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明：五十年前“四五运动”始末

1976年清明前后，从南京的雨花台到首都的天安门广场，从古老的西安钟楼到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有众多群众参加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好像在被十年内乱的阴霾笼罩的神州大地上，点燃了一支闪着耀眼光华的火炬，指引着方向，鼓舞着信心，在各方面发生巨大的反响。在中国现代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

1976年春天，整个中国处于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了。连年的动乱和不断降临的灾难，彻底剥掉了“文化大革命”华丽的外衣和曾经一度使不少人迷惑的虚幻的光环。应该说，到了这个时候，除了深受“左”倾思想毒害和趁乱获得某种既得利益的极少数人之外，在全国各族绝大多数人民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 已经声誉扫地，彻底破产了。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作法，特别是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深感憎恶，强烈不满，迫切要求纠正严重的“左”倾错误。

盼望看能够真正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可是，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像一阵夹带着冰雹的狂风， 把人们心中刚刚升起的希望和信心的火焰扑灭了。

就在这样一个阴沉和极端困难的时刻，受到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总理，又离开了人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始终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特别是在十年内乱期间，他更成为人民愿望、意志、要求和美好品德的化身。人民群众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但是，正当群众感到最需要他的领导和支持的时候，他却过早逝世了。这不能不使全国各族人民感到极大的悲痛。

天惊一声雷，地倾绝其维。

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

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

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

                                     —《天安门诗抄》

这可以说是1月8日全国人民听到周总理逝世消息时悲痛心情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这位人民的好总理不在了。人们寄予重大希望和热情支持的邓小平同志，被毫无道理地打下去了。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年事已高，重病在身，很多事情已经管不了。江青一伙借“批邓”之名肆意横行、为非作歹。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广大群众不能不认真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哪里？出路何在？

神州欲变，风雨已送天。

昏星暗月，红日当空已难显。

妲已想统赤县，自称或则天。

长江日夜向东流，

聚义群雄在人间。

                            —《天安门诗抄》

这就是说，当时的广大群众是被深深植根于亿万人民心中的深刻危机感所召唤，为了民族的安危，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为了亿万人民的幸福，而奋勇地走上全国很多城市的街头，汇集于首都天安门广场的。这是四五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

以天安门事件为总爆发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抗议运动，是从零星的、个人的战斗开始的。人们的怒吼和抗议之声，来自祖国各地，来自四面八方。

1976年1月上旬，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哈尔滨分公司汽车司机何庆华，发出《致北大、清华大批判小组的一封公开信》。指出他们是“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分子”，“把自己伪装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打着红旗反红旗”。宣告他们已经“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

1月14日，《人民日报》奉命在周总理追悼会前夕以头版头条刊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胡说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竟是清华大学的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这种强奸民意的作法，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慨。有人在街头撕毁当天的《人民日报》，不少人打电话责问报社：“你们是什么感情？”

2月中旬，北京市出现一份传单。尖锐指出：“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传单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这份传单的作者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一位共产党员，名叫窦守芳。2月24日，他被逮捕了。

2月23日，福建省机械局的刘宗利，在福州市贴出大字报：《“阿斗” 的呼声》，根据当时的情况，历数“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六大罪状。许多工人、学生、战士在大字报上留言，表示赞同和支持。3月8日，王洪文下令追查。

2月26日，福州大学教师厉海清，在福州市东街口贴出词一首《天仙子·葬志》。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深切悼念和对林彪、“四人帮”的切齿仇恨。人们争看、传抄，在当地影响较大。

3月7日，杭州市贴出《马天水想干什么？》的大字报，署名“冯火”。3 月21日，他们又贴出《马天水在干什么？》4月2日，又贴出《马天水贩卖政治谣言必须彻底追查》。这三份点马天水之名而实指“四人帮”的大字报，在杭州产生较大影响。作者是《浙江日报》的记者，李力和潘旭。

