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斌：伟哉耀邦——纪念耀邦11O周年诞辰

1977年4月，我有幸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和他有了一段不解之缘。他生动、鲜活的形象，从此一直栩栩如生地保留在我的心中。他的关心、爱护、啓迪、教育和熏陶，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的贡献，永远光耀史册。

一

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是1958年4月23日在天津市体育馆听他作报告。这件已经过去近70年的事情，如今仍然记忆犹新。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在体育馆听胡耀邦同志作报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还有一千多人未能入场。这位团中央书记在团员群众中的威信是很高的，从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争入场券的情形就可看出”。 “人矮又瘦，不及中等人高，先垫了块木板，不够高，又垫了一块厚木板，头才超过麦克风。他开玩笑说: ‘我也要来个大跃进’。全场大笑”。

他讲了四个问题：（一）大有希望；（二）小有困难；（三)真有办法：（四)要有勇气。他的讲话，充满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和对青年的殷切期望。他说：“七年八年就要赶上英国”。“农业有希望，工业有希望，为什么青年没希望！祖国有希望，青年就大有希望”。“我今年43岁，还要干30年”。 他要求大家 “要有勇气，要去掉个人主义，要抓紧时间学习，眼光要远大一些，目标正前方，为社会主义努力锻炼，努力学习。”

胡耀邦平易近人的形象和发自肺腑、充满活力、催人奋进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未曾想到的是，时隔19年我又见到他，而且踫上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选中到他身边工作。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校长，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常务工作。

胡耀邦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破坏得千疮百孔，职工、学员无住房，教学缺师资，人际关系复杂，工作困难重重的情况，只带一个秘书上任，静悄悄地住进了党校。

胡耀邦住进党校后，我们成了近邻。他住前排甲种楼，我住后排丙种楼，相距百米左右，中间只隔一块绿地。虽然很近，路上也踫过面 ，但是他是校长，我是普通一兵，在我到他那里工作之前，我们中间还是隔着一座大山。他并不认识我，更不了解我，让我到他那里工作，我感到很意外，只是听别人说，原先推选过两个人，其中一人早先还是团中央的干部，讨论的时候，有人不同意，后来才选上了我。这件事说明，胡耀邦办事很民主，用人不搞小圈子。仅凭这点，我一开始就对他充满了敬意和信任。  

三

胡耀邦的宿舍兼办公室在53号楼的一个单元，二层楼，建筑面积不足150平方米。他的住房和办公室在楼上，秘书住楼下。他喜欢在楼下的大厅里开会、办公、接待来访者。因为平易近人，见他又很方便 ，经常有人找他反映情况，交换意见。客厅不大，一张条桌，六把木椅，一个长沙发。他披阅文件，多半是坐在沙发上，伏在茶几上，还很随意地把襪子搁在沙发上。思考的时候，就在窄窄的走道里踱来踱去，一旦想出点新意思、新词句，立马高兴起来，如果梁秘书和我在场，往往会对我们说他又想出个什么了。

他一度试验戒烟，刚开始，一支不抽，坚持了沒多久，忍不住了，就向梁秘书要一支，把梁秘书要烦了，没撤了，干脆把一包烟搁在他工作的茶几上，让他随便抽。有一天，我进大厅，正赶上他写完了在党校复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他兴奋地对我说：“小梁开恩了，不管我抽烟了。讲话稿写好了,吸烟的毛病也复辟了”。 我替他高兴，梁秘书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我们理解，其实并非他毅力不够，而是工作太忙、太累，时间太紧，只有靠吸烟提神。他胃不好，累了或者着凉了胃就痛，痛起来也不休息，也不去找医生，让我回家拿个暖水袋给他把肚子捂上了事。吃饭也不讲究，一日三餐都在职工食堂打饭吃，胃病犯了也一样。像他这样，不论职务多高，官当多大，总把自己摆在普通人位置上的高级领导人，我是头一次见到。不管是谁，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都不会感到拘束，都会心情舒畅。

四

耀邦同志工作效率很高，批阅文件极快，从不拖拉，从不积压。召开党员骨干整风会议期间，他亲自抓简报工作。简报组一共三人，吴振坤、刘立中和我。他规定，整理会上的发言，要经过发言人审核同意，或者由本人提供发言稿，如实上报，简报组不要随意刪改。上午开会，下午整理出简报，由我作文字加工后送他审批。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一次都是我送给他，他马上就审阅批改，让我坐在他旁边，改定了就交给我送给办公室打印、分发。他批改的时候，精神贯注，速度很快，有时候停下来琢磨，问我：“小陈，你看这样改行不行？” 不管我说行不行、怎么改更好，他都显得高兴。

