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为：随邓子恢副总理回家乡

1961年春天，邓老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通知我和蒋登榜同志到广州去。恰好当时有专机去广州，邓老的夫人陈兰同志和我们一起就坐这架专机赶到广州。随后，王录同志也来了。邓老对工作抓得很紧，他立即布置我们到福建漳州农村去调查研究如何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如何解决生产大队内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以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接着，王录同志就带领我同蒋登榜赶到漳州，立即到农村去进行调查。广州会议开完之后，邓老也赶到了漳州。当时，张鼎丞同志也在福建，他知道邓老到漳州后，特地赶来看望邓老。张鼎丞同志到漳州时，正好赶上邓老召集地委和部分县委书记开会汇报情况。张鼎丞同志看到邓老身体不好，劝他到厦门休息几天。邓老坚决不去，表示要马上回龙岩老家作农村调查。我们也认为，邓老的身体确实不好，到家乡一旦看到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一定很难受。再说，回到家乡，看望的人一定很多，身体会受不了。于是，我们支持张鼎丞同志的意见，也劝邓老不必亲自下乡调查。可是邓老坚定地说:家乡群众来信反映有困难，我一定要去看。在群众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去看。

邓老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到了龙岩县很快下乡调查。对我们这些随行工作人员却十分照顾。他在去龙岩前，特地安排秘书陪我们到厦门看了集美及厦门海堤等。

当我们从厦门到达龙岩的时候，看到的场面非常激动人心。每天闻讯赶来看邓老的人络绎不绝，我亲耳听到一些老年人在邓老面前亲切地叫他的小名。邓老每天都要接待很多群众，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情况。邓老还不顾身体的劳累，亲自到农村去作调查，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社员的意见。

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邓老，为了感谢乡亲们向他反映的真实情况，还亲自请乡亲们到老家里做客吃饭。邓老在泉井村的老家里，架起几口大锅，煮了许多面条，请乡亲们吃。邓老深情地对乡亲们说:我们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我们参加红军，支援红军，解放了全中国。现在国家有困难，我们一定能努力搞好生产，帮助国家度过暂时困难。邓老的话，给了群众很大鼓舞，当场不少群众表示，一定要照邓老的指示去做。

在龙岩，邓老要我们到农村去调查的题目很具体。他要我们调查生产责任制，怎样包工才能保证农活质量？如何实行超产奖励？是否可以搞点储备粮？如何解决五保户、困难户的吃饭问题等等。我们按照邓老的指示，分头到生产队去调查了二十几天。

邓老在龙岩结束调查以后，又专程到安徽省了解那里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亲自接待邓老，刘秀峰省长向邓老汇报了情况。

邓老主持中央农村工作部期间，不仅自己经常亲自到农村去作调查，而且安排各处室都要到农村去作调查。我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几年，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到3年困难时期，每年都在农村调查7个月以上。

邓老是一个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的领导者。

1954年秋冬，由于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不少地方有统购过头的现象。加之一些地区 1955 年春季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从而使一些农民产生了疑虑，误认为要归大堆了，造成一些思想混乱。有鉴于此，中央农村工作部同中央书记处二办负责人谭震林、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商量后，确定由中央农村工作部给浙江省委发一电报。电报内容主要是说，所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巩固的一定要巩固，把它办好;没有条件办好的，要做好积极分子的思想工作，退到互助组。这份电报经谭震林、江华同志同意后发出。浙江省委根据这一精神压缩了一万五千个办不下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邓老受了批评，他立即召开农村工作部科长以上干部讲话，明确表态说:“这一错误，是方针性的，由我负责;下边的同志是我教育不够，他们是没有责任的。”邓老的讲话，使全场的同志十分感动，不少同志流出了眼泪。因为大家都知道，发出这一电报，十分慎重，经过了好多环节，责任不完全在邓老。再说，经过压缩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农村的紧张情况确实有了好转，电报起了积极作用。

中央农村工作部另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是:邓老勉强点“右派”。

1957 年邓老患了肝炎，到外地去疗养。当年正好开展全国反右派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反右派斗争的精神，也划了几个“右派”。最后当然要呈送邓老批准。邓老在仔细看了“右派”的材料以后，认为都不够“右派”条件，没有批。主持机关工作的同志对邓老说:这次反右派上边有规定，有比例，必须得划。邓老深感奇怪，说道:有这种事！？他想了又想，考虑了又考虑，最后勉强提笔点了一名“右派”。并再三交代，对这位同志要很好地安排。

邓老爱护干部、关心干部是很有名的。他不仅在政治上关心干部，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以照顾。在3年困难时期，农村工作部有的同志在院子里种菜，解决吃菜的困难。当时机关一度规定不准用自来水浇菜。邓老知道以后，亲自指示:现在同志们吃菜困难，可以让同志们用自来水浇菜。这就为机关干部解决生活困难提供了方便，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那一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生活确实困难。我跟邓老在龙岩农村进行调查的时候，每天只能喝三顿稀饭。当时还是早春季节，也没有什么菜，营养严重不足，没几天我就浮肿了。邓老知道后，将小孙子吃的鱼肝油给了我两瓶，帮我解决燃眉之急，尽快恢复健康，当时我感动得眼泪直流。

邓老的平易近人也是少有的。在农村工作部的院子里，大人、小孩只要碰到他，都愿同他谈话。有一次，邓老在院子里散步，我的4岁多的女儿见到邓老身体很胖，天真地说:你老肥肥。邓老立即止步在我女儿的跟前慈祥地说:人不能说肥噢，只能说胖，知道吗？逗得我的女儿不好意思地笑了。

邓老喜欢下象棋，在机关大院里散步，如见有人在院里下棋，他会走近围观。有时棋兴大发，就干脆取代一方，聚精会神地对弈起来。由于邓老为人随和、慈祥，没有任何架子，所以机关里不管是勤务员、工人、干部，都愿意同他坐在一处，边下棋边聊天。

多年来，我一直在怀念尊敬的邓老，他认真调查研究，主动承担责任，爱护干部的精神，长期铭刻在我心中;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是我一贯学习的榜样。岁月如流水，几十年过去了，但邓老的教导却令我久久不能忘怀。邓老笑容可掬的姿态，经常映入我的眼帘。

                                                      (1994年11月)

（文章来源：《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