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不忘日寇侵华罪行——记本人的亲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不忘历史，不忘日寇侵华的历史，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不忘这段历史，才能正确观察和判断现实世界，才能真正建立中日的友好关系。

日寇侵华这段历史，距今已经八九十年，健在的身历者已经不多。本人今年已经九十多岁，童年和少年时期，也正是日寇侵华时期，身受其害，亲眼目睹不少日寇侵华罪行。这些，记载在我的回忆录里。现将回忆录里这些内容发出，供大家分享。

                       沈宝祥

                                                                     2025年8月14日

 

之一：劫难中的家

本人出生于1932年，日本侵略者到我家乡是1939年。那年，我七岁，已经能记事。

我们居住的小村庄，叫沈家塘，靠近奔牛镇。奔牛镇，是从上海到南京的沪宁铁路线上的一个镇，在常州市西十多公里，地图上可以找到。

我七岁开始上学，就在村前约一华里的红庙头小学。学校规模很小，只有一个班，一个老师。我们就坐在泥塑菩萨前上课。

我们这里在沪宁铁路北面，距离铁路很近，只有约一公里。好像是深秋时候，有一天下午（《奔牛镇志》记载，是1939年11月30日），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大家跑到外面看，有人大声喊：飞机！飞机！我看到飞机在上空盘旋，原来是日本人的飞机来炸奔牛火车站。同学们都很惊恐，随即收拾书包回家，从此就不再上学了。

日本侵略者很快就到了奔牛。

大家慌慌张张地逃难。我们兄弟姐妹跟随爸爸妈妈逃难。往哪里逃？往北边我舅舅家跑。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是在晚上，天是黑的，但不断看到远处的火光，那是日本鬼子烧老百姓的房子，还不时听到枪声，一片恐怖气氛。我们只顾走路，不敢说话。那时，我妹妹才三岁（实际两岁多），爸爸妈妈抱着她一路走，深一脚，浅一脚，很累。大家就怕她哭闹，但她很懂事，很乖，一声不吭，也不知道晚上什么时候，总算到了舅舅家。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村上有人来报信，祖母被日本人打死了。我母亲叫了几个人，回去摸黑匆促安葬了我祖母。

母亲将她亲眼所见、亲自操办安葬祖母的情况，给我讲过多次。

我们走后，祖母不愿离开这个家，她坚持一人在家守护（我爷爷已经不在了）。她将大门关上，上了门闩。日本兵进村后，敲门无人应，就抱了柴草堆在门前，点火烧。大门是木制的，很快就烧着了。我祖母就在里面用盆接水浇，日本兵看到里面有人，就向里面开枪。我祖母中了三枪。一枪打在耳朵上，一枪打在胳膊上，一枪打在胸口。我母亲回去看到，祖母躺在后屋的一块木板上，手里还拿着一块毛巾，大概是擦身上的血用的。我可怜的祖母，就这样死在日本兵的枪口下，倒在血泊中。这就是血海深仇！

怎么安葬祖母？正好村前老卜元（大家都这样称呼这位老人）家有一口现成的棺木，我母亲就借来匆匆安放祖母，找人帮忙，连夜草草安葬了。我母亲说，当时非常害怕。那恐怖的气氛，在今天也是可以想像的。这事虽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但当我击键记载此事时，我的心在颤抖，对日寇的愤恨，对祖母的思念，就一起涌上心头，难以平静！

 

奔牛火车站，早已停止客运，但车站建筑还在。当年，驻守这里的日本兵，经常到各村去侵害中国人

 

那时，我们家里西侧的一垛墙是用土坯砌的，墙上留有三个弹痕，三个弹痕靠得很近。这三个弹痕就是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罪证。我们家一直保留着，过了好多年，直到解放后因为改造房子才去掉，但那三个弹痕却深深地刻的在我的脑海里，不可能忘却。

