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哲：向大科学家、中央报刊和胡耀邦求援，菩萨开始显灵
大修厂给厦大发函更正政审之后，我的工作集中在促使厦大重视我的申诉、重启讨论我的录取工作。这方面，向大科学家、中央报刊和中央领导人求救，就成了我的中心工作。
一、向科学家求救，是我一项有特色的工作
向科学家求救，是我的上访中最有特色的一项。很少有上访者走这条路。一方面，是当时的形势使然。我回到吉安的时候，正逢全国两会召开。这次会议，集中宣传报道了建设四化、爱护和尊重人才的主题。1980年的9月，我印象中是1949年之后科学家最吃香或者说突然有特殊身份说话有分量的时期；另一方面，我的冤屈和诉求，与教育和科学直接有关。争取读书的权利，容易得到科学家的动心和支持。
我想到找一些著名科学家替我说话。于是我在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中找了三个顶级科学家，向他们求援。
第一个是周培源。周培源当时是北大校长，中国科协主席，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1971年的时候，我一个23岁的青年工人给他写信，寄去我写的自然辩证法论文，与他讨论问题并求教。他两次给我亲笔回信，当时就对我鼓舞很大。现在我求学路上遇到难关，希望他能利用他的巨大影响力拉我一把。作为北大校长，即使不能直接与厦大校长联系，至少可以转给教育部。如果周培源将我的信转教育部，肯定比我自己写的申诉更有效。我直接给周老写了一封信，还接受文智奇的建议，托科学家黄秉维转交给周培源一封信。
文革时，由于吉安专区是井冈山所在地，吉安市又是前往井冈山的必经之路，我由此认识了一些北京中学生。他们有些人当时前往井冈山在吉安停留，有些人1967年直接介入吉安的运动，其中有好些人，主要是北京101中的若干学生与我结下几十年的友谊。1968年2月，黄以平受邀来吉安参加革委会成立庆典，带来柯云路的一句话，让我恢复高考时一定报考北京的大学。谁也没有料到，高考一停停了11年。我还有二个没想到，一是，1980年，当我第一次得到考研究生机会时，没有一个北京的大学招生。二是，在1980年我遇到求学路上的大坎坷时，这些当年北京的中学生成了我向有司求援的最重要中介。
我求救的第二名科学家是黄秉维。黄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多届全国人大常委。我1967年认识的黄以平是他女儿。黄以平为人热情善良，与我保持了几十年的友情。1974年我去黄以平家，看到有解放军在门口守卫，心里判断他父亲是极重要的科学家。我的申诉信通过黄以平交给他父亲，请黄秉维将信通过全国人大转给教育部。我认为，一个大科学家兼人大常委通过人大常委机关正式转信给教育部，也会比我自己直接向教育部申诉更有效。后来黄以平给我回信，我的申诉他父亲已经正式转交给了教育部领导。我去过黄以平家多次，但直到第二年（1981年）秋天，我已经被厦大公开录取之后，才第一次见到在家的黄老，那次去他正在家里吃早餐，我愚笨得居然忘记说感谢的话语。我那时知道黄老是一名重量级的科学家，但要再过几十年，我才有机会更全面了解黄老先生不凡的人生。
我求救的第三名科学家是刘恢先，中国科学院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他是我舅舅，是那种完全不走私人门路的老一辈科学家。不过，这一次他也觉得我是冤枉的，应该帮我说话。他兼着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全国人大代表，正好来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我舅母洪晶是哈工大副校长，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我第一次去厦门上访时就在华侨博物馆看到她的照片与事迹。她也正好来京参加两会。刘恢先回信告诉我，他利用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机会，与我舅母一起拿着我的申诉信去找当时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厦大副校长，对方态度很好，答应回去立即向党委汇报，尽力帮忙落实党的政策。舅舅没有告诉我这名副校长的名字。当时我查了一下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厦大副校长是人大代表的只有化学家蔡启瑞。9月24日，我给蔡先生寄去一封申诉信。没有回音。但，以我的猜测，作为一个科学家，蔡先生回校后应该向党委作了汇报，在后来校方开会讨论时应该态度积极正面。后来我在厦大期间曾经有一次跟随友人去了蔡启瑞家，不过我没有机会谈到这个话题，也没有询问他这件事。听我在工力所工作的表哥说，当半年后中国青年报报道我被录取的消息时，舅舅高兴地拿着报纸对他说，我们家也有人上报纸了。1983年，我因写论文北上查资料，在舅舅家住了几晚，事情早已过去，我们谈的是其他话题，我当时也没想到要问他们找蔡启瑞的情况。