3月10日，贵州市中心紫林庵贴出一份3万多字、长达80多张的大字报，题为《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它勇敢地宣传和捍卫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斥责了“四人帮”攻击污蔑四化的谬论，预言“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作者是几家工厂的普通工人：李洪刚、郭成望、王大卫、陈明云、叶忠源、黄维鸣、卢炎。这七名青工，把大字报印刷300份，自费前往长沙、郑州等地散发。张春桥接到《学习与批判》送给他的这份大字报摘要后，立即批示：“看来修正主义已后继有人”。搞四个现代化竟是“修正主义”，这就是张春桥的反动逻辑。“四人帮”在公安部的亲信下令，要贵州公安部门对这份大字报立案追查。

3月11日，福建省三明市贴出一份点名批判张春桥的大字报，题目叫: 《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作者是三明市农机公司的赵大中。作者说:“我把他的罪行公诸于众，可以唤起人们的注意，张春桥是个坏人！万一他的阴谋得逞，也要叫他的日子不好过。这样，我杀头也甘愿。”

3月20日，广东顺德大良轧钢厂工人杨振汉写信给毛主席，批判张春桥。

厦门大学政治理论课讲师、共产党员林德忠，是一位归国华侨。他先后向党中央、《人民日报》、校党委等，寄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信和文稿16件。他5月11日被逮捕，打成“现行反革命”。但他坚信“四人帮” 必将在群众的一片欢呼声中下台。

“山雨欲来风满楼”。上述不完整的情况足以说明，1976年春，祖国大地上已经到处点燃反对“四人帮”的烽火。从黑龙江到贵州，从杭州到武汉，到处都有先行者勇敢地吹响了战斗的号角。这表明广大群众胸中的怒火积酝已久，对人民好总理的无比热爱和对江青一伙的无比憎恨，这种强烈的爱与憎之火，终究必将爆发。而其直接的导火线，则是被人们视为“四人帮”喉舌的上海《文汇报》制造的两次反总理事件。

3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其中全文引用了周总理为学习雷锋写下的四句题词。全国报刊大都原文转载，而《文汇报》不仅把这一消息挤至四版，而且把周总理的题词全部砍掉了。隔了20天，3月25日，《文汇报》又一次作了丑恶表演。在第一版的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稿子中，含沙射影地污蔑周总理是“党内走资派”。

在那样一种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的日子里，人民群众的政治警觉性是极高的。《文汇报》的两支毒箭一出，群众立即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是对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热爱周总理的神圣感情的一个严重挑衅。质问、抗议的电话、电报和信件，连珠炮般地射向《文汇报》。人们胸中积酝已久的怒火终于被它引发了。

“国家和民族到了生死关头，人民的忍耐已到了极限，再也不能沉默了”。“一月，人民在悲痛；二月，人民已睁开哭肿的双眼；三月，人民已经怒吼；四月，人民起来开展了一场决死的战斗。”一本叫《四五运动述评

实》的小册中的这种形象的描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

三

四五运动的洪流，是从南京开始而汇总到北京的。

江苏省是周恩来同志出生之地，南京是他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地方，人民群众对周总理有深厚的感情。在《文汇报》制造的反周总理事件发生后，南京的青年学生带头奋起战斗了。3月24日，原江苏新医学院的师生首先行动，他们到雨花台给周总理敬献花圈。接着，有更多的花圈送到了雨花台。3月28日，南京大学数学系的400多名师生，抬着周总理的遗像和用洁白的玉兰花制成的花圈，特意绕道最繁华的街道，去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许多工人、学生、干部自动加入行动，游行队伍越走越长。 紧接着，许多工厂、机关、学校成千上万的人出动了。梅园新村和雨花台烈士纪念碑淹没在花圈的海洋之中。3月29日，南京大学300多名学生分成20多个小组，走上街头刷写大字标语。晚上到了南京火车站。在车站职工的支持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字标语，写在火车车厢上，随着南来北往的列车而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第二天，当学生们得知开往上海的列车上的标语均在进入市区前被冲洗掉的消息后，便又用柏油和油漆在车厢上书写了更多的标语。31日，在南京中山路的一幢大楼上贴出了“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受到观众的热烈鼓掌欢迎。

