发源地，这里有民主、有自由，不像我们人大，死气沉沉的，谁也不敢说话。我带着林希翎几乎把所有大字报都看了一遍，几乎太阳偏西了，才到医院见到刘秉彝，见到刘秉彝之后又议论起当前的中国问题，说了很多。我们从医院回宿舍的时候，又路过演讲台，当时，物理系的学生刘奇弟（他贴出了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正为胡风问题跟人辩论，当时有人乱喊，有人推搡刘奇弟，这时，林希翎一步跳上了台。

王国乡说：当时北大并没有人认识林希翎，因此她上台后自我介绍说：我是人民大学林希翎。

林希翎的发言有记录稿留传，她开篇就说：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还是北大有民主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

之后，林希翎就刘奇弟谈到的胡风问题直陈自己的看法：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现在看来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

“胡风是对中央递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

“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

林希翎对当时的所有敏感问题都直抒胸臆，她谈到了肃反扩大化、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

当时的北大已是思想风暴漩涡的中心，北大诸多思想活跃的年轻学子中，不乏思想敏锐、敢于表达的人，不乏挑战权威、标新立异的人，不乏有思想深度，逻辑严密的人，但是这些年轻的思想者中，却没有能将观点系统明晰、酣畅淋漓地展示给听众的演讲者，而林希翎，以明快直接的语言风格，激情洋溢的演讲风度，大胆犀利、一针见血的演讲内容，震撼了北大校园，作为女性，林希翎没有一般年轻女孩的羞涩内敛，她大胆泼辣，不怯场。而且很有一些“人来疯”的架势，当时，已是初夏，演讲中越来越起劲的林希翎干脆脱下外衣，露出里面穿的海魂衫，尽显飒爽风度。

在左右激烈交锋的北大，对林希翎的态度也呈两极化。她演讲时，有人鼓掌，有人起哄，有人叫好，有人喊滚，还有人递条子骂“臭娘儿们”，更有人怒不可遏，试图动手。当时在场的数学系学生杨路回忆：林希翎讲完话从临时搭建的讲台上下来，一群人冲上去要对林动粗，另有十几个同学急忙赶上肩并肩手拉手将林围起来加以保护。直到当时的校团委书记石幼珊赶来才解了围。

当时已是很晚了，在场的另一位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回忆：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几个人决定护送林希翎回人大，当时左右两派都有人在，左派也要求出人护送，最后达成协议有八个人护送林希翎回校，杨路回忆了八人名单：康世昭（学生会代表）、丁尔纲（左派活跃分子）、谭天荣（物理系）、陈奉孝（数学系）、杨路（数学系）、张锡锟（化学系）、李照堃（数学系）、韩鸿图（哲学系旁听生），陈奉孝认为，左派要求派人护送实际上是监视我们。杨路回忆说：我们送林希翎回来的路上，我发现张锡锟手腕上的表没有了，那时候戴手表的学生不多，问他，他才发现手表被挤丢了。

林希翎以自己风格凌厉的演讲在北京大学引起巨大反响，数十年后，笔者采访到的学长们还有很多人谈到林希翎。一位哲学系的学长说：林希翎改变了我对人民大学的印象，我一直觉得人民大学就是党校，很看不上。林希翎让我对人民大学另眼相看了。

由于林希翎在北大引起的巨大反响，北大学生会决定邀请林希翎再次来北大演讲，这次邀请经过了校领导的同意，而且也请示了更高一层的领导。因为这次演讲的安排，党委书记江隆基和上级起了争执，江隆基想安排林希翎在室内演讲，希望把过于激烈的鸣放向理性方向引导，而上级则想引蛇出洞，坚持要在室外搞。江隆基不得不服从，他对局面放心不下，有不止一位学长看到江隆基和秘书远远站着注视着会场，没有说一句话。

由于这次演讲是北大校方做了准备，且公开通知的，因此来听的人特别多，据新华社5月28日《内部参考》报道，现场的听众有五千多人，除北大学生和教师外，还有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等校的学生。《内部参考》的报道说：“林希翎23日来北大讲话后，学生们提出很多问题，要求林解答，并要求林继续彻底地阐明她的观点，同时也需要有个机会来反驳她的观点。”但从现场的情况看，最后一句才是重要的，因为现场的安排是，由一个北大学生针对林希翎的上一次讲演提出问题，林希翎回答这些问题，林希翎回答后，有北大师生陆续上台发言，发言的北大师生都是批判林希翎的，只有刘奇弟一人是表示支持林希翎观点的，这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

