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戈: 红宝书·语录歌·像章·塑像

01

红宝书

所谓“红宝书”，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主席语录》的一种特有的敬称。《毛主席语录》是一本64开、270面的小书，其内容是从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文章中摘取片段，分成33个专题，从共产党到妇女，应有尽有。最初只在人 民解放军内部发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12月由林彪写了“再版前言”，扩大发行到全中国，甚至流行到缅甸、古巴。

《毛主席语录》用鲜红塑料封面包裹起来，封面有烫金字，或者彩色的毛主席头像。毛主席语录是革命的《圣经》，可是它比真正的《圣经》的发行量要多得多。1966—1976年在新华书店售出送出的数目达50余亿册。估计如果把各派红卫兵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出版的算上，恐怕要有上百亿册。如此庞大的数目，《圣经》只好退避三舍。

再说版本，也是创吉尼斯纪录，而且恐怕若干万年也没有任何书能与之相匹敌。其版本一共有一千多种，其中最小的开本是512开，比火柴盒还小，其内容必须有2.5的视力方能看清，一般人只能用放大镜。最大的四开，和报纸一般大，专供年龄大的首长们学习，内容完全相同。至于盲文版、金版、银版，更是层出不穷。有的地方还刻成石版，或刺绣在真丝上，这都算不了正版。正版是64开。

红宝书有多种功能，须臾不得离开半步。早年雷锋有句名言：“觉可以不睡，饭可以不吃，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这句话在文革是普遍的现实。人们疯狂地读毛主席语录，背毛主席语录，几近废寝忘食的地步。那时许多人能将二百多面书，几百条语录连同标点，连同这些语录在几面几段都倒背如流，人们的脑袋里装满了语录，语录是粮食、蔬菜、肉类；语录是衣服、被子、睡眠；语录是思维、语言、情绪。人们一开口必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一段语录后才是自己要说的话，而自己的话也须穿插语录。比如两口子吵了架，引用的语录大多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两段话差不多就能解决问题。若是父亲要打儿子，儿子立即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又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父亲气得要命，你明明是我的儿子，却偏要来自“五湖四海”，可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呀，不能说儿子不对，只好也出一招：“毛主席教导我们，自由主义有十一种表现。……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就是不愿改正，这是自由主义的第十一种表现。”儿子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的武器……”如此引据下去，语录仗半天打不完。会打语录仗的是高手，好象少数民族青年对歌，引用语录越多越巧妙越是英雄，战败的一方，往往狼狈不堪，接下去便更加紧学习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是一种武器，有时像匕首，直插敌人心脏。比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革命是暴力”一段就令许多人心惊胆颤，因为一有人朗诵这段语录，就可能乱砸乱抢，棍棒皮带乱抽乱打，轻者饱受皮肉之苦，重者即被砸破脑袋。毛主席语录有时是高射炮，经常用来打蚊子。有个工厂的青年为偷玉米，跟农民打起来，被厂领导知道了，便开群众大会帮助这个青年。广大群众纷纷发言：

“工人和贫下中农是阶级兄弟，工人打贫下中农，这就破坏了工农联盟，而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可你来不来就动手动脚，既影响了农业学大寨，又影响了工业学大庆，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毛主席说，改造世界观是长期的艰巨任务。虽说你出身好，根子正，但不能躺在自来红的思想上睡大觉嘛。”

“当然，我们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你，是为了帮助你，让你悬崖勒马，重新做人，决不是要将你一棍子打死。有错就改，改了就好，还是个好同志嘛!”这几段对话均取材于毛主席语录。

如此真真假假，正正经经，好不热闹。那时毛主席语录被用来吓人，谁一念就是圣旨，但人们很快学会运用它，用得最妙的是“大帽子下面开小差”。

“红宝书”是每个公民日日夜夜都得带在身边的东西，是超级必用品。大多数人按“红宝书”的大小做一个小红包，斜挎在肩上，包上讲究的，还要绣一个红五星或者毛主席头像。还有一些人始终将“宝书”拿在手上，连吃饭也拿着。“红宝书”每时每刻都有用。跳忠字舞，它是唯一的道具；打语录仗，可以随时参考；呼口号，必须拿着它挥舞，以形成“红海洋”。“红宝书”如像章一样，兼具“法器”的功能，英雄人物抢险、救火，无不是手举红宝书冲进去。当时有个被传扬一时的英雄叫李文显，为救串联的红卫兵牺牲了，他最后的举动就是高举“红宝书”冲进正在塌方的石雨中，被乱石砸死。人们在乱石中扒出他，“红宝书”被紧紧贴在胸前，此情此景令无数人垂泪痛哭。

