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品：黄湖五七干校与团中央“三胡”，触及灵魂的风雨岁月

黄湖，多么熟悉和亲切的名字，它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曾多少次在梦中回到那片风雨故土，那里有我少年时代抹不去的记忆。

告别北京

1969年春天，是个多事之春。中国在珍宝岛和苏修打起来了，全国上下同仇敌忾，颇有准备和“老毛子”拼命的战争气氛；但参军与我这样的“黑帮”子弟无缘。1968年10月，毛泽东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各单位闻风而动，纷纷为办干校选址。在文革中被“砸烂”处于“瘫痪”状态的团中央机关自然也不例外。

开始听说，团中央军代表把干校选点定在安徽凤阳，刚刚结束了作为“黑帮”被长期监禁生活、允许回家不久的老爹顺口念起凤阳花鼓词：“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老妈在一旁在苦笑。后来听说又改在河南潢川县的黄湖农场，于是乎民谣又改成了“有钱难买潢川县，一半大米一半面”。那时北京人好像每月发给每人的粮票里才有一两斤的米票，白面也仅有2~3斤吧，平常基本是吃棒子面窝头和红高粱米饭，于是就知道这民谣有多大的诱惑力了。

那时我刚踏入中学半年，所见的是“一片大好”的形势。上课是宣读毛选四卷文章，算术是教打算盘；学生可以随意说笑打闹，下课打架、动刀子， 放学“拍婆子”—— 在大街上追截女生；有的为此进了学校办的“小偷流氓学习班”乃至派出所。前几届初三级毕业生都是“连锅端”，去插队或去建设兵团。下乡是早晚的事。同年级的同学、武官楼、空军和卫戍区的子弟们纷纷“趁早”走后门去参军，我的班主任陆老师等一批老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要去山西插队。在此形势下，像我这样老爹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倒的“黑帮狗崽子”又有何出路？跟父母下农村去，走就走吧。

人们开始收拾行李。这回下乡是安家落户，住房交公，大人们把家具都卖了废品。这些家具几乎都清一色，不值钱，但卖书可让我们这些孩子开了眼：有些人家里的书可真多啊，尤其是中国青年报社的著名右派刘宾雁家卖的书最多，古今中外、精装线装、什么书都有，用平板车一车一车地拉，全卖给了收破烂的人，卖了一天还没有卖完。大胆的孩子趁收废品的人不注意，把相中的书揣在怀里偷走，回家看去了。

4月15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是我踏上社会的起点。清晨，我跟着老妈（老爹随所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队伍走），赶到位于海运仓的中国青年报社院子里集合，领队干部点名宣布纪律和注意事项后，队伍开拔，目标是步行到天安门广场。那场面颇为壮观：男女老少，身背各式各样、用花花绿绿的塑料布包裹着的背包和毛主席语录牌，头戴草帽，排着四人一排的队伍，高唱“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同工农相结合”等歌曲，浩浩荡荡地前进。路上不时有人过来打听：这是什么队伍去哪里啊？

到达天安门广场，团中央机关及各直属单位的队伍列出若干方阵。人们左手持誓词，右手持毛主席语录，向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宣誓，内容大意是“我们誓走您指引的光辉五七路，同贫下中农相结合，反修防修，海枯石烂志不移”等。宣誓完毕，又继续步行开赴北京火车站。

车站站台上有不少前来送行的家属。我老弟在上小学，上课不能来。同座对面是一位名叫夏晓雨的报社女干部，车窗外一个叫郭兰燕的女孩来向她告别，这位中年妇女忍不住伏在茶几上大放悲声！另一位编辑张宛更是懊丧：他那淘气儿子张晓兵答应和他一起去黄湖，一大早却失踪了！

初到黄湖

中午12点40分火车出发，次日凌晨到达信阳车站。队伍转乘卡车，开赴两百余公里外的农场。当时地方政府组织群众夹道欢迎，老乡们手举毛主席语录宝书，在干部带领下呼口号。我好奇地观察，发现路旁拉架子车的农民，居然是驴拉套，这让我们这些看惯骡马拉车的北方孩子感到好笑。此外，农舍里的摆设也令人纳闷，怎么在灶台上摆放“灶王爷”的地方供着毛主席像和毛著？

车队早晨从信阳出发，一路上小雨时下时停，沿途所见水田明亮如镜，阡陌纵横，身披草蓑的牧童横坐在水牛背上在向车队观望。我这个第一次见到水乡景色孩子兴奋异常：太棒了！这时，我身边有个人应声道：美吧？我扭头一看，竟是1957年号称全国“四大右派”之一、一直没有“摘帽”（即右派本人认罪态度好，就从敌我矛盾改划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刘宾雁在向我微笑！这令我好生惊奇：他以“重罪”之身，竟还有如此兴致？！

以后在干校，无论何时何地，我看到他都是一副勇于“笑对人生”的精神状态。据说后来他在干校几年时间里，背完了一本《日汉大辞典》。80年代他的右派问题平反后去了人民日报社，先后写出《人妖之间》等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轰动全国（1988年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被再次开除党籍，后在美国去世）。

到达黄湖黄集校部已是傍晚时分。把大堆的行李绑到水牛车上，步行向驻地二郎岗进发。一路上都是烂泥浆，不少人滑倒了，弄得浑身上下全是泥。穿的球鞋全湿透了，穿布鞋的人只有光脚走了，好不狼狈，人们初次尝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滋味。

