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新华：胡耀邦批示的一篇报道

翟新华先生是一位历经坎坷的企业家，正在撰写回忆录，现展示其中的一些片断：

我是北京大学附中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下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上了河北大学生物系，1973年毕业回到兵团。后兵团改为国营农场。1975年，我担任建丰农场副场长，1978年担任场长。第二年，新华社记者于德、方小翔采访了我，他们写的报道，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先认识的是方小翔。她也是北京知青，文笔很好，先在兵团当报道员，后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当了记者。她觉得我干得不错，1979年9月就提出要采访我，我最初没有同意。当时，《中国青年》杂志也要采访我。我不便一味拒绝。方小翔又向分社社长于德说了我的情况。他们正在北京参加新华社总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班。于德当即决定，马上赶回内蒙采访。1979年12月15日，我到呼市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和于德、方小翔谈了一番。当时，分社传出方小翔“想去北京学习就学习，想回来就回来”的流言。这让我感到，我和方小翔已经风雨同舟了。

1979年12月25日，于德、方小翔一行四人来到建丰农场，住在场招待所。开始了采访。他们在农场住了十三天，多次与我长谈，采访了场里的各位领导，科室、分场的领导，一般职工，包括原场职工、复员战士、知识青年，年老的年轻的，意见相同的意见不同的，先后有几十人；考察了建丰农场，查阅了建丰农场的大量资料，参加了场党委会、干部会；采访笔记写了几大本，整理的资料又有几大本，每天工作到深夜，非常辛苦。于德当年五十多岁。他1928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少时先入村塾，后读小学。13岁投身革命，曾作印刷工、青年团工作和市政府文秘。1951年《烟台劳动报》创刊，他到该报社，开始新闻工作，副总编辑。1961年调新华社作记者，先后任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内蒙古分社社长。他已是厅级干部，采访我时，一手拿本，一手握笔，不停地记录，那情景我至今不能忘记。他中断在北京参加的新华社总社办的培训班，赶回内蒙采访，在我们场那个室内没有卫生间的招待所里一住就是小半个月，很让我感动。

于德、方小翔写出初稿，场党委三次讨论，三易其稿。讨论时，出现了种种意见。有人说，建丰农场写得不够全面，还不充分；有人说，场领导班子的成员都应该写一下，不写谁也不好；还有人说，翟场长是年轻人，没有老同志的帮助，是很难开展工作的，应该写以老带新等等。于德在场党委会上说，这次采访报道，不是报道建丰农场，也不是报道场领导班子，就是报道翟新华这个人。报道他，也不是要宣传什么好人好事，树立什么先进典型，只是报道他这样一个年轻人，如何管理企业，有什么管理理念，他是一个怎样的管理者。这样一讲，场党委对报道稿就没有了不同意见。

当时，方小翔赠我古人的三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我担心，如果公开报道，风险会很大，我可能面临大风雨，会在风雨中飘摇，惶惶不安。我提出，不要公开发表，要发就发在新华社的内部刊物上，免得影响过大。

1980年1月9日，我送于德、方小翔离开建丰农场。后来又与他们多次见面。他们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再三推敲，直到8月13日，于德告诉我，这篇稿子要发往总社了。这半年，我有点儿纠结，一方面希望不了了之，相安无事；另一方面，又觉得不了了之，有点儿可惜，没有结果，我也不太甘心。现在总算出手了，如果“内参”能用当然好，既避免了公开报道带来的张扬，又避免了白忙一场带来的失落。

9月，我离开建丰农场，调到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研究室当了副研究员。

忽然，于无声处听惊雷。1980年10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广播了于德、方小翔的报道，同时《人民日报》发了头版头条，全文是：

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潜力令人鼓舞

翟新华成为科学管理企业的行家

这个31岁的国营建丰农场场长勤学实干，改革经济管理制度成效显著

新华社编者按：看了关于翟新华事迹的报道，令人十分兴奋，很受鼓舞，值得推荐给大家读一读。

看来，提拔中青年干部，潜力不小。像翟新华这样的“新星”，全国各地各条战线都有。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我们应该努力去发现他们，鼓励他们，为他们提供各种条件，使他们作出更大的成就。

殷切希望各条战线的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们，能像翟新华那样，勤奋学习，勇于实践，积极进取，争先恐后地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和有用之才，去开创一个群星灿烂的新局面。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建丰农场场长翟新华，今年31岁，是1969年到内蒙古建设兵团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1975年，他所在的团改为国营建丰农场，他被提为副场长，1978年担任场长。五年来，翟新华一面实践，一面学习，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管理干部。