二、向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求救
在中国，报纸舆论从来是上访成功的一个最有效渠道。如果给报纸写申诉，一旦幸运地被公布，往往会出奇迹。当时，我也想到了这步棋。当然，概率很小，但我决心试试，先后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写过申诉信。
首先想到的是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时可不像现在，那时候中青报和杂志有极高威信。9月初，我的好几个朋友给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写信，替我喊冤。我自己在本地奔走的同时，也在酝酿向报刊写信。9月30日，我寄出了给中国青年报的第一封信。
10月初，我收到江西大学学生顾志杰的一封信。信中说，在南昌听说我考研究生，高分却未录取，“想不到你以如此高分一炮打响，官司一定要打到底”。他和原吉安一中校友、江大在读生胡衍铮等几个人联名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一封信，《中国青年报》接到信后立即在10月2日回信，请他们转告我，让我直接跟中青报联系。
我接到顾志杰转来的《中国青年报》社的函，立即将我的一封比较长的申诉信直接寄给了《中国青年报》。这是我在向中央报刊求救后收到的第一个回馈信号，一下子增添了信心。
黄以平在收到我的求援信后回信，说她与人民日报一名记者很熟，可以帮我转申诉。她说的应该是我在文革中曾经见过一面的孟繁华。孟曾因写过一篇“打到私字……”的文章受到最高方面的欣赏而调到人民日报。我接到黄信后，立即给她寄去了我的申诉信，她很快将我的信转交给孟。
三、我的申诉递交到胡耀邦胡乔木手里
内行人都知道，在中国的国情下，如果小民的上访信，有某个重要领导人批示，那就马上见天日了。这步棋我也没忘实践。
我向领导人写的第一封申诉寄给了方毅，时间是1980年8月28日。当时他是主管科教的副总理。我没有得到回音，我也知道这是正常情况。
有一天在吉安街上，我遇到地委宣传部一名干部。他说了一句民间俗语“两胡闹中华”，建议我给胡耀邦、胡乔木写申诉信。
我认为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他们本人看到的几率微乎其微。我给文智奇写了一封信，谈了我的想法。文赞成我的思路，并且说，他可以想办法替我转信给胡耀邦、胡乔木。这次，为了我的事情，文智奇使出了全力，甚至比他自己的事情还上心。
我迅速行动，寄给文智奇多份申诉信。10月11日，文智奇回信告知，前些天见到一个光明日报内参记者，已经通过他以内参部名义将我的信转给了光明日报，并且将另一封信交到了胡乔木手里。他没有告诉我内参记者是谁，但他说了是通过爱人家里的关系。后来我在他岳父家住过几次，从所住的老式王府就知道与我在长安街去过的部长楼档次不一样。紧接着，文智奇又写信告诉我，给胡耀邦的信已经稳妥地交到他手里。他没有说通过什么途径，只说是可靠途径。我后来也没有细问，既然他不直接说，也可能就是不便说。文的父亲是19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母亲也是老干部，早年是聂荣臻下面的白求恩医院的医生。他们可能认识一些有关干部？我1974年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他的父母对我很好。文的岳父是当时国家计委主要负责人。后来与文的言谈中我得知他与一些高级干部有亲属关系，但我始终没有具体打听他是通过什么途径送出我的申诉。胡乔木那条线我没有感到有明显动静，但胡耀邦这条线的动静我是明显感到了。当时胡耀邦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在民间是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形象。我后来的命运与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紧密相关。我不清楚后来中国青年报对我的特别关照是否与此有关，但我因此对胡耀邦颇有感激之情。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我特地去邮局拍了唁电。2023年，我还特地到九江富华山耀邦墓地去拜谒。
