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卓如：胡耀邦要求机关不称官衔，不设小灶
共青团中央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经过长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军队从战争年代时一切为了民族解放胜利的战争机制转变为和平年代的建设体制。
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史无前例，无教科书的重大课题和首要任务。国家机关各部门虽然留用了一批爱国的国民党旧部和各民主党派的仁人志士。但是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急需快速培养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经济，稳定民生，建设一个东方崛起的年轻共和国。
1950年爸爸妈妈双双从河北省上调团中央。6月爸爸卸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调任团中央青农部秘书主任。随之妈妈也从河北省团报上调北京，在团中央组织部干部科任科员。爸爸时年32岁、身高1米79、谈吐文雅、风度翩翩。妈妈1米7高挑身材、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美丽端庄、芳龄21。他俩正值风华正茂之年，绝对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儿恩爱夫妻。
建国初期的父亲和母亲
当时团中央的全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爸妈刚刚调到团中央时第一书记是冯文彬，冯在苏区少共中央局时是胡耀邦的上司。胡耀邦那时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他的顶头上司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因为胡耀邦在川北区两年多执政的卓著成绩，被周恩来总理看中，拟调他进京任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新组建的“建设工程部”任部长。
那时刘少奇作为党中央领导之一分管青年团的工作，正着手调整和加强团中央的领导班子。刘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团中央新领导的三人候选名单：胡耀邦、陈丕显和谭启龙。毛主席圈定了胡耀邦，并指示：团中央的工作还是由胡耀邦同志来做好。后胡耀邦伯伯的秘书跟我妈妈说，他起初真不情愿当团中央的书记。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无奈毛主席批示钦点了胡耀邦调京主持团中央的工作，他服从组织分配，于1952年8月10日走马上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胡耀邦一到团中央就带来了新风，他身高不足1米6，是国家领导人里与邓小平一样的矮个子。但他精力充沛、行事果断、号召力极强、联系群众、从来不摆官架子，对人有一种极大的亲和力。
他上任伊始就立下约法新规：无论在什么场合，不准称呼官衔，一律称同志。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干部都有口碑，在正义路这个大院里没有首长和部下之分。上至书记处书记、机关干部、中至秘书、警卫员和后勤人员，下至司机、机关食堂的大师傅和传达室的老大爷都亲切地称呼他“耀邦同志”。
其次是不设高干小灶，所有人都在机关大食堂排队打饭。他认为这两条是杜绝官僚主义和搞特殊化的好方法。这在其它中央机关和国务院部委里是绝无仅有的。几十年后直到他官至政治局常委、党的总书记时大家依然亲切地称他“耀邦同志”。团中央至今也只设一个机关食堂。他身体力行，几十年如一日。
胡耀邦真正是当之无愧的共产党初衷的践行者。后来我稍大了才懂得，为何父母总称他“耀邦同志”。我们小字辈自然而然地称他“胡伯伯”。那时偶尔在大院里碰到他打招呼，就像邻家大伯那样亲切。从来没有怕过他。1952年胡耀帮在团中央一走马上任就是12年，直至他1964年调任陕西省委任第一书记，兼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