他起草自己在党校复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写好后让我找几个年轻人每人拿一份去修改，改好后送给他。其中有一段话，他很重视，很欣赏，要我们在那段话上多动动脑筋。那段话把历史比喻为滾滾向前的列车，朝着它要驶向的目标飞奔，我们坐在列车上，一定要牢牢坐稳，把握好自己，否则就可能在急转弯的时候甩出去。耀邦同志让我们修改，要我们多注意这段话，多动脑筋，不光是想让富有朝气的年轻人帮他把这段寓意深刻的话修改得更吸引人、更感人一点，而且是寄予了他对年轻人成长的重视和期望。

他当了党中央总书记以后，仍然是一样的纳谏如流。1984、1985年我在中办办公室工作期间，给他提过一次意见、一次建议，他和过去一样听了高兴。他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尤其是那种从善若渴、不耻下问的精神，让我十分感佩。

五

耀邦同志渊博的学识、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敏锐的洞察能力，也令我十分敬佩，感受至深。我从他批阅的文件、起草的讲话、修改的文章中发现，他读过很多书，文化程度、理论水平、写作能力绝不在一般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下，甚至要高一截，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可是他从来没显摆过。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很尊重胡乔木。胡乔木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同他作对时，他仍然尊重胡乔木，尊重他的知识、学问。实话实说，照我看，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总体来讲，同胡乔木相比，他在行文遣字方面可能差一点，实际理论水平并不差，甚至要高一些。例如，对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的见解等等，耀邦同志的见解就高得多。事实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家。

耀邦同志不像有些人那样，职务一提升，官位一上涨，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沾沾自喜、扬扬自得，天下老子第一。更没有因此就觉得自己英明了、伟大了、正确了，是人民的救星了。1981年6月，他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党中央主席之后，向与会同志表示：“我的水平并没有变，那更是同志们看得很清楚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像他这样地位越高越有自知之明、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领导人，怎能不让人钦佩呢！

我跟耀邦同志做文字工作，基本上就是整理材料，搞简报，不像跟别的领导做文字工作，主要是替领导写讲话稿，写文章，整理文章出书。他住在党校的那段时间，从來没让我们做过这类事。担任总书记以后，有的讲话稿由有关部门起草，他也要亲自加工，甚至重写 。他讲的话、写的东西都是自己的。我有一种感觉，耀邦同志在好些方面，不像个高级领导人，倒像个学者。

六

耀邦同志一直很关心我的工作，关心我的成长。他不让我给他个人起草东西，却一再鼓励我自已写文章，还要我去筹办《理论动态》。

1977年6月3日，梁秘书对我说：“耀邦同志想让你搞个刊物，叫《理论动态》，现在还只提到你一个人，还没有最后定下來。” 我说：“你替我吹吹风，我想回教研室搞业务”。他说:：“还是搞下去吧。” 第二天，耀邦同志在整风会议全体会上说：“会开到11点半，准备找几个同志商量一下教学计划，准备出一个刊物，简报性的，反映理论动态，全国的理论活动情况，两三天搞一期。” 后来商议创办《理论动态》的时候，就没让我参加。我头一次遇到尊重下属的个人选择，不因为下属有自己的想法就生气，就强迫命令的领导。

由此联想到耀邦同志跟我讲过毛泽东让他办刊物的事。他说，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调他到抗大工作，他不知道该怎么工作才好，毛主席就让他办个刊物。他从办刊物开始，学到很多东西。我想，让我办《理论动态》该也是和毛主席同样的心意吧！遗憾的是，我没有耀邦同志那样崇高的革命情怀，高远的人生诉求，无私的政治担当。我想得多的是政治运动中总结出来的消极的经验教训，追求的多是个人未来的事业发展。

不过，尽管我同耀邦同志之间存在如此大的思想差距，他并没有放弃对我的关心和培养。 6月7日晚上，耀邦同志给我交待任务时对我说：“不要把许多时间花到行政事务上去。一个人如果到40岁以上就不搞学问了，那就不好。不要像我这样一直当官做老爷。” 他还拿陈伯达、胡乔木的例子来警示我说：“陈伯达‘九大’以后就不做学问了，可能还早。胡乔木同志犯了点错误，但他这个人一直到现在还在做学问。”我明白，这是告诉我，不要学陈伯达，而要学胡乔木。9月2日上午，耀邦在同李一非等校领导和三个支部书记谈话时，又对我说：“小陈，你要好好宣传啊，要宣传敢于实事求是，宣传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我们这里就你年轻。我们这些老党员，都是经过党的多年教育和革命熏陶的。”这两次语重心长的谈话，寄托了他对我的殷切期望，让我非常感动。