走了四、五里爬坡路，终于到了二郎岗。男女性分开住宿，老妈把我交给男性干部照顾，住进了牛舍。先期到达的炊事班给大家备了热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就着浓烈的稻草和牛粪味道大口喝粥，然后打着手电到附近水塘边稍事洗漱，回来倒头便睡了。

出工，坚持天天读

当上放牛倌

黄湖四五月是梅雨季节，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当时六连有个幽默段子：六连有个夏大宇（王石之子），还有个夏晓雨（编辑），所以天天下雨！出门行路难，趟烂泥、滑跟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看到报社幼儿园的老园长、一位五六十岁、又高度近视的老太太（老人姓刘，名忘记了）去食堂打饭，冒雨走在一条狭窄、泥泞的水塘田埂上，稍一滑就有可能掉入水塘里，走在前后的几个人当时都替她捏了一把汗，又无法上前帮她。好在有惊无险，老太太很沉着地通过了。

到黄湖第二天就被派去放牛。我们开始学着当地农工的口音，把牛叫作“欧”。我们到牛棚牵水“欧”，那“欧”高昂着头怎么也不肯走。后来发现，原来“欧”是害怕我们所穿的花花绿绿雨衣。农工帮我骑上“欧”背，它便欢快地小跑起来。当“欧”大口啃吃田埂上的苜蓿草时，听着雨水打着雨衣叭叭作响，浑身冻得瑟瑟发抖，嗅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气息，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儿在心头”。

放牛发生过几次“安全事故”。雨天穿雨衣骑牛上下很滑，我有一次不小心摔到牛肚子底下，幸亏没有被牛蹄子踏着。那年冬天，我从牛棚牵出两三头牛在水塘边饮水，牛饮完水一转身，我不留神被牛屁股挤到水塘里去了，爬上岸像个落汤鸡，赶快回屋换衣服，把邻居家农工的几个孩子逗得哈哈大笑。还有一次，王晓华（报社子弟）的坐骑忽然前蹄踏下田去饮水，他猝不及防，顺着牛脖子滑到牛头上、被牛犄角挡住后摔进水田，爬上来一看还好没有受伤，把我笑得岔了气。

杀“跛子上尉”

办“清真食堂”

建校初期，虽然吃的是大米白面，可没有青菜，食堂每顿都是吃煮黄豆（当时本地不产黄豆，干校从北方运来），加之天天喝苦涩的池塘水，导致我严重消化不良，腹胀，吃不下饭、排不出大便、发高烧，折腾了大约一周左右时间。老妈不知从哪里弄来两个鸡蛋，做蛋汤喝了，算是改善了一下伙食。校部有个小卖部，号称“王府井”，人们到那里能够买到一点糖果饼干吃，仅此而已。

当时我和几个报社子弟都参加大田劳动，伙食严重缺油水，每月29斤的学生粮食定量不够吃，老妈给几斤饭票，还有其他大人也纷纷解囊，勉强维持肚子需要。有一次，远在十余里外白虎岗的老爹托人捎来一网兜吃剩下的馒头，可是解决了大问题。食堂偶尔改善伙食吃面条，下工后大家都在伙房外翘首以待。面条煮熟了，勺筷少，报社印刷厂的师傅们索性下手捞面，手烫得嗷嗷叫也顾不上，场面十分热闹。

偶尔放假休息，报社驻甘肃记者车轰（车正明，绰号“小公牛”）带我和王晓华等去十几里路外的春河集赶集，买了不少油条，几个人吃得津津有味，我一连吃了好几根。车轰是六十年代的回乡知青，文革前在村里担任团支部书记，自办《白园青年报》，远近闻名。以后调到中国青年报当记者。他自恃根红苗正、声称不怕别人说他的闲话（但赶集“打牙祭”的事也只有那一次）。平日里他头戴一顶旧鸭舌帽，一身黑棉袄，腰里系一根草绳，手执一根赶牛鞭，颇有些玩世不恭的作派（车轰一年后调回甘肃媒体工作）。其他知识分子干部大多出身不好，不敢“造次”。

当地盛产野生甲鱼，熬汤大补最好，老乡常偷偷挑到干校来卖，很便宜。干部们拿工资，口袋里有钱，但在干校初期不敢买，怕挨批判（果园连曾有女同志养了几只鸡鸭，被军代表在连队大会上公开批评），几年中我们竟没有机会一饱口福。

有一条黄牛受伤跛了一条腿，叫做“跛子上尉”（在珍宝岛冲突时期我边民给前苏联边防军一个上尉起的绰号），干不了活，连队决定把它杀了改善伙食。操刀的是报社的美术编辑莫罕默德·杨兆三，他是回族，据说是根红苗正苦大仇深，少年时参加回民支队，上阵杀敌，杀牲自然不在话下；只见他磨刀霍霍，三下五除二、干净利索地把牛杀了，然后开膛剥皮，大锅烧开水热气腾腾煮牛肉，开饭时大伙好生把他一顿夸奖。但后来他担任司务长，整天弄得满食堂膻腥味，不少人掩鼻而逃。

后来开民主生活会评议伙食，大家一致认为“兆三同志为改造连队伙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把食堂办成了回民食堂，长此以往，大家多有不适，特提请支部考虑换人，云云。”不久他就被“罢官”了。

 