大胆探索 勇于改革

翟新华担任农场领导后，在党委的支持下注意抓生产管理，领导全场职工艰苦奋斗，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78年，建丰农场在河套地区的十几个农场中第一批实现了粮食自给。

翟新华从1979年开始，着重探索改革经济管理制度。为了弄清楚生产、计划、财务、供销等领域的学问，他学习政治经济学，还研究了国外一些企业搞好经营管理的经验。他在学习的同时，分析了造成农场多年亏损的各种因素，整理了大量数据，并吸收本场懂得经营管理的各方面的人才，组成扭亏增盈领导小组，作为“智囊团”。去年年底，经过同全场各方面反复酝酿讨论，制订出一个以扭亏增盈为中心的“三定一奖”（定收入、定支出、定盈亏，减亏增盈奖励）责任制。它的具体做法是：农场对30（应为18）个分场一级和直属单位实行“三定一奖”，各分场也对各个班组，还有畜群以及一部分户、个人，实行“三定一奖”，并按农业、工副业、学校医院和机关等不同单位，以及盈利和亏损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奖励比例。这样就把全场每一项经济活动同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同这样责任制相适应，农场还对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把工资分为20%的产量工资和80%的作业工资；作业工资又分工分工资和级差工资，以便把个人之间、班组之间和分场之间的差别体现出来。这种责任制在短短的半年中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全场总收入增长了52%，总支出减少了26%，亏损降低60%。

见才眼开 爱才如命

翟新华认为，要办好一个企业，必须有大量的各种人才。因此，他十分重视发现和使用人才。有人说他是求才心切，见才眼开，爱才如命。有一个会计叫张国政，精通财务，在全场数一数二，但曾因经济问题被判过半年刑，一直不被重用。翟新华到场部工作后，主张大胆使用张国政，并在制订全场奖惩条例时，多次请他当参谋。有人反对这样做，翟新华对他们说，我想使用他，对我们有好处。有些人要强调他的德，也要重用他的才。他有一分热就让他发一分光。总之，要把一切有一技之长的人用起来，让他们为“四化”建设服务。

去年年底，翟新华读了一篇介绍外国管理企业经验的文章，很受启发。他想，建丰农场要扭亏增盈，要向农工商联合企业的方向发展，他必须及时地了解市场情况，才能迅速而合理地购进本场需要的物资，并把本场的产品以及剩余劳动力，运力等投到市场上去，把买卖做活。而这就需要有几个“买卖人”，有几个“商人”。因此，他把过去干过采购员，熟悉市场情况的张国成调任供销科的负责人，同时他把张国政调到供销科，作为负责人之一，加强了供销环节。半年来，他们积极进行市场调查，掌握市场动态，买卖已经开始做活，大大增加了农场的收入。

一丝不苟 一视同仁

翟新华有个特点，干工作有布置必有检查，而且检查得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在建丰农场，各项主要农活都在翟新华的主持下制定具体的质量标准，如锄地，要求拉通、靠到、不埋苗、不伤苗、锄净草；麦收，每平方米内落穗不得超过三穗；施化肥，要深施埋好，不准“天女散花”等。一项农活完成后，场里要进行检查验收，达不到标准要立即返工，决不迁就。他总结工作，讲话，总是到事、到人，指名道姓，不论表扬还是批评，是哪个单位就讲哪个单位，是哪个人就讲哪个人，决不含糊其辞。他要求科室，分场汇报工作时也不要说空话，要情况具体，数据准确，一是一，二是二，翟新华常说：“我们是在办企业，办企业是搞科学，而科学必须严格。”

他的另一个特点是处事果断，他说，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必须对不断变化的情况迅速、准确地作出反应和判断，及时作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果断是必要的，不能什么事都“研究研究”。他说，我们办事效率低，就是因为许多人怕负责任，谋而不断，甚至不谋不断，等研究好了，时机也失掉了，损失也造成了。当然断也要断得准，断得正确，如果一个企业管理者常常断错，那就证明他不具备管理者的条件，就应当干脆下台。

再是他办事公正，一视同仁。常有些职工找他解决个人问题，凡需要解决的同类问题，不但来找的得到了解决，没来找的人，也同时得到解决。凡需要批评的事，同他个人关系再好的人也逃脱不了。

