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胡耀邦与“农业学大寨”的终结

笔者在研究早期农村改革时发现，它的明线是包产到户和农民经营自主权如何合法化的过程，暗线则是怎么否定“农业学大寨”的过程。因为到“文革”后期和改革前夕，昔阳大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典型，而代表着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发展方向，并且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成为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相当大程度掌握着农村政策制定权，如果不否定大寨，农村改革就不能获得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就开展不下去，所以，万里说“农村改革的第一个回合就是否定农业学大寨”。

中央高层从开始质疑大寨模式，到对“农业学大寨”做出总结，并且停止这项社会政治运动，用了近三年时间，可见让全党全国人民转过这个弯并不容易。在否定大寨模式中，角色最重要的是邓小平、胡耀邦、万里三位先知先觉的人，不过实事求是来讲，邓小平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某些时间点，万里的作用主要在推动地方改革，在中央层面，胡耀邦是唯一起到贯穿始终、穿针引线的人物，本文将论述胡耀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言行。

一、大寨模式是如何走向全国的，及其危害

大寨在全国闻名是1964年，但是早在1960年山西省就开始宣传、推广大寨的经验，背后推动者是时任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陶鲁笳逢人说项，多次向中央部一级领导干部介绍大寨事迹，尤其是当时中央和华北局山西籍高干很多，像彭真、薄一波、李雪峰等都是山西人，1964年初北京市委、水利部、农业部等邀请陈永贵来京作报告，陈的口才极好、演讲生动，引起热烈反响。没过多久，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亲自带队去山西，写出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大寨和陈永贵的名气开始走向全国。

不过最决定大寨命运的是，1964年3月28日陶鲁笳在毛泽东专列上汇报工作时，又提到了大寨。毛泽东之前对大寨之不了解，甚至不知道有陈永贵这个人，陶鲁笳绘声绘色的介绍，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从此以后毛泽东也是逢人说大寨，我们看《毛泽东年谱》的话，他在此后半年内多次跟各大区、各省负责人提到大寨。

毛泽东为什么对大寨如此感兴趣呢？笔者认为这根当时社教、四清有关，毛泽东最担心基层官僚化、蜕化变质，即所谓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变修”，他希望农村能够实现大民主，陈永贵虽然早在山西成为名人，但是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恰好是毛泽东在社教中所期待的。毛泽东对1962年的“六十条”制订的定额管理、多劳多得公社分配制度也不满，认为是繁琐哲学，大寨推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一两个月评一次，也非常符合他的意愿。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隐情是，正如当时担任《山西日报》总编辑的吴象先生所分析的，三年困难后，中央高层对人民公社制度非议很多，毛泽东很被动，大寨坚守集体经济方向并且取得了成功，给让他增加了坚持这项制度的底气（吴象：《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第31页）。

1964年12月20日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主张，新中国历史上社会影响最广泛的运动之一由此展开。26日，毛泽东举行71岁寿宴，在人民大会堂请客三桌，按惯例只有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可以列席，这次来了几位特殊客人，他们分别是王进喜、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和钱学森，胡耀邦作为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能够参加，也算破例。不过，恐怕在座的毛泽东、陈永贵、胡耀邦都不会想到，日后是胡耀邦终结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如实来讲，起初的大寨经验，并不全都是左的东西，不乏闪耀着不照搬教条、实事求是的思想。比如，陈永贵在大跃进中没有干砸锅交铁、钢元帅升帐的狂热，大队食堂也是管理有方，严格实行以人定量，结果大寨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有受什么饥荒；他也很注重发挥社员、生产小队自主性，做到账目公开、民主监督；在“四清”中，陈永贵敢于顶住上面的压力，村里没有发生乱批乱斗，这些都是早期大寨社员积极性很高，集体经济能够越干越起色的真正原因。

但此后随着“农业学大寨”成为国家的一项政治运动后，无论大寨还是陈永贵都被裹挟到政治洪流中去，各种“左”的错误附体，大寨模式逐渐失去了先进性，变为与亿万人民真实需求相背离、与经济发展规律相背离的一种模式，它虽然不是农村“左”倾错误的来源，但是可以说是集大成者。总的来讲，“左”的话语下的大寨模式，大致有以下几个根本特征。

