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白：一篇胡耀邦加“编者按”的檄文，掀起文艺民主大讨论

民间书写的历史往往是真实又耐人寻味的，它将许许多多鲜活个体的生命历程串接在一起，滋养着人类文明的花园。

然而，那些国家和民族命运转折点上的往事，总是零零散散地残存于亲历者的过往经历与记忆中，需要我们通过开掘、整理，去复原亲历者参与某个历史事件或场景的过程，将它们雕琢成岁月征程上的一座座里程碑。

当我们钩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的天光云影时，通过对个体口述历史的挖潜，能够再现当时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将个体记忆转化为人类共享的精神世界。

彭宁、何孔周就是两位亲身参与拨乱反正的文艺界人士，1979年，他们共同合作的檄文曾经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关于文艺民主的大讨论。

旧时光里的忘年相谈

写作总是有思想源头的，书本求知是一方面，生活阅历是更重要的源泉，那些在历史关键时期应运而生的文章或多或少总是缘于作者对社会生活衍变的某种深刻理解与心中由来已久的理想追求耦合到了一起，才会让作者气韵萦身，落笔成文。

《文艺民主与电影艺术》就是一篇“合为时而著”的文章，题材的甄选、内容的搜集、思想的提炼，都可以追溯到胡耀邦同志，他在文革中和文革后与何孔周多次见面，促膝长谈，后来又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对文艺创作的认识与理解，深深铭刻在何孔周的记忆中。

胡耀邦与彭宁的父亲彭加伦是老战友。1939年在延安时，胡耀邦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彭加伦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两人在血与火的战争岁月结下了深厚情谊。

彭加伦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中威望很高，杨得志、杨成武都是他的好兄弟。当年在江西，那场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宁都暴动就是由他担任副总指挥，做了大量动员说服工作后才得以大功告成的。

1930年，红22军第一次攻打赣州时，军委秘书长彭加伦按照军长陈毅的指示，策动国民党68团全团起义。

后来，红22军改编为红64师，陈毅任师长，彭加伦任师委秘书长。1931年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64师开到江西宁都县城休整，被编入红12军，彭加伦担任该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在青年军官中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主张，成功说服赵博生、董振堂率领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名军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在宁都起义参加红军。

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代价最小而成绩最大的起义，红军人数瞬间扩大近三分之一，在整个中共历史上都意义非凡。 

胡耀邦非常了解彭加伦的革命经历，解放后两家关系一直很好，因为这种渊源，彭宁称胡耀邦为胡叔叔，胡耀邦叫彭宁为宁宁。

再说彭宁与何孔周的袍泽之谊，两人自从1958年在北京31中相识后，几十年风雨岁月彼此切磋砥砺、患难与共、情逾手足、祸福同担。

文革期间，彭宁因为攻击江青遭到追捕，无路可去时，何孔周将他悄悄藏在自己家里。彭宁被抓进监狱后，他的母亲华炎委托孔周去幼儿园接送彭宁的弟弟彭查理。后来彭加伦被北京电影学院造反派关进牛棚时，何孔周的妹妹何孔华（现为美国著名爱国侨领）又带了一些人将他抢了回来。

不正常的政治气候并没有完全泯灭人性的光亮，生死友谊在点点滴滴的旧时光中结下了种子。彭加伦待孔周兄妹如同自己的儿女，甚至为了专程到他家拜访，先乘公共汽车，到站后又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达智胡同26号，对他母亲说：“你养了一对好儿女，你的这对儿女也是我的儿女。”

胡耀邦自然也很喜欢老战友的孩子，与他们成了忘年之交。

彭宁曾经多次带着何孔周去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中拜访，但在何孔周第一次去之前，胡耀邦就听说过这个名字。

文革时期，在北京183中学担任语文老师的何孔周被借调至著名中学林立的西城二龙路地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就是在这里，孔周曾以笔名方演和真实姓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文艺》等报刊上发表过几十篇文章，在北京文艺圈崭露头角，他的文章引起了胡耀邦的关注。

因为这些原因，胡耀邦很愿意就文艺界的情况与何孔周交流讨论，并亲切地称呼他孔周。

1970年代，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胡耀邦与何孔周围绕“913事件”（1976年后讨论《瞬间》剧本的写作），以及“四人帮”先后发起的“评法批儒批周公”运动，“评水浒”运动等进行讨论。在深入互动中，孔周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时局的思考与困惑，对文艺界现状的看法与期望。

耀邦为人谦和，没有架子，博闻强识、富有学养、慎思明辨，愿意听取不同意见，也欢迎讨论问题，举手投足间散发出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阔大胸襟和民主精神、民主作风，是一位有良知，有人性，体恤民情、坦荡率直，有宏大格局、远大志向的领导人。何孔周认为，如果不遭遇政治劫难，假以时日，他会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是可以与蒋经国媲美的，带领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伟大人物。这些都给何孔周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光明日报》即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没隔多久，已经在《文艺报》理论组工作的何孔周来到胡耀邦家中交谈。耀邦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现在哲学界起来了，历史界起来了，文艺界怎么还没起来？应当怎么响应？”他在小客厅里来回踱步，突然灵光一现：“对作品的评论就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千百万群众才是文艺作品唯一的、权威的评定者。”

