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总结十年“文革”
——拨乱反正回忆之十八
发布时间：2007-08-09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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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中央党校在胡耀邦主持下，组织八百学员，讨论总结十年“文革”，这是一个大胆的意义重大的举措。1978年4月中旬，在党的学说十天课程中，将经胡耀邦最后审定的《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这个文件，发给全体学员阅读、讨论，征求意见。这就是一些文章所说的中央党校一千学员的讨论。准确地说，是八百学员。中央党校复校第一期学员共807人，其中，高级干部班147人，对象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成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部队军以上干部，其中有一些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级干部班496人，宣传理论干部班164人。这些学员层次高，涵盖全党全国。
我当时没有参加学员的讨论，但查找到了当时的部分记录和材料，也向一些毕业学员作了调查。这些资料反映了当年讨论的情况，摘录如下。
广东的三位毕业学员进行座谈后，给我写来的回忆材料说，在党史学习中讨论了对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认识，当时党校提出对“文革”若干问题认识的稿子给我们讨论，尽管那次讨论还未全否定“文革”，但对我们思想解放推动很大。有的同志提出对“文革”应当三七开，有的人开始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是否正确。当时中央党校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有一个很好的学风。这些学习，为今后认识真理标准问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的两位学员说，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前，他们就讨论了胡耀邦同志指导起草的《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对这个文件提出的“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大家完全赞同。
理论部一位姓杨的学员在党小组会上发言说，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华主席的讲话，个别地方很值得考虑的，凡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都要拥护，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定”，过去大张旗鼓说是“英明决策”，怎么维护？他说，十一大，还把“走资派还在走”那句话写在文件上，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经不经得住推敲？全党要整党整风，我看政治局首先要整风。捍卫毛主席的旗帜，要真正捍卫正确的东西，要捍卫根本的东西，不是什么都捍卫。
参加这一期学习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干部（学习后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王铎，给我写了比较详细的回忆材料。他说，大家联系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路线是非问题，我记得的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必要；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应怎样估计我党的基本情况；我们党内是否存在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反党集团；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中国主要矛盾和党的全部工作转入以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为中心和1962年夏北戴河会议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究竟哪一方针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等问题。在学习讨论过程中，胡耀邦同志几次到支部会和各学习小组会上，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要求把讨论的问题更集中些，更深入些。当时，有两种思想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一种是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种是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践第一的观点，不能使党领导人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时，党校胡耀邦等领导很重视这一争论，教研室、《理论动态》都派人来听讨论。我所在的小组都赞成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结合学习毛泽东的“认识论”。
我们这期党校学习是1978年5月初结束的。1978年5月下旬，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自始至终地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站在前列，积极领导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内蒙古的实际，展开了学习和讨论。
高级班的另一位学员杨西光，在这次学习讨论中明确了实践标准。他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后，看到拟在哲学专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后，决定加工提高后作为重头文章，在第一版发表。这也反映了中央党校这次学习讨论的积极作用。
我查看了下班教员的汇报材料和其他材料。从这些材料看，学员们对这个文件的讨论很认真，也很热烈，因为有“四不主义”，没有什么顾虑，思想比较解放。绝大多数人认为，“关于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原则，比较明确，对于引导大家正确地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很必要的。”有的组还专门讨论了“什么是标准”。有些学员说，在这次讨论中，“过去有不同认识的重大问题，这次也初步摆了一摆”。学员们在讨论中摆了哪些问题呢？据下班教员汇报，学员提出的问题有以下一些：
对“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如何评价？
对武汉“七二○事件”如何评价？
对“杨余傅事件”如何评价？
怎么把林彪写入了党章？
对“一月风暴”，多数同志持否定态度。
对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如何看？
三次大会对三次路线斗争的总结是否还是正确的？
这么大的党，被林彪、“四人帮”几个人搞到崩溃的边缘，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路线上有没有问题？
在群众中组织战斗队，划线，对不对？
有的学员提出，什么叫损害旗帜，应划几条杠杠。
有的学员对文件提出意见，说稿子本身回避了一系列问题，如海瑞罢官、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红卫兵大串连，等等。
以上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和问题，很尖锐。对这些事件和问题的肯定或否定，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在讨论中，也有相反的意见。好几个小组尖锐提出，为什么讲第九次路线斗争时，没有写“叛徒、内奸、工贼”，为什么摘掉三顶帽子？这是原则问题。有的人提出，要以九大、十大、十一次大会的文件为依据。有的人认为，文件中有些提法过分，如说党的优良传统彻底破坏了。还有的人说，中央不讲话，我们没法讲。
在讨论中，反映出两种倾向，即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思潮的对立。
大多数学员思想比较解放，通过讨论，他们初步掌握了实践标准，并运用来思考十年“文革”的重大问题，提出不少质疑，有些人则从根本上对“文革”提出了疑问。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的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和序幕，也是彻底否定“文革”的开端，意义重大。组织这次讨论，显示了胡耀邦的胆识和魄力。
在讨论过程中，也反映了学员对真理标准的理解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人提出，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这就促使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撰写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并创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在以后发生重大影响的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