一是政治挂帅、突出阶级斗争。陈永贵的名言就是“千重要，万重要，阶级斗争最重要”，“抓阶级斗争要刮十二级台风”。大寨把村里的一切矛盾和问题都泛化为阶级斗争，陈永贵与县里驻村干部吵个架，就自吹是“一夜与阶级敌人做了六次路线斗争” ，大寨是个穷的叮当响的太行山区山村，什么是资本主义都没有见过，却天天喊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小孩多挣几块压岁钱就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大寨逐渐成为“七斗八斗”的阶级斗争样板村。

后来陈永贵带头造反做了昔阳县委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更是在治下大搞阶级斗争。以昔阳县为例，“文革”中制造冤假错案3028件，处理2300多人，而当时昔阳县人口不过15万左右，其中造成非正常死亡141人，陈永贵的前任县委书记原耀先不堪忍受批斗，跳楼自杀。

“文革”中，以大寨村党支部、大寨批判组名义发表的文章多达200多万字，当然这明显不是出自于大寨人之手，而是上面借大寨之名而为，但是文中处处宣传大寨阶级斗争经验，对于“左”的错误推波助澜，发生很多人间惨剧负有重要责任。

二是取消一切自由市场、家庭副业，昔阳地处晋冀两省交通要道上，本来商业很发达，文革爆发后，“车马归队、劳力归田、大砍运输业”，各种工匠技艺活动也基本被取消，甚至房前屋后的树木都要归公，农村集体公有制逐渐变成一种取消一切个人财产和商业的空想共产主义。

三是大队核算、平均公分，生产小队财产一律归大队，对于生产分配，盲目追求平均，反对以前的按劳动成果记公分，认为多劳多得是“资产阶级私有思想”，是“利益挂帅、物资刺激”。甚至后来把政治思想也当做评工分的标准，只要是思想积极，即便是劳动成果少，也可以拿高分，最后造成劳动量和劳动成果的倒挂。

四是鼓动社员大搞“基本农田建设总体战”，农闲时节强令社员垦荒、大修水利，美其名曰“愚公移山”，其实是破坏自然、无知蛮干。根据昔阳县志记载，1967年至1979年，该县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搬运土石1.87亿立方米，约等于1.3个三峡大坝的体积，以一米高度摊开，可以围绕地球绕4.5圈，当然不排除这些工程对于增产有所作用，但是绝大多数是劳民伤财的无用功，还导致农民伤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

实质上大寨模式，到“文革”后期已经成为一种反人性的空想乌托邦，个性、个人利益完全被否定。正如1980年中央给农业学大寨运动做的批语所讲的：“以上各个方面的’继续革命’，实质就是从所有制到交换，分配，直到劳动管理等各个方面，不断地限制或剥夺农民。至于所谓’七斗八斗’，则反映了对农民的剥夺是使用强制手段进行的”。

如果说这种高强度的集体动员，起初能够对增产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很快这种边际效应就会丧失。到60年代末期昔阳农业增产就很有限，陈永贵不断靠造假来维持大寨模式的神话，比如1971年昔阳县粮食产量只有0.746亿斤，陈永贵给中央上报是1.195亿斤。整个七十年代昔阳县，谎报了2.6亿斤的粮食产量，实际产量不足上报数字的三分之二，这还是昔阳获得了全国最好的化肥、水利支援情况下的产量，可见大寨模式根本没有优势。

全国范围内看，“农业学大寨”不仅对改善农村经济没有任何实质性贡献，反而还有不小的倒退。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取消多种种植和商业，导致农村种粮增加的收入，不抵取消副业的损失。比如吉林榆树县本来是全国重要大豆生产基地，学大寨后改种玉米、小麦，结果县财政年年亏损，到1980年负债近1亿；河北正定是产棉大县，经过学大寨，粮食产量增加242万斤，棉花减产237万斤，由于棉花远远比粮食贵，其实每户收入减少近百元。即便是粮食也没有吃饱，根据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农林部长杨立功和民政部长程子华的发言，只有10个省农村口粮超过400斤，1.5亿人的日均口粮不足8两，陕西在合作化前人均口粮450多斤，到1977年只有333斤（韩钢：《艰难的转型：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议题》）。