这些话并不是随便说的，是胡耀邦反思文革时，深思熟虑之后形成的理念。文革时期，江青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罪名扼杀文艺作品，批判文艺干部，将建国十七年几乎百分之九十几的文艺作品都定性为“毒草”。

正是由于亲身体味过这样的人间惨剧，胡耀邦才觉得推进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不能用某些人或某个小团体的价值观为基准来决定作品的生存。于是，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你们文学界现在是谁在领导？”胡耀邦问。

“张光年、冯牧、贺敬之等几位同志。”何孔周答。

“你回去可以给张光年、冯牧、贺敬之同志他们带个话。”胡耀邦说。

何孔周回来很快就向冯牧同志汇报了情况。

中国文艺界最早的拨乱反正檄文

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势在必行了。然而，腥云遍地，满目疮痍的文艺战线又应当从哪里进行突破？又该如何突破？文艺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耀邦的想法深深牵动着何孔周的思绪。

此时不来一场春雨更待何时？正直盛年的何孔周在交谈中思索，在思索中沉淀，在沉淀中开启了“写作之旅”。

他和彭宁一块探讨写作主题，决定围绕“文艺民主”展开论述，寄望以“惊天一吼”驱散文革造成的文坛迷雾。文章定稿后，给到了刚刚复刊的《电影艺术》杂志主编于敏，并在1979年《电影艺术》杂志第1期刊发。

这一期的杂志头条刊发了周恩来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紧接着就是老电影艺术家夏衍撰写的《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祝〈电影艺术〉复刊并从中国电影的过去展望未来》，第三篇是电影理论家柯灵撰写的《实践向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

《文艺民主与电影艺术》位列第四篇。据何孔周回忆，1979年元旦刚过，《电影艺术》杂志就刊发了这篇文章，同时文章也送给了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他看过后觉得很好，主动将标题改为《电影为什么上不去？——谈文艺民主与电影艺术》，又亲手加了编者按语，当时中央其他相关同志也认真琢磨了编者按，感觉很到位。最终，胡耀邦亲自增删定稿，交给了《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样写道：

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战线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诗歌、话剧、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电影作为具有最广泛群众基础的一种艺术形式，人民群众要求有更多更好的具有教育作用和美感享受的艺术形象出现在银幕上，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银幕绚丽多彩。两年多来，广大电影工作者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人民群众对目前电影创作的状况和影片的贫乏还是很不满意的，电影工作者也都很着急。广大群众和电影工作者都在思考：电影为什么上不去？发展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障碍何在？怎样才能使电影事业适应新历史任务，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彭宁、何孔周两同志的文章，对电影艺术中如何贯彻艺术民主、按电影艺术规律办事和改革电影体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欢迎从事文艺工作、电影工作的同志和广大观众都来参加讨论，总结三十年来我国电影事业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积极的意见和建议，促进电影艺术和文艺事业有一个大发展，使文艺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

1979年1月21日的《人民日报》3版头条刊发了这篇文章。它的出炉石破天惊，好似平地炸了一个惊雷，成为中国文坛拨乱反正后最早的一篇檄文。

当年彭何二人虽然已经声名在外，但属于文坛的“新生代”青年，许多文艺界的重头人物原先憋足了劲儿都想写出厘清文艺领域错误思潮，打开拨乱反正新局的文章，但终究还是没有写，瞻前顾后之际就被两个年轻人捷足先登了。

虽然他们没写，但在《文艺民主与电影艺术》诞生的过程中却给了鼎力支持。

平心而论，两位年轻人当时的笔上功夫还达不到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的效果。因此，文章初稿出来后，电影艺术家夏衍、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副厂长林杉，还有《文艺报》主编冯牧，以及中国作协的一些老作家，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尤其是林杉亲自帮助润色、修改，历时四个多月，并最终在1978年11月定稿。

很多人都知道这篇文章背后有胡耀邦的支持，有电影界元老级人物的支持。

谈起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何孔周想起了他与彭宁、宋戈创作电影剧本《瞬间》的遭遇。

电影《瞬间》讲述了林立果小舰队炸毛泽东专列的故事。剧本拍摄由赵心水和李前宽分别担任正副导演。1978年10月，《瞬间》样片出来后送到空军司令部，总空和北空的首长观看了影片表示片子不错。但不久，在总空的空军俱乐部组织的一次观看中有观影者提出，“把我们空军写得这么糟糕，政治斗争这么尖锐，以后空军招人谁还敢来？”意见反馈到文化部，有人提出意见，影片涉及文革国家隐秘和政治敏感问题，公映被搁置。

