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平：胡耀邦对平反改正右派早有考虑——胡耀邦平反改正右派始末（之二）

反右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及其他各类分子的人数达上百万人之多，受牵连者甚众。“文革”结束伊始，面对这一沉重的历史旧账，胡耀邦很早就开始考虑错划右派的平反改正问题，早在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之前，这个问题就已经在他心中反复酝酿了。

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高度，认识反右运动中的扩大化错误，是胡耀邦高屋建瓴考虑右派改正问题的突出特点。

1977年元旦期间，胡耀邦与来访者谈到近二十年的历史时说：“记得1957年初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本来讲得多好啊，可是后来整理发表的时候，添了很多政治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东西，也是后来在政治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一再搞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

胡耀邦不仅在思考反右运动扩大化的问题，也关心着当年被打成“右派”的青年干部。

1977年上半年，胡耀邦与来访的老团中央干部李庚谈话。谈了自己对形势的估计，交代李庚要学会善以自处，健康地活下去，争取看到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个搞法。他说：“是非以后再谈。我还是让他们先把你的帽子摘了吧。”随后，胡耀邦致信中国青年出版社负责人，信中写道：“请你们考虑现在就摘掉李庚的右派帽子，20年了，帽子还不能摘，我看有些不合情理了。”

6月8日，他曾致信原青年团被错划右派作家刘绍棠：

“你要求我为你转的信，我送给了华主席的秘书。我写了几句话，请他看看你的信，然后斟酌如何告华主席。

我完全不了解你这近二十年来的情况了。从来信看，你一直没有向‘四人帮’乞讨求荣，一直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并且坚韧不拔，写了几部长篇小说，这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胡耀邦在询问刘绍棠二十年来的学习生活状况之后，热情地鼓励他为中国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7月8日，胡耀邦听取中央党校派人到解放军军政大学了解学《毛选》五卷等情况的汇报，胡耀邦说：“多少年来，‘四人帮’不但搞古代史反党，也利用我们的党史反党呢！歪曲我们解放以来的党史。不但歪曲南昌起义，还歪曲解放以来的党史，把开国后的历史，说成是资产阶级进攻、右派进攻，右派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五卷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史问题，最近的党史。”

次日，胡耀邦与来访的青年朋友谈话。胡耀邦一针见血地说：1957年以后就出问题了。胡耀邦说：“健全正常的民主生活，需要二三十年。我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尽量讲真话，不讲假话。”

胡耀邦上述这两段话，提出了1957年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从1957年到1976年20年的历史进程，而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则始于反右运动扩大化的错误。

在此期间，胡耀邦多次谈到平反冤假错案的意义，他扳着指头算：五十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左”的批判运动有多少多少次，像反右派、反右倾、庐山会议直到“文革”这样的大范围的运动，错误地批判、打击了大批的干部和群众，而其间还有局部性的小规模的“左”的批判运动，累积起来也错误地打击了许多人。受批判、打击的每个案件都要牵连到家属、亲朋故旧，这样，多年累积起来，直接间接受到伤害的干部、知识分子、群众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目，成为我国社会不安定的重大隐患。此外，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大量不白之冤、“左”的伤害，只要得不到公正的解决，矛盾总会历史地存在着。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2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他在组织部工作的施政纲领，是拨乱反正的宣言书。他说：把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是我们中央组织部的根本性任务。现在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一时难以说得清。仅是人人熟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重大案件，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得清。还有，建国前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所以说积案如山。对于建国以来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冤假错案的复查和给蒙受冤屈的同志落实政策，自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者是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澄清这些问题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说步履维艰。

胡耀邦所讲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 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错误在其中占有很重的份量。

1月28日下午，在中央组织部小楼会议室召开了干部分配工作经验交流会，中央国家机关主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政治部主任、干部处处长和待分配干部代表共计300多人参加了会议。胡耀邦在会上做重要讲话。当谈到有的待分配干部还未作结论或已作结论本人有意见的问题时，胡耀邦明确指出了错划右派的问题。他说：“关于结论问题有各种情况，有的定了叛徒、特务、‘5．16’分子，个别单位还有反右、四清运动中的问题。我来中组部前，中央领导指示有些冤假错案该复查的要复查、该平反的要平反，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最近，我们组织部解决了一批同志的结论问题，甘肃省委给两个1958年做的错误结论平了反。今天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假如你们遇到疑难案件不好办的时候，请你们派人带上案件材料来，我们一起商量研究解决。”胡耀邦所说甘肃省委两个1958年的错案，指的应该就是反右扩大化的错案。