“农业学大寨”还极大破坏了生态环境。湖北省在“文革”前有1065个湖泊，经过农业学大寨的围湖造田，1977年仅剩325个，水域面积减少70%以上，造成旱涝频发；黄土高原是学大寨的最积极地区，森林覆盖率到1978年仅剩下不足6%，黄土高原土地水分涵养能力急剧下降，1972年起黄河发生断流；内蒙古在“以粮为纲”口号指导下，超过4000万亩草原被开垦成农田，三分之一的草原出现沙漠化，像最严重的鄂尔多斯高原，到70年代末沙化草原比重达到80%。

然而荒诞的是，粉碎“四人帮”后，尽管各方面出现了拨乱反正的迹象，“农业学大寨”这项政治运动，非但没有随着“文革”结束而终结，反而在1977年至1978年达到史无前例的高潮。更有意思的是，推动这项运动的华国锋，在1971年10月后为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分管农业的副组长，起初是反对片面讲学大寨，对“以粮为纲”有不同看法的，他上任后用了一个多月走访了六省十七县，提出了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农业方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是为农业领域1971年至1973年的纠“左”。但是华国锋担任最高领袖后，却立即跟陈永贵走近，把学大寨当做到20世纪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路径，1976年12月他发起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提出到1980年全国三分之一的县要建成“大寨县”。

1977年至1978年，教育、卫生、体育、科技和财贸商业界也都召开了学大寨会议，教育、科技界的目标是开门半学、开门办科研，走教育科研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否定行业的专业性；商业系统的学大寨，提出“狠抓商品流通领域的阶级斗争”，提出“一买一卖有斗争”、“一个鸡蛋两条线”的口号。这年6月郭沫若去世，郭在临终前特意嘱托家属把骨灰撒到大寨虎头山，可见当时大寨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

二、胡耀邦率先揭盖子

物极必反，在学大寨闹得最火热的时候，地方和中央都出现了强有力的质疑声。万里于1977年6月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深为该省的贫困所震惊。安徽本来属于富裕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的皖中皖南地区，长期是鱼米之乡，安庆、徽州、芜湖、庐州（今天的合肥）都是近代之前中国最发达地方之一。然而，建国后安徽是“左”的错误最深重的省份之一，从合作化、大跃进到学大寨一直走在前面，导致安徽经济生产落伍很厉害，以人均粮食产量为例，1955年人均718斤，而1977年降为652斤，交完公粮，人均不到400斤，当时安徽28万个生产队，能够维持温饱的不到10%。

万里经过调研，于11月推出了与学大寨反其道而行之的“省委六条”，即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减轻社员和社队的负担，落实按劳分配，兼顾三者利益等等。1978年春，万里还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 这年秋天，万里在听取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汇报工作时，又说：“你大寨那套我们学不了，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进而他又推动了联产计酬、“双包到组”的改革（1997年10月10日，万里与中央党史办采访人员的谈话）。

（另外赵树凯先生的《万里发动农村改革立足何地》里还有个生动的细节。1978年4月份，万里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见到了刚刚复出、即将主政广东的习仲勋，习仲勋蒙冤长达十六载，对基层情况不太了解，向万里征求治粤建议，万里心直口快地说：“千万不要学大寨”。习仲勋后来果然听从了万里的建议，没派一个人去大寨参观学习，反而去安徽学习农村改革经验。）

如果说万里是在地方是用悄悄开展农村改革的形式抵制学大寨，刚刚复出的胡耀邦则是在中央，从舆论上、思想意识形态逐渐趋否定大寨模式的合理性。这里再多说几句，1965年农业大寨刚刚开始的时候，担任陕西负责人的胡耀邦就对学习先进典型抱着很谨慎的态度，在他主持制订的陕西省委文件中指出：“学大寨必须从实际出发，有创造性地学，不要死搬硬套”；3月份参加陕西省贫下中农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胡耀邦再次强调要善于根据“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方针，因地制宜，全面安排，而不是全面照搬大寨。这时候，以1965年2月胡耀邦起草的、以陕西省委名义下发的《电话通讯》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调整路线，与正在开展的农业学大寨，其实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