有了“红宝书”就必须“天天读”，每天早晨上班前，上课前，或吃饭前，或大小集会前，每人翻开“红宝书”，集体朗颂书中的某段或某几段，大多挑选具有针对性的，声音朗朗，铿然有力。飞行员临登飞机前，火车司机在开火车前，全得集体颂读毛主席语录，谓之：用毛泽东思想掌握方向盘，好象全然没有机器仪表什么事。

得宝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新华书店一有海报贴出：宝书到了，人们便纷纷涌出排队买宝书。那时书店只卖宝书，什么书都没有。手中即使有了二三本，还要去买，买得越多越忠，“宝书”是唯一的礼品，家人生日，互赠宝书；同学离别送的是宝书；上级表扬下级，奖的是宝书；生孩子、生病住院，亲朋好友领导来看望没有水果奶粉，只有红宝书。在那个年代结婚的青年一场结婚下来，可得几十本，上百本“红宝书”，连锅碗瓢盆都没有人送。婚礼也得在朗颂毛主席语录中开始、结束，最好的新婚夫妇是在新婚之夜学“毛著”(即“毛主席著作)”。

有对新人结婚时，客人们共送来65本《毛主席语录》，37套《毛泽东选集》(顺便插一句，当时流行的对《毛泽东选集》四卷的敬称是“雄文四卷”。)。客人走后，妻子说：“这么大一维红宝书，小山一样，卖不能卖，吃不能吃，烧更不敢烧，我们儿子、孙子都用不完呀！”

丈夫说：“没关系!毛主席教导我们：‘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用一本就会少一本，有什么用不完呢?”

《毛主席语录》是一股红潮，一股涌动的红潮，它统领着亿万人民的思维、语言、举止。

有个青年社员叫李发中，一次打石头，石头飞进，脑袋砸了一个大口子，抢救不及时，受了感染，脑袋肿得像气球大。一个医生进来给他包扎伤口，他在昏迷中感觉有人进屋来了，便从口袋里掏出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用尽全身力量高呼“毛主席万岁”。

另一个社员叫王增福，住在山窝里，有一天半夜全家睡得正香甜，家中失了火。火趁山风，越烧越大。当王增福一家从炕上爬起来时，火焰浓烟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王增福什么东西也没拿，抓起《毛主席语录》就往外冲。等他们全家冲出来时，房子已经烧光了。当人们问起他保护《毛主席语录》的事时，他说：“毛主席的宝书，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命根子，房子可烧，毛主席的宝书万万不能丢。”

这类事情经常见诸于当时的各大报纸。

02

语录歌奇观

天天读红宝书还不够，还要天天唱“语录歌”。语录歌就是把毛主席语录谱成曲。语录歌的发明可以说是空前绝，凡是歌词必须是词，讲究格律和韵调，词必须是凝炼而充满诗意，富有奇特的想象力，若是专为歌曲而作的词，连什么声起唱，什么音收尾都有要求，不可胡来，否则唱不出效果。而语录歌的词根本不是词，是把毛泽东写的书、说的话一字不改地谱上曲子唱。

给语录谱曲的人是极少的，只有几个人，其中最著名的叫劫夫。歌曲一旦谱出来，一夜之间便会通过高音喇叭传遍中国大地。人人都能听到，一天之后，人人都会唱。据一位曾替语录谱了几十首曲的人诉苦说：“给语录谱曲太难了!因为语录没有韵律，需要曲子去凑合歌词，一遇上‘因为’、‘所以’、‘那么’、‘于是'、‘而且’之类的关联中介词汇，就像一道道关口难过，最高指示一点也不能删改。过了这些关口，还有更难的关，毛主席有时脾气不好，在文中骂人，‘不须放屁!’之类的，真不知用什么样的曲子来配合。”