团中央是培养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党的接班人的摇篮。那里的干部与众不同的是年青化和流动性。无论是书记处的书记、还是一般的科员是中央各机关和部位里最年轻和朝气蓬勃的一群有志青年。他们通过在这里的数年工作实践、下基层搞调研和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的知识。几年后就被输送到中央机关、国务院部位和省市自治区去工作。
爸爸妈妈那一代少年时期就经过兵荒马乱的时代，新中国诞生后特别懂得珍惜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他们青年时代就进入中央机关、当属建立共和国的第一批精英。他们踌躇满志、朝气蓬勃、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爸爸妈妈在年龄的黄金时代建立了自己美满的小家庭，50年代初他们生下了姐姐丹茹、我和弟弟萧伯。那时是供给制，房子是机关分配的、看病是公费医疗、幼儿园是免费的。那几年是他们日子过得最幸福和安定的。
东交民巷
团中央坐落于正义路东南角的 “北京东交民巷御河桥3号” ，机关大院儿可大了，院子里苍松翠柏、鸟语花香。主楼是一栋典型的欧式风格建筑。幼儿园就位于大院的最东南角，既安静又安全。不仅没有进出车辆的打搅，而且孩子们在幼儿园的院子里嬉笑打闹时也不会影响到大人们办公区的肃穆。
从台基厂到正义路这片区域是老北京有名的东交民巷，东交民巷是北京最长的胡同、长1552米。新中国成立前是外国列强的领地和皇亲国戚官邸所在地。在法国梧桐参天大树的林荫大道两侧至今还保留了一些欧式洋楼和基督教堂。这里有日本公使馆旧址、原法国兵营、原法国银行和法国邮政局及法国使馆旧址、意大利和比利时使馆旧址、圣弥额尔天主教堂、安亲王府、肃亲王府等等。置身此地立即感到厚重的历史沉淀。
1951年12月18日我在北京XX医院里哇哇出生落地。尹家添丁、爸妈又盼来了第一个男孩儿，家里人人喜上眉梢。因舍不得送我去幼儿园寄宿，爸妈就决定将表姑姑从老家接到北京照顾我和这个已经六口人之家。1953年弟弟小波出生了，我家又添了一个男孩。小波六个月时我也快满2岁半了，爸妈才决定把我和弟弟小波同时送入团中央幼儿园与三姐丹茹在一起。丹茹姐比我大一岁多，1950年生人。她刚满两个月爸妈就把她送入团中央幼儿园了。
至此，我们三个孩子都在幼儿园不同的班，每个星期要在幼儿园寄宿六天。所以我记事时几乎对外面的家没啥印象，更多的记忆源于团中央大院的幼儿园和正义路。团中央幼儿园首任园长是苏哲老师，据说她在延安时，就是延安保育院院长。可谓桃李满天下。苏老师高高的个子，和蔼可亲，对每一个孩子都像亲生的儿女。家长特别尊重她，孩子们干脆称呼她苏妈妈。那时苏老师的女儿刘红权也在这个托儿所。三姐丹茹与红权从托儿所开始就结下了深厚友谊。长大后我们各奔了东西。
蹊跷的是四十年后我们仨的人生轨迹再次汇交在一起，我与刘红权在海外居然成了同事，她的先生就是发小刘京生，京生是我的老板。可惜三年半后京生任满，他与红权双双回国。在我家吃饭话别时大家都恋恋不舍，红权的眼圈都红了，他俩是我终生惦记的知己。京生后升任北京保监会主席，中国再保险公司的总裁，他还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取保险博士的秀才。
记得弟弟小波最不喜欢上幼儿园，一到星期日下午该去幼儿园时就开始发低烧，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痛，赖着不上团中央的班车。二姐俊茹说我那时很乖，和三姐最爱上幼儿园。二姐在她的回忆录中收录了爸爸给大姐俊英的信中写到：“卓如更可爱了，他能唱许多歌，也唱一两首舞曲，而且字音念的挺真、并是那样的合拍。”
由于团中央是年轻人工作的地方，它既是中央机关，更是全国青年的大本营。那时适逢周末经常举行舞会，除了大院内部的还有全国各地来京开会和培训的青年以及兄弟部委的领导、甚至中央领导也会光临尽兴。每逢舞会平时着装朴素的叔叔阿姨们都摇身一变，穿着笔挺中山服或西装的帅气十足的叔叔与身着漂亮布拉吉连衣裙美丽身段的阿姨们踏着节拍、翩翩起舞。
