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白：历史知识的结构：从“浇筑大厦”到“抛撒渔网”

“为了忘却的纪念”

《历史是什么2.0》一书的核心议程是展示历史研究进路的多样性，并有意讨论之前并不被重视，甚至并不被认为是历史学研究领域内的议题，比如影视化的历史、女性生活史与家族史等等。尽管本书宏大的标题似乎暗示着书中将对历史给出一个学院派的晦涩定义，但是作者灵活的叙事策略和新颖的分析视角很快会让读者明白，本书意在展示历史学中蓬勃而起的各类知识运动。这些知识运动既是对传统历史学研究的批判性继承，也是对实际的历史生活中被忽视者的重访。因此亦可以将本书的议程理解为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

本书标题中的“2.0”或是英文原标题中的“Now”，亦是为了呈现这种知识运动的双重性。首先是对传统历史学研究的批判性继承。本书原版出版于2021年，原题为“What is histo⁃ry, now”。编者之一海伦·卡尔，其曾祖父爱德华·卡尔曾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过一本名为“What is history”（中译名《历史是什么》）的演讲集，影响甚广。该书旨在指出历史学（History）和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中的一个普遍难题：宣称正在追寻客观的、真实的历史的研究者，根本无法做到梦想中的客观性，历史事实就像“鱼贩子案板上的鱼”一样，是历史学家基于自己的经历和思想而进行诠释的产物。这种诠释是易变的——同一个历史学家可能因为经历了战争而完全反对自己之前对于历史事实的诠释；也是难以普遍化的——历史学家经历的多样性使得客观的共识无从谈起。海伦·卡尔和苏珊娜·利普斯科姆所编的《历史是什么2.0》，既继承了爱德华·卡尔的观点，即历史事实具有内秉的诠释灵活性，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比如当面对直接历史记录缺失时，研究者应该如何进行诠释，才能既发掘出有意义的历史事实，又不至于天马行空而将研究变为没有根据的意识形态宣言？又比如这种诠释的灵活性既提供了一种机会，也给出了一种限制——历史会由每个时代的当代人不断重写，这种重写是对于历史的忘记还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记录？在众多章节之中，我认为回答这两个问题的第7章“我们的情感有历史吗？”和第15章“为何历史应当被不断重写”尤为出彩。

蕴含在“2.0”和“Now”当中的知识运动的另一重观念是对实际的历史生活中被忽视者的重访。这种重访将历史学带出学院，带向大众生活，也带向历史中的具体的人。回到《太平年》的例子，热播的影视剧将一个常常被唐宗宋祖光芒掩盖的历史时期——五代十国置于聚光灯下，将中学教科书中不曾提及的历史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比如宫禁之内披甲带兵只为自保的胡进思和历侍五朝十一帝的冯道，都因此剧而被五代史研究者和资深历史爱好者之外的大众所熟知。另一方面，更似演义而非史实的孙太真、司马浦相关情节，既被接受为合理的剧情推进，又隐含着对其虚构性的担忧，招致了颇多批评。更进一步，全剧着墨吴越钱氏颇多，既激发了社交媒体上钱氏后人骄傲的家族身份认同，同时也有许多人基于历史资料对其“过度”正面的形象提出了质疑。本书中第2章“为什么历史应该被影视化”，第10章“我们该如何寻回失落的女性生活史？”以及第12章“为什么家族史很重要”都非常直接的回应着这些争议。这些历史研究的尝试作为一种知识运动，不仅强调了历史知识的诠释属性，而且认为应该将这种诠释的机会，分享给影视创作者、观众，以及在以往的历史中不被听到与看到的社会群体。换句话说，这种诠释历史的权力，不应该被专业的历史学家，或是历史上的“关键人物”所垄断。

对于《历史是什么2.0》内容的总结到此为止，更多“传统”之外的历史研究议题可以由读者到书中探索。我将基于本书内容讨论如下三个递进的议题：一是本书中隐含的对于历史知识结构的想象；二是人文历史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挪用与互相定义，为回答“历史是什么”之问带来的困难；三是作为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如何对待本书中阐释的主要基于英国和美国历史语境的史学书写规范。
不断被挑战的客观性

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并不是一个新近出现的问题，而是现代史学理论中持续已久的核心议题。《历史是什么2.0》间接地承续着对这一议题的讨论，书中多处提及了爱德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将其作为直接对话的对象。不过就“历史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书写历史”这两个问题而言，在此简要补充其讨论脉络是有益的。

若以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作为参照，其理论批评的重要出发点之一，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倡导的“如实直书”的史学实践。这种历史知识观念认为应该尽可能依凭史料，客观地写出过去的“本来面目”，历史学被看作是一门应当忠实于文献、尊重事实、排除主观偏见的学科。卡尔对这种朴素的客观主义的修正是：“历史事实”并非天然自明，而总要经过历史学家的选择、组织和解释，因而历史并不是事实的简单堆积，而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的互动之建构，尽管他并不否认事实的重要性。