几十年后，我读到一些文章，说当时很容易将申诉信送到胡耀邦那里。有的说，当时老百姓只要在寄信时写明“中南海胡耀邦收”，他就能收到（王某某的文章）。有的说，位于富强胡同的胡耀邦家，那时，不管是谁，推门就可以进，上访信递上，不几天就有批示。举例说，仅吴某某为了自己和妹妹的问题，就反复找了胡耀邦数次，次次有回应。（章某某的文章）但作为边远小城的我，当时没有这种印象，也没有这种机会。我当年没有这种信息来源，现在也无法判断这些说法是否靠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年直接受益于胡耀邦的国人是成千上万，连带受益者绝对上亿，他在中国人权史上的巨大功绩和光辉形象将永载史册。
当时，我还想给华gf写封信。我想告诉他，有人诬陷我私下议论过他，导致我考研高分未被录取。我一腔热血要献身四化，如今却报国无门。不要说我根本没有议论过他，即使私下议论过（其实来自一中的那个诬陷假案，也仅仅是说，我在毛还在世时，猜测了华是哪一派。可这话如果落实，当时就要判刑啊！），是否就要永无出路呢？以我当时的觉悟水平，觉得以是否议论过他来确定反革命并判刑，是处罚太重了。在当时的特殊具体历史情况下，许多人都会有私下议论的，尤其是在中央正式通知传达之前。指出其错误，或者加以批判斗争也无不可，但在他们认错之后还是要给予出路，毕竟人数太多太多了。给华gf写信的念头很强烈，但是文革的教训又使我踌躇再三。我的信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最后还是没有寄出去。信真要到华gf手上，以他的地位和水平，我想，倒未见得会给小鞋穿。我担心的是，信根本到不了他那儿，而是转回江西转回吉安，甚至落到那些搞派性搞极左的人手中。这些人草菅人命的事情我算是见得多了，还是不冒这个险吧。
想不到，将近20年后的一个偶然机会，有一天，我在华gf住的那个院子住了一晚。我想在他出来散步时问他几个问题，但一方面是我的友人制止了我的可能莽撞幼稚行为，另一方面我也与他命里无缘，我终于没有机会弄清令我几十年疑惑的一些问题。…
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我四处烧高香，也不知哪路菩萨能被感动。
我也将给胡耀邦、胡乔木写信，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写信的事情都告诉了郭天潮。我觉得郭天潮知道这些有一定好处。
四、我四处烧高香之后菩萨开始显灵了
在我四处烧高香之后，1980年10月中下旬，菩萨开始显灵了。
菩萨显灵的第一个动静，除了中国青年报的反馈，稍后得到更重要反馈，是来自中国青年杂志。
10月中旬，我从大修厂团委书记谭华那里得知，吉安运输局团委书记和她应团地委书记的委托，在做一个关于我的政审的调查。于是，我进一步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中国青年》杂志转来一个人民来信的内参稿子，是吉安市的两位同志写的一封信，反映我考研究生因为政审没有被录取的事情。我了解到写信的是吉安一中校友蔡玉华和魏吉生（40年后魏吉生将原稿底稿给我看了）。《中国青年》杂志请吉安团地委对此事进行调查后答复他们。当时，可能占着井冈山的光，吉安团地委书记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他是一个刚从县里提拔上来的年轻人，不认识我，因此也没有什么框框。当时报纸上天天都在说发现人才、提拔人才，要干部做相马的伯乐之类。在自己管辖的地方有考研究生因为政审没通过没有被录取的这么一个人，他也很重视，很支持。他与地区运输局团委联系，运输局的团委书记是个女的，我现在忘了她的名字。她不认识我，和大修厂团委书记谭华联系。谭华平时对我不错，对我考研没录取也很同情。在团地委书记的主持下，运输局和大修厂的两个团委书记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以团地委的名义答复中国青年杂志。由中央报刊出面，对招生学校和当地党委施加影响，这是我的命运转折的关键之一。那几天，我不时地找谭华打听消息。10月17日，我得到准确信息，吉安团地委当天回函中国青年杂志。