语录歌必须是合唱，绝对没有独唱，要强有力，不能有丝毫靡靡之音。而且唱语录，犹如读语录，是庄重、严肃的事，上滑音、下滑音之类绝不能用；还必须照顾一般男女老幼的歌喉，包括一切乐盲，太高或太低的音阶均不能用，整个歌都在中速中音阶里铿镪有力地进行着。

语录歌每首必须在二分钟左右，只能长，不能短，有些短语录必须反复咏唱。最少的歌词只有五个字：“要斗私批修”，要使这五个字成为一首歌，而不是唱口号，可为难了作曲者，硬是在一个速度、调号、曲式中，将有限的音阶结合得错落有致，把五个歌词足足拖了三分多种，让人难以数计到底重复了多少遍“要斗私批修”。

歌词少尚可以理解，歌词长，长到不能用字数算计了，这在现代人怎么也无法想象。1969年，在北京开了一个晚会，这个晚会的名目叫“毛泽东思想光辉唱万代”，数十人组成的合唱团，把人人必读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章宏文谱成曲，来了一个大联唱，唱了整整一个晚会，少说也有七八千字。竟然连“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白求恩同志1942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去五台山工作……”之类的话都能谱成曲。

有一首语录歌更是罕见：“早在1958年6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这首带导言的歌，如今只作为文章读，谁敢相信这就是歌呢?

被谱成曲子的语录有上千条，不包括“老三篇”这类的大块头文章，据说有人雄心勃勃地要将雄伟的《毛泽东选集》(1—4卷)都谱成曲，幸好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要不然人们不知几天几夜才能唱完四卷。

有些歌的风格跟语录歌一样，只是语录歌是指示，有戒律作用，这些歌只是简单地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情、或者极端的情绪。有一首歌，歌里唱了130多次“万岁”，直唱得人口干舌燥，眼冒金星。有些歌则用语粗鲁，像地痞流氓提劲打靶用的语言：“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另一首歌则唱道：“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活生生地塑造出亡命之徒的形象。语录歌和这一类歌曲被统称为“革命歌曲”，大街上的树上、电线杆上挂满了高音喇叭，轮番播放“革命歌曲”。语录歌还被制成小卡片，印成小型传单，雪花般地飘落在人们头顶上。语录歌曲谱简单得不成样，根本不用学，听两遍就会了。有些则如同念书，介于歌与诵之间，不会唱跟着念就行了。一千多条语录，要谱成各具风格且又都雄壮有力，实在办不到，所以许多语录歌同工同曲，经常被人唱串，甚至难以找到回家的路，唱成一锅粥，有时大合唱也会发生类似情况。没人敢笑，起歌的又重起一遍。

语录歌最重要的作用是促进大家背语录，词跟曲走，一唱曲，词就出来了，一溜顺，比枯燥地背语录生动多了。

03

毛主席像章

1966—1970年的中国人，人人胸前都要别毛主席像章。像章别在左胸前是“正位”，因为左胸是心脏呆的地方，心脏的分分秒秒只为毛主席跳动，毛主席日日夜夜住在每个人红彤彤的心中，那时的人们言及“忠诚”二字，都恨不能用尖刀将心脏剜出来。戴着红色的像章，就犹如将赤心剖露在外。还有将像章别在军帽上，别在左臂的红袖套上，虽算不上“正位”，但又别具含意，在头顶上自然是“至高无上”;在左臂上是坚定的革命派。

像章不贵。小的五分钱一枚，大的五毛钱一枚，最大的也块把钱。红卫兵大串联，把火种播向四方。主要内容是散传单，到处贴大字报，写大幅标语，送像章和语录，广大人民群众对像章的需求量很大，于是新华书店、百货商店便设点专卖像章。往往是头一天贴出“海报”报告特大喜讯：明天毛主席像章到了。海报中万不可有“卖”、“出售”之类的商业字眼，那样会亵渎毛主席。人们得到喜讯，奔走相告，三更半夜便去排队。到了出售时，已是长蛇如龙，蜿延几条街。人们不会乱挤和“夹塞”，这些行为都是对毛主席不忠的表现。人们的表情都犹如领一份圣餐。