学犁地、插秧，挑稻

连队领导决定把放牛的活儿交给老弱病号，我们这几个子弟被派去学犁地、耙地等技术活路。

开始让我和晓华在前头为学犁地的大人们牵牛。几天下来，我俩也很快学会了扶犁。水牛拉着铁犁健步前行，我在后挥鞭吆牛，锃亮的铁犁翻起一行行沃土，很是痛快。最可笑的是报社印刷厂师傅们自称是“大老粗”，没有耐心学习用本地话吆牛，如“呲呲呲”（前进）、“唠唠”（（左转）、“撇撇”（右转）“嗞嗞”（停）等；索性用北方赶大车老板的架势吆牛：“得儿、驾、喔、吁”一齐上，时间长了牛也听得懂，只是让几位留场的农工哭笑不得。

耙地是牛拉一个约三四米长、由两根长方木嵌合的木耙，两长方木下各有一排长约数寸的铁钉，人站在耙上，用自身的重量压耙，让铁钉把犁翻的土块耙碎。我人瘦体重轻，牛拉起来省力，农场的老队长关正友看中了这一点，叫我去学耙地。人站在耙上去压碎犁翻起的土块，颠簸得厉害，弄不好会掉到耙下就把自己也给耙成泥了。好在我很快学成了“老把式”，像豫剧《朝阳沟》里唱的那样：“左腿弓、右腿蹬、”手拉牛缰、身体略后倾立，这样在耙上重心就会很稳当，吆着牛好似船长在指挥舰船破浪前行，看着田里的土块从“惊涛骇浪”变成“涓涓细流”，颇有成就感。

人们都很爱惜水牛。下工后，一般是交给牧牛人，让牛在田埂上吃得腹部圆了，下水塘洗个澡，把牛身上的泥土洗净，还用鞭杆为牛瘙痒，牛会把尾巴翘得老高，表示舒服和感谢之意。把牛赶回牛舍，晚上要加喂精饲料，用稻草包上黄豆喂牛。队里的牛都有雅号，如前面提到的“跛子上尉”、还有“大洋马”、“秃尾巴”、“短腿”、“小公牛”等；最好的水牛是“骚胡子”，是远近几十里闻名的“美公牛”，它的身架比一般牛高大，力气也大，一对犄角弯如月，攻击其他公牛直扼其颈部，可置对方于死地，远近公水牛多斗不过它，只能落荒而逃。据说因为它多次半夜挣脱缰绳，翻墙跃入或用犄角顶毁其他牛棚土墙，找母牛“自由恋爱”去，所以得到“骚胡子”的雅号。

学插秧。左手攥秧把，右手分出几根稻秧，大拇指掐住稻秧中部，其余四指并拢护秧根须插入泥中，叫做“满堂红”；如果五指弯曲，掐秧苗根部往泥里栽叫“狗蹄秧”，是错误的插法。熟练后，飞快地点秧入水，同时用眼睛余光照顾秧苗连线要横平竖直，或随水田地形弯曲成行，宛如绣花绘画，煞是好看。只是时间一长，腰酸背疼，恨不得坐在水里插。南方籍干部不乏插秧好手。记得有一次，广东站记者杨秀伟和农场一青年女农工进行现场插秧比赛，两人你追我赶，各不相让，围观的农工、干部们发出阵阵加油和叫好声，场面很热烈。

我插秧最怕蚂蝗。一次在方寨下田插秧，发现水中蚂蝗奇多，在腿边游来游去，伺机爬到腿上吸血。我插两把秧就赶紧提起腿来，把若干条蚂蝗拍下去，但很快腿上已经被叮得多处伤口流血，血多招来更多的蚂蝗，我吓得跳上岸去，不敢再下田。人人的腿上都在流血，有人边拍腿上的蚂蝗边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中午回到宿舍，大人用烟油抹在我的腿上，可下午下田，没有多久水就把烟油冲掉了，于是又开始重复上午的故事。后来农工告诉我们，那一带田塘叫“蚂蝗窝”。

六七月稻田里的秧苗长起来了，人们扛着四齿寸长钉耙下田挠秧除草，几个人一排，齐头并进，一边在秧苗行间除草，一边说笑。这活不用弯腰，所以轻松得多。农工说这叫“挠秧锄地，好比看戏”。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把收割后的水稻挑回场院晾晒、脱粒等。其中用人力从田里挑稻子回场院最辛苦。因为大多数水田没有路，手推车根本进不去。于是人们把地里放倒的稻子打捆立堆，然后用一根尖扁担（两头包嵌铁皮），先将一头插入稻捆，将其高高挑起过头顶，然后将扁担另一头再插入一捆水稻挑起走。大多数稻捆尚未晒干，水分多，相当沉重，我们人小常常举不起稻捆，大人就帮我们挑起上肩，咬牙吭哧、吭哧地在田埂上走几里路回场院，中途还不能放下休息，因为稻捆穗头朝下。放下后一个人很难再举起扁担扛到肩膀上，而且也会造成稻粒大量脱落。

八九月里骄阳似火，大汗淋漓，浑身上下全似水浇过一样。挑到场院后，壮劳力总是要赶快回去接后头的体弱者，把他们的挑子换到自己肩膀上。下工后，回到宿舍躺下就起不来了。第二天早上一摸肩膀磨破红肿了，腰疼得如针扎。那时最能体会什么叫“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刚打下的晚稻蒸出的米饭雪白喷香，后来离开黄湖就再也没有如此口福了。

泥水大战

五七校友故事多

在干校都互称“五七校友”，知识分子喜欢互相起外号，编出不少精彩的“段子”。40年了，校友聚会总要提起，津津乐道。除前面提到的杨兆三、车轰等，这里再择其若干介绍：

陈模，原报社副总编辑；据说是延安“娃娃剧团”成员，周恩来总理等老革命家都认识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摘帽”。下干校时五十多岁，班里照顾他不下大田，专管菜地。他总是大中午把我拉到宿舍旁的农舍杂物间，我俩一老一少汗流浃背地骑在农工家属的黑漆棺材上下象棋。老爷子脾气倔强，棋艺不太高、爱悔棋，不时和本人争得面红耳赤。