南京人民的这些活动，深深地刺痛了“四人帮”。他们利用当时窃据的合法权利和地位，污蔑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是“对着中央”的，是“分裂中央”的错误行为。4月1日，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南京问题的电话通知。于是，南京人民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四人帮”的本意是要杀一儆百，用对南京人民的镇压使全国人民不敢有所举动。但实际效果恰恰相反。不仅南京人民没有屈服，继续贴出“同打着白旗反对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等大标语，而对全国人民则不啻火上浇油，使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烈火更加熊熊地燃烧起来。

在北京，从3月19日，朝阳区牛坊小学的红小兵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第一个花圈之后，花圈越来越多。3月30日，出现了由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29人署名的悼词，表示决心要继承周总理的遗志，“同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人民悼念周总理，并不仅仅是为了寄托哀思，还包含着声讨“四人帮”，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决心冲破一切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深刻的政治内容。这在很多人的思想深处是酝酿已久，日趋明确的。现在有人公开带了头，于是大量的悼词、诗文等，便像冲决堤坝的洪水，汹涌而出。

昔日悼总理，悲痛若断肠。

今朝想总理，浑身是力量。

豺狼何所惧，虎豹咱敢降。

识破假马列，怒斥妖婆娘。

—《天安门》诗词

4月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大的游行队伍，这是中国科学院一O九厂的职工。他们用四辆卡车开道，抬着四个大花圈(两个献给周总理，一个献给陈毅，一个献给杨开慧)和四块巨型诗牌。牌上写着:

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天安门》诗词

他们穿过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诗牌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十分显眼的高处。这火一般的诗句在北京城飞快流传。

也就是这一天，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了中央关于南京问题的电话通知。并胡说什么:“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天安门是有反革命分子捣乱”，要求人们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这道禁令不仅没有吓住群众，反而起了在更大规模上动员群众的作用。

4月3日，一大早就有成千上万人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有些单四五运动述评

位列队浩浩荡荡而来，根本不把禁令放在眼里。早上7点多钟，北京广播器材厂的职工就集合出发了。队伍中不仅有青工，有老师傅，还有不少小孩跟随父母去悼念周爷爷。他们在纪念碑前举手宣誓，然后把30多个大花圈放在碑前。中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近千人，抬着12个大花圈走进天安门广场。其横幅上写着:

“巨星陨落，神州内外赞光明正大，痛悼英烈；挥泪操戈，举国上下恨阴谋诡计，怒斥妖魔”。在这些天里，“妖魔”、“鬼怪”、“豺狼”、“白骨精”、“阴谋家”、“野心家”等，都成了“四人帮”的专用代名词，大家都心里有数。这一天，到广场去的人，估计达100万人次。

这一天已出现一些针锋相对地驳斥“四人帮”谬论的诗词。如:

谁说清明是四旧，谁说清明习惯臭？

年年奠祭我先烈，今发禁令何理由？！

紧急通知二三遍，岂知令出违人愿。

首都群众何所惧，谁是阿斗再受骗？

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她死定无花。

                                             —《天安门诗抄》

4月4日，清明节又是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达到高潮。估计这一天到过广场的人达到200万人次。整个广场到处是精制的花圈，张贴的诗词，成了一片花山诗海。由纪念碑往南的两排柏树墙上，挂满了人们留下的白花。连旗杆、灯柱和华表上，也吊满了条幅、花篮和花圈。其中包括北京重型电机厂为了抗议“四人帮”对花圈的偷毁而全部用金属制作的直径4米的大花圈。据有关部门统计，花圈总数在2000个以上。

上午8时，曙光电机厂的2000多名职工在东单整队集合，排成8路纵队，抬着34个大花圈，最前边是周总理的巨幅画像，录音机放着哀乐，气势雄伟地走进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后，在纪念碑前排成整齐的方阵， 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这一天广场上出现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一位北京铁路分局的青年工人，在一块白绸子上用自己的鲜血写下：“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您！”20个字。首钢的一位青年工人，在广场上发表了激昂的演说。当他说到：“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这时，上万的群众跟着他一齐高举手臂，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吼声。