如此大规模出售的像章，自然是最一般化最便宜的产品；一种是红地金像，售价五分或七分；另一种是金头嵌在五角星中，下面有一个横章，写着“为人民服务”，售价一毛。那些好的精品像章往往通过别的一些渠道获得：大的单位，大的造反派组织自己投资制造，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各种各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品种。有用萤光塑料做成的“夜明像章”，至今一到夜晚还闪闪发光；有用折光塑料配合偏心装置做成的“闪光像章”，一戴在胸前便转动闪亮。甚至还有砸不烂、摔不坏的，淹在淡水、海水、碱水里也不会发生化学变化的。佩戴这些精品像章的人往往是夸示自己所在的组织或单位，夸示自己不同凡响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有的人平时萎萎缩缩，被人瞧不上眼，可一旦佩戴了一枚高级像章，立即可以趾高气扬，令人刮目相看。大们拼命地别出心裁地制造各种像章，着魔似地追逐精品像章，不惜一切代价。有一个守门的工人，为得到一枚好像章，竟然从十几米高的桥上跳进滚滚的江水，想把一个红卫兵失手掉入江中的像章打捞出来，结果被江水冲得无踪无影。有些戴像章的为表示忠心，以多取胜，胸前一排排，像将军的勋章。那时候，大街上经常能看见戴十几枚像章的人，最多的有戴三百枚，浑身闪闪发光，象武士的盔甲，足有十几斤重，而且都要挤在前胸。背部、裤腰带之类的地方是绝不能带的。胸前实在挂不了，可往肩上乃至头顶蔓延。据说造出的像章超过一万种，至少20亿枚。那时人口只七亿，平均每人三枚。其实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个数。

再后来像章越做越大了。愈大愈忠，愈大愈震人。当时有句行语叫“大轮船八十圆儿”。“八十圆儿”，就是直径八十毫米，跟烧饼大小差不多，“大轮船”，就是上头毛主席头像，下头一艘乘风破浪的大轮船。头像和轮船仿金镀铜，闪闪发光，背景是大红太阳，锃光瓦亮。如能得到这样一枚像章，那真是身价百倍。其实如此大的像章比之于二百毫米大的像章，真是小巫见大巫。像章大得无法用别针配戴，只好用绸带挂在脖子上，跟菜盘子一样大。那时就有许多人硬着脖子，挂着“菜盘子”在大街上神气十足。

几十亿枚像章联系着无数可悲可叹可笑的故事。闻传设计像章的人只准设计毛主席的正面和侧面头像，而侧面像，脸部必朝左方，形象必须严肃庄重。设计者的虔诚度远远高于普通戴像章的人。内蒙古有一位设计者却神使鬼差将毛主席头像设计成“向右看”。设计好后，便拿去铸造，然后出售、赠送、流传。忽然有一日被人识别出来，立即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反革命”案件。设计者拿着自己的作品，确认了半天，才明白过来，毛主席的确在“向右看”，于是伏罪，被判入狱，在当时末被枪决也算是大幸了。

·毛主席像章有时不知不觉被当成“护身符”。孩子一生下来，襁褓上便别上像章，让红太阳日夜照耀着幼小的生命；许多人家的蚊帐上也别着毛主席像章，大约老人家能驱赶蚊虫、恶梦，还能带来丝丝凉意；老人下葬入土时，毛主席像章成了随葬品，别在老人们灰色白色的朴素外衣上——因为这是无数老人们临终前的要求。在苦难中生活的人们，总期望“护身符”能给自己带来好的命运。