那时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整党，干部们要挨个“推磨”式发言到半夜，最后到主持人问：“有谁还要发言，没有就散会”？关键时刻，陈模总是要“跳出来”，说他还要说几句：于是乎从当前国内外形势一派大好、我们要高举党的九大旗帜、刻苦改造世界观讲起，最后终于落实到他的那几分菜地明天要挑水浇粪，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恳请领导把二位小将（我和晓华）支援给他浇菜地云云。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当时他是真的缺人手，还是想照顾我俩，别累坏了身体？

丁望，原报社编辑部主任，也是个“摘帽右派”。因为他使的那头水牛叫“秃尾巴”，右派又爱把“夹着尾巴做人”挂在口头， 车轰等青年编辑在背后就给他起了相同的绰号。不想80年代他“咸鱼翻身”，创办《工商时报》，被誉为新闻界改革的一面旗帜，据说是台湾邀请大陆媒体访台的第一人。许多年前丁望患肝癌去世，媒界同仁提起他莫不嘘唏。

房树民，河北人，文革前发表过小说，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他出身好，又年轻身强力壮，干农活是把好手，被选为本班班长。几个年轻人在背后也叫他“小公牛”。他曾在干校广播上“斗私批修”，痛批过去自己脑子里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成名成家”思想。但后来他终于还是“成名成家”了——在八九十年代出任作家出版社的社长。

黄纪昌，南方口音，大概因浓眉大眼，身体强壮的缘故，又常使牛“骚胡子”，故得了个相同的雅号。后来他到干校中小学当语文教员，据说教学有方，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大反“师道尊严”的年代很不容易。他调回北京后去了人民日报，是高级记者，八九十年代大学新闻教科书、中学语文课本上，都把他采写的《扬州三把刀》等新闻作品列为范文。可惜后来长期疾病缠身在家休养，已故。

张忠魁，原中国青年报编委，个头较高，白天耕田使牛名叫“大洋马”，于是人牛同名；夜晚搞整党开会，人人都要讲“套话”，他每次发言则必称“要从三忠于、四无限”的高度对照思想找差距。车轰等在背后叫他 “张忠于”。文革后到健康报担任领导职务。

刘家乾，湖南人，已故。他生性诙谐，有一次坐在床上手舞足蹈地学胡耀邦过去在机关大会上的讲话：“现在的很多事情，把人搞得像房梁上吊王八，四脚无靠！”把大家逗得开心大笑。后来胡耀邦到我班来做检查（军代表规定胡耀邦要下到全校每个班排去接受群众批判），他问胡：耀邦同志你说你脱离群众没有？你看，青运部大多都是干了一二十年的老同志，你看你能认识几个人？胡耀邦环顾四周后回答：你是刘家乾，他叫黄纪昌嘛。

回想起来，当时团中央约有近2000名干部，他作为一把手，到报社一个部门中能叫出两个普通干部的名字，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记得那天晚饭后，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胡耀邦拿出厚厚的一摞纸，开始作沉痛检查：“我14岁参加红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由于白天干活太疲劳，我很快就进入梦乡，后头竟一点都没有听到。

李明昌，南方人。据说是解放前在学运中被捕过，有变节嫌疑，文革中被“揪叛徒”，绰号“李叛”。此人身体壮，干活很卖力气，在日常生活里总是一副苦相，平时基本不讲话，开会更是一言不发，半夜经常做梦狂呼乱喊，把大家都吵醒了。但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并没有谁找过他的麻烦（这比七连被迫害致死的吴小武要幸运得多）。听说80年代也给他平反了，还担任了报社人事部门领导职务。

王石，文艺部副主任。劳动之余，他与美术编辑合作，配合当时人民日报等媒体宣传北京大兴县农民先进典型王国福事迹，写了个系列画板配说唱词的节目，拿到附近的农村去演出，记得宣传队开到村里，锣声咣咣一响，附近农民赶来围得水泄不通。王石在场地中央站定，手指画板亮嗓高吭：“往里边瞧，往里边看，看一看王国福的事迹第一篇呐”，在那个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显得颇有创意。据说他曾发誓这辈子要搞成一两个革命样板戏。到八十年代搞改革开放，南腔北调的戏曲杂耍之类听多了才发现，当年王大才子的那个说唱腔敢情是北京天桥把式的盗版？

马鹤清，报社的笑话大王。他曾被抽调到附近农村参加整党，回来后用潢川话学还他钱的公社干部如何具有“古君子风”：“及（给）你，五百文”（中原方言保存了很多古语和古音）！还有公社干部在乡村大会上郑重宣布干校干部来参加本公社整党工作的喜讯：“日妈的那团（中）央，随便捞（拉）出一个来，都是县委（处级），他们的话，你们都得听”！80年代，他调人民日报，是高级记者。

曹金良，报社驻陕西记者。一口乡音，说什么都带“子”，时任支书，人称“曹书记子”。开会他的发言最精彩：“刘少奇子，大叛徒子，胆敢反对毛主席子……”，每每把我们这些孩子笑翻。以后老曹调回陕西省人民出版社工作。

刘洪克，报社摄影记者。1957年5月间，他以巧妙设计和抓拍“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女代表为毛主席点烟”的新闻照片驰名。在干校他不顾身患肝炎，坚持冒酷暑出工劳动，但后来实在起不了床了，半夜里经常能听到他在后院屋子里发出的痛苦呻吟，后来又被送回北京看病。