耀邦同志勉励我做学问，没让我筹办《理论动态》，也没让我回党史教研室。他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工作重心由党校转移到中组部之前对我说，你先到清查办公室，完成了清查任务以后再说。我理解他的意思，知道自己不能半途撂挑子，我必须按照他的想法把“揭批查”工作做到底。

“揭批查”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要向中央写一个总结报告，起草任务交给了我。当时，马文瑞新任副校长，主持常务工作，对情况不了解；李一非任政治部主任、“揭批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分管“揭批查”工作，嘴上不说，心里有不同看法，认为对造反派头头的处理“右”了；黄宣文任清查办公室主任，赞同耀邦同志的做法，又不愿得罪“文革”前的校领导李一非。因此，报告怎么写，领导们既不开会讨论，也没有一个人向我交待要怎么写，把任务交给我了事。我呢，正好乐得他们没人说话，好按照我个人掌握的情况和对耀邦思想的领会，放手顺着自己的思路写。报告写成后，“揭批查”领导小组讨论过一次。会上没人明确表态，最后决定由马文瑞审阅后送请耀邦同志决定。耀邦同志亲自修改，不包括标点符号在内，涉及内容和提法的重要文字修改近30处。1978年5月29日改定后批道：“这个报告写得很不错。我改了一点地方。建议党委讨论修改后定稿。” 6月21日，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向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揭批“四人帮”和清查工作的报告》，宣告中央党校的“揭批查”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我注意到，很不错的“很”字，是批语写完后又加上去的，可见他是很满意的。我在工作中潜心向耀邦同志学习，向他看齐，能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他拉近到如此的距离，受到到他的夸奖，心里由衷高兴，也感到是对自己的鞭策。

“揭批查”办公室的工作结束以后，我仍然没有回到教研室工作。先是给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当秘书，后来不当秘书了，还是没让我回到教学岗位上，而是任命我为党校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副主任还没正式上任就因故告吹了，我选择了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搞史料工作。正当我干得有滋有味、满怀抱负和期待的时侯，又把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办公室，也就是原来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任命为副主任，再次回到了耀邦同志的左右。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动？我硺磨来硺磨去，总觉得同耀邦同志对我的关心有关。他要我写文章、做学问，并不是要我去搞教学研究，而是要我去做胡乔木那样的笔桿子，当然不是大笔杆而是小笔杆。不管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心里总是觉得他是关心我的，一直没忘培养我，所以心里一直非常感激他，不光是视他为领导，更是把他当导师，当亲人。

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间，就不像在党校的时候，可以同耀邦同志朝夕见面，随便说话了。我发现他变得十分严肃，休息的时候总是警卫秘书陪着散步，不找人说话，也没人凑上去跟他说话。梁秘书也是有事才到他办公室。周末，他和我们一起打扫环境卫生，也不同大家聊天。我揣摩过这个问题，发现他不是因为官大了架子就大了，而是任务变了，担子重了，所以总是在思考，走路也在思考。我们也就不敢去打扰他，那怕是去跟他打一个招呼。我除了怕打扰他之外，还有点小心思，怕他问起我为什么不愿到中南海工作。我一再不听从调遣，觉得无颜见他，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小打算，不好意思再跟他说。有一次我在勤政殿回廊里，看见警卫秘书陪着他从对面走来，我赶快转身往回走，还沒躲开就迎面碰上了。他问我：“你怎么过來了?” 我说：“启立同志找我过来谈点事。” 他说：“那你去办你的事吧！”我应声走了。后来一直后悔没跟他多说几句话。特别是他逝世后，每想到我沒听他的话，一再辜负他的期望的时候，心里就更是难过。

七

我在中央办公厅办公室工作的那一年时间还发现，耀邦同志好像一天都没休息过。他的家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从中南海东门出去，转两道弯就到了。他极少回家，离开北京外出的时候，就让家里人把孙子带到勤政殿为他送行，享受天伦之乐。他最惦记的是农民，思考得最多的是如何把农业搞上去，如何把农村建设好，如何让农民过上好生活。一年之中，他有几个月时间在贫困地区调研。有一次，他到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省交界的贫困地区，考察当地实现每年人均增百（元）的情况，回来之后，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请当地干部亲自汇报增百经验，然后展开讨论。我坐在耀邦同志对面，隔上好几米远的距离，也能从他的讲话和表情中，感觉到他由衷的兴奋。之后他到贵州、云南调研的时候，推广增百经验，很受当地干部和农民欢迎，也让他高兴不已。他那种急农民之所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表情，让我深深感动。值得一提的是，耀邦同志主政中央工作期间，走遍了全国1000多个县，帮助当地探寻致富路子，总结致富经验，然后经过研究，作出决策，再通过每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和其他方式，在全国推广，给全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农民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中间不知有多少生动事迹、感人故事，但是，在他逝世前，我从來没听见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耀邦身边的人宣扬过。不宣传个人，不搞个人迷信，这是耀邦留下的一份珍贵政治遗产。