（《电话通讯》内容为：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大队、生产队和农民自主权，由各大队、生产队自己搞储备粮；由各大队、生产队自己用来扩大发展集体的饲养业；破除“以粮为纲”，自主决定种植经营品类；提出必须改变商业上冷冷清清的状态，鼓励农民进行集市贸易，以及发展人力畜力的短途运输，赋予农民部分商业自由。）

胡耀邦虽然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是仍然忧心时局。1969年他致信给毛泽东，谈自己对农村问题的理解，他认为解决农村发展，必须破除对“私”字的过分担忧，过分坚持空洞的全民所有，一定会落得个全民所无、全民皆困；认为要调动亿万社员的积极性，给予他们生产自由，鼓励农村通过开展多种经营和工业化，来实现国富民强。根据胡德平先生的回忆，1971年在潢川干校劳动的胡耀邦在给他的家书中指出，未来的农业发展还是要靠要靠科技和机械化。这些都是截然不同于大寨经验的思考。

1977年7月，胡耀邦创办《理论动态》以后，立即有理有节、火力猛烈地批判大寨模式。首先是8月10日的第6期《理论动态》刊发《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一文，继而胡耀邦又以通过口述主题和提纲的形式，组织中央党校研究人员（主要是吴振坤）撰写了：《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1978年1月10日，第36期）、《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1978年4月15日，第55期）、 《谈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的几个认识问题》（1978年7月20日，第74期）、《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必须大破小生产的经营思想》（1978年8月10日，第78期）。

其中，第二篇、第三篇最后以“新华社特约记者”的署名，分别发表在1978年1月31日和4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很明显都是与当时大寨模式所提倡的东西是针锋相对的，引发强烈社会反响。

根据沈宝祥教授的记录，1977年底、1978年初的《理论动态》选题会上，胡耀邦不断发问：集市贸易，怎么会产生资本主义？胡耀邦还揶揄陈永贵一直宣扬的“堵资本主义的路”，他说，资本主义的路当然要堵，但你堵的是什么东西？现在不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是割了社会主义的一条腿，基层干部怕得要死，不怕穷，就怕资本主义尾巴。

胡耀邦所组织的对大寨模式的批评最猛烈的一偏文章是1978年9月25日第93期的《绝不能剥夺农民》，指出刮“共产风”，搞大队核算，无休止地要求群众参加集体劳动，却不重视分配，工农剪刀差情况下极低价格收购农产品，都是对农民劳动成果的占有，用毛主席的话来讲是“劫财”；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发扬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改变政社合一，尊重生产队的核算自主权。由于该文直接击穿要害，与当时正在推广的大队核算相冲突，最终《人民日报》没有敢公开发表。

（胡耀邦始终注意人民公社体制下公有制的异化，以及对农民的利益的过度侵占和剥夺问题。比如1980年9月26日，他致信给杜润生说：“多年来，农民负担极重，‘受剥削’我看一点不假……说出来，才叫彻底地实事求是，但说出来，又给许多县、社、队干部太难堪了，而且抵触情绪会很大”。）

胡耀邦也逐渐在公开场合开始批评大寨。比如1978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批评道：农业学大寨，搞人造平原，是破坏生态平衡，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这也是我们所见的资料，中央高层第一次有人直接在公开场合批评大寨。

对于胡耀邦的所作所为，陈永贵也不示弱。他给驻晋各中央新闻单位和《山西日报》下指示，让他们写文章回击，主要内容有：他们批“穷过渡”是批谁呢？是批张春桥吗？解决农业问题是靠发展集体经济，还是靠老太太养鸡？他们把自由市场宣传的那么好，对吗？说生产队自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这是言不及义，好施小惠；靠什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们要靠资本主义来调动。

1978年4月16日，《山西日报》发表万字长文《真学大寨就有农业发展的高速度》，该文把对大寨模式的质疑扣上 “反对、怀疑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的帽子；”另一篇《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文章，攻击倡导农村改革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是复辟资本主义”，火药味非常浓。