爸爸的高挑身材、清秀的长脸盘儿、高高的鼻梁、一头乌黑的头发总是梳理得一丝不苟地向后披着，他是女青年追逐的舞伴儿，每换一个舞曲时就有新的女舞伴主动邀请他共舞。他潇洒的舞姿和领着舞伴儿的和谐默契在舞会上总是那么引人注目，他是那个年代少有的潇洒自如和负有西洋派头的美男子。
那时的干部在解放区都会扭秧歌，但舞会上他们更钟情现代的“圆舞曲”和“华尔兹舞”。他们这批年轻人每逢“五四” “七一”，特别是“五一”和“十一”盛大的节日在中山公园和天安门广场是舞会联欢的主力军。我好羡慕他们的风采动人、朝气蓬勃的金色年华。总想自己快些长大，可以做大人做的事情。可能是耳濡目染，自然会哼哼出一两首舞曲来。这也许是爸爸信中提到的我会唱一两首舞曲吧。
正义路
我稍大点儿可以奔跑时，最喜欢跟着姐姐在正义路南北两条单行道中间的林荫大道玩耍和追扑蝴蝶。这里永远是那么不可思议地清净祥和。也可能是因为正义路东边是北京市政府（旧址，现已迁到通州政务区），西侧是公安部等重要部门所在地吧。林荫道中间种植着各种花花草草，从春至秋艳丽芳香。在这里永远可以聆听到美丽的小鸟鸣叫。北京的酷暑是有名的干热，正午骄阳似火时树上的季鸟 （蝉——知了的北京方言）叫声一波高似一波，而傍晚的蟋蟀鸣声伴随着习习的清风会驱散盛夏的烦躁。
从公安部的东门向北前行接近长安街处，在正义路的西北角坐落着一组雕梁画栋的中式古建筑，没记错的话是翰林院旧址、原英国驻华大使馆（代办处）所在地。我第一次在这里看到白人洋鬼子时睁大眼睛好不稀奇，不知他们叽里咕噜地在说啥。
北京正义路至今是我留恋的一条两侧有异国风情厚重建筑的飞地。无法想象离天安门和前门大栅栏一箭之遥的正义路像是一块世外桃源。虽然团中央在文革时被北京卫戍区占用至今（文革后中央机关恢复功能，团中央向党中央申请迁回旧址，据说胡耀邦亲自出面交涉未果）。最后团中央只得在正义路南口和前门东大街交汇处的西南角盖了一栋新的办公楼。那是座没有一点设计灵感的火柴盒式建筑。失去了昔日的厚重感和历史的沉淀。
无论如何北京是我的出生地，正义路东南侧欧式建筑的团中央大院儿是我的摇篮；这条路的西北侧的另一端那组红墙绿瓦、飞檐斗角的瑰丽建筑从小就给我神秘感。这两栋风格迥异的建筑冥冥中无意暗合了我一生的起点和归宿。
进城后北京的家
爸妈进京后搬过多次家，我因年纪小，记忆中已经模模糊糊。那时进京干部的家都是单位分配的，不同级别和孩子的多少决定房子的面积。解放初期没有楼房，住的都是平房大院和四合院。记得1953-1956年住在八面槽大院中，八面槽位于王府井北端，在天主教堂对面。那时院里还住着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陈先等老领导。八面槽离耀邦伯伯富强胡同的家不远。爸爸和妈妈步行就可以去胡伯伯家串门，很是方便。
这个八面槽大院里先后住过荣高棠、李梦华、袁伟民、徐寅生、路金栋和何振梁等国家体委历任主任和副主任。可惜伍绍祖担任体委主任后于2006年将八面槽大院卖给了开发商。与北京的不少知名的建筑和街道一样的命运，半个世纪体委领导们住过的八面槽大院从此消失了，只有天主教堂尚幸运地保存下来。
1956年我家迁入坐落在宣武区的 “未英胡同” 一座两进北京四合院。房子的窗户非常大，采光极好，冬暖夏凉。院中植有海棠树和梨树，每逢春天海棠树的粉花和梨树的白花在微风中飘逸，花繁叶茂、香气满园。院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假山，那是我们孩子最迷恋攀登和玩耍的地方。
宣武区的北京名牌小吃可多了。记得一位老大爷每天下午都定时路过我家大院，只要听到他吆喝“煮五香蚕豆勒”我就一溜小跑地打开大门将姑姑给我准备好的三分钱递给大爷。大爷用一个蹭亮的金属小铲儿搓满五香蚕豆后灌入用旧报纸叠成的精致的三角纸袋里。我捧着纸袋一粒粒地享用煮五香蚕豆。那蚕豆煮的不硬不软，取出一粒放在嘴中一嚼，那个香劲儿就甭提了。咽下蚕豆后还要慢慢地咀嚼蚕豆皮，五香味道都浸透在皮儿里。可惜当今再在北京也找不到味道那么地道的煮五香蚕豆了。
表姑成为家中一员
爸妈那时工作繁忙，早起晚归，家里又添了我这个长子，我刚哇哇落地，爸爸就决心将他表姐从乡下河北定县（现定州市）接到北京来照顾我和这个七口人之家。从此表姑姑就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她在北京去世。我们待她比亲姑姑还亲，一直视她为家中的重要一员。
姑姑因从小就接受新思想、没裹过小脚（缠足）、是个大脚女人。抗日战争期间当过村妇救会组长，组织老乡们给八路军做军鞋、送饭、送公粮。姑姑的独生子杨立春是八路军，不幸在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石门战役中英勇牺牲。姑姑是响当当的革命烈属，我们都非常敬重她，她待我们也像亲生儿女一样。
