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西光与《理论动态》

——拨乱反正回忆之十五

杨西光（1915—1989），安徽芜湖人。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遣到东北军从事地下工作，参加了“西安事变”。1939年调离东北军，先后在华中野战军和华东军区敌军工作部任俘虏管理处主任、教导总团教育长、副政委等职。1949年8月到福建省工作， 
    历任中共福建省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等职。1954年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后兼副校长。在这期间他是中共上海市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1959 
    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1978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主席。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杨西光与《理论动态》是什么样的关系？本文略作介绍，主要是作为背景材料。
    “文革”前，杨西光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一位书记，又是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文革”中被打倒。1977年9月，中央党校复校开学（10月9日举行的开学典礼），杨西光是第一期高级干部读书班学员。
    杨西光在中央党校有一位老朋友，就是孟凡。
    孟凡同志很早就在中央党校工作，曾任社会科学资料室副主任，“文革”前是校刊编辑室主任。耀邦要办《理论动态》，经人推荐，孟凡和我一起到了耀邦那里，最初只有四个人，耀邦要孟凡作负责人，实际是做些联络工作。
    孟凡与杨西光是老关系。孟凡在他写的一个回忆材料中说：“杨西光同志是我的老战友。1947年，我从山东军区调到华东野战军，在政治部下的联络部工作，起初在材料科任研究员，后来，杨西光任科长，我任副科长。华东野战军还有一个解放军官总团，专门教育改造团以上的俘虏。杨西光兼军官团的教育长，我兼训练处副处长。杨西光的爱人卢凌，也是在材料科工作。因此，我和杨西光比较接近。他对我的印象也比较好。杨西光同志这个人的思想比较解放，但胆子小，比较谨慎。”
    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学习，与孟凡同志经常接触。我们《理论动态》准备用的一些文稿，孟凡也请杨提意见。我就与孟凡几次到杨的房间，听取他的意见，也谈一些其他问题。
    中央党校的学员有八百人，胡耀邦能够见面个别交谈的学员是很有限的。杨西光过去与胡耀邦没有什么接触。孟凡说：他“不认识耀邦同志。我和他一起到耀邦那里几次。我也向耀邦同志介绍过他的情况。耀邦同志对他的印象比较好。”1977年12月，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杨西光还在中央党校学习。在结业前，杨就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杨到报社与同志们见过一次面。
    杨西光在中央党校的学习，从1977年9月开始，到1978年4月结业，实际就是半年。有关杨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情况，我在这里介绍三点；
    （一）据孟凡讲，杨曾将自己撰写的两篇东西给他看，一篇是讲民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比较好，另一篇是讲认识论的，讲到实践与真理的关系。他想给《理论动态》。孟说，他的理论文字不怎么样，没有在《理论动态》发表。以上情况说明，杨在中央党校学习是比较努力的。
    （二）杨参加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文件的学习讨论。在起草这个文件的过程中，依据冯文彬的提议，吴江于3月6日召开一部（高级班）的六位学员座谈（四个支部都有人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杨西光作为三支部学员参加了座谈。因此，他对这个文件和这次学习讨论有更多的了解，也认识了吴江同志。杨在这个会上的发言比较系统，讲了六点，现将会议室记录中的第3、4点抄录如下。
    （3）关于“左”的批判问题。我感觉从五八年以来20年对党内“左”的思想不能低估，右的思想比较容易识别，但对“左”的比较难以识别，林彪、“四人帮”都利用这一点。毛主席曾多次提出反“左”问题，但不能得到贯彻，如两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前后、农业十二条、高教六十条、农业六十条等，但文化大革命中都批了。为什么不能贯彻？同过去对主难（观）唯心论批判不够有关。这次能否解决一下。
    （4）应该占有材料。现在占有材料不够。延安整风时有三本厚厚的材料汇编，现在文件很多，但有些还不好分辨，缺乏五七年以后的文件，应搜集整理一些，原来的东西哪些正确不正确，用实践检验。
                        杨西光强调，对“左”的思想不能低估，要从哲学高度解决，特别是，他赞成用实践检验。这说明他的学习是很有收获的。
    （三）杨在党校期间同《理论动态》，特别是孟凡接触较多，对《理论动态》了解很具体。
    杨西光到《光明日报》上任后，首先考虑的是，要对《光明日报》进行改版，以扩大影响。这时，正好看到《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决定以这篇文章为突破口，来扩大《光明日报》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文稿先在《理论动态》发表，然后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他首先找老朋友孟凡帮助。
    孟凡写的材料中对此有具体记述：“杨西光同志到《光明日报》以后，我同他经常有往来，有时他上我这儿来，有时我到他那儿去，在他家吃饭。有一次，杨西光同志找我，说要同我商量一个问题。他说，最近胡福明投来一篇稿子，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他告诉我，对这篇稿子，在编辑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篇稿子要是发表了，会引起一场风波，不能发表，慎重点好；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这稿子很重要，主张发表，主张发表的人中有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他问我，这事怎么办？我说，可以发。杨西光同志说，要发，有政治风险，我们《光明日报》太小，承担不了，影响也比较小，你看，《理论动态》能不能给先发一下。我这个人的水平有限，你是知道的，你们那里有吴江，秀才比较多，还有耀邦把关。这件事你老孟帮助疏通疏通。”杨西光讲的有关“政治风险”的这些话，很可以理解。孟凡将此事向耀邦汇报了，耀邦表示，可以吧，把稿子拿来看一看。此后，杨西光即与吴江和孙长江讨论修改文稿。此时，孙长江已经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初稿（孟凡在材料中说，他看过孙写的这个文稿）。吴江对孙长江说，你将两篇稿子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来的。
    1978年4月28日，杨西光给孟凡一封信（《光明日报》信纸，铅笔写），全文如下：
    孟凡同志：
    我们给孙长江同志带去一稿，请吴江和你以及孙长江同志加以审改，再请耀邦同志定稿。无论如何，此文盼你争取五月一日前定下来，五月五日在《理论动态》上用，以便五月六日在《光明日报》上见报。此文对我们改版后，做到旗帜鲜明大有用处，务请抓紧办一下。
    此致（宝卿同志已来，请你来玩）
敬礼
                        杨西光 28/4
    （注：宝卿，即纪宝卿，杨的夫人，原在上海工作）
    杨西光为什么强调要《理论动态》先刊登这篇文章，然后《光明日报》隔一天即见报呢？他就是要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实际也是规格）。孟凡对我说过，杨西光曾对他说，你们已经给了《人民日报》几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了，也给我们一篇嘛！
    实际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在4月底第一次送耀邦审阅后，又征求意见，再作修改，5月6日才给耀邦审阅定稿，我是经办人。5月10日，在《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光明日报》隔一天（5月11日）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这也是《理论动态》给《光明日报》的第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
    光明日报社的一位同志曾说，“当时在中国产生这样一篇从根本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文章是有其必然性的，而由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并开始那场大讨论则有其偶然性”。历史总是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织中前进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是这样。杨西光与《理论动态》的关系，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必然和偶然的历史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