1978年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期间，陈永贵对时任山西运城地委书记张怀英说：“今年一月胡耀邦就向我开火啦！人们说，他就知道胡说。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过几天听听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你就知道啦！他算老几！”。

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五个政治局常委中，至少华叶李汪都是支持大寨的，所以胡耀邦这么做是顶着很大压力的，很很孤立的。叶剑英甚至在1977年9月视察大寨，小住4日，看到大寨的景象欣喜不已，并作《游学大寨杂咏》绝句八首，来高度赞扬大寨。叶剑英长期是胡耀邦的伯乐，也是这次他复出的最重要推动者，胡耀邦依然敢于站出来批评大寨，显示出他不唯上、不投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一贯原则。

三、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寨模式走下神坛

在胡耀邦孤军捅大寨的马蜂窝的时候，邓小平于1978年9月16日在长春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他们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评工记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全国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

这个谈话无疑给胡耀邦很大的支持，更坚定了他推动中央否定大寨模式，进行农村改革的决心。这也是改革中邓胡配合的默契所在，胡耀邦冲锋在前，发起思想解放，为邓提供灵感和改革依据，而邓在关键时刻的表态，又大大推进改革。此前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及此后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是沿着这个互动模式。

预备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本来没有准备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而是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先提交给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讨论。

文件是由纪登奎主持起草的，整体基调还是按照大寨模式发展农业，草稿指出：“农业要上去，最根本的是要学大寨，这是我国农业的根本道路，农业学大寨的旗子永远不能丢，即使我们国家成了世界第一高产国，也要把大寨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并指出，坚持大寨所探索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共产主义风格”和“实行以大队所有制为核算单位”是农业发展的方向（段应碧：《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

胡耀邦对这几个文件很不以为然，利用西北组召集人的身份，率先在11月16日提出反对意见。胡耀邦说， 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一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

胡耀邦针对大寨模式片面强调大队核算、集体优越性、以粮为纲，指出：“加速农业发展主要靠什么？主要靠几亿社员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笼统说“集体经济就是好”，那是抽象的分析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

胡耀邦还指出，什么是农业，什么是中国的农业?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这些年把它狭隘地理解为搞农业就是搞粮食生产，因此形成了一种反常的畸形现象，蔬菜、水产品、水果、蛋奶肉产量都很低，农业是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在大力抓增产粮食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胡耀邦还说：毛主席的许多指示，当时因为没有别的经验可以借鉴，有的是一些设想。经过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是伟大的科学预见，应坚持也有不成功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改过来?

应该说，尽管中央工作会议上，很多人都对农业问题提出了意见，但是以胡耀邦的发言最为深刻、系统，直击“左”的路线的要害。胡耀邦还在会后建议华国锋另起炉灶起草这两个文件，华国锋接纳了胡耀邦的建议，并且指示由胡耀邦和胡乔木来主持这项事情。

新的《决定》尽管仍然不支持包产到户，但是系统否定了大寨模式，比如提出，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决不能滥用行政命令，搞瞎指挥和“一刀切”； 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等等。

《决定》还指出，“大寨和全国一切先进单位，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努力创造新成绩、新经验，为加快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作出新的贡献”，这些都等于委婉地破除了大寨模式的神圣性，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指出大寨的问题。

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中央媒体不但基本不再提“农业学大寨”了，揭露大寨错误的阻力也大大减小了。《人民日报》从1979年2月起开展了“怎样加快农业发展”的讨论，连续发表文章批评大寨和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其中来自山西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的《旗帜鲜明地消除极“左”的流毒》和怀仁县县委书记王建功的《“大批大斗”才能“大干”吗?》最有爆炸力。

胡耀邦则继续在更大规模的会议上公开揭大寨的盖子，这三场会议分别是1978年底的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中央党校全体会议和1979年初的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胡耀邦说，尽管大寨基本经验是很好的，但我们这些年学大寨吃了亏，结果都割了自己的臂膀，成了一只手。胡耀邦还提到中央对农业瞎指挥的问题，他说，瞎指我们上面就是有，高指标、浮夸风，什么 “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可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地方是吃不饱的状态，房子里面空空的，家里连锄头也没有，陕西延安老百姓在家门口种一棵倭瓜罚五元，这样就自己把自己搞死了，这显然都是在针对陈永贵担任副总理后所推行的农业政策的。