虽然《瞬间》剧本的每个字胡耀邦都看了，但是样片在送审时还是遇到了许多难关，这些遭遇深深震触着何孔周的心弦，文艺战线“左”的思潮一直弥漫着，并未走远。在这个意义上，《文艺民主与电影艺术》的出炉，就是要向“左”的思潮开枪，还文艺界一个朗朗乾坤。

彭何二人撰写文章时，虽然康生已经去世，但是个别地方和单位还有“四人帮”体系的人物继续掌握着一定权力，真的要发表这样一篇观点鲜明、语言犀利、指向确切的檄文时，还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因为“左”的势力随时都可能反扑过来。

文中这样写道：“由于这种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至今没有遭到批判和清算，使我们的某些同志现在还身有余毒，心有余悸。他们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是正确的东西，还自以为是在执行正确的路线。这些同志，口头上也承认党的放的方针，但一接触具体问题，便裹足不前，加以防范，生怕出纰漏，犯错误。这种心理状态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放的方针的抵制与阻挠，这对发展与繁荣电影创作是极为不利的。”

两名年轻人满腔热忱，壮怀激烈，主动肩负起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使命，毫不畏惧可能招致的不期横逆。然而，这篇文章在全国引发的轩然大波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惊雷过后的大讨论

《人民日报》刊发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各地的报刊都开始发表各类讨论文章，一时间百花齐放，掀起了“艺术要民主，创作要自由”的浪潮。很快，《人民日报》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讨论文章，这些文章虽各执观点，但是支持的声音很明显占大多数。

《电影艺术》杂志原编辑部主任王人殷（后来担任主编）当年编辑过这篇文章，她说文章刊登之后没多久，杂志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就像雪花一样纷至沓来。

1979年2月20日，《人民日报》3版发表江丰的评论《文艺需要民主》。江丰1957年被打为右派，当时他在中国美术馆研究部工作。虽然文章开篇表明是在学习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后受到了启发和鼓舞，但是内容很明显是向着“四人帮”的文化专制路线开枪，光明正大地呼应了彭、何的文章。

文中有这样的表述：“依我看，文艺界缺乏民主的情况是从一九五七年以后逐步形成的。当时有一种风气，就是一来就‘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致使文艺界出现了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学术不能讨论，创作不能发展等种种不正常现象。林彪、‘四人帮’在文艺界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正是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恶性发展。”

1979年3月26日，《人民日报》3版发表《甘肃文艺》杂志理论编辑余斌的《列宁与文艺民主》。文章开篇说到：“实行文艺民主，被作为一个新问题提出来了。本来，这不是什么新问题，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就是这么提倡、这么实行的。且说列宁吧。”余斌接着引用列宁曾经对克拉拉·蔡特金说过的话来证明在艺术问题上，列宁不轻易点头、摇头，而是讲群众路线。“我们关于艺术的意见是不重要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

1979年4月12日，《人民日报》3版发表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吕正操的《评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章写道：“回顾‘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个口号出笼以来十多年的时间，我国的文学艺术并不是什么‘高于生活’了，而是大大落后于生活的发展。今天，文艺工作要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要有一个大发展，就要真正发扬文艺民主，冲决林彪、‘四人帮’设下的一切禁区、框框和枷锁。”

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3版转载《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继续解放思想 繁荣文艺事业》认为，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大肆鼓吹“彻底扫荡论”，把一切古代的、外国的文艺遗产统统打成封资修的毒草，加以禁锢，不让群众接触，实行的完全是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中世纪的蒙昧主义。

1979年7月16日，《人民日报》3版发表作家阎纲的评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称要发展文艺，“仍然需要采取‘放’的方针，要接受历史教训，决不能半途而废”。文章这样写道，在这种新形势下，有的人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热心，看见新事物冒头就害怕，听到不同声音就手忙脚乱，认为“‘放’糟了”，“思想解放过头了”，想用老办法压。这是十分错误的。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以后，文艺界并没有“放”出右派，倒是“放”出一大批香花。

1979年7月16日《人民日报》3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让文艺工作者如坐春风——五谈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来，许多同志，从实际出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一些理论进行探索，提出一些与传统的说法不那么一致的观点，这不仅是应该允许的，而且是应该鼓励的。对于正确的意见，应该接受和采纳；对于那些不正确的意见，应该热情帮助，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弄清是非，提高认识，决不能动辄给人扣上“修正主义”或者别的什么大帽子。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否定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做出了整体肯定的评价，初步回答了当时亟须解决的若干重大文艺理论问题，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方向。

1979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著名作家艾芜的文章《繁荣文艺必须肃清封建流毒》写道：“政治工作者要出面干涉，也要根据法律，不能随便讲一句话就置人于死地。有了共同遵守的法律，文艺的创作者、文艺理论工作者、文艺工作领导者，就敢于创作，敢于批评，敢于反批评，敢于领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才能充分发挥威力。”