姑姑年纪轻轻就独身生活，她的男人在外面有了小老婆，移情别恋、抛弃了姑姑去了南京。我从小就听姑姑唠叨说她命苦，但一直活得很坚强。因为那时每周只有星期日一天休息日，爸妈晚归早起。我平时很少见到妈妈，姑姑一手把我拉扯大。从小她教会了我许多许多。我也特别疼姑姑，对她的爱不亚于对亲生母亲。
姑姑料理家务真的是把好手。那时爸妈就靠他们的工资养活这八口人家，收入都交给姑姑管理。姑姑身子板可硬朗了，把这个家打理的井井有条，真的不亚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姑姑做的一手好饭菜，精于北方的面食，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她不会做的。至今我拿手的包饺子、烙菜盒子、手擀面等手艺都是受益于姑姑手把手的传教。
别看姑姑是乡下人进京。她麻利干练把家整理的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没有姑姑不可想象这个家会如此的和谐平祥，爸妈也不会无后顾之忧地投入繁忙的工作。姑姑就是这个家的粘合剂。
姑姑不仅仅主管全部家务，在生活上抚养我们，还担当了我孩童时期的幼教。每天我们睡下了她都将爸妈带回来的报刊翻一遍，姐姐给我们买的小人书连环画她也爱不释手。姑姑在农村虽然没念过几年私塾，但她可认字了、且记忆力超强。读过的报纸和连环画、收音机里听过的评书联播，过目入耳不忘。
我每天最兴奋的时刻是午睡后听姑姑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她为人忠厚善良、崇尚忠孝礼义。她讲到杨家将精忠报国和受到奸臣的陷害时声情并茂，每次讲完我都吵吵着让姑姑再讲一个再讲一个。姑姑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后来我长大了，渐渐了解到更多的家史，才明白姑姑讲过那么多的故事如岳母刺字、戚继光抗倭等为何最偏爱杨家将。我奶奶家姓杨，姑姑叫杨志祯，她父亲就是我的舅老爷、抗日英雄杨银山。但姑姑与我讲舅姥爷的故事都是按照她讲评书的风格：你舅老爷率领的骑兵大队的官兵各个都是粗眉大眼、虎背熊腰，百里挑一的小伙儿，坐骑是一水儿漆黑如碳、眼如铜铃的高头大马。他们骑术高超、冲锋陷阵时可以单腿跨在马鞍上，有马腹藏身的绝技。装备都是战场上缴获的精良武器。每人配有三八大杆儿步枪、双跨德国造驳壳手枪、背后插一把削铁如泥的日本军刀。马刀挥舞起来寒光闪闪，嗷嗷作响。战士都是刀枪不入、所向披靡的铁骑、一上战场就杀红眼的敢死队。日本鬼子和伪军一听到杨银山的骑兵团来了，影子还没见就吓得屁滚尿流。舅老爷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枪法百步穿杨。说起来老爷子福大命大，虽满身伤痕，竟然没战死疆场。在定县县志的回忆录里和老乡们的传颂中舅老爷的故事近乎传奇。鉴于杨银山战功显赫，河北省定州市烈士陵园为他的竖立了高大黑色花岗岩墓碑、坐落在陵园里最显赫的位置，供后代瞻仰。由于舅老爷是个英雄人物，我对姑姑就更敬重有加。
我的名字由来
人的一生要受过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和社会实践三个阶段。至今我深深地感到作为最早的启蒙家教何等重要，那是人生的基础教育。我从小受到爸爸妈妈、姑姑和姐姐们的淳淳教诲和潜移默化的身教言教，从他们身上看到和学到诚实善良，负有爱心的品德。
我在家里排行老四，我上面有三个姐姐，大姐二姐是我爸爸前妻所生的同父异母姐姐。爸爸的前妻病故时我妈妈是爸爸的学生，比老爸小11岁。1949年妈妈与爸爸结婚，我是妈妈生的第二个孩子，我有一个亲姐姐丹茹。因为中国那时还重男轻女，所以我的出生可以说给爸妈带来了更多的欢乐。加之我是长子，爸妈多多少少地对我有偏爱。我一直否认，但是至今三个姐姐仍众口一词。我只得认账。
“卓如”是爸爸亲自给我起的学名，不是女孩儿名。民国时的改革家梁启超字卓如。稍大了我才明白老爸给我起这个名字的良苦用心。他是个思想相当前卫的知识分子，是个锐意进取和富有改革精神的共产党人。但在那个年代敢于独立思考和思想超前的人命中注定受尽磨难。
来源：新三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