杨进雄和方宝珍，当时二位女编辑好像有党内职务。，记忆中二位多次不顾白天劳动的疲劳，晚上步行几里路，来到青运部驻地，先在门外招呼一声：可以进来吗？得到同意，进门，搬个小凳坐下，开始讨论如何保持党的“朝气勃勃”先进性之类，我和小华可扛不住，直接呼呼大睡。

秦浩，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在干校和我老爹一起在牛班放牛赶牛车。他文理科都很棒，干校后期给知青补习过文化知识。后来刘大洪、王小军都特别感谢他，说要不是“老秦浩教得到位”，后来不可能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硕士生。秦浩后来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已故。

邢崇智，原团中央青农部长。在干校人称“邢老大”，后来好像是出任果园连的领导干部。80年代先后出任保定地委书记和河北省委书记。已故。媒体上有回忆文章，说他为政公正清廉，口碑很好。

伍绍祖，原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干部。90年代出任国家体育委主任等职务。据报社子弟、知青张晓兵回忆，伍绍祖曾给我俩开的推土机打下手，用铁锹向作业死角填土。但他喜欢指手画脚指挥我们推土，我俩不买他的账，我还故意加大油门推一铲土猛地向前挤，差点把他挤到河里去了。我那时不认识伍绍祖，所以对此事也没有印象。

记得在干校撤离黄湖时，报社子弟、知青赵力任曾向我出示一据说是出自中国青年出版社七连副总编辑马萧萧之手的一首自由体新诗，内容是怀念黄湖的山水草木、怀念自己亲手耕种过的大田和菜地，感情真挚，文字优美，可惜我当时没有抄下来。回想起来中国青年出版社高级编辑人才济济，如吴小武（萧也牧）、江晓天、黄伊、张羽等诸多老编辑、六十年代曾感动全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长篇小说《红旗飘飘》《红旗谱》《红岩》，直到文革中毛泽东点名让继续出版的《李自成》等名著，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我想这些“文豪”一定不会忘记黄湖，黄湖也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

中国青年报印刷厂“五连”的师傅们。由于下干校是“连锅端”，印厂大部分师傅想不通，说是“工人阶级”受到“臭知识分子”的连累，对下干校造成家庭分居和生活困难意见很大；到黄湖趟烂泥、日晒雨淋、靠体力干大田农活等更是不习惯，牢骚满腹。到食堂开饭时骂骂咧咧、敲盆摔碗，军代表亦无可奈何。但后来无论下农田还是修堤抗洪也都是“甩开膀子”一显身手。以后还组织了巡回宣讲队，到各连汇报“老大哥”如何受“老九”的精神境界感染，进而认识到工人阶级也要改造世界观。

一年后，这些“刺儿头”最早奉召回京，被分配到当时“印刷技术力量奇缺”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印刷厂。告别黄湖那天， 编辑部的“臭老九”们纷纷赶来话别，从二郎岗到校部五里长相送，大家依依不舍，泪流满面，登车时老少师傅们竟放声嚎啕。（后来中国青年印刷厂印刷学校的学生重新分配工作、告别黄湖时重演了这一幕。）

在稻田插秧的胡耀邦

“胡彪贤弟”

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路金栋、王照华、李淑铮、徐惟诚、王道义是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在干校的逸事，人人都能讲出“段子”。

胡耀邦的“段子”前已提及。在干校时，青印厂印刷学校的学生和机关子弟戏称他为“胡彪贤弟”（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一土匪的名字）。据说有一次在大田干活之余，老胡行“小解”，有人逗他：老胡老胡，那边来女的了！他头也不回地回答：看，是她的问题！于是成为干校子弟最著名的“保留段子”。

胡耀邦也曾给我们的推土机“打下手”。车子开到河堤上，我师傅张庚生一见是老胡，下车凑过去“蹭”好烟，然后一老一少坐在河堤上边抽边聊，看样子过去就很熟。

记得有两次曾在校部看到，胡耀邦在路上与两个最高级别的军代表相遇，胡耀邦几乎要避让到路旁的沟里去了，军代表则在路中间昂首前行，双方一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

1971年冬，据父亲丁磐石回忆，1971年冬，在校部听军代表传达林彪叛逃事件文件，室内煤气重，散会后李淑铮煤气中毒昏倒（我父亲因坐在靠窗户附近作为幸免），耀邦在回方寨的路上也煤气中毒昏倒了，幸亏有放学的几个中小学生及时发现，背着耀邦走；后来又有大人赶到，轮换着把耀邦背回去了。

胡克实也给我开拖拉机和推土机打过两次下手。有一次是用我所开的拖拉机输出动力带水泵抽水浇地，半夜里发现有黄鳝在塘埂上打洞、水塘漏水了，胡克实脱掉衣裤下水找洞堵洞，水里相当寒冷，胡克实冻得嘴唇发紫、浑身直打哆嗦。还有一次，我开着干校新买进的东方红推土机到关寨，又是胡克实扛了一把铁锨、提了一暖瓶开水来打下手，见到新车很高兴，向我了解机车的型号和特点，连连称赞。中午我和师傅轮流吃饭休息，胡克实带我去关寨食堂吃饭，还在他所在的集体宿舍睡了午觉。