1980年2月6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文艺是引导人民前进的“灯火”》，这样写道：“党中央领导同志说过，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

1980年2月8日，《人民日报》第4版发表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中国文联副秘书长金紫光和总后勤部军事交通部副部长李伦合写的文章《回忆刘芝明同志领导文艺创作的民主作风》，通过深深怀念中国文联原党委书记刘芝明工作中的民主作风“把自己放在同作者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允许进行讨论，并启发作者充分讲出自己的意见。有时，由于彼此意见不一致，几个作者情绪激动，甚至拍着桌子同他吵起来，有时他同意了作者的意见，有时他不同意作者的意见，甚至情绪也有些激动，以致闹得不欢而散。但是，次日见面，大家又和好如初，不存任何芥蒂，又接着对作品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来说明文艺创作应当遵循民主理念。

《电影艺术》杂志上参与大讨论的文章也不少。

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室主任马德波在1979年第4期的《电影艺术》杂志撰文《艺术民主并非唾手可得——闻“艺术民主过头了”之声有感》。文章写到，提倡艺术民主“过头”了吗？当前上映的影片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理胜于情”的说教通病。题材、样式、风格单调，电影的艺术形式仍 然存在着呆板 的老一套面孔，足以说明创作人员心中还有“余悸”，创作思 想解放得还很不够，哪里谈得上“过头”呢？是不是文艺的领导已经不存在头脑僵化或半僵化者，或者已经彻底改变了“控制太死”的状态呢？事实并非如此。电影剧本《罪人》迟迟未能投入拍摄即是一例。这部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有什么成就或不足，总应该让群众来讨论加以鉴定吧，但是这种讨论却没有能够展开。这种状况难道能说是艺术民主“过头”了吗？

编剧李准在1979年第5期的《电影艺术》杂志发表《谈文艺的社会作用》，指出，文艺界这种民主讨论的空气出现，不单是由于近两年多来我们出版了一些古典和外国文艺书籍，放映了一些外国影片所引起的。这只是一个因素，而且可以说是一个极小的因素。如果说这也算得一场思想革命，那么产生这一场思想革命的动力，则是我们国家伟大生活本身。从“四五”运动到“四人帮”迅速垮台，从“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淮”的全国范围大辩论到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从政治上一系列的光辉改革到经济上的科学调整以及民主和法制精神的提倡这些波澜壮阔的生动现实，给文学艺术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在这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中，大家首先是“敢想”了，敢于对文学艺术中的很多似已定论的问题， 提出否定的看法。

这场大讨论持续了一年之久。直到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在北京京西宾馆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100多名剧作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共同参加，对近几年的戏剧电影创作剧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月12日、13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在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做到“敢想敢干，百折不挠”。他说：“十几年来，我们这支队伍受到很大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的同志则是被摧残死的……”说到此处，他忽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激情地举起双手大声疾呼――“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者打成反革命！”顷刻间，会场里先是震撼后的寂静，接下来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流下了热泪。

1980年2月26日，《人民日报》1版专门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内容。关于彭何文章的大讨论也告一段落。

承前启后的耕耘

如果没有这篇文章的铺路，中国的电影界会怎么样真的难以想象。著名导演李前宽说过：“《文艺民主与电影艺术》为电影界的后来者铺了路，才能迎来国产电影一度的黄金年代以及丁荫楠、吴贻弓、张暖忻等第四代导演以及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等第五代导演，涌现出电影《城南旧事》《周恩来》《重庆谈判》……涌现出《黄土地》那种或宏大或细腻的叙事、深刻的情感和丰富独特的视觉风格，涌现出电影《红高粱》那种表现野性与激情乡村世界中多面复杂的人性。这些具有深刻文化反思的电影都是在这篇电影界拨乱反正的开山之作后诞生的。”

正是因为电影界迎来了一种开放包容的气象，彭宁继续在电影瀚海中遨游，将深邃的思想内涵和别具一格的叙事手法熔铸到影片中，先后拍出了《太阳与人》《初夏的风》和《欧妹》，虽然因为某些特殊缘故，屡屡遭禁，却成了那个时代的艺术绝响。

何孔周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将与胡耀邦交谈的思考融到了一系列文艺评论中，在1979年第3期《文艺报》上发表《大胆“干预生活”》，在1980年第1期《作品》杂志上发表《自己的声音”》，在1980 年第7 期的《文艺报》上发表《不要横加干涉》……这些作品都在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大胆“干预生活”》中有这样的表述：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诛戮忠良，祸国殃民，造成了冤案如山，怨声盈野。它的御用文学却连篇累牍地宣传“形势大好”，歌颂“功德无量”。倘有真正的文学家凭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仗义执言，“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把人民的爱与憎、崇敬与鄙视、歌颂与鞭挞真实地、毫不掩饰地熔铸在艺术形象中，就会马上罹难遭祸，其中一个赫然罪名，就是：“干预生活”。