七机部写的一首诗《叫人怎么干？》公开称赞1975年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整顿“面貌大改变”，“任务明确方向对，群众心里好喜欢。”这首诗被广为朗诵传抄。诗中点出:“三人十只眼，阴谋篡大权，惟恐天下还不乱。同志们，怎么办？我们就是要和他们顶着干，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一个青年在朗诵时，故意高声发问:“为什么三个人有十只眼？”其实大家都明白，却故意不说，而把目光集中到挤在人群中的一个警察身上。这位警察被看得满脸通红，他竟不顾一切地大声说:“三个人中有两个戴眼镜的，加起来不就是十只眼”。激起了群众的一片喝彩声。说明“四人帮”在人民警察的多数中也是不得人心的。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出现了一篇题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 的传单。点名揭露江青利用“批林批孔”反对周总理，“接见外国传记记者”，企图“争当总理”等罪行，并鲜明提出:“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这样毫不隐讳、 一针见血地说出了人们思酝已久的话，令人十分痛快，立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不少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高声朗读，每读完一条，听众都不约而同地高声叫好。读了一遍又一遍，听抄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成为表达群众情绪的高潮。

这一天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群众性的自发悼念周总理的高潮。 在南京的梅园和雨花台，在郑州的二七纪念塔，在杭州的西子湖边，在古老的西安钟楼，....到处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志: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

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了收缴花圈、禁止群众悼念活动的错误决定。当夜出动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200 辆卡车，洗劫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全部花圈、诗词和条幅、标语，连柏树墙上的小白花也未能幸免。还抓走57个夜里自愿看花圈的人。并布置了警戒线，从5日起，不许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正是这些错误决定，把矛盾激化了。

4月5日清晨，人们一到天安门广场就被惊呆了：花山诗海不见了，白花消失了，诗文悼词被撕毁了，看花圈的人也不见了，到处是一片被践踏后的凄惨景象。人们立即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怒不可遏地纷纷提出质问和斥责，但是，不得要领。这时一七二中学送来一个小花圈，愤怒的群众强行冲开了封锁线，把这个花圈安放在纪念碑的浮雕上边。有些人以为花圈藏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里，所以高呼着“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口。

这时，两辆广播车奉命出动，在马路上来回行驶，广播什么：“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赶快离开天安门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等等。这种论调群众是太熟悉了，于是拦住了广播车进行质问：“谁组织过我们悼念周总理？”“悼念活动何时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级敌人是谁？谁破坏捣乱？”一辆广播车在理屈辞穷之后，接受群众的要求，通过高音喇叭喊了“周总理万岁！”, 被放走了。另一辆对群众的质问置若闻，一再重复“警惕阶级敌人破坏”的滥言，结果被愤怒的群众推翻在地砸扁了。

后来，有一个青年当众揭露了洗劫花圈的经过，并指着广场东南角的小灰楼说，那里就是民兵、警察和卫戍区的联合指挥部。于是，一些群众自动排成横排，手挽着手，高唱国际歌，冲向小灰楼。上万的群众推选了四位代表(两位工人、一位中学生、一位大学生)进楼谈判。代表们提出了三项要求；

(1)归还全部花圈

(2)释放被捕的保护花圈的群众，

(3)保障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权利。

但是，这种应该说是合理的平和的要求，却没有得到满足。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花圈在哪里，也不知道看花圈的人在哪里。这样的回答好比火上浇油。于是，愤怒的群众把北京市工人民兵副总指挥的小汽车烧掉了，把给民兵送饭的面包车也推翻点着了。这时，有几个爬上高处的青年，发现小灰楼的后院堆放着一些花圈，于是人们开始冲击。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抬出了五六个大花圈。这些花圈在人们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被拾进广场，安放在纪念碑上。这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小灰楼被怒火填胸的人们点火烧着了

下午6时半，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高音喇叭一齐开放，反复播送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讲话。他说：“近几天，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妄图扭转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天安门广场。”

9点29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突然，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照明灯全部开亮了，手持木棍、皮带的警察、民兵等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广场。这天实际出动的民兵是1万人(准备3万人)、解放军5个营(准备9 个营)和3000公安人员。因为各路出动的快慢不一，从夹缝中又跑掉了一些人，最后被包围在纪念碑周围的只有200多人。这些人都遭到了毒打、 拘捕和审查。人民的鲜血流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栏杆上。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1966-1976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