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启明：胡耀邦参与策划的这部电影被禁40年

1976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分水岭，满天阴霾的远天突然有一丝亮色，但还远没到改革开放之时。那时人们的话语全是文哥语言：打倒、粉碎、革命……不绝于耳。

这时，有一部电影和由它引起的文艺民主大讨论，把死水一潭的文化界炸开了一道天缝……

这部电影叫《瞬间》。

这部电影和这次大讨论是由两个“小人物”始作俑，竟然惊动了胡耀邦——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为他的平反昭雪大事业制造舆论环境，但没想到当时，他这个总书记的指令在当时的大环境中有时也不灵……

这部片子敏感吗？是表现913林彪事件的，关键是影片中所带来的思索深入民族伤痕深处……

这部片子的导演彭宁，策划何孔周，没有想到，他们一点点的心绪不平和才华激荡，竟然激起全国大浪滔天。

他本该为上将军却……

彭宁是红二代，他的父亲彭加伦1925年就入党，在中央红军（红军嫡系）中崭露头角，当年宁都暴动他担任副总指挥，动员指挥，才华卓著，行动得以大功告成——是我党不多的几次成功的大暴动之一。

他因此在军中威望很高，胡耀邦、杨得志、杨成武几人结为好友，或拜为兄弟。

彭加伦嘴上功夫了得。当时军中有传言，说他靠着一张嘴，说得千军归。

1930年，红22军第一次攻打赣州时，身为军委秘书长的彭加伦按照军长陈毅的指示，深入敌营，策动国民党68团全团起义。

他遂被破格提拔，红22军改编为红64师，陈毅任师长，彭加伦任师委秘书长，仅低陈毅一阶。

1931年，他与战友做了另一件震惊全国的劝降大事件，他配合地下党成功说服赵博生、董振堂率领国民党第26路军近两万官兵，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在宁都起义时投靠红军。

在红军还很弱小的1931年，竟有完完整整的国民党一个军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到中国苏区采访的埃德加·斯诺，还是20世纪80年代到中国重走长征路的索尔兹伯里，在他们相距半个世纪的著作里都着重提到了宁都起义。

这位30年代的军委秘书长、八路军总司令部政宣部副部长、壮大红军队伍的大功臣，本该有大好前程，却因为50年代初期的一个“错误”——党史写是“用人失察”，但遍查也不知具体是错用了哪位大神——而被免职处分。

这也导致他错失1955年授衔时本应获评中将以上军衔的人生大机遇。

1947年出生的彭宁，从小目睹了父亲的风雨波折，虽然是红二代，但从那时起就充满了反思和叛逆的感觉，这种反思不是发生在1966年或者1978年，而是在50年代末就开始了……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多大的心灵负担啊！

彭加伦和胡耀邦的友谊应该从1939年在延安时开始的，那时胡耀邦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彭加伦担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友谊延续到下一代。彭宁称胡耀邦为胡叔叔，胡耀邦叫彭宁为宁宁。

耀邦相扶这两家

再说一下掀起文艺大讨论的另一位大神何孔周。

安徽桐城人，自幼跟父母迁居北京。承继了桐城文统，课业一向拔尖，考入西城名校31中（前身是1911年创办的崇德中学，培养出了杨振宁、邓稼先、梁思成等十位中科院院士及众多各界精英）。

他在这所中学里与郁郁寡欢、沉默耽思的彭宁相遇，两人同气相求，结下终身友谊。

文革期间，彭宁因为攻击中央文革遭到追捕，无路可去，何孔周将他悄悄藏在自己家里——这是多大的担当啊！当时窝藏攻击中央领导的反革命，罪可杀头。亲人间因一点小事都可互相推诿，揭发告密，何况此天大之事。

彭宁还是终于被抓了！

彭宁被抓进监狱后被重判，关在功德林1号监狱，吃喝拉撒都是一个盆。他没有供出自己的藏身之所，何孔周因此幸免被安个窝藏包庇之罪。

彭宁家就比较惨了，彭加伦50年代初期就不得志，到了动乱期间，老账新账一起算，今天陪彭德怀被批，后天又陪贺龙挨斗，屡遭苦痛。

彭宁的母亲华炎30年代参加革命，曾在总政工作，这时也身陷牛棚，一家人分崩离析，只得委托何孔周去幼儿园接送看护彭宁的弟弟彭查理。

耀邦在动乱初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免，也不时大会上挨批，但幸得主席还记得这个红小鬼，造反派嗅得主席有爱惜之心，没敢下狠手。运动狂潮稍过，得以赋闲在家，落得清静。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友彭加伦一家遭受苦难而难以援手。