介于兰克与卡尔之间的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在这一问题上的批判亦有洞见。柯林伍德更加强调将历史知识的核心落在思想的重演与行动的理解之上。历史研究的对象根本上是人的行动，而行动又离不开思想与意图，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陈列“客观”事件，更要通过解释去重构过去行动者的思想过程，如此才能将“过去发生的事”转化为可以知晓的历史对象。稍晚于卡尔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则把这一讨论推进到历史叙事本身的层面。他指出，历史写作并非只是把已知事实按顺序排列出来，而总要经过情节化的组织：历史学家会以某种叙事结构、论证方式和修辞策略来安排材料，使零散事件获得连贯性与意义。由此，客观性问题的关键就不再只是事实是否真实，还包括事实是如何被叙述和赋义的；历史著作因此不是对过去的透明复写，而是一种受证据约束、同时又经过叙事建构的知识形式。再之后，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一书中，讨论的重心则不再是客观性究竟能否成立，而是转而考察客观性这一概念如何在现代历史学职业共同体中被塑造成一种长期占据中心位置的学术理想，又如何在社会变迁、价值多元和学科内部争论中不断受到挑战、修正与重述。

“知识的渔网”

大略观之，史学理论界对于客观性的争论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对于“历史是什么”一问的回答。这些回答当然是相互衔接又层层递进的，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这一争论背后，还存在着一种对于历史知识结构的想象之断裂。就知识结构而言，一种较为经典的想象，是“知识的大厦”。在这一想象之中，历史知识被理解为一种可以凭借史料、考证与论证而不断积累、逐层增筑的整体；历史研究的任务，则是在既有基础上添砖加瓦，辨析真伪，校正讹误，使关于过去的认识愈加完整、坚固而清晰。这种想象预设了历史知识的内在连贯性、层级性与可累积性，也预设了历史学家能够通过严格的方法逐步逼近过去的“本来面目”。这正是兰克式历史观最容易被把握的一面：历史仿佛是一座可以持续修建的建筑，而客观性则意味着使这座建筑的基础更稳、结构更严整、轮廓更分明。

随着客观性问题在现代史学理论中不断被重新讨论，“知识的大厦”这一比喻所对应的知识想象，已经被史学理论家所抛弃。沿着这一脉络，历史知识越来越难以被理解为一种静态的、封闭的、不断累高的建筑，而更像是一张“知识的渔网”。

渔网并不像建筑那样拥有预先确定的轮廓与稳定的结构，它总是在抛撒、牵引、收拢的动作中显现自身的形态；同样，历史知识也并非对过去发生之事的搭建，而是在不断发问、探寻、筛选与组织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其自身的形状。将知识比作渔网，意味着它并不以封闭、坚实和完成为特征，而更强调其开放性、延展性与关系性：网眼的疏密决定了什么能够被纳入视野，撒网的方向影响着能够触及何种对象，收网的方式则关系到最终呈现为何种知识形态。也就是说，历史知识的形成并不是一次性地“获得”真相，而更像是在历史的海洋中反复抛网，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捕捉过去留下的踪迹。渔网所获得的亦不是历史整体的全部，而只是特定视角、特定方法和特定问题意识之下的收获。在这一意义上，《历史是什么2.0》背后，正体现出一种更接近“知识的渔网”的历史知识想象：历史并不是一座等待最终落成的大厦，而是一种始终处于捕捉、编织与调整之中的知识实践。

这种“知识的渔网”的想象并不局限于史学理论领域，其背后乃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人文社会学科多次转向的结果。尽管语言转向、文化转向、叙事转向等在不同学科中的发生时点并不同步，展开的深度与方式亦有所差别，但总体而言，从文学到经济学，诸多学科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这番洗礼，知识实践也由此逐渐从“浇筑大厦”转变为“抛撒渔网”。

事虽如此，当我们从《历史是什么2.0》一书的视角，尤其是第16章“文学如何塑造历史”，来审视这种跨学科知识实践的变迁时，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便显现出来：尽管这些学科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类似的知识结构预设，受到相近理论资源的影响，甚至常常研究相似的对象与议题，并明确进行着相互借鉴，但学科之间仍然持续存在着一种对于不可通约性的焦虑。也就是说，文学仍要明确区别于历史学，历史学仍要明确区别于社会学，社会学又仍要明确区别于经济学。

以历史学和社会学为例，前者常常将后者想象为罔顾史实而追求理论的“历史物理学家”，后者则往往将前者视为沉浸于叙事与琐碎史料之中的“在沙滩上捡拾贝壳的孩子”。诚然历史学更加关注历史资料，而社会学更加关注社会变迁理论；但是如果进入具体的社会史研究和历史社会学研究之中，二者之间的实际差异往往并不如学科自我想象所声称的那样巨大，其区别有时更多体现于写作风格、论述重心与自我表述方式，而未必在于观点、方法和理论上的对立。历史学将其对于社会学的想象推向“物理学”，社会学将其对于历史学的想象推向“拾贝者”，这种夸张又极端的相互表述，恰恰反映出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困难所在：当知识实践本身已经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交织、彼此渗透的状态时，历史学究竟应当如何界定自身，便不再是一个能够轻易给出答案的问题。

这种对于历史知识的界定不仅有学科的维度，更受其历史文化脉络的决定性影响。《历史是什么2.0》一书中大量出现的有关英国和美国的事例，以及第9章“为什么英格兰都铎王朝的多元化很重要”这样的标题，都在不断提醒读者：本书的内容与观点亦不能免于其对于历史知识的反思——所谓的“历史是什么”，其实讨论的是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最近在用什么样的渔网，在哪一片海域捕捞历史知识。若以中国历史研究者的身份来阅读此书，从中获得的亦不应该是“历史是什么”的答案，而是一种可能的、关于“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简短而粗疏的历史，一种关于当代英美史学如何重新界定历史知识的局部说明。采取这样的立场来审视《历史是什么2.0》一书，我们就既得到了历史是什么的回答，又重新提出了历史是什么的疑问。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