毛主席像章的确也救过一些人。有一位中学老师，家庭出身不好，但他一心一意虔诚地改造自己。到卖像章时，他几乎排了一个通宵买到两枚像章，戴一枚在胸前，另一枚珍藏起来。红卫兵小将见他戴了像章便一把扯下来说：“地主分子根本不配佩截像章!”这位老实的中学老师急昏了头，冲上去要跟红卫兵抢像章，一下把红卫兵掀进了水沟。这下不得了，这位老师犯了“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卫兵”的大罪，被关了起来。在黑屋子里，这老师始终只有一个念头：我是忠于毛主席的，我要戴毛主席像章。于是他把藏起来的那枚像章拿出来，牢牢地别在胸前的肉上，一阵阵刺心的疼痛，他能忍，因为他精神上正在跨入一个崭新的境界。一天又一天，末经消毒的别针，把细菌带进肉里，化脓了，溃烂了，像章挂不住了，他把像章取下来，换一个地方又挂，这个地方坏了，又换。到了审问他时，他把衣服哗地一下撕开，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们看看我是怎样忠于毛主席的!”在场的红卫兵无不为之感动，他们看到的是一副虚弱的身骨，一片溃烂的肉，一枚滴着鲜血的像章。红卫兵把这位老师放出了黑屋，老师成为被人颂扬和赞美的英雄。

1971年的一天，毛主席以诗人的气度和愤怒说：“还我飞机。”因为造飞机用的精制铝材，都用来造了像章，毛主席心痛了，而且只有他能制止这件事，于是“像章热”才告一段落。

04

毛主席塑像

毛主席像简称“宝像”，就象“毛主席语录”称为“宝书”一样。宝像有大有小，规格齐全，材质有石膏、瓷和汉白玉石等。大的十来米高，大多是全身像，穿风衣，一只手背着，一只手向前挥动指航程。头高昂着远视前方，表情庄严肃穆。他看不见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却每天必须来仰视他。大的宝像多立在各单位门口或广场中央，先是革命人民围着跳忠字舞，后来是各单位走资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小爬虫之类的有“帽子”的人每天早晨必来叩拜。他们被人统领着，依高矮顺序站好，人人拿着毛主席语录，先齐诵“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诵时还必须齐抬右脚，齐挥左手，很有节奏，然后高声齐诵规定好的毛主席语录。语录内容大多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类，针对性极强，念得他们心惊肉跳，汗如雨下。语录念完后，每个有“帽子”的人便发神经般地开始“请罪”，其开场白大多是：“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向你请罪来了。我叫×××，现年××岁，女(男)，我是走资派(地富反坏右)，我罪该万死，我破坏了……"。以下内容是各人根据自己具体情况说的，不准复制他人，全当大宝像耳聪目明，且有耐心地听他们数叨自己的罪恶。管理人员手持棍棒，时常呵责某人声音太小，或者某人说的内容陈旧没有新识，或者某人避实就虚，企图蒙混过关，时常还要棍棒相加。请罪完后，“帽子”们便各奔东西去扫厕所、扫树叶。第二天早晨又如是。

小宝像担负的责任也不轻松。小宝像大多是正面的半身像。有戴军帽的，有不戴军帽的。戴了军帽，万万不可忘记将帽上的五星和领章涂成红色，很是刺眼。小宝像大多是办公室和家中供奉。如果到商店去买毛主席石膏像，不能说“买”要说“请”宝像。请回的宝像要放在最显眼、最要紧的位置，因为每天都要对着小宝像背毛主席语录。单位、学校遇事要集体出门，比如演出、拉练、夏收、秋收、取经、访问，必要选出一个出身好、表现好的人走在队伍前捧着小宝像，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到了目的地，先将宝像安顿好——自然必是显眼的地方，然后再开始活动。

宝像大多是石膏和瓷做的，一不小心就会摔碎，摔碎宝像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如何处置这种随时都会发生的难堪事情，各地流传着一个又一个或悲哀或幽默的故事。