我不知道当时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有哪些人经手了我的申诉。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菩萨显灵的第二个动态，是厦大党委也采取了积极态度。
据我所知，10月下旬，包括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在内的中央报刊和上级部门的信访反馈，陆陆续续到达了厦门大学。终于，对我的命运转机最关键的厦大党委也行动起来了。
首先发生的事情，是厦门大学的第二次来吉安外调。
1980年11月5日，我得到了准确消息，厦门大学派了2人来吉安外调。起先，是大修厂对面的赣江制药厂有人告诉我母亲，厦大来人外调我了，有希望。我母亲在赣江制药厂人缘很好，传消息给她的人是厦大校办主任的亲戚，我因此判断消息可靠。紧接着，大修厂有人告诉我，厦大来人找一些相关人开了小型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对我评价都很高。11月10日，我遇到地区抓促部的王全机，他告诉我，厦大来人找了他，他替我说了好话。其他单位的人我没有去问，觉得不必要。现有的可靠信息证明，大修厂党总支更正政审的函寄给厦大之后，厦大又派人来吉安进行了外调。从反馈的信息来看，外调的结果不会差，估计这次我政审不合格的问题可能占不住脚。我焦急地等待厦大的进一步信息。
11月16日，我收到在厦门的表弟发来的电报：“已初定详见信”。11月20日我收到了表弟来信，消息说，厦大党委已重新研究了我的问题，原则上给予补充录取，但是要转到下一年度入学。另外，可能有两个方案上报，一个是录取到自然辩证法专业，另一个可能录取到其他相近专业。
11月23日，我又收到信，得知可能要改专业。我后来对此信息的分析是，厦大党委和行政，在外调人员回来后及时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我的问题，做了补充录取的决定。但究竟是录取在自然辩证法专业还是相近其他专业，还未确定。会后后续工作，自然辩证法指导老师不愿接受，或者自然辩证法专业下一年不招生，在征求哲学系意见后，确定将我转到哲学系的相关专业（当年自然辩证法专业不属于哲学系）
不久以后，我又收到在福建省政府工作的姨妈来信。她说厦大党委书记曾鸣给她写了信，学校已经重新研究了我的录取，准备录取转到下一届，转相近专业。可能还会去信征求我的意见。她希望征求我的意见的时候，我第一要非常感谢厦大，第二要表示一切服从学校分配。几天后，我收到了厦大研招办的来信，征求改专业的意见，说因为自然辩证法专业明年不招生。我知道曙光初现，不敢犹豫，立即回信，表示愿意服从厦大的调配，转到相近专业。此后，我天天在焦急的盼望之中。不知道是因为公文旅行花费了时间，还是厦大内部做工作花费了时间，总之，又拖了一个多月，厦大才将我的重新录取报告报到了福建省高招办。我听说糜大春主任在接到报告后很快签发了。1981年1月11日，我得知了福建省高招办批复的消息。第二天，1月12日，我收到了厦大研招办来信，通知我，学校已经将我补充录取为1980级研究生，转入1981级入学，专业转为哲学系唯物辩证法思想史专业。
终于，我一生中最大规模最长时间的一次上访，结出了一个胜利的果实。
几个月之后，1981年4月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我的录取，并专门为此发表了短评。5月12日，厦大来信，通知我正式录取。
当时，我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我身上终于落实而激动和欣慰。那时候，我还不能在争取作为基本人权的受教育权这种意义上理解我的胜利。
这是我一生中为自己维权的第一次甚至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大上访。我知道，在全国各类上访人员之中，只有非常小非常小比例的人有希望成功。有人说，在中国的上访者中，99个会失败，只有一个可能成功。而我现在就成了这种小概率事件中的幸运儿，成了这个1%的幸运儿。我的录取消息见报后，立即有人上门找我，或给我写信，诉说参加各种考试高分不被录取的冤屈，请教怎样上诉。我都热情接待或回复。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没有成功。
（2025年7月29日写于厦门）
来源：一哲土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