八

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事务中，耀邦最为关心，最为重视的，还有党的建设。说两件我亲历的事。

第一件事是制定巜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起草过程中，我在中央办公厅，冯文彬让周杰和我修改起草组的送审稿，我执笔修改过一稿。当时我就深深体会到，耀邦同志之所以提出并亲自领导制定“准则”，是因为他深感制造个人迷信，奉行个人专断，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严重破坏党的建设，已经把党推到了危险的的边缘，再不扭转局面就没治了。 “准则”12条，所有内容都是我听他在不同场合反复讲过的，也是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我在改稿的时候，特别注意把我的领会写进去。4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然印象深刻。《准则》深得党员之心、人民之心。在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党风焕然一新，显著地改变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

第二件事，作出严禁干部及家属经商办企业的决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展开，有些党政机关和党政机关的在职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各种社会关系，利用经济体制改革中采取的多种价格和多种调节手段，或经营商业，或兴办企业，以权谋私，与民争利，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严重地损坏了改革开放的声誉，影响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严重地破坏了党群关系，腐蚀了党的机体。因此，耀邦同志指示中央办公厅，立即起草一个文件，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文件起草工作由我负责。参与领导起草工作的有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和副主任周杰。文件送审稿的标题是巜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经书记处会议讨论，耀邦同志定稿时，把“禁止”改为“严禁”，最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经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后发出。从巜决定》起草的过程可以看出，耀邦同志对党的建设，对经济体制改革是何等的重视。更为可贵的是，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据我所知在他去逝之前，他的全家，没有一个人经商办企业，没有一个人干过与民争利的事。

九

在我的心目中，对于我个人来说，耀邦同志是关心下属、爱护下属的好领导，是以身作则、以德做人的人格榜样，也是循循善诱的思想启蒙导师。也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引导我破除个人迷信，解放思想。

1977年6月初，有一天下午，我陪耀邦同志散步，边走边聊，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指着路边的草丛问我：“小陈，你知道路边草丛里有蚂蚁吗？有多少？” 我说：“不知道。” 他又问：“一个人不管有多么英明、多么伟大，能够洞察一切、明察秋毫吗？” 我答：“不可能。” 他说：“我也不相信。哪有这种天才!”

我的脑子立马思索起来：耀邦同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给我讲这番话呢？他的话是不是还有所指呢？是不是说毛主席也不可能洞察一切、明察秋毫呢？越想越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可不是吗，如果老人家真能洞察一切、明察秋毫，怎么会连林彪、“四人帮”，特别是自己的老婆都看不清楚呢？越往下想，老人家看不清楚的事越多，越觉得自己长期对老人家个人迷信，真是太愚蠢、太可笑。我从此开始独立思考，破除了对个人的迷信，逐渐走向大彻大悟。

第二件事，教我纠左，不再盲从。

1977年5月26日晩上，耀邦同志看完巜关于武XX的主要问题》之后同我谈话，对“针对华主席” 、“制造反革命舆论”等断语和上纲上线的话表示不满。他说：“这些断语，让人看不下去。做工作，要让中央领导同志觉得你是可以信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一文是针对华主席的提法，连我也接受不了”。 我说：“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就是这么提的。” 他说：“不要报上说什么就是什么，过去不是吃了亏吗？”

耀邦同志的批评对我触动很大，深深地教育了我。我领悟到，仅仅有不整人的心还是不够的，要想真正做到不冤枉好人，还必须彻底克服不动脑筋，盲目跟风的毛病。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感想：“我们习惯于把党报上讲的等同于党中央讲的，所以习惯于党报上怎么讲，也就跟着怎么讲。其实，我也认为他们说的是实话。” 我对自己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感到羞愧。

我按照对耀邦同志谈话的领悟，对巜关于武XX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修改。他看了之后对我说：“这一稿就很好，说明党校还是有人才的。” 对干部，该批评的时候就批评，一点不含糊，有一点点改进就鼓励，绝不求全责备。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工作，真让人心里痛快。