这天，彭宁的父亲彭加伦又被北京电影学院造反派抓走，以便随时批判、陪绑（陪更大的走资派接受批斗）。

何孔周的妹妹何孔华一向胆勇过人，知道后，怒从心上起，率一帮小将威风凛凛，于暗夜中趁看守薄弱，竟然闯进北京电影学院，大摇大摆把彭叔叔抢了回来。

小将之间的互斗，谁也管不着，总理听到这事儿，也是仅叹息一声，“这个老彭要受罪了！”他这时也是有心无力，许多老帅他都没保护下来，也是被造反派别抢来抢去。为了表现革命，这些小将对这些老帅们，一个比一个狠……

总理当然不知道内情了，彭加伦是被亲朋佯扮小将打入内部抢走的……

何彭两家人在那不正常的岁月中互相依靠，友谊愈发牢固。

彭加伦这位当年的红军秘书长，有一次专程到孔周家拜访感谢，先乘公共汽车，后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达智胡同26号，对孔周母亲说：“你养了一对好儿女，他们也是我的儿女。”

彭加伦与胡耀邦是莫逆之交，与孔周家又是患难朋友，于是孔周家与耀邦自然也相识相知。

三家人在那个多舛的岁月，竟然抱起团来，一起承迎风雨。

和耀邦一起写电影

彭宁曾经多次带着何孔周去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中拜访。何孔周不知道，很久之前，胡耀邦就听说过他的名字。

原来，文革时期，在北京183中学担任语文老师的何孔周就因他的桐城笔法，文辞有度，被借调至名校林立的西城二龙路地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写文章。

在这里，他以真名或笔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文艺》等报刊上发表几十篇文章，在北京文艺圈崭露头角。

那时发表的东西多多少少都是文哥腔调，这是不得已之事，嗜爱写作之人，总是要找阵地发表作品的，在非常时期只能以大批判、反封资修之名义，在义正言辞之余，趁机塞进点自己的文思，以求写作发表之快感。多少名家都是这么出来的，陈忠实、莫言、二月河、余秋雨等，都曾写过才华横溢的批判文稿，评法批儒、继续革命等，煞有其事，他们自己当然也不信。但看到糟乱稿草变成梦寐以求的白纸黑字印刷物后，多有平生大愿终得所遂之感，就是不知道给那时社会又平添了多少浮躁杀伐之气。

耀邦赋闲在家，当然会看到当时仅有的几本报刊上的“风云人物”的重要文章。

这些“大批判”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就与来家到访的何孔周多次长谈。他亲切地称其为“孔周”。

胡耀邦很愿意询问孔周关于文艺界和文化界的情况。那时整个中国只有8个样板戏和两本小说（《金光大道》和《虹南作战史》），耀邦对文化现状极其无奈，但他又不敢当着孩子的面直指某些炙手可热的人物，所以总是皱着眉头，啧啧啧地叹息。

林彪事件发生，即便是久经历练的耀邦也感到极大震撼，他与孩子们的交谈中多次提到9.13。

耀邦强调，一定要注意那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人物对国家社会的危害。

他似有所指，其实不仅指林彪事件的当事人，何孔周后来悟到，实际上也指向了当时一些台上人物。

他们对林彪事件讨论，耀邦对林彪事件的更深一步的体悟，感染了彭宁，于是他在动乱刚结束不久的1977年，就动笔写林彪事件的剧本。

这部叫《瞬间》的剧本，实际上是在耀邦的关注下写成的。写作过程中，他们曾多次讨论剧情。

《瞬间》剧本通过“炸车作战秘电”、“毛泽东专列改道”等情节，隐晦关联林彪叛逃当晚的温都尔汗坠机事件。这一创作基于当时对空军内部政治斗争的调查，包括林彪叛逃当晚的小舰队行动细节。胡耀邦逐字逐句看了《瞬间》剧本，表示认可。

剧本写成后，可能正是大家知道有耀邦的关注，投拍竟然异常顺利，长春电影制片厂派出主力队形拍摄影片。

1978年10月，《瞬间》样片出来后送审，有位文化界领导在一次观看中提出，“这个题材很敏感，要慎重！”

意见反馈到文化部，有人提出意见，影片涉及政治敏感问题，公映被搁置。后经过争取，1982年影片短暂解禁，但仅在部分地区内部放映，未进入全国院线。此后因涉及这类题材的审查标准收紧，该片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胡耀邦也感到很无奈，为了表示对电影的支持，1982年4月，他访问朝鲜时特地带上了这部影片。

这是彭宁作为“被封王”的悲剧的开始——他虽是著名导演，但一生所拍的四、五部得意之作全被封禁，其中比较有名的除这一部以外，还有《太阳和人》（改编自白桦的《苦恋》），《初夏的风》（此片拍摄时冯小刚在他手下做美术助理）……