后来，日本人又烧了我们家的房子，把我们家后面我们和大伯母的住房彻底烧光。我记得，我们回来后，父亲带着我们从灰烬中企图寻找一些有用的东西，结果是，只找到了被烧得变了形的铜烛台之类的东西。我们只得在院外后面东边的一间房住下。我弟弟焕祥就是在那间房子里降生的。最西边还有一间，二伯母住下。

现在，无锡和武进的地方志编写者已经搞清楚，1939年11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后，分三路向南京进攻。11月27日，日军由无锡分两路进犯武进，29日，武进县城陷落。30日，日军占领奔牛镇，烧、杀、抢，无恶不作，仅房屋就被毁1742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们的遭难，我祖母的被杀害，实际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前奏。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访，对于日本侵华的罪行，只说了一句：给你们“添了麻烦”。日本的侵华，造成我们国破人亡，灾难深重，日本首相却只说了“添了麻烦”四个字，如此轻描淡写！当时我看了这个新闻报道，非常气愤！

 

之二：铁蹄下的童年和少年生活

人们常讲幸福的童年。我的童年生活也有幸福，但总的说是苦难多于幸福。印象最深的，还是与日本鬼子有关的事，有的事已模模糊糊，有的事则记得很清楚。

杀人放火，是日本鬼子初来时的情况。以后，我们那里成为沦陷区，表面上是汪精卫伪政权统治，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大家统称“日伪”。

我们村是一个十二户的小村庄，离奔牛镇很近，驻在奔牛火车站的日本鬼子，过一段时间就要到村里来骚扰，为害百姓。

日本鬼子进村后，首先是搞东西吃，抓鸡杀鸡，杀猪。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伙日本鬼子在我们的邻居家做饭吃（他们家的房子比较高大），我亲眼看着一伙日本鬼子将他们家的一只猪剥了皮，煮了吃。大人们都躲开了，我们小孩则好奇地去观看，远远地看着。这一伙日本鬼子吃完后，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他们就走了。

有一次，日本鬼子带了锯子来了。进村后，挑长得比较直的树，锯下，还要老百姓给他们运到他们的驻地，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有一次，我在邱庄姐姐家，突然听说日本鬼子来了，大家跑的跑，躲的躲，特别是怕日本鬼子抓“花姑娘”，就是奸污妇女。我躲在姐姐家阁楼上，很害怕，听到几声枪响，更是惊恐。过了一段时间，说日本鬼子走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我到同村姨母家看到，日本鬼子到他们家，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

许多人都看过电影《平原游击队》。其中一个镜头是，一位农村老汉给日本鬼子看守铁路，手提一面铜锣，一边敲打，一边喊着，平安无事罗！实际是护送八路军过铁路。那情景，我很熟悉，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日本侵略者为了运输线的安全，采取了一些办法。他们在铁路两侧距铁路约一百来米远的地方，强制中国老百姓给他们挖了一条约二米宽、二米多深的沟，大家叫做壕沟。在壕沟里侧，构筑了一道电网。除此之外，还要老百姓给他看护铁路，每家一天，轮着转。老百姓就让老人和小孩去应付。我那时十一二岁，也去过几次。所谓看护铁路，就是在离铁路不远处盖一简陋的小瓦屋，面积约四五平方米，门向铁路敞开着，实际上是无门无窗，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有人放了一些稻草，是垫着坐的，看护的人就呆在里面，但要注意，看到巡逻的鬼子兵从铁路上经过时，要站在小屋门口，以示有人在看护。我早晨吃了点东西，带一点干粮，在那里呆到傍晚，一天差使就算完成，便回家。去时和回时都要到炮楼里办交接手续。交接手续是怎么办的，已记不大清楚了，好像是取一块小牌子，傍晚离开时，将小牌子交给日本鬼子。沪宁铁路从奔牛穿过孟河，河上架了铁路桥，在桥两端，各有一个炮楼，河南边的炮楼看上去是三层，北边的炮楼很矮，只有一层。我们看护铁路的地方就在南炮楼以东约一里处。我几次进出炮楼。看到那炮楼里其实很简单，中间放一张方桌，桌子周围放四个长条凳子，显然都是从中国老百姓家劫掠来的。上面两层是什么样，我没有上去过，不知道。我第一次进炮楼就碰到一件有趣的事。我进去时，一个日本鬼子兵正抱着枪躺在长条凳上，见我进去，他要起来，一不小心，他就摔下去了。我看了心里好笑，但脸上不作任何反映，若无其事，办完手续就走。我看电影《平原游击队》，就立即想到小时候干这差使的情况。