《自己的声音》这样写道：作家在作品中有“自己的声音”，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是水火不容的。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实行思想独裁，推行愚民政策，需要蒙昧，害怕真理；需要俯首听命的奴才，害怕求索真理的战士。他们害怕作家把笔触伸展到他们所设置的禁区，去独立思考，深刻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他们害怕作家发出“自己的声音”……

《不要横加干涉》一文写道：“从三十年来文艺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看，也只有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横加干涉，只能造成文学艺术的凋零。因为只要无理地专横地干涉了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就会影响到一大批作家的创作情绪，影响到一大批作品的顺利诞生，扩展开来，就会直接威胁到社会主义文艺的生机。”

从思想源流上看，这些评论与《文艺民主与电影艺术》是一脉相承的，也是胡耀邦文艺思想的延续，只有坚信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火，才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文学界、电影界，才会倍加珍惜并呵护人民的创作热情，才能不断出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

当然，文论上的推陈出新并不能掩盖何孔周内心深处对电影意识形态的警觉，虽然他后来也创作拍摄过电视剧剧本《归去来》以及电影文学剧本《噩梦》《等待来世》（未发表），但是《瞬间》剧本的前后遭遇，《苦恋》的悲情，还是让他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谨慎地面对电影创作，并让他静下心来，矢志不渝地结合前人与自己的创作体验，去撰写一系列“艺术探微”的文章。

虽然冯牧知道何孔周给文艺界拨乱反正做了贡献，也知道他对电影艺术有比较深刻的领悟，但是“触电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他一再警告孔周，毕竟在他担任《文艺报》负责人期间，如果单位内部有人“触电”出了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原来，在电影《瞬间》遭禁的同时，彭宁和作家白桦计划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黄永玉的传奇故事和坎坷经历拍摄一部艺术片《苦恋》。冯牧知道后，立即找到了何孔周，劝他不要参与《苦恋》写作组：“之前出了事是你个人的，现在出了事《文艺报》难免受牵连。”

但是挨不过彭、白两人的情面和邀请，何孔周也对剧本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细微末节阐述过自己的看法。他虽然没有参加《苦恋》写作组，但在《苦恋》创作过程中，彭宁，白桦与他实际上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在《苦恋》遭到粗暴蛮横批判时，他甚至毫不畏惧地挺身而出，对率先发起大批判的黄钢主编的《时代的报告》创刊号据理力争，发表了反批评的文章《把握特殊性是艺术的生命——兼评〈时代的报告〉创刊号中一个错误观点》。

不过好在他已将早年电影创作的“辛苦遭逢”倾注在《中华文化与和谐社会》《文化力与中国的未来》等一篇又一篇的大部头文论和《百年中国的忧思》《民间书写的历史》以及煌煌著作《民主论——兼说中国民主思想的历史衍变》《人性新论》等史论中，让曾经的遭遇“干戈寥落”，云淡风轻。唯有那份深邃的思索穿越历史的星河，在追踪时代脉搏的家国情思中，瞩望一个崭新的明天。

 

附：《文艺民主与电影艺术》全文

 

   文艺民主与电影艺术

 彭宁 何孔周

 

我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而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当前，在文艺创作上，诗歌打了先锋。短篇小说、戏剧走在了前面，但电影却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落在了后面。特别是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今天，如何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把我们的电影事业尽快搞上去，更好地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促进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更成为大家密切关注的问题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亿万人民在大踏步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我们认为不解决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就无法完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不解决文艺民主问题，就无法繁荣和发展电影艺术创作。

我们说的文艺民主，就是要认真贯彻放的方针。放，就是民主，就是给人民思想的权利，说话的权利，在艺术上进行自由探索的权利。一句话，就是保障人民民主的权利。而林彪久四人帮”搞的收，就是不允许人民有思想的权利，有说话的权利，有在艺术上进行白由探索的权利。一句话，收，就是思想独裁，就是在文化领域里搞封建文化专制主义。

为什么在打倒“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以后，现在还有些人那么害怕放呢？首先是，林

彪、“四人帮搞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影响还远没有肃清。另外，还没有来得及正确总结建国二十多年来在文化艺术领域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还没有得到澄清和清算。过去，我们不断地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但对来自“左”的干扰和危害认识不足。长期以来，我们很少反对“左”的东西，尤其是对在党内窃踞高位，以“思想家”、“理论家”、“权威”自居，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那个人，没有彻底揭露、批判与清算。他与林彪、“四人帮”坑涤一气，大搞思想独裁，大搞文化专制主义，设置文字狱，严重摧残和扼杀了社会主义文艺。