根据北大学生的提问，林希翎一一回答，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林希翎在发言最后说：我知道现在北大有人支持我，有人恨我，也有人怕我。她念了北大学生给她写的一封恐吓信，称“想把她一口吞掉”，还提到有北大学生向她自首，说在上次演讲时他捣乱是班上党支书要他干的。

林希翎发言后，有数位北大师生发言：北大法律系刑法教研室教师范明发言，就“肃反扩大化”问题、胡风问题等，反驳了林希翎的观点。中文系研究生李思敬发言说：林希翎的讲话，概括起来就是吹牛、造谣，我刚打电话联系过，林讲的何其芳是她老师，何其芳说他根本无此学生；她刚说的作为《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到西北去，青年报也说这不是事实，希望林接受经验教训，今后在吹牛上下点功夫。李思敬的发言获得一阵掌声。林希翎按捺不住激动，上台举出事实反驳了李思敬所说的两点，证明是实际情况……

辩论会已经持续到晚上十点，要求参加辩论的学生还有许多。主持会的北大学生会副主席史俊杰为了明天还要上课宣布散会。这时，林希翎跑到扩大器前，要求作最后一次发言。当时，台下有的学生鼓掌，有的学生发出嘘声，刹那间，会场秩序大乱。林希翎激动地说:“如果有人不愿意听可以先退出会场。”史俊杰要求学生们继续听下去。会场稍趋平静。林希翎说：“我刚才的说话，像对牛弹琴。”(这时，台下学生气愤地叫喊着：“反对侮辱”。)

林希翎停了一会继续解答问题说：“我上次说的愚民政策，是说有些干部把保密扩大化。这是过去采用的愚民政策。有些人的神经已经成了条件反射，草木皆兵。”(她用手指指台下右边的一部分发出嘘声的学生)。我为了辩论，是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没有任何虚伪的地方。”(林说到这里，激动得哭了起来，语不成声。)她说：“把我当成反革命，这是最卑鄙的，我提出坚决的抗议。”话刚落音，史俊杰抢着发言：“我们在座的同学，是不会把林希翎当成反革命的，否则也不会让她今天来发言了。”(台下一部分学生齐声地高喊着“对”。)史俊杰接着说：“我们同学今天也是付出很大劳动代价的，希望林希翎注意身体，好好地考虑考虑。”

这时，会场气氛越来越紧张。史俊杰第二次宣布散会。学生们都站立起来，但是没有一个离开会场。一个穿着黄衣服的学生上台激动地喊着：“我今天看到的这现象，就是把林希翎当成反革命，这是人身攻击。”(台下一部分学生鼓掌表示赞同，绝大部分学生喊着:“没有人当她反革命”。)这时，人民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学生上台说：“今天，我看到有人用人身攻击、谩骂的方式对待林希翎，这是不对的。有许多理论需要辩护。如果你们(指反对林希翎的学生)愿意的话，我可以和你们约期再辩。”

以上是新华社记者对林希翎5月27日北大演讲辩论的现场报道部分内容，尽管报道有倾向性，但也能看到现场气氛的激烈火爆。

林希翎的两次演讲在北大掀起了一股旋风。林希翎成为好争辩的北大人那些日子的争论焦点，有赞赏她的，有反对她的，她在几天内成为北大的知名人物。

林希翎的粉丝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她的支持，有人给她写信，有人专门跑到人民大学去访问她。一些激进学生将林希翎视为知音和向导，南开大学53级被派到北大来学习半导体专门化的彭敏修、何华昕、金怀诚、赵敏光等人，在北大看到“5·19”之后的大字报热潮，被震撼和感动，他们决定将北大的鸣放情况介绍给母校南开，在回母校之前，特地去人民大学访问林希翎，征求她的意见。

5月29日，激进学生社团“百花学社”成立当天，中文系54级学生王国乡计划创办刊物，当天，王国乡即和中文系56级学生崔德甫去人民大学会见林希翎，谈他们办刊的意图，获得了林希翎的支持，林希翎说：这是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林希翎建议他们，刊物的作者和编委要多寻找一些“隐名能人”，要找“同道者”。