 

这是沪宁线经过奔牛孟河的桥，日本侵略者在桥两端各造一个碉堡。桥南的碉堡有三层，已拆除了。桥北的这个碉堡还在，这是日本侵略者的罪证，已经作为文物保存

 

铁路两侧本来是很好的农田，日本侵略者筑了电网后，就不准老百姓耕种了，土地抛荒后，长了很好的青草，这正是牛最爱吃的。老百姓就去放牛（我们那里很多人家都养牛），日本人也允许。大概在我十二岁的那一年，我放了一年的牛。我每天在天还不大亮的时候就起来，牵了牛到相当远的地方去放，因为附近地方的青草都吃光了。下午就常常到铁路旁的电网内去放牛。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同伴。那里的草长得好，牛埋头吃草，也不用人管，我们就玩，有时到铁路上去走钢轨，有时将耳朵贴在钢轨上听远处的火车声，现在看来，很危险，但那时不懂这些。到傍晚时，牛已吃得饱饱的了，我们就坐在牛背上，舒舒坦坦、悠闲自在地回家。每天出去放牛，要走不少路。我同许多农村人一样，穿草鞋。那草鞋穿在脚上，很轻便，踩泥路走草地都行。后来，我也学会了打草鞋。一双草鞋穿得不行了，就自己再打一双。下雨天，也要放牛，就穿上蓑衣，戴上斗笠。

每天这样放牛，一直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有一天傍晚，当我们正牵着牛从铁路旁回家时，铁路上突然走来几个日本鬼子兵，哇里哇啦，也不知他讲的什么。我们几个小孩，最大的一个有十五六岁。日本兵走到那个大孩子身边，说了几句，伸手就打了他几个耳光，我们又怕又恨，但都不敢吭声。日本鬼子兵走了以后，我们才闷头回家，饱含愤恨，一路上，大家一句话都不说。

那时候，通向奔牛镇的主要道口，都有日本鬼子兵把守。从我们家去奔牛镇，有两条道，但都要过我们家旁的那条孟河。一条是我们家正南面，经过一座石桥，叫虹桥。过虹桥，是去奔牛镇的主要通道。这是一座拱形大石桥，比较大也相当高，因为桥下要过船，桥面约有三米多宽。为便于把守，日本侵略者用碗口粗的木头做了一个架子，上面缠了带刺的铁丝，将桥面挡去了一大半，中国老百姓只能从一个小口子经过。口子旁边站了一个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兵，虎视耽耽地看着来往行人，还要检查人们随身携带的东西。开始几年，中国人经过时必须向日本鬼子兵低头鞠躬。后来，铁路边拉了电网，这一条路就不通了，老百姓去奔牛镇只好绕道走另一条路。

到奔牛镇去的另一条道，就是从那座大铁路桥下经过。在电网口靠近河边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口子，情况与前面讲的差不多。我偶而也去奔牛镇。有一件事印象特深。有一天上午比较早的时候，我在那口子不太远处，看见一个船户，一条小船停靠在岸边，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小孩，用岸边临时支起的铁锅做饭。一个日本鬼子兵走来，叽里咕噜地不知说的是什么，伸手就打那个妇女的耳光，那个妇女只好忍气吞声。路边许多行人也都看着，敢怒而不敢言。中国人就这样受日本侵略者的欺凌和侮辱。

日本鬼子兵下乡时，随身带着一张很大的地图，密密麻麻的。有一次，我和几个小孩看了他们的地图，很详细，我们的沈家塘村，村庄四面的路，河沟和桥，都画得清清楚楚，拿了这张地图，可以畅行而不迷路。那时，到处都有大胡子仁丹广告，听大人说，那是日本人做的标记，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我看到的地图有力地证明，日本侵略者的情报确是做得很细的。