就是这个人，在电影战线方面大搞“收”的方针。当五八年电影艺术正在健康发展的时候，他到长影和上影看了些影片后，蛮横污蔑电影界是“毒草丛生，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污蔑广大电影创作人员是“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东风”，一下就点了好多部影片的名。当五九年周总理为建国十周年出现的一批优秀影片庆功时，他公然和总理唱反调，说“你们是拿些好影片装门面，实际上在这些影片后面，坏影片多得很”，并利用“反右倾”又枪毙了很多影片。六0年，第三次文代会充分肯定了文艺界包括电影界的成绩，他在六二年又大开杀戒，说“六0年三次文代会后，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不好的、不健康的潮流，利用文艺方法反党。”就是这个人，在电影界大搞文字狱，大搞株连，动辄给人扣上重得压死人的帽子，动辄给一些影片扣上“为王明翻案”，“为高岗翻案”，“为彭德怀翻案”，“为刘少奇翻案”等等帽子。影片《红河激浪》的主人公小名叫小虎，他硬说高岗当年有个绰号叫老虎，这个主人公就是高岗，还说“现在利用小说反党还在漫延，《红河激浪》就是一例。”影片《革命家庭》中有一个地下党员姓刘，他又胡说这个人就是刘少奇。他还造谣诬“党内有两个山头。一个是陕北的山头，一个是上海地下党的山头。《红河激浪》就是为陕北山头说话的，《聂耳》、《革命家庭》都是宣传王明路线的”……等等。

就在林彪、“四人帮”和这个家伙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电影界敌我被颠倒，是非被混淆，弄得人人自危，思想混乱，蓬勃的艺术创作生机，被无情地扼杀和窒息了。

由于这种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至今没有遭到批判和清算，使我们的某些同志现在还身有余毒，心有余悸。他们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是正确的东西，还自以为是在执行正确的路线。这些同志，口头上也承认党的放的方针，但一接触具体问题，便裹足不前，加意防范，生怕出纸漏，犯错误。这种心理状态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放的方针的抵制与阻挠，这对发展与繁荣电影创作是极为不利的。

放，就是要搞革命竞赛。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是有过争论的。一九二九年苏联有个剧作家布尔加科夫，写了一个剧本《土尔平一家的日子》，有人主张禁止。斯大林说“问题不在于禁止，而在于用竞赛的方式，用创造能够取而代之的、真正的、有趣的、富于艺术性的、苏维埃性质的剧本，去一步一步地把新的和旧的非无产阶级的低劣的作品从舞台上驱逐出去。而竞赛是一件巨大而严重的事情，因为只有在竞赛的情况下，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学才能够形成和结晶化。”当时，苏联之所以能产生一大批震撼世界的、具有强大的思想艺术力量的影片，就是因为执行了列宁、斯大林主张竞赛，反对禁止，也就是主张放，反对收的方针。当然，斯大林后来也未能全面贯彻自己早期的正确主张，在文艺领导上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这场争论已经过去五十年了，我们的那些害怕放的同志，难道不应该把这段历史做为一面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吗？

对贯彻放的方针，我们电影界当前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电影创作人员来说，不少人心有余悸，不敢闯禁区，不敢独立思考，不敢说真话，不敢站在时代的前列，回答重大的社会问题，一句话，就是怕“引蛇出洞”。就文艺领导来说，某些人身有余毒，他们不是把放的方针看成是长期的发展的方针，而是看成是消极的权宜之计。他们也许想的是先放后收，或是不放只收。他们认为放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问题的关键还在领导。

把毛主席放的方针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混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的放，是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是使艺术上的各种形式、各种体裁、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自由竞赛，是使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逐步提高，使思想上错

误和艺术上低劣的作品逐步淘汰的好方法，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好方法。

结论是：放——出理论，出作品，出人材，繁荣创作；收——禁锢思想，窒息创作，扼杀人材。不种花，哪来的百花盛开？不准生孩子，又怎么能说得上孩子长大呢？

因此，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包括电影艺术在内，只能放，不能收。

二

按照艺术规律办事，还是单凭“长官意志”、“行政命令”办事，这是当前电影创作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和实行不实行文艺民主相联系着的。

任何事物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文艺包括电影艺术也不例外。遵循它固有的规律去做，就能取得自由违背它的规律去做，就要受到惩罚。这在长期的电影艺术实践中，曾出现过许多成功和失败的例子，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那么到底什么是电影艺术的规律呢？电影艺术创作规律和一般文艺创作规律有其共同点，也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愿意和大家共同探讨。