林希翎和北大学生们大概都没有想到，他们在数天中的交集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林希翎在人大鸣放中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大出风头引起了母校人民大学学生的震惊，自己的同学做了如此轰动的演讲，竟然是在别的学校，这让人民大学的学生意难平，很多学生找到校方，要求林希翎在本校演讲。学生的请求很快获得批准。

5月30日下午，当时已是名声显赫的林希翎在人民大学海运仓校区发表了第一次演讲。根据新华社内参报道，林希翎两点开始演讲，两点前大礼堂内就挤满了学生，来得晚的人不得不站在院子里，有的甚至爬到窗户上。礼堂虽然空前拥挤，但是却鸦雀无声，静静听着林希翎的讲话。这与林希翎在北大遇到的情况大不一样。

林希翎的演讲一如既往地坦率明快，她讲到的话题与北大演讲差不多，如：社会制度与产生三害的问题，对现实不满的问题，关于文艺问题，关于赫鲁晓夫报告问题，关于肃反问题，关于民主问题，等等，但比北大所讲，有所扩展和深入。

她讲到向苏联学习的问题，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学苏联对苏联坏的东西也学，苏联的教条主义也学，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就是从苏联学来的，人大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发源地和传播者。

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林希翎说她看了秘密报告后了解了斯大林问题的真相，她认为中国不应该再采取愚民政策，秘密报告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应该公开发表。

对于南斯拉夫问题，林希翎进一步申明，她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南斯拉夫的工会、企业可以自由竞争等都值得学习。

林希翎在这次演讲中最为振聋发聩的是她在肃反问题上的看法。她直言不同意毛主席的看法，即说中国肃反没有扩大化，她说可以翻翻罗瑞卿部长的报告，它完全根据斯大林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理论来说的，我们没有法律，只好胡来。……现在司法部正把许多案件大改特改，因为过去以党代政，审判却听党委的意见，所以现在要把案件上的党委会、统战部批语等撕掉，有的要加补充材料，这样就看不出破绽。

作为人大法律系的学生，林希翎根据自己在司法机关实习的实践体验，首次提出“以党代政”的问题，体现了作为法律人的良知。

林希翎演讲后，在人大校友中引起了激烈反响。据新华社内参报道，演讲“引起了激烈的争辩。学生中很明显地分成了拥林派与反林派两大对垒”。报道说：当日晚及31日下午及晚上，辩论大会继续举行，听讲的人仍然是很拥挤，拥林派与反林派纷纷报名要求在自由论坛上发表意见，显然反林派的力量大得多，要求在讲坛上反驳林希翎观点的人已有一百多名，这些人白天黑夜都在研究林的观点，积极准备发言提纲。至31日晚上11点钟，辩论会暂时告一段落，但发言的仅只有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

从内参报道看，在自由辩论的场合，人大的发言比北大的发言更趋于理性。比较两校反驳林希翎的发言，北大法律系范明老师从根本上否定了林希翎所说的肃反扩大化是事实，而人大的发言则在很大程度上承认林希翎所说的是事实，所质疑的是她的结论，因此，当林希翎申明了她的结论后，反林派竟与她趋于一致了，这是在北大没有的现象。而且，人大也没有出现像北大研究生李思敬那样搅局式的发言。

辩论会以后，人大出现了很多大字报，反对林希翎和支持林希翎的都很多。一些大字报是针对对林希翎的态度，有大字报说，从辩论会的情况看，大有整林希翎之势。这不符合中央大鸣大放的方针，希望人民大学领导上好好组织学习中央文件。有的人认为这是变相审判林希翎。

内参特别注意到，有个别老党员（调干学生）认为，林的讲演中有很多意见及看法是值得党很好考虑的，在分析批判她的某些观点时，应该冷静，实事求是，不应该首先思想上有“框子”，认为林是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应该以理服人，不应该以教条主义的大帽子压人，采取非同志的态度。

