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森：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一）

五十年代起：国内长期隐瞒，国外早有公认

关于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任何职务，建国后在国内很长时期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从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起,到后来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的党史革命史书籍，在说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都根本不提张闻天的名字，更不要说他后来担任什么职务。

然而国外五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的一些有关中共党史的出版物，却还都说到张闻天担任过中共党内的总书记这一事实。1957年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将他1936年赴陕北采访的原始记录，整理写成了一本《红色中华散记》，由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中文本199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奚博铨），该书在说到1936年7月26日他在保安对张闻天的一次“长时间的访谈”时，明确指出：“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再看1967—197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华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包华德主编），其中有张闻天的小传，传记的开头就说他30年代中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mid-1930’s)；文中在叙述长征这段经历时，又再次说他接替博古的是“总书记职务”。当年出席遵义会议唯一的外国人，也就是人所共知的那个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1973年在东德出版了一本《中国纪事》（1932-1939），其中关于遵义会议解决的组织问题，也是肯定“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后来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以上这些国外的有关中共党史书籍都毫不含糊地承认张闻天担任过党的总书记，表明这是一个早就为外界所公认的事实，只不过是国内长期隐瞒而已。

庐山会议后：批判中偶露真相

1959年庐山会议张闻天遭受错误的批判并被罢官之后，公开出版物自然更不可能记述张闻天总书记的职务了；但是随后六七十年代党的高层领导人在谈党内“路线斗争”时，却间或透露出一些与此有关的基本事实。

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紧张，1960年夏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有个关于中苏关系的长篇报告，报告在谈到党史中从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就说到了张闻天，报告说：“那个时候，开始倒是闻天转（变）得快，稼祥先转了，闻天也先转了。”这时，坐在一旁的毛泽东插话，说到他做张的说服工作时却透露了一句：“并且拥他为领袖”。毛泽东这句话确实反映了张这个人物在那个关键时刻的份量，同时也可以说是遵义会议有过“拥他为领袖”推举的一个佐证。

六十年代中随着大批修正主义，毛泽东谈党内“路线斗争”的次数也日渐增多，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人士有一次谈话，他告诉客人说：我们这个党有过“几朝领袖”，第一代是陈独秀，第二代是向忠发、李立三，第三代是陈绍禹（王明），“第四代是张闻天”，“以后就是轮到我了”。毛泽东这里把张算做党的一代领袖，则至少是肯定他是党内代表一个时期掌握全局的人物。

就目前所见，明确说及张闻天总书记职务的是邓小平1965年6月14日接见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他在谈遵义会议这个话题时说：“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而在较大范围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职务的则是周恩来“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次讲话。1972年6月11日，周恩来在党内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长篇的“两条路线史”的讲话，明确地说：遵义会议后“洛甫当了总书记，但未参加军事指挥。”同年7月5日，周在又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更加具体说到当时总书记的交接，他说：“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作为党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周恩来如此明确说出张闻天的职务，则应该看做是可靠的基本事实。

“文革”后：确认“总书记”的两个正式文件

“文革”结束后明文确认张闻天总书记职务的第一个党的正式文件，是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所谓“六十一人案”是“文化大革命”中蓄意制造的一大冤案。当年要这批同志履行国民党监狱的“例行手续”出狱，是党为迎接抗战需要保存干部而作出的决定。那时正是张闻天任总书记在中央主事。“文革”起来后，康生为了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头目”，竟派人威胁张闻天，要他出来作伪证，证明刘在北方局是背着中央自己决定的。面对康生的威胁，张闻天坚持申明中央知道此事，而且为了避免涉及毛泽东，独自承担责任，只说此事是由他批准的。为此《调查报告》在澄清此案时特地指明张闻天当时在中央的职务，报告指出：“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是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这里正是明确地用“中央的总书记”这个职务来证明这个批复的合法性。

第二个党的正式文件就是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张闻天平反追悼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所作“悼词”。“悼词”公布了有关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三件重大史实，一是在会上张闻天“做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二是受会议委托起草决议，三是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公开宣布总书记是由遵义会议选举，这是第一次。应当指出的是，这份文件是经中央审定，胡耀邦、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都审阅同意，在陈云主持的追悼大会上，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宣读的一份向中外公布的权威的公开文件；而且当时健在的出席过遵义会议的当事人除陈云、邓小平两位同志外，其他还有杨尚昆、聂荣臻、李卓然、伍修全等同志，他们当时都没有对以上史实提出过异议，有的如伍修权写的回忆文章也证明了此事。

要说到这份文件的起草过程，清楚此事的张闻天夫人刘英不只一次地说过：《悼词》中关于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是胡乔木同志亲自加上的，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应该说是完全可靠的。也就在追悼会后的第二年，在由胡乔木主编的一九八O《中国百科年鉴》所载张闻天条目中也是明确称他遵义会议“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1982年：改变的理由与矛盾

要求改变张闻天职务称呼的理由，是1982年中央有关党史部门从中央档案馆找出一份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以下称《提纲》）（有人考证不像是当时写下的传达提纲，更像是事后经过整理的保存于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提纲中没有说到会议决定张闻天当总书记，而只有这样一段话：“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这就是当时上面要求改变为“负总责”说法的主要根据。

基于以上理由所作的改变首先想不通的是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她虽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她当初听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时就知道他是总书记，不久她就接替邓小平担任了中央队秘书长，而且在毛泽东的撮合下同张闻天长征中结下了感情，到陕北后结婚成了家。她对张闻天文集组的同志不只一次地说，那时大家也都知道他是“总书记”，后来“毛主席称洛甫是明君，常跟我开玩笑称我是‘娘娘’，就是因为他是总书记嘛”。她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1937年11月她去苏联治病，共产国际东方部是以总书记夫人身份接待她的，住的是王明原用的别墅。王稼祥曾领她去会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她印象很深地记得王稼祥向季米特洛夫介绍时说，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同志的夫人。人们都知道，刘英是从不争个人名位的，然而这次她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于是就在1983 年7月的一天，她亲自带领文集组的两位同志何方、萧扬去找编辑领导小组组长邓力群，当面说了自己不同意更改的意见，但是当邓力群向她表示这是陈云同志的意见，还是要按陈云同志意见办时，她服从了。然而据笔者接触所知，刘英组织上是服从了，思想仍是想不通的。

对于要做这样的改动，张闻天文集编辑组的同志也是想不通的，那时虽然掌握的材料还不算多，但是仅就已有的材料来看，矛盾也是很明显的。编辑工作小组还就已知材料专门向上面打了报告，建议不要更改，批复也是“按陈云同志意见办”。

当时我们正在编辑一本回忆录，看到在此之前出版的《彭德怀自述》、黄克诚发表的文章在说到张闻天时都是用的“总书记”，而我们征集到的老同志写的回忆文章中仍然不少人用了“总书记”的称呼，然而胡乔木看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后竟指责说这是“混淆视听”，于是有些老同志的文章就不得不按统一口径改成“负总责”，不过有的老同志如杨尚昆就在“负总责”的后面加上“习惯称总书记”。但是有些老同志后来出版的书籍就是坚持不改，伍修权1991出版的《回忆与怀念》中就仍然用的“总书记”（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也未作更改。

来源：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