王照华，被从牛棚“解放”出来后任机务连副连长，常搭乘我们的拖拉机下现场检查工作，还老带着一把长把铁锨、两头横出驾驶室外，很不安全。我们说没必要带锹，但他不肯，说是不能脱离劳动。我们就老想着给老爷子找个短把铁锹。他曾发牢骚：“过去机关里那么多干部，工作又不接触，怎么可能都认识？现在大家在一起劳动，当然是‘烂熟’了”。

路金栋“老中青”结合到干校革委会任副主任，几次到机务连来“检查”，和干部职工都很熟，他的名言是，“现在是‘无官厚禄一身轻’。所以不但要干好眼前的工作，还要多学习理论，准备承担更艰巨的任务，等等。

王道义，工人出身，也是被结合到干校革委会任副主任，是位待人忠厚的长者。张晓兵最爱模仿他讲话的山东口音：“机务连知识青年多，希望多”。他的儿子王小兵来干校探亲，还跑来学开“铁牛55”拖拉机。

胡启立、李淑诤、徐惟诚在白虎岗二八连，接触不多。

马石江，原中央团校党委书记，在干校是生产组成员。常到机务队跟车下大田检查工作，常和知青一起说说笑笑。据说文革后出任北大党委书记，慧眼识珠，成功说服法律系毕业生李克强，留校任团委书记，以后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胡克实同志在五七干校挑稻谷

两次救人的经历

干校初期大力提倡所谓“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等极左口号，人们长时间繁重体力劳动得不到休息，劳动强度超过人体生理极限，加之不讲科学蛮干、导致死亡等事故连续发生。钱大卫、武新富（心脏病突发猝死）、范泛红（农药作业中毒）等人先后死亡，都是当时极左路线下的牺牲品。说起来本人也有两次救人的“壮举”，被救者是刘庆芳、傅承君。

刘庆芳，当时是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他到干校较晚，年龄较大，患有肝炎等慢性病，班里分配他在陈模领导下种菜。一天，我在场院干活口渴了，跑回宿舍喝水，一进门，就听见呻吟和念毛主席语录的声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一看，是老刘在床上手捂胸口，脸色苍白、表情十分痛苦。他看见我进来，吃力地让我帮他喊医生。我急忙跑出去叫场院里的人火速去医务室叫来医生。诊断结果好像是心脏出了问题，好在抢救及时。好像不久他就返京病休了。

70年代后期，我当兵回京探亲，在宿舍楼门口遇到刘老，老远他就认出了我，走过来亲热地握手打招呼：“在哪里当兵？长个子了！到我家玩去吧”（他儿子是我的高年级同学）！老人脸色还是苍白没血色，后来听说他去世了。

傅承君，报社驻山东记者。他人矮体胖，当年他使的那头牛绰号“短腿”、故与坐骑同绰号。他有心脏病，血压高等疾病，但干活很认真。记得是1969年冬天，宿舍里已经生炉子，多数干部返家探亲了。老傅还没有走，半夜里一个人在屋子里鼓捣炉子，大概是烟熏加缺氧，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当时我已经躺下，迷迷糊糊地忽然听到隔壁有人叫我的名字，急忙披衣跑过去，只见他坐在床沿上，紧闭双眼、手捧《毛主席语录》宝书，口念“下定决心……”，呼吸急促。我急忙开门通风，一面上去架住他，大叫“老傅你坚持住！”一面高声喊人。别的宿舍里的干部听见喊声，跑来帮忙，请来医生，开了药，又通了风，症状才得以缓解。

后来他回山东，一直在家病休。再和他老人家见面，已经是80年代后期的事了。

学开拖拉机

1970年春节后，接到通知，调我和王晓华到机务连学开拖拉机。从这时起，我们10来名子弟正式转干校知识青年，待遇是一个月发15元生活费。

拖拉机班由原农场拖拉机手、团中央的司机师傅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有很多是来自全国和省里的劳动模范、技术能手等）组成。开始我被分配在德特-54胶轮式拖拉机上，经常挂两个拖斗，为干校拉树苗、修路和基建盖房拉沙子等。有一天我被领导留下修农具，我的农场师傅李厚生那天开车去黄冈拉红麻，雨后路滑，车子拉的后拖斗翻了，当场压死了2名干部，重伤2名，消息传来，大家心情很沉重。

后来，我又学开履带式东方红拖拉机拉五铧犁犁地。机犁比牛犁又先进得多，犁得又深又快，师傅在前面开车，徒弟在后边打犁（负责掌握深浅度，到地头起落犁刀架等）唱歌，很开心。很快我们几个徒弟都可以单独出车了。一次我在前边开车，牛燕青在后边打犁，他只顾唱歌，翻起的巨大泥土块一下将他脚上的拖鞋打掉了。他急忙跳下铧犁回头去找，可已经找不到了，校部小卖部又没货，以至以后好长时间里他下工后洗完脚没有拖鞋穿，一时传为笑谈。

黄湖属于大别山流域，年年发洪水，干校年年抗洪抢险加固堤坝，队里先是改装了一台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做推土机，张小兵在这台车学徒。但该机车动力不足、钢丝绳绞盘操作大铲升降，钢丝绳磨损率很高，效率低。很快干校通过河南“老团干”的关系买回一台东方红-60液压升降式推土机，动力足，快慢两个倒档，大大提高了推土作业效率。队里决定让我上这台车学徒。以后队里又仿照着这台车改装了一台东方红—70液压式推土机。贺明勇跟这台车学徒。