在以红色背景著称的人民大学，对林希翎的演讲，出现这样的支持和包容态度，不仅引起了内参的注意，无疑也引起了人大校方和更高层的关注。人大校方很快做出反应，据人民大学的官方校史《中国人民大学纪事》记载：6月4日，校学生会在西郊俱乐部继续召开关于林希翎论点的自由辩论会，会上新闻系、历史系和法律系三位同学和法律系一位教师就林希翎的论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会议于晚10时半结束。讨论会5日晚7时继续进行。

然而，这两天的“自由辩论”已经没有了之前的自由氛围。据人大新闻系学生房文斋回忆：这次台上不仅有林希翎班上的支部书记作陪，人大党委书记胡锡奎也亲临“把场”。登台批驳她的人个个义愤填膺，理直气壮。林希翎的反驳，换来的是一阵阵讥笑与嘘声。

房文斋回忆：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个情节是，有人质问林希翎，到底有没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她做了肯定的回答。此时，坐在后面的胡锡奎立即走到台前，义正词严地响亮说道：“我身为党委书记，从来没听说有什么秘密报告。不知林希翎是从美国之音还是路透社得到的咨讯？”一石激起千层浪，会场顿时成了愤怒的海洋。吼声四起，“林希翎恶毒反党，造谣污蔑”等声讨斥责声，直冲霄汉。

看到房文斋记录的这一幕，笔者不禁为北大的右派学长庆幸，在同样的大环境下，他们遇到的是仁厚长者江隆基书记，而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颠倒黑白，将真相说成谎言的胡锡奎。

人大的很多学生，对林希翎遭遇的诬陷和批判愤愤不平。新闻系学生李之杰和潘俊民作为代表去北京市委上访，反映人大党委违反中央精神，压制整风鸣放。新闻系学生虞耀麟，更直接致信毛泽东，他说：人大召开的林希翎辩论会基本上成了林希翎的思想斗争大会，在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党不是在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党是在整学生的思想。

单纯热诚的虞耀麟、李之杰、潘俊民和他们支持的林希翎都没有想到，杀气腾腾的整肃即将到来！

反右运动中的林希翎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

据说在林希翎第一次北大演讲被内参报道后，毛泽东看到了即定为“学生右派领袖”，刘少奇则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注意”。

高层的定性以及林希翎在鸣放中的言论行动，使她无可争议地成为反右运动中的众矢之的。

6月13日、16日、24日、25日，人民大学连续召开全校性大会对林希翎进行批判，支持林希翎的声音不见了，所有的发言都是对林希翎上纲上线、气势汹汹的批判，林希翎再也没有了辩白的权利。

6月24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报道《人民大学学生反右派斗争获得胜利——林希翎反动言论破产广大同学受到了锻炼》，第二版发表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的批判文章《驳林希翎的“对现实不满”论》。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专稿《毒草识别记——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林希翎和北京大学右派学生谭天荣同时受到最猛烈的批判，也是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唯二学生右派。

有一张反右运动中的照片，林希翎站在自己的宿舍门前，门上和墙边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站在门口的林希翎毫无表情。据说她被围攻最厉害的一段时间，她回到自己的小屋便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她因此被说成“流氓”，实际上她只能以这种方式对抗随时而来的围攻和批斗。

面对铺天盖地的围攻和批斗，林希翎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对批斗中的很多诬陷歪曲、人身攻击感到非常愤怒，另一方面，她也为自己一片赤诚被当成狼心狗肺而感到极其委屈。