虽然《瞬间》剧本的每个字胡耀邦都看了，但是送审过程还是命途多舛。耀邦作为中组部部长、中宣部部长（1980年前）、总书记，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改变命运，但他没有，他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浸透他的想法思路，饱含挚友孩子心血的心爱之作被命运之风裹卷到冷库中。

他知道规矩，他体谅下属，他作风民主，他为人谦和……

他永远牺牲自己和自己人，以弥合各种矛盾。

最早一篇文艺檄文

其实耀邦并没有息事宁人，他深深记住这件事。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没隔多久，已经在《文艺报》理论组工作的何孔周来到胡耀邦家中交谈。耀邦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现在哲学界起来了，历史界起来了，文艺界怎么还没起来？”

他在小客厅里来回踱步，突然灵光一现：“对作品的评论就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千百万群众才是文艺作品唯一的、权威的评定者。”

耀邦问到，“你们文学界现在是谁在领导？”

“张光年、冯牧、贺敬之等几位同志。”何孔周答。

“你回去可以给张光年、冯牧、贺敬之同志他们带个话。”胡耀邦说，“文学界也要行动起来！”

彭宁和孔周由这次电影送审遭遇深深感觉，文艺战线“左”的思潮一直弥漫着，并未走远。拨乱反正势在必行。

满目疮痍的文艺战线又应当从哪里进行突破？他和彭宁一块探讨，决定围绕“文艺民主”展开论述，寄望以“惊天一吼”驱散文革造成的文坛迷雾。

《文艺民主与电影艺术》一文定稿后，给到了刚刚复刊的《电影艺术》杂志，于1979年第1期刊发。

此文的题材的甄选、内容的搜集、思想的提炼，都可以追溯到胡耀邦同志，他在文革前后与何孔周多次见面，促膝长谈，他对文艺创作的认识与理解，深深藏刻在何孔周的记忆中。

据何孔周回忆，1979年元旦刚过，《电影艺术》杂志就刊发了这篇文章，同时文章也送给了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他看过后觉得很好，主动将标题改为《电影为什么上不去？——谈文艺民主与电影艺术》，又亲手加了编者按语，当时中央其他相关同志也认真琢磨了编者按，感觉很到位。最终，胡耀邦亲自增删定稿，交给了《人民日报》。

1979年1月21日的《人民日报》3版头条刊发了这篇文章。编者按这样写道：“人民群众对目前电影创作的状况和影片的贫乏还是很不满意的，电影工作者也都很着急。广大群众和电影工作者都在思考：电影为什么上不去？发展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障碍何在？怎样才能使电影事业适应新历史任务，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彭宁、何孔周两同志的文章，对电影艺术中如何贯彻艺术民主、按电影艺术规律办事和改革电影体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欢迎从事文艺工作、电影工作的同志和广大观众都来参加讨论，总结三十年来我国电影事业的经验和教训……”

此文出炉好似平地炸了一个惊雷，成为中国文坛拨乱反正最早的一篇檄文。

当时许多文艺界的重头人物憋足了劲儿都想写出厘清文艺领域错误思潮，打开拨乱反正新局面的文章，但瞻前顾后之际就被两个年轻人捷足先登了。

平心而论，两位年轻人当时的笔上功夫还达不到力透纸背的效果。因此，文章初稿出来后，电影艺术家夏衍、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副厂长林杉，还有《文艺报》主编冯牧，以及中国作协的一些老作家，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尤其是林杉亲自帮助润色、修改，历时四个多月，并最终在1978年11月定稿。

许多人都知道这篇文章背后有胡耀邦的支持，有文艺界大佬级人物的支持。

彭何二人撰写文章时，个别地方和单位还有极左体系的人物继续掌握着一定权力，真的要发表这样一篇观点鲜明、语言犀利的檄文时，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惊雷过后的大讨论

孔周、彭宁的文章掀起文艺界大讨论，“艺术要民主，创作要自由”的呼声不绝。《人民日报》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讨论文章，支持的声音很明显占大多数。

1979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现代木刻鼻祖江丰的文章《文艺需要民主》。文中表述：文艺界缺乏民主的情况是从1957年以后逐步形成的。最后致使林彪、‘四人帮’在文艺界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

1979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铁道兵第一政委吕正操的《评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回顾‘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个口号出笼以来十多年的时间，我国的文学艺术并不是什么‘高于生活’了，而是大大落后于生活的发展……”

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把一切古代的、外国的文艺遗产统统打成封资修的毒草，加以禁锢，不让群众接触，实行的完全是中世纪的蒙昧主义。”