（一）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真实是艺术的生命。

艺术只有真实才能发挥认识生活的作用，发挥思想教育和美感教育的作用。艺术的真实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目前，人们正在热烈讨论的要给“革命现实主义”恢复名誉，正是为了坚持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这个观点。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文艺创作领域内必须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一个作家脱离肥沃的生活土壤，创作必定枯竭。创作人员，特别是中年和青年创作人员，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自己脱离生活，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就是探索真理的过程，因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没有结束真理，创作人员要敢于站在时代的前列，接触、提出和思索重大的社会问题。文艺领导，特别是主管创作的领导，在指导艺术创作时，一定要从生活出发，不能从概念出发，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规定创作者写什么和不许写什么，去规定创作者怎样写和不准怎样写，去指定作家和导演表现他们所不熟悉的生活。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现象，当有些创作者勇于触及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重大社会问题时，有人就马上出来设禁区，下禁令。所谓禁区，就是不准创作者真实反映生活，不准创作者对复杂的生活现象进行独到而深入的思索，不准创作者说出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埋藏在心底的真心话。而一旦出现了具有新意的、敢于触及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品时，这些人就目瞪口呆。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人是不敢支持创作者大胆创作，分明着出作品是有光彩、有思想艺术价值的，但却不摇头，不点头，眼睛向上，专门等着上级来决断；另一种人是不许创作者大胆创作，他们常常以“异端”、“出格”、“暴露文学”、“ 批判现实主义”等罪名把一些作品轻易否定掉。这种做法，既摧残了文艺民主，也造成了我们许多作品不敢真实地反映生活，不敢思索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这还谈得上什么创作上“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呢？

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而社会生活的主体是人民。毛主席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奇怪的是，至今在文艺创作中，有些人还是害怕提“人”， 一切带“人”字的都不敢提“文学是人学”、“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革命人道主义” 、“无产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的人情”……。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影片中出现的人物，大都是不能感染观众的，没有鲜明个性的、没有血肉的、图解某些政策概念的“人干”，或是神化了的所谓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澄清在文艺创作中长期遗留下来的一些谬论。那种认为艺术必须以正面人物为主角，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电影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电影必须着力歌颂和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但并不排斥“中间人物”、“反面人物”和其他各种类型人物做为影片主角。鲁迅先生说，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显见，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在于作者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来进行创作，“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那种把典型仅仅归结为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只强调共性、否认个性的看法，更是错误的。现实生活中，即使是同一阶级、同一阶层、同一社会集团中的人，由于他们的教养、经历、兴趣、爱好的不同，他们的性格也是多种多样的。只强调共性，否认个性，就会造成一个阶级、一个阶层、一个社会集团只能产生一个典型的畸型现象，就会按照同一个“模式”塑造出“千人一面，万口一腔”的“样板人”，就会把艺术创作引向死胡同。这种艺术指导思想再不纠正，那么一场电影只有七个观众的现象还会发展，观众就会只剩下五个…… 三个……一个，甚至于零。

（二）艺术从属于政治， 但不等于政治。

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革命导师们己经讲得很清楚了。但长期以来，有些人总是把它

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现在的一种通病是，所谓领导把关，只是把政治关，而不把艺术

关。这些人认为，只要政治上没问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就把一些艺术上平庸低劣的作品硬塞给观众。

艺术必须服务于政治，但是艺术服务于政治的途径是广阔的，多种多样的，决不能做简单狭隘的理解。艺术有它的特殊功能，它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它是通过形象来认识生活，概括生活，表现生活，显示思想。这种思想只能“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不能象“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它是在潜移默化中给人们以教育。那种味同嚼蜡、标语口号式的说主题的作品，外国人不要看，中国人更不要看。人们都不要看，哪还谈得上艺术为政治服务。

艺术还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就是使人们在欣尝艺术作品时，获得美的享受，提高广大观众的艺术欣尝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是寓教育于娱乐。难道还要人们在一天的紧张劳动之后，再到电影院里去听“政治报告”吗？

总之，用政治来代替艺术，既取消了艺术，也取消了政治。

（三）没有个性就没有艺术，艺术贵在独创。

艺术创作必须反对“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的这段话，明确表示了，创作者的个人爱好和创作个性必须绝对保证。而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创作者的艺术独创性，为他们形成独特的风格、流派造条件。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来自各种错误路线的干扰，列宁的这个思想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宣传和贯彻。某些人把列宁关于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对立起来，只强调前者，否认后者，又把毛主席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曲解了， 把第一当成了唯一，把第二给取消了。发展到后来，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风气，只要有人强调一下艺术，就被视为修正主义。于是，使不少创作人员，在艺术创作中产生了“谈艺色变”， 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极为不正常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使创作者很难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形成自己的凤格，有些已经形成风格的电影艺术家，他们的棱角也被磨平了。到“四人帮”统治文艺的时代，风格二字干脆就被消灭了。