7月27日，林希翎到北京市委求见彭真，7月28日，她写信给彭真，目的都是诉说自己的委屈，表示悔过，并抗议报纸批判文章中的不实之词……

林希翎也用行动表示了自己的认罪和悔过，她交代了自己和各地一些文艺界人士的来往，与王蒙等名人的来往，甚至交待了整风开始后，谢觉哉的秘书来看她，要和她交朋友。

她给之前有过比较密切交往的江苏文联干部陈椿年写信，信中说：在这次整风中，我的确犯了较严重的错误——观点上的错误和用了许多不该讲的内部材料。但报纸报导中，也有许多歪曲，夸大或根本捕风捉影的东西。现在我正在检讨中，我非常、非常痛苦的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跑到谭惕吾家去住（是在演讲事发生以后），在那里还与黄绍竑这个屠杀人民的恶棍谈过话。现在尽管我已把一切情况都已向组织上交代了，但仍然是跳到黄河里洗不清。人们都怀疑我的演讲是与他们有关，是他们指示，实际根本不是的。但我深信党总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现在我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了，人民的愤怒是正当的，运动中的一些歪曲冤枉是免不了的，这道理我在理智上也很知道，在感情上有时实在受不了，简直到了促使我失常的地步。但请放心，我会尽最大限度的努力来克制自己。……正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连累了你。关于秘密报告曾给一个人看过及请你转一事，南京肃反时曾一夜逮捕两千人，肃反中搞错了72万人，我曾寄给你一本北大的《广场》杂志，这些材料我只能向组织上交代了。你们的组织一定也会问你的，你就把看了我的控诉书，原来找过我而认识，谈过三次话的真实情况，向党交代一下好了。椿年，请你宽恕，我害了你。

这封信陈椿年收到后即交给了组织，相信这样的信，林希翎还写给了很多人。

在林希翎身陷罗网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头号学生右派谭天荣也在遭受万炮齐轰。6月2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北大反右情况时，将北大“百花学社”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并指责谭天荣去学校广播室借扩音器时，动手打了广播室的工人。

这个报道在北京大学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谭天荣在鸣放中发表的观点很多人并不赞成，但他本人在与人辩论和争执时，态度温文，从无粗暴表现。而且，谭天荣去广播室借扩音器是为“百花学社”使用，当时有其他人在场，因工人陈玉良开始同意借后又拒绝借，双方发生了争执，但没有任何人看到谭天荣打人。《人民日报》的报道令北大的许多学生反感和气愤，认为党报不应“撒谎”。

与林希翎不同，面对天罗地网式的讨伐攻击，谭天荣没有任何检讨和退让，他表现出惊人的与强权抗争的勇气与决绝。

反右开始后，谭天荣连续发表了《第三株毒草》《第四株毒草》《再谈人性与阶级性》《几句人情话》《救救心灵》《这是为了反对三害》等文章，反驳铺天盖地而来的对他的批判，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傲然地宣称：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没有学会害怕，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不懂得恐惧，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不曾有过疲劳。善良的同学们，请原谅我过去的一切无礼，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

谭天荣的铿锵宣示在很多北大“五七”亲历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充满激情和理性的表达仍然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对比林希翎和谭天荣在反右中的态度，显然谭天荣更独立、更坚定、更无畏，这是由二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思想基础，不同的认识深度形成的，这种不同在他们的人生后半程，也呈现出不一样的投影。

命运是吊诡而残酷的，林、谭二人的悔过与坚持、屈从与顽抗，都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结局，林希翎和谭天荣都被划为极右，而且，连受到的处理都是一样的：留校监督劳动，做反面教员。这个处理是毛泽东钦定的。

然而，对林希翎的划右和处理是有争议的。因为林希翎在反右之前就已经活跃于文坛，并受到打压，使一些开明的领导人关注到这个敢言的大学生。人大校长吴玉章在反右运动开始报纸上已经点名时，仍不同意公开批判林希翎。林被戴上帽子后，吴玉章让自己的外孙代他去看望林希翎，并派人把她叫到自己养病的地方，抱病与她谈话几小时，开导和鼓励她“永远做一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

原任内务部长、后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反右以前就曾与林希翎有过交谈，对林希翎对法制的一些看法表示赞赏。

胡耀邦在1957年，曾与林希翎有过数小时的谈话，对后来逮捕林希翎也表示过反对。

但这些都无济于事。作为激进学生的代表人物，林希翎在劫难逃。

1958年5月4日，“交心”运动中，人大法律系领导找林希翎谈话，问她对交心的看法，伤透了心的林希翎回答：现在什么都不愿意讲，谈起来伤心极了！我根本没什么错误，为什么总说我是右派？！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章与原来讲话不一样，他先点火烧了人，后来又来整人，毛泽东交心了没有？你们发动交心，你认为人家都交真心了吗？你也想得这样天真，很奇怪！

林希翎的言行很快上了内参，这样抗拒改造的表现立即被高层关注到。刘少奇指示：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到人民大学说：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强制改造。