根据新华社驻山西记者冯东书、陈大斌和范银怀等人的作品，这段时间，陈永贵脾气非常暴躁，每当看到胡耀邦的讲话或文章就跺脚骂娘，虽然很多描绘都非常富有文学色彩，但是可信度非常高，毕竟这些作者都能直接接触到陈永贵或陈身边的人。另据原人民日报副总编保玉钧先生的回忆，1979年胡耀邦还指示《人民日报》发表揭露无休止垦荒导致环境破坏的文章，同样也引起陈永贵等人的愤怒。

四、中央高层对是否坚持学大寨的分歧，以及胡耀邦主持对“农业学大寨”进行盖棺论定

正如赵树凯先生所分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如何对待大寨模式，中央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认为，大寨总体是好的，只要修正一些缺点，还可以在一大二公方向上走得更远，这些人以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等为代表，多数地方负责人也都持有这样想法；一种是明确地反对大寨经验，从根本上质疑人民公社制度的合理性，以胡耀邦和万里等为代表，这些人是少数（赵树凯:《“农业学大寨”的一段历史》）。

胡耀邦所做的这些批评大寨模式的工作，当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1979年2月，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宏福给中央写信说：“这个时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宣传报道及文件里，对学大寨的问题也不提了，现在农村有不少传说。有的说大寨方向不对，有的说大寨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是假的，有的说学大寨太艰苦了，生产水平不高，给国家贡献也不大……我建议我们的宣传机关和报纸等，还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 3月2日，李先念将这封信批给胡耀邦，他说：“”耀邦同志：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见。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

７月６日至1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刚一结束，华国锋、李先念与陈永贵一道出席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因为建设“大寨式农田”是陈永贵当副总理后的一项重要政策，这显然是表达对陈永贵的支持。华国锋和李先念指出，讲科学技术就不要大干苦干了的想法是错误的，“不兴修水利，就谈不上农业的高产稳产。” 接替陈永贵担任主管农业副总理的王任重，也不断给陈永贵鼓劲，他说：“你昔阳应该坚持，大队核算也应该坚持，社办企业不能随便下放。”（萧冬连：《一个时代的终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总结》）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也说：“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

1979年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强调：“各级党委要继续引导广大干部和农民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即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显示出中央对大寨态度的分歧。

因此，真正清算大寨模式的“左”的错误，要等到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华国锋、陈永贵等“凡是派”离开中央权力核心层以后，才能顺畅地进行。该年6月15日，经胡耀邦审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正式在公开宣传口径上揭露大寨的问题。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即83号文件，对农业学大寨进行了正式总结。

中央在批语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应由陈永贵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还指出：“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对于先进典型应当。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容许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无疑这个批语对于责任的划分是客观的，反思是深刻的，曾经深刻影响中国，一场持续了十五年之久的政治运动，也就此画上句号。

（为了让全党上下深刻认识到学大寨的教训，胡耀邦指示要把中央第83号文件印成小册子，下发给社队干部认真阅读。鉴于基层社队文化水平都不高，他还特意强调要把字印大一些，用四号字排印，要把封面设计得好看一些，“为他们认真学习和执行党在农村政策提供方便”。）

五、胡耀邦对陈永贵的后续处理

由于“文革”中陈永贵用强制手段打压了很多干部，制造了很多冤案，加上其子作风恶劣，随着他的完全失势，各种揭发材料纷至沓来。胡耀邦收到了山西省委送来的大量材料，以及大量中央内参，仅《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采写的就有《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等。

不过，胡耀邦对这些揭批材料抱着清醒警惕的态度，防止有人趁机诬告或落井下石。9月5日他给山西省委批示道：“省委急急忙忙把这种未经核实的材料送中央干什么？是否有点怕犯嫌疑？怕右？这里多多少少有点精神状态不很对头的问题”。此前山西省委对大寨百般包庇，此时又送来这么多批判资料，引发了胡耀邦的反感（此后不久山西省委领导班子也调整，中央派霍士廉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对于新华社内参组的揭批行动，12月24日胡耀邦又批示道：“永贵同志的问题可以适可而止了”。