1979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评论家阎纲的文章《现在还是放得不够》，“看见新事物冒头就害怕，听到不同声音就手忙脚乱，认为放糟了，思想解放过头了，想用老办法压。这是十分错误的。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以后，文艺界并没有“放”出右派，倒是“放”出一大批香花。”

1979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著名作家艾芜的文章《繁荣文艺必须肃清封建流毒》写道：“要出面干涉，也要根据法律，不能随便讲一句话就置人于死地。”

何孔周、彭宁两个小人物在文艺界掀起的巨浪，持久回荡，发酵不止。大讨论持续了一年之久。直到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在京西宾馆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100多名剧作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共同参加。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在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十几年来，我们这支队伍受到很大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的同志则是被摧残死的……”说到此处，他忽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激情地举起双手大声疾呼――“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者打成反革命！”顷刻间，会场里先是震撼后的寂静，接下来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流下了热泪。

胡耀邦的讲话给彭何文章引出的大讨论定了调，大讨论也告一段落。

大浪中电影最危险

之后，何孔周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将与胡耀邦交谈的思考融到了一系列文艺评论中，连续发表《自己的声音”》、《不要横加干涉》、《大胆“干预生活”》等文章。

同时，他也兼搞影视创作。他创作拍摄过电视剧剧本《归去来》以及电影文学剧本《噩梦》、《等待来世》等。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触电”是很危险的，甚至比写小说还危险——文哥兴起，首先做的，早于政界、经济界、医疗界，是在电影界首先打了200部电影大毒草，《刘三姐》、《舞台姐妹》、《洪湖赤卫队》、《塞上江南》、《红珊瑚》、《红旗谱》、《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青春之歌》等人们喜闻乐见的影片都榜上有名，开了极为恶劣的先河，自此，全国炮打“封资修”的泼天大浪，影响到每一个人，所谓“文化沙漠”时代开始。

不要以为就跟现在批评一下，禁演一下就了事，是要出人命的。红色经典小说《红岩》1961年问世，一位文艺界负责领导还曾称读它“每一次都感动得流泪”。但1966年底他突然宣称《红岩》“问题极其严重，是为叛徒翻案”，还称作者罗广斌“很坏”，质疑他能从渣滓洞幸存的合理性。此后各地出现大量批判大字报，罗广斌遭造反派轮番揪斗，1967年初在派性斗争中坠楼身亡。

《红岩》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1965年刚完成摄制就遭某位领导差评，称其“糟透了，坏透了”，还挑剔主演赵丹的气质不适合角色。文革爆发后，影片被打成“大毒草”停映，赵丹也被投入监狱，差点死在狱中。直到1977年，这部电影才重新与观众见面。

著名演员崔嵬因为演了“大毒草”《红旗谱》中的两个角色，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关进秦城监狱，1969年在周恩来总理多次过问下，才从秦城监狱被释放回北京电影制片厂，但之后仍需在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2年才正式获得“解放”。

何孔周单位领导，老革命冯牧知道“触电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他一再警告孔周，如果单位内部有人“触电”出了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原来，在电影《瞬间》遭禁的同时，彭宁和作家白桦计划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黄永玉的传奇故事和坎坷经历拍摄一部艺术片《苦恋》。冯牧知道后，立即找到了何孔周，劝他不要参与《苦恋》写作组：“之前出了事是你个人的，现在出了事《文艺报》难免受牵连。”

何孔周只能退出参与，仅是偷偷对剧本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细微末节阐述过自己的看法。

即使如此，在《苦恋》遭到批判时，他还是拍案而起，对率先发起大批判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黄钢主编的《时代的报告》创刊号据理力争，发表了反批评的文章。

几十年过去了，耀邦去世，彭加伦去世，彭宁也去世了——何孔周为此专门从从澳洲赶到香港，送了彭宁一程。

不管多辉煌的业绩，不管多激烈的搏争，在时空的幕布下终将消退隐去。

何孔周现在在澳洲，遥忆故国，回视寰宇，把所有的悲欢思绪，把所历的人生风雨，都倾注在《中华文化与和谐社会》、《百年中国的忧思》、《民间书写的历史》等煌煌著作文论中。

他曾说过，最怀念的就是70年代，在耀邦家那个胡同院子里一间小平房微弱的灯烛下，他和彭宁，还有耀邦叔叔一起聊着家国世事，那份苦楚和幸福，还有微微的希望，似乎透着一层柔纱从未走远。

历史真情是不会走远的，随着时空的翻转而藏在末知的角落，待到有一天，终会被后人识见的，他们会感叹，曾经有这样一段岁月中国人是这样奋博和追求的……

来源：忆土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