1958年7月22日，林希翎被捕入狱。

无独有偶，1958年11月，谭天荣被以所谓“流氓罪”遣送劳教。

囹圄生涯

1959年8月，林希翎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刑期从被捕之日算起。她从此身陷囹圄。

林希翎在狱中的境遇无疑是悲惨的。她在文革后看到了张志新在狱中所受迫害的报道后说：张志新受到过的刑罚我都受过，张志新未受到的刑罚和迫害手段我也受到过，例如我在狱中曾像甘地那样举行过数十次的绝食，每次短则五六天，长则达一个月。而每当我绝食时就对我采用每天两次的灌鼻食之刑。

林希翎遭受了与张志新相似的酷刑，罪行却与张志新并不相同，张志新是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对文革的荒谬提出了质疑和反对，而林希翎则是因为不认罪，不接受反右中强加于她的罪名。

林希翎回忆：北京市公安局的审讯员对我喝到：“林希翎，你是共产党把你从小培养大的，你为什么要反党，老实交待一下你的反党动机。”我听了后不禁哈哈大笑地反问他：“真有意思，你问我为什么反党，我倒要问问你，既然你知道我是共产党从小培养大的，那我为什么会反党？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来回答，因为‘反党’的罪名是你们所编造和强加的”。他骂道：“放老实点！我干这一行是多年了，什么大反革命，大特务我都审判过，到我这个地方的，没有一个敢不低头的，你林希翎的反动气焰胆敢如此嚣张？这对你是没有好处的……。”我抬头望着堂上挂的那幅毛主席像自言自语地说：“共产党是我的母亲，我是党和人民的女儿，是共产党把我从小解放和培养大的，我虽然还未曾在组织上入党，但是在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就是像刘胡兰、赵一曼、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方志敏、卓娅、白求恩等等这样一些人，我永远敬爱这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并决心向他们学习……”我忽然低头怒目望着坐在台上的那位警察头子，不解地问他们：“什么？你们也是‘共产党’？呸！你们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国民党！”

这是狱中林希翎的心声！林希翎所言不虚，她确实从未反党，1957年，她以赤子之心建言献策，而命运将她抛上风口浪尖，她成了“右派学生领袖”，被烙上了反党的黑印，以“反革命”罪锒铛入狱。

在1957年的那场风暴中，像林希翎这样抱有赤子之心的年轻人千千万万，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天地可鉴。谭天荣在回复沈泽宜的劝降时说：“咱们在一起谈过了多少知心话，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林昭在鸣放中所写的一首诗中说：党啊！我向你声声呼唤！人民从不把自己的命运，轻易地交到别人的手中，还有什么更深的痛苦，甚于受统治者的欺骗，播弄？但是，党啊！对你，只有对你，我们献上一颗颗赤子之心，献上全部的忧虑和希望，献上全部的信念与爱情。

与林希翎不同的是，谭天荣和林昭们很早就开始对自己在五七风暴中的热情忠诚开始反思，谭天荣在1957年7月19日为纪念“5·19运动”两周月给友人的信中说：生活里也有这样的情形：成批纯洁而坚定的战士命该毁灭，无耻的叛徒们享受了他们的荣誉。善良的心灵受到残忍伤害，卑劣的愿望得到了罪恶的满足，但是何苦计较这些，“活着，就得战斗”。让我们看一下中国青年吧：王孝和的坚定，刘胡兰的勤劳，黄继光的勇敢，邱少云的忍耐，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可是这些品质已经不够了，除了这一切之外，还需要一种新的品质——深邃，这正是我们的光荣。

林昭在反右后期与自己的同学、难友刘发清交心时说：“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对比谭天荣和林昭，我们没有看到林希翎受难后对历史的进一步思考，她的认识仍停留在1957年，对于文革，她甚至认为“文革”对“四旧”的批判具有合理性。这很难用她在狱中与社会隔膜来解释，因为谭天荣和林昭与她的处境相同。据她本人回忆，她在狱中的档案材料有84斤重，其中有看守对她言论的记录，其他犯人的检举材料，以及她自己写的诗词、文章，然而，从她后来的回顾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她对于自己绝不是反党的剖腹自证，而没有任何耀目的思想火花。

