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林：聆听邓子恢的教诲

我原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日报社工作，全国解放后不久调到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工作。1954年秋，华北局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撤销，我又回人民日报社，分配在农村组工作。因工作关系，此后我曾在中央农村工作部驻过一段时间，同邓老（子恢）以及农村工作部的同志有过接触。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记。

担任联络员 常驻农工部

1955年初，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协商，派我去万寿路，常驻中央农村工作部当“联络员”，及时了解农工部掌握的全国农村情况和中央领导农村工作的精神，明确报纸的宣传思想，为报纸组织撰写一些稿件。

在常驻中央农村工作部期间，我和部里同志一起，参加大小会议，看有关文件，一起研究合作化运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农工部的二处是专管互助合作的，二处的正副处长李友九和霍泛同志，都是我在太行区党委工作时的老领导和顶头上司。我就在二处一起工作，人们都叫我“驻部记者”。实际上我不像记者，采访很少，参加研究工作较多。我曾约部里的史林琪、霍泛等同志为报纸写文章，我自己也写些小评论。每周回报社汇报都带回一两篇、报纸多次把这些短文，加花边发表。

1955年上半年，正值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阶段。虽然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规定要用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但在一种盲目的社会主义热情影响下，农村已经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我到中央农村工作部正值贯彻执行“停、缩、发”方针。在邓老的具体领导下，中央农村工作部经常研究如何纠正和防止急躁冒进倾向，巩固已办好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当时针对下边的问题，我组织和撰写了短文《不要拔苗助长》、《强迫命令一定把事情办坏》、《不许给农民乱扣帽子》、《损害中农利益对贫农也是不利的》等，主要内容都是反“左”的。当时的农村宣传，思想明确，针对性强，这同邓老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

从实际出发 关心农民利益

我在太行根据地时，经常在农村跑。但全国解放以后，对农村的新情况，我并不熟悉。特别是对于如何组织互助合作，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更是陌生。在邓老的具体领导下，我受到不少启发和教育。体会较深的有两点：

一、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我越来越体会到从哪里出发，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在党领导人民前进中，它决定着事业的成败；在个人的革命生实际出发的人，并不一定处境就顺利。这种状况常常令人慨叹，令人遗憾！

中央农村工作部是1953年初成立的，当时毛主席交给的主要任务是把4亿多农民组织起来。同年秋，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要求在国家工业化的支援下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在邓老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就肩负着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农村工作部成立不久，邓老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不久，又由当时任秘书长的杜润生同志代《人民日报》起草一篇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的社论加上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三者合编为一本小册子，毛主席把它命名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印发全国，用以指导农村工作。社论强调生产压倒一切，一切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

事隔一年多，1955年初我到中央农村工作部才了解到，这个《指南》，在各地农村工作中确实起了“指南针”的作用。当时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大小会议上，在指导各地互助合作的工作中，始终贯穿着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针对小农经济的现状，确定具体的方针、政策。当年春，区别不同情况，对全国互助合作的进程，确定了“停、缩、发”的方针。这个方针，经中央批准后，在全国贯彻实施。

这一时期，我们不断听到杜润生同志传达邓老的具体意见和指示：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坚持自愿互利原则；一定要根据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领导经验，由低到高，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邓老批评一些同志，只图社会主义光荣称号，轻视互助组和初级社，总想一步登天，过急过快地把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人为地转为高级社，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有害的。可惜，邓老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想法和说法，终于顶不住一股更强大的压力，不到一年全国就全面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不少农民是一夜之间“一步登天”，遗留下许多后患。

二、一定要正确对待农民

邓老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对农民有深刻的理解。他不止一次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对劳动者不能采取过去剥削者对他们的办法。也不能采取我们对待博剥削者的办法。不能强迫他们办他们还不愿办的事情，也不能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合作化一定要坚持自愿互利，要学会领导农民的艺术。要懂得是农民自己运动，而不是我们再运动群众，不能超越农民的觉悟水平。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经常研究农民入社后的多种矛盾，研究多种生产责任制和分配办法。

邓老的考虑很切实具体。他指出，农业社生产队、组，不仅要包工，而且可包产，他倡导“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可以实行队包片，户包块，大活集体干，小活分散干。还概括出“统一经营，分散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等一系列经营管理的好办法。他领导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

驻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几个月，我感受较强的当然不只这两点，邓老的思想作风和品格，也常常给人们以无形的感染。当时邓老和杜润生同志同住在万寿路大院西边一排小平房，我虽不常见邓老，但和杜润生同志接触还是较多的。当时，他们显然是经常研究一些问题，然后通过杜润生同志传达给我们。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常常引人去思考一些问题，这和在新华社时那种“消息总汇”的工作大不相同。在这里，我对党的领导、群众观点有一些基本体会，对于此后接踵而来的“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都有了些自己的看法。每当我从实际出发去观察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总被指责为右，后竟被批为“一贯右”。我常为此而迷惘和苦恼：是我右了，还是别人“左”了？我总觉得自己“右”得并不错。

