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留下历史印记的中央党校党委会议

——拨乱反正回忆之十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但在粉碎“四人帮”后个人迷信依然盛行，思想普遍僵化，又有“两个凡是”的禁锢，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十年“文革”，检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需要一点智慧、勇气和胆略的。
    1977年12月，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鲜明地提出了用实践标准检验十年“文革”。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
    1977年10月7日，中央党校在大礼堂隆重举行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叶剑英也在会上讲话。他在讲话最后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是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重要任务。所谓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实际上，就是总结十年“文革”。
    组织学员研究总结十年“文革”，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教学任务，需要周密思考，制定计划。胡耀邦决定在党建课程中拿出十天时间，组织学员进行讨论研究。他让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共同搞一个计划。由党史教研室副主任（当时未任命主任）缪楚璜、党建教研室副主任周逸主持。他们搞出了一个计划。
    1977年12月2日上午，胡耀邦召开党委会议（当时中央党校是党委领导体制），审议这个教学计划。会议由副教育长（当时没有教育长）冯文彬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成仿吾、吴江等十五人（包括列席者）。
    当时的情况，正如邓小平所说，是处在两年徘徊时期。特别是，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仍然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那时，更没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概念。因此，从这次会议的记录看，大家尽管对“文革”有很多看法，但只能在肯定“文革”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前提下提出问题，发表看法。尽管这样，大家的发言充分体现出，思想是很解放的，重点是讲十年“文革”造成的恶果。我依据与会者的简要记录，按顺序摘要介绍会议讨论发言情况。
    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提出了两个方案，由缪楚璜向会议报告。他们提出的主要做法是，编文献交给学员自己学习研究，要求是“划清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界限”。
    胡耀邦没有发表系统讲话，但有多次插话。听了缪楚璜报告后，他说，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你们自己把历史都搞颠倒了。文件要立即收回。“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使“文化大革命”没按主席的想法搞。“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做法就不是主席思想。普遍夺权是主席思想吗？不是。
    讲到“第九次路线斗争”时，他说，林彪、“四人帮”干扰，使这次斗争走偏了方向，三七开，当时就开起来了。他指出，“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帮’干扰，错了就是错了嘛，部分错了就是部分错了，全错了就是全错了。”他进一步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反面材料光看文件不行，林彪、‘四人帮’还有许多没有形成文件的东西，还要看实践嘛！”接着，他列举了内蒙古的“内人党”冤案，工、农各业的破坏等事实，指出，还讲十三年大丰收？还能讲假话吗？党史颠倒的东西多啦。我们不能这样讲。你们的稿子不能用，要收回销毁。怎么讲，同志们议论。
    听了胡耀邦的发言后，缪楚璜受到启发。他说，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是否主席路线占主导地位，我没有想清楚。耀邦回答说，这个问题好答复。如延安审干，路线，主席的九条方针正确，但抢救运动结果是错的嘛！98%都错了，还能说对的吗？历史已作了结论。他用这样的方法比喻十年“文革”。大家接着发言：“文化大革命”是抢救运动的发展。比抢救运动厉害多了。
    吴江发言说，有很多提法过去是中央文件提的，现在值得考虑。什么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一月风暴，夺权的大好时机。没有一月夺权（胡：我看是反革命风暴，王洪文、张春桥的风暴，一月逆流），哪来打倒一大片，还有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十一年，林彪、“四人帮”干扰十一年，一直到揪出来。“四人帮”夺权就是打击党，打击老干部，大批判，批来批去还是批老干部，批来批去就是批毛主席革命路线，把毛主席路线当刘少奇的路线批了。这是最大的颠倒。所以从头到尾都要清算一下。清算是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主席说三七开，就是算了大帐嘛，我们要在这个大账下具体算。
    有人提出，有些理论问题，如夺权，革命当然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是否要夺权？有人认为，对毛主席看过圈过的文件怎么看？有些是他们欺骗，有些是断章取义，接过革命口号干反革命，另外有些事物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有人提出，必须用现在的观点看过去，有些问题要跳出框子（胡：当然要跳出框子）。
    胡耀邦又说：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
    成仿吾在发言中指出，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今天提值得研究。列宁提（这个观点）是在十月革命前要夺权。今天我们有政权，是要巩固。林彪、“四人帮”尖锐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夺权。今天是否还提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本来是明确的，现在要大胆重新考虑。听说我们党在农村群众中威信很低。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究竟怎样算对？这就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算账，账为什么不可以算呢？毛主席带头算了嘛，为什么不可以算？不算就没有办法消除流毒。十六条中，要重新组织革命队伍，同毛主席说的干部90%以上是好的，有矛盾。选文件有困难，我们不好说。
    一部主任杨长春说，一部学员对“文化大革命”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四川一个学员说，我们是走资派，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回潮，儒家，逸民，还乡团，总是挨整，许多问题不清楚。砸烂党支部，用对斗地主的方法斗干部。现在考虑问题有框子。说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也有十七年的估计问题（胡：你们三大讲，可以给中央写报告）。
    原副校长李一非说，一些提法很值得研究，象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似乎是经验，还是林彪、“四人帮”有意歪曲纂改马列主义，取消党，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是制造舆论篡党。
    主持会议的冯文彬概括大家的意见说：问题比较重要，也是全校同学关心的，怎么讲，要研究，避也避不开。讲什么以后党委定。他强调：“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框，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不应再说违心之言，作违心之事。没这一条，根本不要干。按着现在的方案搞，越来越糊涂。搞党史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冯文彬举例说，毛主席的干部路线从来不是打击一大片，可是林彪、“四人帮”怎么搞的？靠边，监禁，甚至整死，这就不是主席路线。毛主席从来没讲过十七年黑线专政，林彪、“四人帮”很多事完全是同主席路线对着干的，要讲清楚。一月风暴什么性质？我们看事实，不管那个电报主席看过没有（胡耀邦：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用客观事实作标准才是科学态度。
    最后，胡耀邦决定：由吴江牵头，缪、周参加，下周到我处研究，冯也参加。一个月搞出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中央党校的这次党委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否定了以文件为依据，总结十年“文革”、研究党史的思路和方法；明确提出了要用实践标准总结十年“文革”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这次会议本身就是用实践标准检验“文革”、实事求是地研究党史的尝试，开了一个好头。
    我看了这个会议记录后，联想到一件事。大约在1977年秋天，我们几个人在耀邦办公室，有人突然向他提出：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耀邦说：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的话脱口而出，说明他早就考虑过，是深思熟虑。接着，他解释，老人家是为了反修防修，思想还是光辉的，但实践是错误的，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耀邦在党委会上的鲜明态度，不是偶然的。
    12月10日，耀邦召集起草文件的几位同志在他办公室开会。他说，我主张搞一个研究讨论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搞五部分。他说：“怎么研究，抱什么态度，是方法论。方法不对研究党史也要迷失方向。要完整的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意思想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地研究，科学的态度，严肃的严密的科学的态度。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脱离实际，断章取义，……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特别是因为主席不在了，我们毛主席的后代子孙、学生们，不用毛主席的方法、科学态度，就是直接地反对了毛泽东思想，以主席片断的话为依据，就是反马列主义。”
    在耀邦指导下写出的文件提出两条原则，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以上这两条，都是耀邦在党委会议上提出的。要用实践标准，是耀邦反复强调的。
    提出用实践标准总结十年“文革”，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进行讨论，进而撰写文章，引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央党校这次党委会是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