1973年，毛泽东突然想起了林希翎，在某个场合，他问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那个林希翎怎么样啊？”，得知她在狱中，毛泽东指示立即释放她。最高领袖的这一句话使林希翎命运逆转，她被宣布释放，到金华地区武义县农机厂当工人。并在此与崇拜她的技术员楼洪钟结婚，并育有二子。

1975年，林希翎因到北京上访，为自己翻案，结果被抓，被送回单位后，时值批判“右倾翻案风”，被指“大右派到北京去找邓小平翻案”，再次遭受批斗、辱骂、殴打。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林希翎得知消息，不禁失声痛哭。

“不予改正”的右派

1978年，中央55号文件下达，右派改正工作开始启动。

全国各个单位都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要求改正的申诉信如雪片般飞来。

为翻案抗争了二十年的林希翎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人民大学。她回忆：1978年，我到北京翻案。中共中央55号文件说，右派经过20多年改造，都已经改造好了。“我就不接受，我说：‘抱歉，其他右派是不是改造好了，我不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改造。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我没认过罪。所以我也不要你摘帽！我拒绝摘帽。’我到人民大学去落实政策的时候，他说：‘林希翎啊，你难道一点错误都没有吗？你总应该做个检讨。’我说：‘错误，做人哪里没有错误呀。可是我有错误，你们有罪！你们冤枉好人，制造冤假错案，你们是罪人，历史的！我写检讨？我坐在监狱15年都没写过检讨，我现在还给你写检讨啊？太阳从西边出来吧！地球倒转吧！’我这个态度也冒犯了他们。

本来，对于反右运动，中央的定性就是“严重扩大化”，而不是完全否定。因此，对右派的改正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特别是像林希翎、谭天荣这样被毛泽东钦定的知名右派，改与不改都可以找到理由。当时的大环境还处于左右博弈的时代转型期，很多反右的主持者还是当权者，他们对右派改正工作内心是抵触的，因此胡耀邦的落实政策工作推进很艰难。

林希翎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去找了胡耀邦，胡耀邦当然还记得这个当年闻名全国的右派学生。胡耀邦虽然没有接见她，但在林希翎给他的信上提了三句话：向你致意！愉快地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关于林希翎冤案的平反，胡耀邦曾三次批示：改正有利。

然而，胡耀邦的批示被不愿看到林希翎改正的人顶住了。

1979年7月4日，人民大学党委做出《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宣布“林希翎定为右派分子不属错划，不予改正”。

1980年5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针对林希翎提交的申诉书给予回复，宣布对当年林希翎反革命案的判决“维持原判，驳回申诉”。

林希翎看到这样荒唐至极的结论怒不可遏，她忍无可忍，决定上书最高领导邓小平，申诉自己的沉冤……她的万言书没有得到任何回复，而她自己也成为邓小平亲自确定的几个“不予改正”的著名右派之一。

右派活化石

林希翎作为唯一“不予改正”的学生右派，是“不予改正”的右派中最年轻者。

其实，与她同命运的北大第一学生右派谭天荣也曾被列入北大“不予改正”的右派，在笔者看到的1979年9月22日北京大学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及右派摘帽改正情况》汇报中，谭天荣被列为不予改正的六名右派之首。

与人民大学不同的是，北京大学没有给这些右派发“不予改正”通知书，与谭天荣同被列入“不予改正”名单的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妻子聂湘娣告诉笔者，1980年，北大给龙英华发送了“撤销处分”而非改正通知书，但未通知其“不予改正”，北大以“撤销处分”这样的措辞帮助这些仍健在的右派落实了重新分配工作等政策安排，并为后续随政策改变而进行最终处理留了余地。果然，到1984年，根据胡耀邦“对改正的右派分子不能留尾巴”的指示，北大校方给之前留尾巴的右派和包括谭天荣、龙英华等五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发了彻底改正通知书。

在右派改正工作上，北大校方的人性化和负责任是值得称道的，因为校方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所有右派尽可能的帮助，因此，即使暂时未改正的右派也没有产生与学校的对立，谭天荣和龙英华等人也都较早安排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上，全身心投入了工作。

林希翎与谭天荣不同的结局，有两校校方处理上的因素，也有个人因素。有不少关注林希翎的人认为，林希翎如果不去找胡耀邦，或许结果不止于此，林希翎的走上层，恰恰给了反对胡耀邦的人拒绝执行的机会，而“反右扩大化”的定性又使他们的做法能够顺理成章。