风云突变 高潮来临

1955年8月初，一个周末我照例回报社汇报。突然传达了一个文件，是中央下发报社而不是我从万寿路带回的。内容是毛主席批判邓老“右倾”，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一时大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本来一直在按中央指示宣传整社，宣传暂停发展、全力巩固，宣传反冒进和反“左”的，怎么突然180度的大转弯，一下子又要反右了呢？星期一我回到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里谁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有人悄悄告诉我才知道，前不久，邓老找毛主席反映合作社发展问题，两人争执了半夜，现在农村工作的部署全变了！

还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我正写一篇短文，题目是《如此“自愿”》，评述某地发展合作社，场院摆两张桌子，村干部宣布，愿入社就到东边桌报名，不愿入就到西边。又说，东边联着北京，西边通着台湾。本来许多农民还在犹豫不定，这样一说，呼啦一下都到东边去了。一夜之间，本是单干的农民，全都入社了。我本以为抓住了好题目，听过传达后，只好悄悄放起来了。不久，报社领导就对我说：“回来吧！”不言自明，不能再去“联络”那个“右倾”部了！

我虽然不再常驻万寿路中央农村工作部了，但以后我还常去看看。1955年八九月间，农村工作部二处的同志正忙着搜集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材料，说毛主席要亲自编一本书，叫《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处的同志和廖鲁言、田家英同志从上千篇材料中选了100多篇送给毛主席。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并在一些文章前边加了按语，写了序言。当时，印了几百本样本，送给参加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同志每人一本。后又重新选编，改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这一时期，各地不断向中央报告发展高级合作社的数字，检查“右倾”思想。毛主席说“高潮”快要到来，果真就出现了“高潮”。1956年3月，全国90％以上的农户人社，而且不少是“一步登天”，年底就基本实现高级化了！……

这是我在党内生活中遇到的第一次突变。我迷惑不解：“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稳步前进”，“不要超越现实条件”……难道邓老这些话错了么？真不明白！可有人说，还是毛主席英明，咱就没看出“高潮”要来了。可我却总是怀疑，农民入社真的就那么自愿么？于是，头脑里不时出现农民入社“两张桌子”那样的场景。其他地方，虽然没摆桌子，也有类似的压力，农民是拥护共产党的，可那明明是一种政治压力。这样在压力下一哄而起，也叫自愿么？老实说：在此之前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十分崇敬的，从延安到太行，到进入北京，我对毛主席英明领导，从未有过半点怀疑。可这一次，怎么搞的，到底谁是真理？虔诚之心开始有些动摇了！

不久，听说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老、杜润生同志作了检讨。他们的错误由“右倾”升级为“右倾机会主义”。又过几年，邓老被批评为“刮单干风”，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撤销了。

看来，姓“社”、姓“资”这个魔杖，并非近几年才出现，50年代早已有之。魔杖所到之处，农村人心惶惶，农民遭受的磨难，实在难以尽述。农民按邓老的教导实行包工包产，也被当作“资本主义”，而大力讨伐。1956、1959、1962年，农民三次起来要求实行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硬把人家给“打退”了！

三次“进攻”，以1962年为最烈。这里我还有段个人的经历：

1962年，我任《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即读者来信部）的副主任。当时，正是社会上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劲吹之时，大批来信涌进编辑部。《人民日报》的“群工部”就是社会政治动向的“晴雨表”。当时这些来信的主要内容是：农村要求包产到户，城市的多要求给右派平反。阅读这些来信，使我激动不已。我就把要求“包产到户”编了个“专辑”，编了一大本，并加了个“编者按”。第一篇是浙江嵊县一个干部叫陈新宇写的，他本来是县委排下去纠正“单干风”的，可他却被农民说服了，感动了，来信为农民呼吁，坚决支持包产到户。我也是受了感动，才编出这本《读者来信》的。没想到“文革”中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几次批斗，说我是刘少奇、邓子恢的徒子徒孙，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吹鼓手。当然少不了检讨，但我内心并不服。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邓老领导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经历史的检验，愈益证明是正确的。就在邓老受到“小脚女人”这种不公正的批评后，他仍能心胸坦荡，正确对待，念念不忘“高潮”中涌入合作社的农民。他主持编写《论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和正确处理矛盾的方针、办法》等小册子，以期对合作社的状况有所改善。想到这些，人们对邓老的思想，不禁肃然起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过去被当做“单干风”而一再批判的包产到户，如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及，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发展中，人们仍然可以找到邓老思想的闪光点。

历史是曲折的，但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非功过，后人自有评说。忆起邓老，联想起刘子久同志怀念邓老的一首七律，谨录其后半段：

三自一包有创见，具体立场勇探求。

稳步前进脚不小，遗憾生前志未酬。

据了解，这些诗句有些已在民间流传。对邓老，人民早已有了公正的评价。我在想，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面对今天的农民，邓老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1993年6月24日）

（文章来源：《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原题为：数月教诲 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