学推土的过程很有趣。师傅一旁怎么指点都没有用，索性放手让徒弟完全凭自己感觉判断车子的平衡、大铲吃土的深浅、发动机负荷的程度等；如果大铲吃浅了没推到土走空车，吃深了发动机会憋灭火，甚至严重损坏机件。开始我们三人学推土都是推“猪啃坑”、“瘌痢头”，“搓板”， 发动机常常憋灭火，非常恼火。但半个月以后就“上路”了，以后越推越自如。新成立的推土机组3台机车在抗洪筑坝、填平旧宅基地{一户四面环水塘}和渠塘，全面改造大寨田方面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黄湖烂泥塘田多，推土机负荷太重（经常下水推土），以至于造成离合器打滑，需频繁更换离合器片。师傅们反复研究，想出个“狠招”， 在原来的分离弹簧上多加垫片，使分离弹簧对离合器片的承压能力增加一倍，但随之驾驶员蹬踏离合器一次的重量，也大大增加，而我们这些推土机手，每天蹬踏离合器，换挡前进倒退推土的次数在千次以上！记得一次农场的机务队长傅尚义驾驶我的车，一踩离合器吓了一跳：“这离合器踏板也忒重了点吧！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呀”？说起来可能没有人相信，我们师徒几人干一年下来，3台推土机驾驶室座位上的皮靠背上都磨出一个大洞！

干校机务连荟萃了不少高级技术干部人才，如一级汽车驾驶员、六、七级车工、钳工、电工和钣金工等。记得又位河南籍干部姓王，据说是八级钳工，人称“王八级”。这些能人搞了不少技术革新，除了前述改装推土机，还自制了能安装在丰收牌轮式拖拉机上的一号、二号珠江自动联合收割机等。

每次出了革新产品都要开庆祝大会。记得农场职工、机务队副队长胡彦才在全连大会上发出豪迈宣言：“没得嗡（推）土机，俺们操（造）一个，没得‘珠江’，俺们操（造）一个，愚公移山，改操（造）中国”！散会后这豪迈语言马上成为知青们的口头禅。

机务队搞文艺表演时，大家总是要起哄让原团校职工、油库管理员韩勋芳“来一个”，他也从不客气，站起来高亢一首家乡河北梆子腔“大海航行靠舵手”。散场后，有人和他打趣：“老韩，你怎么唱一回一个调？”老韩悄悄地告诉我，他最高的理想是当一名五七文艺战士，云云。

当时存在为搞献礼工程搞人海会战、赶进度，不重质量、不计成本等突出问题。例如1970年为向节日献礼，搞大会战，连夜组装一台东方红拖拉机，结果一连敲碎2个在当时很难买到的后驱动轮轴承，刘增平等师傅对这种追时髦、赶进度的做法当场提出意见，甚至原青年印刷学校学生杨连仲愤而退场。再如建大寨田工程中，搞所谓“铁牛下水田”，也对拖拉机造成严重损害；等等。

自制联合收割机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与“触及灵魂”

当年周恩来曾对教育工作者谆谆教导：我们不能对青年只宣传好的一面，不讲问题的一面。青年人不了解社会的阴暗面，将来是要吃大亏的。今天回头看总理这段话，讲得很深刻。

建校之初，报社子弟刘大洪（后来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硕士毕业）和梅青（现任外国驻华使馆房修公司总经理）受命押运干校物资来黄湖。到干校后，他俩神秘兮兮地说，路上看到有讨饭的！真没想到咱们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这种现象！

1970年夏天大别山发洪水，干校出动推土机、搞人海会战全力护堤保农场。对岸李店大队数十男性农民单手持铁锨、冒生命危险游过洪水滔滔的黄堰河，要挖开农场大堤，他们愤怒地向军代表提出抗议，你们拿着国家发的工资，旱涝保收，还仗着人多机械多修那么高的大堤，让洪水淹我们农民的田和房子，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后来军代表同意恢复过去农场的老办法，开跃进闸放一部分洪水进入农场，淹没内堤外湖的约1000多亩土地，缓和对岸农村的压力，矛盾才得以缓解。

在黄湖，我们经常看到附近农村的青年农民娶媳妇回家，小伙子挑一副担子走在前头，前边是一个新箱子，后头是一床新被子，新媳妇就是一把新油伞，遮阳遮脸，避行人。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当地频发洪水，农民为了逃难而不置家具。其实到山岗上农家看看，也同样是家徒四壁。

我曾随家父到他所参加整党的李店大队，看到一群在搞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社员，一个个都戳着铁锨立在地头说笑，半天才扔出一锹土。当时实行“大寨工分制”，农民叫它“大概工”。基本是强劳力干一天记最高分九分，也就是三毛来钱，弱劳力和妇女还更低。人们能有什么生产积极性？据说现在粮食收购价格是一斤大米近1元钱，而在当时农民要先交公粮，后卖余粮，市场价格也才4角钱。

跟着老爹进入一农户家中作客，这家“后屋里的”（当地男人对妻子的谦称）正在灶台后边“烧锅”，她为打不到草、做饭没有柴烧而落泪（二八连子弟李斧曾回忆起当年在白虎岗半夜里守堤，设伏驱赶进入农场打草农民而深感内疚）。当时我以为在李店看到的落后社队是个别现象。但我当兵后，私下里曾问过一同入伍的罗山县战友，也问过来自温州和黑龙江等地的战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包产到户乃至分田单干才是出路，学大寨只能喝西北风。

还记得有一次和机务队的几个师傅和知青伙伴一起去白虎岗外的农村看县剧团的演出，到达村里只见戏台前挤满了大人孩子，场外有若干维持秩序的民兵手持竹竿，口叫“狠悠（抽）、狠悠！”向不愿坐好，个头高一点或不听话的人头上抽打，人群中不时传出孩子的哭叫声大人挨打后的叫骂声。