对林希翎的处理引起了很多人大、北大校友以及社会人士的不满，为了平息这种情绪，人大给林希翎补发了毕业证书，并联系她的单位所在地浙江金华，由当地安排她到市文联工作，也算是对她作家身份的一种承认。但林希翎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命运。

1983年，心灰意冷的林希翎申请出境被拒，后几经周折，在胡耀邦的关照下得以出境到了香港，1985年，又来到台湾探望离别数十年的父亲。台湾当局认为她是一个政治人物，试图拉拢，但她断然拒绝了“反共义士”的头衔，表示“如果要我发表反共声明，我宁愿回大陆去坐牢”。她直言对台湾的不满“在这里听你们唱一个调子：‘反攻大陆’等等反共八股，实在让我讨厌死了”。后来林希翎临时去香港，台湾当局遂借机禁止她再进入台湾，林希翎就此成为两岸都不受欢迎的人。

林希翎后来定居法国，被法国高等研究院聘为研究员。

定居国外的林希翎似乎已经不再纠结于“不予改正”的结局，她说：虽然我的右派、反革命冤案在极左官僚那里是翻不了的，但是历史和人民已经替我翻了案，人们对右派的观念也大大改变了，只要有一点良心、人性和正义感的，对我的遭遇都是深表同情和抱不平的，不仅不再歧视我、虐待我，反而都很尊重我钦佩我。

林希翎所言确是事实，因为“不予改正”的右派在文革前和之后相继去世，最年轻的林希翎最终成为右派的“活化石”，这样的身份使她获得了无数人的同情、钦佩和敬意。特别是曾与她一起经历过“57风暴”的难友们。

北京大学当年的右派学生们对林希翎更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们无法忘怀那个在“5·19运动”中一步跨上自由论坛讲台慷慨陈辞的人大女生。他们与林希翎经历了共同的苦难，在文革后，他们迎来了新生，而林希翎却仍然背负着历史的十字架，这令他们感到意难平。

当年北大最激进的右派学生在文革后几乎都见过林希翎，可以想见他们给予了林希翎最大的支持和同情，我们看到过林希翎与谭天荣的合影，我们从数学系右派学生陈奉孝的回忆中了解到为了支持林希翎写回忆录，他将手中唯一的一本当年的同人刊物《广场》送给了林希翎。

因为深怀第二种忠诚，在海外的林希翎没有太走极端。她热衷政治活动，频繁投入政治，却没有依附于某种势力。她会抨击祖国过往苦难的制造者，但也会肯定改革开放之后令世人瞩目的进步和发展。她有那一代人共有的家国情怀，极力呼吁祖国统一。她努力保持的独立，不投机，不违心，使她在异域的晚年显示出一种人格的光辉。

2009年，一生坎坷的林希翎因患血癌，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她开始完成最后的心愿，向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致意和告别。她在胡耀邦逝世20周年之日，题写了祭文：无私无欲无怨无悔，无辜无奈无仇无敌，有心有肺有情有义，有肩有骨有胆有识。她请国内朋友替她祭献于江西共青城胡耀邦墓前。她请家人转告国内的五七难友，特别是北大的5.19同人：谭天荣、陈奉孝、王国乡、沈泽宜、燕遯符，希望他们与她通电话，她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生命的终点，她放下了所有的恩怨得失，用一句话慨然告别了自己多难的一生：这一辈子是值得的，无怨无悔。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病逝于法国。终年74岁。

林希翎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于浙江温岭老家，杭州的六位五七难友为林希翎送葬告别。

杭州和北京，分别举办了林希翎追思会，多位五七难友出席。当年陪同林希翎现身北大自由论坛的北大右派学生王国乡，出席了北京追思会，并发表了深情的悼文。

在温州太平山公墓的林希翎墓碑上，镌刻着她生前所说的一段话作为墓志铭：

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我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难以合作，是一个永远的批判者。幸运的是，在民间我有大批朋友，志同道合者。感谢上苍，在我九死一生之际，总会派出天使，将我救出死亡的幽谷。我也无怨无悔，将身上的十字架背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是我妈一生的写照”，林希翎的儿子楼信达说。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