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忆大寨之游(上)
大寨我先后去过五次。
头一次接触大寨,是看刘德怀写的关于大寨的小说。头一章写的是陈永贵在灾荒年头如何去赶集卖馒头,别人多要钱,他还按过去的老价钱要,写得挺朴素。我觉得有可取之处,就答应到大寨去,谈谈稿子,了解了解情况。
这时候,“全国学大寨”的口号已经喊出来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学大寨运动的规模。到了昔阳县,进了大寨村,却只让我们在村子周围草率绕了一圈,没和一个农民谈成话。回到县里,见到一个宣传部的干事,大约是个知识分子吧。天已经黑了,刚挑水回来,一身是汗。他说:现在县里正抗旱。陈永贵提的:“没有见过的大旱,要没有见过地大干,来个没有见过的大变。”所以,全县干部、工人,不管干什么的,一律得跟农民一起,下地挑水浇田,而这里水太珍贵,挑一担水,一般近的要十里,远的要二三十里。算二十里吧,挑一担水,来回数十里,能浇十棵小苗。这样全体动员,一个人一天浇二十棵,要走八十里。这庄稼,是没法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计算的,简直是用人命换来的!这回我没去多看,也不想多看,就走了。后来在县委招待所听别的客人说,要了解这里的事,只能找名记者宋莎荫,主意都是他出的。
第二次我又来取经,这回碰见了名人宋莎荫。他知道我们是出版社来的,果然给了比较“优厚”的待遇。没有跟着参观大队进村,而由一位专门的讲解员陪同,走得也慢点。不过,我们新看到的也还是差不多。看了“先治坡、后治窝”,看了“苦人树、乐人树”,看了大寨展览馆,都是从报纸上找得到,背都背得下来的。
所以,后来那几次,我本来没有兴趣再去了。那是没法子,身负“任务”,不得不去。又屡次进村,屡次参观,听讲解。记得其中一次,参观了人造梯田,四个农民连背带抬一块很大的石头,吭哧吭哧安在半坡地下,当然,这样的梯田很美观。可是,田地由这样的人工修成,我不禁不直感到,四个人用一下午的工夫安上四块石头,中国人的劳力真是比牛力马力还要低贱了!当然,他们这样苦干,对这种精神应当佩服。可是当又一次进村,参观到刚建成的“人工下雨”时,我可不能不当时就“哎哟”一声了。这下雨的方法,原来是在一块田的周围,安装了若干根自来水管。好像公园里喷草地的水管一样,开关一开,管子喷出水雾。只是范围太小了,只有一亩地大小。如果中国的田地都用这种方法来下雨,那中国非首先工业化到钢铁比农田还要多才行。要不,哪里来这么多铁水管?
下午回到县城,已经不早了,我不想再去跟这里的县委宣传部打交道,就说:“天不早了,人家也下班了,明天再说吧。”那位陪同的宣传部干事却说:“这你不知道,昔阳的规矩和全国各地都不一样,这里的一切机关都没有上下班时间。早晨睁眼上班,晚上上床下班。这是老陈说的,农民有什么上、下班?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到机关都有人,不信你看看。”他的话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真在晚饭以后时间跑到县委宣传部去。果然灯火辉煌,虽然不是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人办公,反正坐着几个。有正看报的,见我们过来,推开报纸就谈工作。不一会儿,还把宣传部长陈明珠(陈永贵儿子)请了来和我见面。据他说,星期天也是这样,他们没有星期天。
这好不好?我不知道。也可能他们发动起了全体职工献身的积极性。但是,这些人还是人。要他们不管家务,一切推给老婆,也许可以。但要他们不管孩子,不休息一会儿,不买东西不上街,甚至不换衣服不洗澡,可就太难了。这不得不使人做出坏的推测:弄不好,天天都是星期天。
后来见到宋莎荫,他请我们吃饭。就在县委招待所里,里边有间小餐厅,平时我们进不去的,他随口叫菜,随便叫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真正的主人。然后他把县里准备培养的几个青年作者向我们介绍,他们不但要自己建设大寨,还要自己写大寨。这几位未来的作家,每人分配了一个题目,文章还没有一个字,就这么跟编辑联系上了。
以后,大寨就成了我们编辑部的人常去的地方。我也再去过,并没看到太多新东西,却是人越来越多,排场越来越大。我记得又一次去时,还看见穿藏族服装、傣族服装的.....真是全国东西南北的人,无不来此瞻仰,来听讲解员那无数次的重复。我们也又看见一点新建设,即“人造平原”,把上回刚修好的梯田,又推平了,让它“平”的面积稍大一点。
宋莎荫也再次和我见面,这次显得熟多了。他跟我闲谈,谈老陈怎样一回山西就到昔阳,谈老陈家里的事。老陈给儿子陈明珠找了个很朴素的媳妇,陈明珠不要,要漂亮的。又谈到他们关于大寨的宣传计划。关于这,老陈说了:“是你当副总理还是我当副总理?”显然这计划是宋莎荫提的。
计划不是区区一本书了,是一套丛书,有大寨史、大寨英雄列传、昔阳学大寨典型录、昔阳的英雄人物在山西各县......当时我不知怎样去完成这一大套任务,而他说:“这是跟老陈商量好的,就要这样成套。你们可以各处采访,我们的作者也要出去跑。”这时,这群年轻“作者”也已经在宾馆里出出进进,看样子已经脱产写作了。我无法可想,只有含糊点头,说以后再详议。
节选自韦君宜著《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1998年5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