以上就是我国不少影片出现“雷同化”、“公式化”、因袭模仿、毫无新意的重要原因。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强调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强调艺术家的独创性，强调题材的多样化。个性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没有两张相同的面孔。我们强调创作个性，就是为了要形成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和流派。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题材多样化的问题。现在有些人，人家一提题材多样化，就神经紧张。其实生活的丰富多彩，就决定了题材的多种多样。题材的多种多样为创作者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提供了广阔天地，为风格和流派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只有题材多样化，才能充分发挥创作人员的创造性， 才能使创作者的个性、风格、流派获得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才能使电影艺术繁荣起来。

艺术最容不得专制、独断，最容不得瞎指挥和衙门式领导。在物质生产中不能瞎指挥，在艺术创作中，更不能瞎指挥。艺术领导同志，只有在坚持文学艺术党性原则的前提下，把党性和个性辩证统一起来，大胆强调创作个性和题材多样化，才能使创作者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逐步成长和成熟起来。

（四）导演为主，自由结合。

电影艺术是一种综合艺术，它是时间艺术，空间艺术的综合，包括文学、表演、摄影、音乐、美术等。具体的说，在电影创作中，有编剧、导演、演员、摄影、作曲、美工、录音、特技、服装、化妆、道具等创作人员。以剧本为基础，导演为主导，这是电影艺术在一百多年的电影创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创作规律。

电影导演根据文学形象、文学剧本，经过创造性劳动，把文学形象变为银幕形象分镜头剧本，并提出完整的创作意图。摄制组各部门应在导演的领导下，根据总的创作意图进行创作。在创作过程中，导演应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发挥各部门创作人员的积极性，集中好的意见，以保证影片的思想和艺术质量。实践证明，“四人帮”搞的反对“导演中心论”是错误的。在电影创作中，如果不以导演为主导，将使整个创作摄制工作陷于混乱，这对提高影片的思想艺术质量极为不利。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因为个别导演的业务能力和艺术修养不足，在工作中不能形成中心，就因噎废食，否认电影摄制工作应以导演为主导这条规律。

电影艺术既然是综合艺术，是一种集体劳动，为了形成统一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就不能把艺术观点、艺术见解、艺术趣味和创作倾向不相同的主要创作人员，用行政命令的方式， 强行结合在一起。这种“强迫婚姻”的方式，不利于提高影片质量和形成影片独特的风格。因此我们建议，主要创作人员，应在制片厂党委的领导下，采取自由结合的方式形成创作集体。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按照电影艺术规律办事——出好理论，好作品，好人材，违背电影艺术规律办事——思想平庸，作品雷同，糟蹋人材。

三

为了认真实行文艺民主，保障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和按电影创作规律办事，必须要有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

现行的电影体制和制度严重束缚了电影生产力的发展，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跟不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因此，电影系统的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电影制作是一种艺术生产，电影生产的管理，必须适应艺术生产这个特点。我们应认真总结一下二十多年来有关电影系统体制与制度方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一切有利于艺术生产的组织与制度应予建立，反之，应予改革或废除。

电影制片又带有企业性质，这个特点又必然会在体制与制度的改革中得到反映，如电影生产的计划性与经济核算制度等等。我们觉得电影制片的企业性必须适应于电影是艺术生产、精神生产这个特点。

根据上述认识，我们对电影体制与制度的改革提出如下建议：

今后文化部，电影局主要是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制订整个电影事业的发展规

划以及各种指标，大力抓好人材的培养电影厂应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由群众民主选举基层管理干部；制片厂成立各方面主要创作人员组成的艺术委员会，负责审查并通过各创作集体提出的电影文学剧本和完成影片，参与考核和提拔艺术干部的工作，提出和执行艺术干部业务学习规划；制片厂与创作集体在经济上都有自主权，厂与创作集体采取合同制关系拍片；发行部门按质论价来收购制片厂的新影片；对艺术行政管理干部，都要实行考核， 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对他们给以监督，要考核和监督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对业务熟悉的程度，实行艺术民主、按电影艺术创作规律办事的情况，完成艺术生产任务的情况；对有优异成绩，做出特殊贡献的艺术干部应越级提拔，或给予精神与物质奖励，不称职的可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向上级建议予以撤换；要大力培养青年艺术创作干部。艺术干部的青黄不接与后继无人是目前电影战线上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要大胆使用青年艺术创作干部，为他们提供艺术实践的机会，使他们在实践中逐渐成长要考虑制片厂如何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解决大而全的问题，以便更有利于提高影片的思想、艺术、技术的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电影系统的体制改革，不是改良，而是要进行一场革命。我们建议有关领导，迅速成立体制改革小组，进行调查研究，吸取外国某些好的经验，定出改革的初步方案，进行试点，逐步推广，在实践中使它日益完善起来。

电影战线是受林彪、“四人帮”和另外那个坏稼伙严重摧残的重灾区，现在是百乱待理，百废待兴。我们坚信，只要按照华国锋同志“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要求去做，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迎来一个电影艺术园地上的百花齐放的春天。

原文刊载于1979年第1期《电影艺术》杂志

1979年1月21日《人民日报》3版头条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