耀邦同志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我，改变了我的后半生。自从跟随他工作以后，我以他为人生导师，以他为榜样，努力完善自己，再也没有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那件事件以后，我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笫二研究室的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和清查小组副组长，不惜一切代价，和绝大多数党员一起，同上级领导硬顶了两年多，终于保住了被清查、处理人的党籍。这件事，我把它看作是对自己践行耀邦同志精神和品质的一次检验。

十

在追念耀邦同志的时候，最让我难忘和感戴的是他为中国改革开放立下的丰功伟绩。在总设计师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前，早在1976年10月8日，他就让叶选宁回复叶剑英的嘱托，提出当下如何治理国家的设想： “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冤狱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人们把这三条建言，比喻为诸葛亮的“隆中三䇿”，评价为“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 我以为，“大纲”也者，用后来的语言，就是总体设计。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蓝图的第一任总设计师。

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继而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之后，利用这两个培养高级干部，掌控人事大权，影响思想、理论、舆论的舞台，实施、试验、检验他提出的治国理念、治国规划，做了两件惊天地泣鬼神、改变社会、改写历史的大事：

第一件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他抓住全国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中涉及建国后历次路线斗争的理论问题、实际问题的大好时机，亲自主持制定了题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学习材料，组织学员结合历次路线斗争的实践结果学习，敞开思想大胆讨论，“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扭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通过800多名学员的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他两次审阅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先在《理论动态》内部发表，后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打响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一枪。他引导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弄清理论是非、思想是非的基础上，同各个领域、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改革开放伟业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基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中国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将永记史册。

第二件事，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首先为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送往外地改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恢复正常生活，陆续为他们平反，探索出全面平反冤假错案的路子，然后亲自主持撰写巜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全面平反冤假错案鸣锣升道。文章指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陷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顺应民心的呼声，让蒙冤者及其家属看到了希望，也遭到某些人的质疑和強烈反对，被斥之为“只能搞乱局势”的“右派言论”。主管组织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对中央组织部核心小组成员指示：“在适当时候要批判”。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决心和大无畏精神，鼓励文章作者和巜人民日报》编辑人员：要顶住“十二级台风”，以“超世之才”、“坚韧不拔之志”（引苏东坡语）“来办好这件事情”，继续利用舆论阵地推动和指导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案。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席卷全国，形成不可阻挡之势。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上任之后，把中央组织部由官衙门变成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案的“党员之家”、“干部之家”，变为平反一切冤案的保障机构、实施平台，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平反冤案的工作。1977年9月至1978年1月，他领导中央党校揭露了康生制造冤案的罪行，让我负责的“揭批查”办公室材料组整理成《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曹轶欧点名戴帽的人名简表》，并决定由党委将康生的犯罪事实上报中央，请中央审查处理。1978年11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夕，胡耀邦把中央组织部、对外联络部、调查部整理的康生罪行材料亲自交给我，让我把党校的揭发材料结合在一起，整理成一份《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册》，印了100份，分送给有关人员和部门，亲自交给他20份。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因为没有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列入议程，他准备的平反冤案材料没有在会上印发，他便把《人名册》放在他住房的办公桌上，让來串门、谈事的人翻阅。受康生陷害的不少人看了被康生诬陷的事实后，纷纷要求中央为蒙冤者平反，严肃处理康生。这一呼声受到陈云、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等人的坚决支持。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以及关于康生、谢富治由中央组织部审查的决定。康生受到应得的处理，为全面平反冤假错案扫除了一大障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胡耀邦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免去其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新的领导岗位上，继续为平反冤假错案作贡献，实现了“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的宿愿，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奇迹。据郭道晖统计，总共为4000多万人平了反、摘了帽，其中包括数十位国家领导人，上百万党内外干部，数千万工人、农民，上百万知识分子，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万宗教界人士，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华侨和侨眷、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归国人员，十八万以上的“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十起革命根据地的蒙冤者。按四口之家计算，这等于让株连所及的一亿六七千万人从政治枷锁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公民权利，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怀念胡耀邦，念及他的丰功伟绩，我内心深处不禁发出褒扬、感激、敬仰的呼声：伟哉耀邦！

胡耀邦是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胡适之比肩的伟人，是和解放美国黑人的林肯总统一样的伟人。

胡耀邦从不追求个人伟大，从不自诩伟大。他是真正的伟大。

耀邦同志说过一句感人至深的话：“要做完人、圣人，难啦！但是，做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的人，是可以由自己当家作主的。” 他做到了。他就是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的人。他是一个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心志最纯粹的人。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2025年2月28日完稿于“七星连珠”之夜，3月24日二稿，3月31日三稿，9月15日定稿）

来源：九号院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