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邢：胡耀邦批示朱正的一封信

朱正先生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931年，今年将迎来90大寿。

他著作等身，不但在鲁迅研究界是当之无愧的泰斗，在中国当代史、中苏关系史等领域，著述也为学界刮目相看。如今他仍然笔耕不辍。一些新作，让我们深受启发，感受到洞察历史玄机的思想活力。

我们和朱正先生相识，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最初是小群进行系列采访，结识了朱正先生。和他熟悉以后，他又先后介绍我们认识了李锐、萧乾等大家，提升了我们的思想境界。1990年代中期，小群一度从山西大学借调到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处于漂泊状态。朱正介绍小群认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陈琼芝老师，成为后来调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的一个机缘，稳定了我们全家的生活。

朱正的学术成就如此之高，从青年到中年却屡遭磨难。他十几岁就投身学生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因为思想活跃，性格正直，在三反、肃反、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频频挨整，劳教、劳改，九死一生。但他在逆境中仍然坚持鲁迅研究，1956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鲁迅传略》。在社会底层艰难谋生的年代，完成了第二部著作《鲁迅回忆录正误》。1979年，他的冤案昭雪，很快在鲁迅研究和出版方面大放光彩。

对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他从制度上作了深刻的反思。当时，一些人的演讲，还有流行的电影，宣扬“母亲打错了儿子，儿子不能责怪母亲”的论调。朱正则坚持独立思考。他给当时在中组部工作的老领导李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这三十年的经历，不论经历怎样坎坷曲折，总算过来了，总算没有消沉下去。我这人还有一点阿Q精神，并不认为自己吃了多少亏，因为这对我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锻炼，它加深了我对生活的理解，提高了我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这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我想，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我并不能算是怎样不幸的。我知道还有若干人，也遭受了或多或少的不公正的待遇，可是还欲告无门。向您汇报这些，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研究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您的业务范围之内的事。是不是可以解剖几只麻雀，也从我的遭遇中总结出若干带规律性的东西来？我希望，一切不公正，一切灾难，都到我为止。我受到了的，把牙关一咬也就算了。我希望，在我们的国土上，今后不要再有人有权把批评他的人开除团籍（或党籍），不要再有人有权可以把无辜的人列为斗争对象而加以处分。在涉及任何一个干部乃至任何一个公民的命运的问题上，我希望任何一个个人不要享有太大的权威。逆境是可以锻炼人的，有人确实经受了这种锻炼而更加成熟、坚强；但同时，逆境也可以斫丧人。更多的人确实经受不了这种斫丧而颓丧、虚弱，甚至死亡。我们应该希望在人处于逆境时尽量坚强，但是我更加希望不要无端地把一个人置于逆境之中。”

李锐读了朱正的信,深有感触，推荐《组工通讯》刊登。

胡耀邦看到了朱正这封信,作了批示，强调党组织应当主动去做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记者戴晴了解到这个线索，对朱正进行专访，写成报道，在《光明日报》刊出，在全国知识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不久，湖南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朱正当时借调在北京参加《瞿秋白文集》的编辑工作。在他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湖南省人代会选举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敢说真话，说出了许多公民想说而说不出的心里话，因而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为1980年代的中兴，留下了一段佳话。

1985年，朱正出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本来，他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大显身手。他策划出版的《骆驼丛书》文化品味很高，一纸风行。但因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风波，他只干了一年多，就被拿掉了总编辑职务。当时，湖南省委副书记刘正要朱正写个检查，说“这样主动一些”。朱正认为，判断一本书是好是坏，不能只看其中的少量片段，应当统观全文。这本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论。他当即回答：这个检查我不能写，我写了，人家就会说我是外行。不久国家出版局办了一个小型内部展览，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为淫秽读物展出。胡乔木前来参观，他知道这样会弄出笑话。于是说明了这本书在文学史上地位，展览会便把这本书撤下来。胡乔木的意见上了内部简报。有人把简报复印了四份，分送湖南省委几位领导。当时，对朱正的处分决定不说出版了坏书，而是说他“违纪”。若干年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朱正去职后，专心著述，以后数年，《1957年的夏季》、《周氏三兄弟》等力作接连问世，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但对出版社来说，辉煌刚刚开始，却无奈地终结了。

来源：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