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

——拨乱反正回忆之十七

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职务是副校长）。中央党校是十年“文革”的重灾区。他采取召开整风会议的形式解决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这个整风会议实际上成了他思考酝酿并推进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契机和起点。
    整风会议于1977年4月7日开始。参加者包括当时的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成员、正副组长、正副支部书记，中央任命的原正副主任以上党员干部，全校25个党支部各选一个代表，共70人。我作为文史教研室支部选出的代表参加会议。随着形势的发展，参加者扩大到100人、130人。我每次参加会议都作了记录，此文主要依据我的记录写成。
    经主管党校的领导人批准的整风会议内容有三项，一是回顾和检查半年来党校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二是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他们在理论上的一系列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三是进一步弄清校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很明显，以上一些重要提法是当时的统一口径。还要说明的是，中央党校当时的“五七”学校领导班子是“文革”中由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一手操纵建立起来的。粉碎“四人帮”后，仍由这个领导班子领导中央党校的揭批“四人帮”运动。
    整风会议每天开半天，全体会议为主，小组会为辅。全体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他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但在别人发言时不断插话。他的插话针对性强，理论性强，有深度，使与会者受到很大的教育，也使我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特别是，许多马列语录他脱口而出，又引用得很恰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当时中央党校还没有领导机构（原有的领导小组是1969年建立的“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整风会议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临时决策的作用。胡耀邦在6月17日的会上说，我同某些人交换了意见，请各小组讨论一下，可不可以以这个会议的形式，对这些比较重要的案件经过讨论作出决定，不由某些人批（准）。党的会议，党校有权威的，百把人的会议作出决定。以后，这个会议又成了工作机构，有关复校的一些重要事情，也是由这个会议讨论决定，并分头办理。整风会议进行中有两次休会，延续到9月开学以后才结束（10月，中央任命了中央党校临时党委）。
    这个整风会议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了中央党校。从全面拨乱反正角度看，其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揭露了康生的问题。
    康生长期代表中央主管中央党校（据说从1958年开始）。他以老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文革”刚开始，康生就诬称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文革”中，中央党校成为重灾区，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是罪魁，中央党校的许多事情都涉及他们。但当时康生牌子还很硬，不能碰。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党校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仍由康生在“文革”中建立起来的这个领导小组主持。整风会议上，一些人在发言中不断提到“康老”，认为党校造反派的问题在于不听康老的招呼。造反派检查交代的基调也是，自己基本正确（因为康生是正确的），只是没有很好听“康老”的招呼。很明显，不揭露康生的真面目，中央党校的问题就不能真正揭开，解决。随着会议的逐步深入，不少人感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9月3日整风会议第三轮会议上，一位同志在发言时提出了康生的问题。胡耀邦当即表态说，刚才这位同志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是符合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的，也是和这一次十一大一再提倡的要发扬我们党的民主，健全我们党的政治生活，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相符合的。但是，第一，提意见必须实事求是；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第三，不贴大字报；第四，我们将大家的意见如实向中央反映。耀邦理直气壮地支持了大家的要求。
    很快，在中央党校十六楼一层的走廊墙壁上，贴出了揭露康生的小字报。小字报迅速增加，贴到二楼，又到三楼，人们纷纷去看。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不胫而走，从校内到校外。
    揭露康生的问题，不仅是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运动的突破性进展，也是全国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重大进展。

    开始了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中央党校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整风会议揭露出来的问题，大量的与写文章、出书有关。通过与会者的揭发，耀邦掌握了大量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也促使他深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在5月5日的整风会议上，耀邦总结一个月以来的会议情况，他说，会议主要是揭露了实际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大家的兴趣，大家的要求，是解决实际问题，唯物主义嘛！但是会议有不足的地方，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批判不够。他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四人帮”在林彪垮台后，还敢于搞他们那一套，而且很凶，时间很长，要研究一下。我看他们有两条，一是以假乱真，肆意篡改马列、毛主席思想；二是结帮篡党，实行法西斯专政。他说，这个以假乱真可厉害啦！他先把你的思想搞乱。从这个意义上讲，进一步理解理论的重要性，捍卫马克思主义、主席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席思想的重要性。就在这个月的一次整风会议上，他明确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我听了他这个话，留下很深的印象。接着，耀邦就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同秘书陈维仁和其他一些人考虑，采取办刊物的办法。他自己先想了几个题目，又让人推荐办刊物的人选。6月4日，就召开会议，宣布要办一个刊物。我就是由此开始参加这项工作的。经过紧张的筹备，7月15日，耀邦创办的《理论动态》正式创刊。
    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是耀邦的语言，以后，才有了拨乱反正的用语。耀邦确立了这个认识以后，就大声疾呼。
    1977年8月22日，耀邦在中央党校传达十一大精神时，讲了他对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看法。他说，所谓到底，我体会主要是三条：（一）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牵连的人和事彻底地清查出来；（二）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全部颠倒过来；（三）把遭到“四人帮”破坏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发扬光大。1977年8月底，耀邦在党校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对“四人帮”对我们的思想、路线、理论上的破坏，是非颠倒，不要低估，要把这些东西颠倒过来，不经过一场严重的斗争不行，任务比较艰巨，时间可能更长，要几年时间。在当时来说，耀邦的这些话，确是远见卓识。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有如此严重的意义，所以，他用很大的精力来抓这件事。

    平反冤案的最早实践。
    整风会议到5月份，就提出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耀邦讲了几次。
    1977年5月7日，耀邦在一个领导骨干的小会上说，落实政策，我们是按照党的原则办事，不是按照哪一个同志过去怎么讲的办事。因为你反映的情况错了嘛！落实政策是以事实为准，以党的政策为准，不是按照哪一个人说了怎么办。这不涉及对中央哪一个同志信不信任的问题。耀邦关于以事实为依据处理案件、落实政策的思想和主张，在这个时候已经提出来了。整风会议建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依照耀邦提出的指导原则，进行工作，进展很快。当时，党校落实政策的情况很快传到外面，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落实政策，平反冤案，任务艰巨，阻力很大。耀邦为此大声疾呼。
    1977年8月10日，耀邦在整风会议上说，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总起来说，关系到我们是不是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毛主席的路线办事的问题。在这个关系大是大非的重大问题面前，我们全党绝大部分同志，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是坚决的，呼声是很高的，态度是很坚决的。随后，他就指导三位同志撰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此文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轰动，吹响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号角。
    对于出现大量冤假错案这个严重现象，耀邦考虑得很多。1977年6月18日，他在整风会议上从另一个角度讲了这个问题。他说，搞“5.16”，急如星火。说是上面某个人有指示。因为上面某个人有指示，我们就可以违背良心，违背党心？这还能当共产党员啊！某某人有指示，我可以调查。调查没有，去汇报。还要搞，我再调查。如果这个中央首长催，我就担保，没有。这就是党性。1979年1月21日下午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耀邦给我们讲了一件事。他说，今天上午，蒋南翔同志带一句话给我，中央讲得很严的，人民大学要办一些人，怎么办？但查起来，那两个人，责任不很大。但上面又讲，这个问题还没有完，要处分人。我听说有两个教员是带头的，要查。耀邦讲了他对蒋说的话：你查嘛！查出人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如果根据中央一句话定案，三个月后，就要平反冤案。这些讲话和实例，生动地反映了耀邦坚持实事求是，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的思想和精神。
    胡耀邦主持召开的中央党校整风会议，是他进行拨乱反正的最早实践，也是他推进全面拨乱反正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