对于翟新华的这种雷厉风行作风，少数干部感到有点吃不消，但大多数人说：在翟新华手下工作，虽然挺辛苦，但心里挺痛快。

勤奋好学 积极进取

翟新华说，企业经营管理是一门科学，企业管理者是一种从事科学活动的职业，他作出的决定和发出的指令，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因此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要特别警惕自己成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不调查研究，可以随意发号施令的。

一个企业管理者要具备些什么知识呢？翟新华认为，一个企业管理者实际上是一个“杂家”，他需要许多方面的知识，除了坚定的政治信仰以外，首先必须在经济的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要通晓经济规律。他说，我作为一个农场场长，还必须懂得农、林、牧、副、渔、机等各业的生产知识，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而计划、劳资、财务、供销等，也必须弄懂。此外还要懂一些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而逻辑学和文学又可以提高你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一个管理者说起话来概念不清、语无伦次是不行的，没有点鼓动性也不行。

几年来，翟新华在没有长期学习机会的情况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勤奋地学习各方面的知识。1978年冬闲时，他把工作交给了副场长，把自己关在家里学习《资本论》。有人反对这种做法，他说，我今年30岁，还要工作30年，如果不学习，十年后就要被淘汰。今年以来，他又结合农场情况研究了十多个专题，包括生产、财务、劳动工资计划指标的制定，场部管理费的定额管理，以及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成本、各类消耗定额、各类补助、各种税收、基本建设投资、决算等。每一个专题的研究有了结果，他都写出了书面材料，并附有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几年来，他还坚持学习英语。

最近，内蒙自治区党委决定调翟新华到区党委办公厅作（副）研究员。他说，这个工作可以使我有机会调查研究，开阔我的视野，过一定时间，我还要回到企业中去。（新华社记者于德 方小翔）

新华社发的是通稿，《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内蒙古日报》《北京日报》等许多地方报纸也转载这篇报道。在北京，家中的老妈先听到广播，然后招呼我的老爸：“广播新华了”，老爸一起听。

10 月21日中午饭后，研究室主任张百录告诉我，要有个思想准备，周惠书记要找我谈，想听听我的志愿，今后打算从事什么工作。

次日，我见到于德，他告诉我，这篇报道，最初是发在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清样”上，仅供中央有关领导阅读。10月14日，胡耀邦总书记看了报道，批了一段话：“穆之、曾涛、绩伟同志：提拔中青年干部，潜力不小，应该用具体事例教育大家，并以此激发大家奋发上进的精神。在我看来，报纸新闻可连篇累牍地刊登这样的先进人物，宣传得有一股气势，要造成一个争先恐后的局面。胡耀邦 10月14日”当时，朱穆之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曾涛任新华社社长，胡绩伟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这个批示，使内参变了了隆重的公开报道。胡耀邦看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调翟新华到区党委办公厅做研究员”一段时，还批了几个字，意思是：可惜了，应该让他干下去。

于德说，耀邦一批，总社领导马上要求我进京。进京后，才知道报道要广播、登报。他连夜以新华社的名义写了一个编者按，第二天就广播、登报了。这就是为什么事前谁也不知道，一点动静也没有，突然广播、登报的原因。

我向于德请教，如果周惠书记问到我愿意干什么，我怎样回答好？他的意见是，先在研究室努力工作，抓紧学习，过一年后，再看情况办，或到经委，或到旗县、到企业。他倾向于到企业。

中央组织部要召开一个座谈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通知我参加。我觉得,组织部门之所以让我参加座谈会，是因为耀邦总书记批示了报道。但我现在已离开了建丰农场，再去参加，不太合适。于是，我去了一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说参加中央组织部座谈会的事，我去不好，建议时任建丰农场党委书记的丁玉祥同志去参加，组织部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

不久，周惠书记找我谈了话，问我今后打算从事什么工作，开始了我与他的交往，有了许多故事。

于德、方小翔的报道，得到耀邦批示，国内各类媒体响应，上上下下四面八方关注，我当时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信件、电报。应当说，这是80年代初中国社会向上，人心向善，激情燃烧，意气风发的一个缩影。胡耀邦作为一个历史伟人，总是满腔热情，推动国家、民族的振兴，他对我的鼓励，只是其中的一例。他去世时，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会，见证了难忘的历史时刻。

来源：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