对干校指导思想的反思

今天，重新对五七干校进行评价，认真总结其中历史教训，是很必要的。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之流对团中央的整体评价是：“修”透了，所以要“连锅端”，统统下干校。那么下干校后如何解决“修”的问题？那就是要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下中农相结合、实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应该承认，军代表当年为此还是花了心思的，其干校总结报告中宣称：五七干校，既不同于文革前的党校团校，也不同于普通的国营农场。它是通过体力劳动，改造思想的场所。据此论，办干校可以不像党校团校那样去苦读书钻理论应对考试、不像国营农场那样去计较投入产出的经济成本。（干校也提出过几年内实现粮油肉菜“四自给”，以后还要实现“工资自给”。但投入成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不难看到，所谓办校的核心，是要“炼一颗红心”。可惜的是，那些知识分子越是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看到农村的贫困现状越多、越促使人们对农村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运动、乃至对文革进行反思。尤其是林彪事件后，这种反思愈加广泛、日益强烈。

胡启立同领导干部学马列

对“理论”的反思

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越能够激发出人类追求真理欲望，而且表现得更加具有的韧性。在干校期间，人们不仅表现出同甘共苦、勇于牺牲和团结友爱的美德，也出现了人们不顾白天出工的劳累，半夜还汗流浃背地在煤油灯下苦读书、学理论的景象（包括干校中学子弟的浓厚读书风），回想起来是很感人的。

上世纪80年代，我参加自学考试，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课程，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用所学理论对照自己的经历加以思考。其中不难发现，当时把人们都去从事体力劳动，实际是抹杀脑力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抹杀高级与低级劳动、复杂与简单劳动的区别，抹杀现代社会个体分工和商品等价交换的必要性，抹杀商品自身不同的价值及与之所体现出的不同劳动效率（譬如叫钱三强下车间打扫卫生、叫袁隆平下大田专司拔草之类），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又不计成本核算；不啻是企图退回到原始的简单生产方式、搞大呼隆的人海战术和“大锅饭”时代去，只不过是又一次重复原始共产主义空想试验，造成了社会资源和人才物力等方面的巨大浪费，是一次民族和中国社会空前的浩劫和倒退，其历史教训十分深刻。

对革命传统的反思

文革批判胡耀邦“修到家”了，依据之一是胡出入上下班都是吉姆专车接送，所以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有一个笑话，说胡耀邦挨斗被关起来后，团中央机关造反派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某星期天放胡回家看看，胡耀邦出了机关大门，若干时辰后又回来了。传达室师傅好生奇怪，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胡不好意思地回答：不知道回家怎么坐公共汽车！）下放到干校，天天扛麻袋，和群众“打成一片”了，当然受到群众的赞扬。

另一个例子是，胡启立与一位名叫杨某某的青年干部看守幸福闸，杨志行打死了进入房屋里的一只水獭，剥下皮毛拿到白庙集上卖了5元钱，然后买了些肉回来，与胡启立一起“打牙祭”。杨某某回连队还得意地与人吹嘘俩人“打牙祭”的美事，引起了一些人的警觉并检举，于是军代表在全校范围内发动一场“三评水獭皮事件”的革命大批判，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

但当时更严重的问题人们仿佛视而不见——干校产生军代表这样的新特权阶层——在京乘机抢占去农村扎根“老九们”交出的住房（而且要占层位最好的）；下干校拍脑袋瞎指挥、基本不参加劳动，开摩托车到处逛（有时后头还带个年轻的女干部），拿猎枪打野味（还有一青年干部扛着枪挑着野物跟在屁股后头走，活像电影里进行“扫荡”的日本鬼子），开小灶搞特殊化，甚至乱搞男女关系等；有个来自装甲兵的干部把拖拉机当坦克开，一头扎到五七路旁的水渠里去了，幸亏没有再次发生伤亡事故。干校后期，一军代表把自己的侄子从山东老家接来，顶干校知识青年的名额进信阳的工厂。我们几个知青知道后，到校部找他“论理”，当时他的态度还比较好，以后把侄子又送回山东，据说还做了检讨。

那时人们已经对军代表的所作所为很不满，只是敢怒不敢言。不知如果干校再多办几年，军代表不撤回军界，人们的不满积攒多了，会不会有一天再来个“总爆发”，把这些人也批斗后赶入牛棚改造？

对科学的反思

1986年我曾回黄湖，农场场长自豪地对我说，你们办干校那时的干劲可嘉，但那时的水稻亩产最高也不过五六百斤，现在农工包产到户，亩产普遍能达到千斤。这正是对当年干校人海战术的莫大讽刺。其实当年就听说周总理请美国农业专家阳春、寒早介绍美国的家庭农场，几千亩土地，一家几口机械化耕种，粮食亩产远高于我们。当年周总理的用意显然是针对“农业学大寨”那一套做法的。

据说现在通过水稻杂交亩产马上可达到2000斤以上，但有人质疑土地和水资源是否还有多少承受力。其实以今天环境科学的眼光看，黄湖如果搞退田还湖，可以起到蓄洪排涝、涵养和调配河流水量、补充地下水、调节局地空气湿度等效果，还可以发展水产养殖、大大丰富生物多样性系统，其产生的经济效益、环境和人群健康效益、以及发展旅游等诸多社会效益，又会远比现在单纯种地高得多。但这要涉及黄湖近2000人口的移民安置问题，这类问题对地方政府又是棘手的难题。

来源： 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