胡耀邦还很注意安抚陈永贵，在陈永贵辞去副总理一职后，他立即写信给彭冲和陈野苹，指出：“陈永贵同志要积极作工作，请彭冲同志同他谈谈，也可请李先念同志找他谈谈”；还指出要：“找王谦同志（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曾经积极追随陈永贵）谈谈，对山西工作要一分为二，不宜火上加油”，充分显示了胡耀邦对事不对人的实事求是、宽容态度。

由于“文革”中山西的路线太“左”，派性斗争太复杂，十年内发生六次夺权造反事件，累计迫害致死19998人，这还不包括武斗死亡人数（比如仅长治地区1968年一年武斗死伤就达2222人），积累了很多矛盾，陈永贵是山西派性斗争的关键人物，即便是农业学大寨的终结及山西省委领导班子的调整，也并没有完全化解旧的怨恨。

1981年8月，胡耀邦专程来到山西“解疙瘩”，17日他在湖滨会堂向太原3800名干部发表了演讲，提出了处理积怨的八条建议，主要思想是“凡是冤案要立即平反、纠正”，当事人要诚恳道歉悔过，被批过了的同志也“不要再耿耿于怀，不要再揪住批斗过自己的同志不放，更不要向组织提出过高的要求”，鲁迅先生写过一首诗，叫《题三义塔》，诗中有两句话：“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要讲无产阶级风格，要有共产党员的胸怀，团结一致向前看。

会后，霍士廉等人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做了大量调解工作，并任用德才兼备的新干部担任晋中、晋东南、运城等地负责人职务，去化解大量陈永贵及其亲信在当地造成的派性冲突，促进了山西政局的稳定和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也客观上缓解了陈永贵等人的处境，避免了对他们的打击报复。

1984年，中央开展整党运动后，貌似陈永贵对自己的错误有所反省，他于4月向党中央提交了对照检查，胡耀邦读后立即告知时任组织部长的乔石，要派人去看看他。所以，胡耀邦对大寨模式“左”的错误处理是讲原则的、毫不退缩的，对陈永贵个人的态度则是不失温情和关心的，不知陈永贵晚年对胡耀邦、邓小平什么态度，还望知情者告知。

最后，笔者要说的是，最近一些年越来越多的人怀念“农业学大寨”，认为只有大寨模式才能解决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陈永贵这样的农民当国家领导人才代表着公平正义，宣传这种观点的还不乏一些知名学者。

其实大寨模式的问题，已经被历史验证了，难道我们还要再犯一次灾难性错误？大寨人初期的艰苦创业精神可以学习，但是现在人怀念的恰好不是作为一种群体经历的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作风，没有人知道陈永贵曾抵制过阶级斗争，搞过财务公开，而是“文革”宣传语境中那种表面上平均主义的、机械集体主义的、对农民充满剥夺的、作为政治符号的大寨。现在一些人主张重新弘扬大寨经验，其实是故意混淆了大寨小群体的创业精神和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的大寨模式，最终是为曾经的极“左”的错误招魂。

对于陈永贵这类当上国家领导人的劳动模范，事实证明他们掌权后也未必能更好代表底层百姓的利益，甚至是无一例外都背离了底层的利益诉求，不自觉成为错误路线的工具。正像万里在1997年春节时对来宾所讲的：“我们的一些基层干部和劳模，本来是很好的，可是一旦掌握权、出了名，作风就变了。陈永贵、禹作敏不就是这样吗！什么事都个人说了算，甚至胡作非为，根本不讲什么民主，而是封建的东西”（张广友记录，赵树凯整理编辑）。

根据大寨村党支部公布的数据，到2021年该村经济总产值突破2.6亿，基本实现老有所养、少有所教，即便是对大寨自身来讲，真正改变其社会发展水平的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自己所创的“大寨经验”，相信大寨人内心也不愿回到那个年代，即便政治上是很风光的。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