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护他们在沦陷区的统治，给中国每个成年的老百姓颁发一种证明身份的证件，叫做“良民证”。有了这种证件，就是所谓良民。检查时如果没有这个证，就认为是坏人。开始时，到奔牛镇去经过那关口时，也要检查良民证。良民证上有本人的相片。为了颁发良民证，每个大人都要拍照。有一天，到村上来给大家照相，也不知是谁安排的。我们都去看热闹。只见一个三角架上放着一个像木箱似的东西，那就是照相机，机上还盖着一块厚厚的黑布。照相的人坐在凳子上，看着照相机，给人照相的那个人一头钻在黑布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照相机，第一次看到照相，很新鲜，记忆也很深。

日本侵略者为了笼络人心，有时还给大家放电影。我和一些人一起去看过一次。那是一个晚上，地点就在奔牛火车站，没有银幕，影像就照在一个仓库的灰铁皮墙壁上，放的是是黑白电影，好像还是无声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电影，所以印象也很深。记得有一个镜头，是穿着黑皮鞋的两只脚，那大大的黑皮鞋，十分醒目，我至今还记得。

照相、看电影，这是侵略者带来的一种文明。但这是伴随着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而来的文明。文明本身就很不文明。

日本侵略者也帮助中国人“救灾”。我讲一个亲历蝗灾的真实故事。

大约是1944年夏天，我已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学校在我们村东约三里路的地方，我们三个小伙伴一起上学，中午都回家吃饭。一天中午，放学回家，走出校门不远，就看见天空中闪闪发光的东西，一大片，越来越多，直到遮天蔽日。有人说，这是蝗虫。蝗虫的翅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忽儿，蝗虫就落地了，庄稼地里密密麻麻的。那蝗虫一下地就吃庄稼。我们在路上看到，有的农民已在地头摆了香案，虔诚地在叩头求菩萨保佑，头刚叩完，庄稼也被蝗虫吃完了。蝗虫很快就飞走了，大家也以为没有事了。过了一段时间，突然看到地里有许多黑色的小虫在爬，也是密密麻麻的。大家很快知道，这是蝗虫下的子（虫卵）生出的小蝗虫。小蝗虫长得很快，食量也越来越大。草地里，庄稼地里，到处是一片一片的小蝗虫。那正是水稻拔节生长的时候，水稻叶上爬满了小蝗虫，稻叶很快就被吃掉了。老百姓心急如燎。这时，汪伪政府采取的救灾措施是，叫大家捕捉小蝗虫，交给他们，二斤蝗虫给一小匣火柴。日本人也采取这种办法，但日本人是交一斤蝗虫就给一匣火柴。这样，老百姓就都到日本人那里去交蝗虫了。我也下地捉蝗虫，也到日本人那里去交过蝗虫。这又是日本侵略者笼络人心的一种办法。

日本侵略者于1939年11月底到我们家乡，从此我们家乡就成为沦陷区。我们度过了整整六年铁蹄下的生活。我也从一个幼童成长为一个少年。

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我们家附近无学可上，耽误了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学习。我一直失学在家，中间在我大哥办的私塾读过一段，但不是读四书五经，是读的国语课本。

到1943年底，我父亲打听到，在我们村东面约三里路的地方，有一个村庄叫黄巷，那里有一所黄巷中心小学。父亲决定送我到黄巷小学上学。农民不懂得学年制，按老习惯在农历过年后上学。

1944年春，我才进入黄巷中心小学上学。那年我十三岁，插入三年级下学期。

由于日寇的侵略，农村无学可上，我只上了三年半小学（中学也只上了四年）。

记得有一天（那应该是1945年的8月15日），我爸爸从奔牛镇回来，高兴地对我们说，日本人无条件件投降了！我们恨透了日本鬼子，听到日本人无条件件投降的消息，特别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