1月30日，胡耀邦接见湖南、陕西省委组织部同志时说：“审干工作，复查定案是一个非常细心、非常认真、敢于大胆负责的工作。……对每一个人的审查，不是从条条出发，从哪—个首长讲的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毛主席讲，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我们的政策。情况、事实是千差万别的。……给一个人做结论是服从结论还是根据事实，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符，就要推翻，不管是50年代的还是60年代的。”胡耀邦所讲50年代，自然包括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胡耀邦还说：“我们需要复查落实干部政策的数量不小，全党的积案堆积如山，山有多高，不知道。要甄别落实的干部有老干部，有新干部，有党内的，有党外的，还有他们的子女，全国有没有几百万。谁造成的？“四人帮”造成的，“四人帮”的影响造成的。“文化大革命前”也有，主要是一些地方阶级斗争复杂和我们的工作粗糙造成的，积案这么多，不解决，对党的事业不利，对调动这些同志的积极性不利，人的是非搞不清，别的搞实事求是比较难。”

3月22日，胡耀邦出席中组部召开的中央、国家机关14个单位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并讲话，他说：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方针原则，总的方针还是实事求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老案，胡耀邦说，比如反右派、三反五反的遗留问题，我的意见，如果真是冤案、错案，要复查。先把材料搞清楚，搞准确，确实冤枉的，应该复查。原则是实事求是，先把问题搞清，党籍放在第二步处理。

针对很多人不敢负责任，工作拖拉的状况，胡耀邦说：只要根本问题抓住了，有些问题出点偏差，我们承担。如果宽了一点或者严了一点，将来怪谁？就抓我们中央组织部好了。我们要敢于负责，我们现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3月28日，胡耀邦出席中组部召开的北京、吉林等十一省市疑难案件座谈会并讲话。关于落实干部政策，他说：“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草率、急急忙忙是不行的，时间短了也是办不到的。特别是考虑到有些事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的，三、五反，反右，四清的。我们管不管？我看得管。时间短了是不行的，我考虑反正今年搞不完。……恐怕有些省任务太大了，催的紧了，他就草率。我讲的是两个意思，一是抓紧办，二是从实际出发。有的省工作任务大，包括北京市，催的太快了，会搞的草率，两三年后还得复查。请你们把这方面的情况大体摸清楚，一要抓紧，二不要草率，力量不够加点力量，使整个工作安排合情合理。工作中的阻力一步一步从实践中克服。催的紧了，说一年半完成，他给你造假呀！标准提得高一些，工作抓得紧一些，时间充分一些，下面办事的同志办起来才有信心。”

胡耀邦在复查处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时，曾一再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牺牲态度，直面如山的政治压力和如海的受难者。他为什么能达到这种境界？从1978年2月22日至4月24日，胡耀邦连续出席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召开的6次疑难案例座谈会，他多次说到：“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别人呢？每个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问题，一定要听取本人对有关情况的陈述，任何人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这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关心和爱护干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干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都讲在明处，绝不能搞两本账。什么‘内控’、‘外挂’的做法，在战争年代，敌人分割封锁，交通不便、活动艰难的情况下，一时很难搞清问题，迫不得已地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时期，交通四通八达，如果还习惯成自然地这么来，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谅的。”人的良知、人性的光辉在胡耀邦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胡耀邦把平反冤假错案作为清除党内阴暗面的重要措施。他说：“尽管在我们前进途中遭受过许多挫折，吃了无数的苦头，但我们也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善于倾听实践的呼声，及时猛省，努力改正，力求避免再发生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错误，奋起扫除我们队伍中的一切阴暗面。如果仍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掩盖和否认已存在的错误，那么这种掩盖和否认，比那些错误本身更不可原谅。惟一的办法，在当前，就是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快刀斩乱麻，真打实着地干下去，不能再‘口号喊得凶，干得很稀松’，更不可再干新的丧尽人心的事。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坚决冲破阻力，为所有在冤假错案中受害的同志奔走呼号，把每一个冤假错案的平反坚决办到底。同时要坚决反对落实政策中的推脱敷衍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时刻警惕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幽灵。”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