有一次，一支部队外出拉练，山高路远，还要连夜行军。连队便派了一个出身好的山东大个子战士在队伍前面捧宝像。这宝像有十来斤重。大个子能吃苦，谁去换他都不干，急了还大叫：“我要保卫毛主席!”令大伙儿感动不已。天慢慢黑了，部队还在没完没了行军。夜雾浸得地面发粘，胶鞋底子呱叽呱叽，人们走得跌跌撞撞。忽然听队伍前面“哎哟”一声尖叫，同时啪啦一声，稀里哗啦，大家呼啦上前一瞧，在月光下，山东大个子摔了一个大跟斗，天塌地陷般要命的事出现了：毛主席像摔碎了。大个子肯定实在没劲了，要不然宁叫自己摔倒也得叫身子垫住毛主席像呀!全体官兵呆了!摔碎宝像，是杀头的罪过呀!山东大汉忽然两条大腿一弯，“扑通”给摔碎的毛主席像跪下，请罪!排长早吓得魂飞魄散，身不由己地也跪下，一排的人不用发命令全都跪下来了。紧跟上的二三排人，只需比划两下，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唰唰地全跪下，无声无息。在星月之下，荒郊野外，默默地跪着一大片神经健全的人，谁也不敢看谁，请也不敢先起来，谁先起来，谁就不忠。可也不能总这么跪着，跪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人们的神圣感在一分一秒地减少，尴尬感在悄悄滋生，有人还憋着小便。可跪得越久越没有站起来的理由。忽然连长刷地站起来，高叫道：“不好!前面村里有响动!敌情!全体集合，跑步前进，保卫贫下中农，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跪在地上的百来号人哗地一下站起来，跑步向前，一口气跑了十多分钟，把前面村子里的狗弄得汪汪大叫。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成都。有一个远郊的农民担了两大筐萝卜来卖，集有块把钱，便去人民商场请宝像。他东挑西选，最后依据合适的价格选了一个小一点的宝像。付了钱之后他为难极了。毛主席石膏像很白，自己手脏兮兮的，衣服也脏兮兮，显然不能抱在胸前；也不能放在筐子里，那筐是装过猪娃和萝卜的。想来思去，唯一的办法是将宝像吊在扁担头上扛回去。于是他解开扁担上的麻绳，细致地将麻绳套在石膏像的脖子上，牢牢地拴在扁担头上，收拾停当，正要迈步，忽然售货员女同志一声尖叫：“你咋个把毛主席给吊起来了!”农民吓得一“机灵”，脚下一个趔趄就摔下去了，“忽啦”一声，毛主席石膏像在地上摔得粉碎。当场的人全都傻了，这农民差不多瘫软在地上，一些在场购物的陌生人，不由自主地跪在碎石膏面前。忽然，农民醒悟过来，鸡啄米般把自己脑袋往地上磕碰：“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他一遍遍重复着，一遍遍磕头，但终于未挽回他的“罪恶”，他最后被带走了，判了个死刑，立即执行。相比另一个农民却幸运得多了，他去“请宝像”，山道不好走，他就用绳子栓在石膏像的脖子上，前边一个，后边一个背着赶路，被人抓住，判了五年徒刑。

另一个倒霉鬼是价值观念过早萌生者，为了钱走火入魔。他是个无业游民，靠拾烟蒂，又将蒂里的烟丝剥出来，积为一小堆，卖给那些也穷而有烟瘾又好面子的人，以此为生。忽然有一日，他在城边摆了个小堆摊，拿出几尊小宝像，做工虽然粗糙些，模样大致还是象的，又加上价格便宜，引得一些“无限忠于”的老太婆，打开包钱用的脏手绢，抖出几张小票，便抱回一尊宝像。正当生意蒸蒸日上之时，无业游民突然被警车抓走了，过了几天又被捆在卡车上，插了“反革命”的牌子，大街小巷游了几圈，弄到郊外给枪决了。日后这座城市沸沸扬扬了月余，许多人生活在愤怒之中，街头巷尾常听得有人咬牙切齿地痛骂那个死有余辜的家伙。原来这无业游民收集断腿断手的石膏像碾碎后重铸宝像。有人在宝像的鼻尖上抠出一块疤痂，于是报了案。如此罪恶，在当时实在令人发指。

也有一些救宝像的事迹在流传：辽河有位女劳模，年过六旬，对毛主席无限忠诚。这一年，辽河发大水，大水把女劳模的家给淹了，一家老小好不容易从大水中逃到一块小高地。突然，劳模又往回游，大家都很奇怪，正在疑惑时，只见她双手把毛主席像从没腰深的院子里挖出来。河水不断往上涨。六旬老人一只手举着宝像，另一只手划水，向百米的对岸划来。许多在岸上的人见状感动不已，会水的人纷纷跳下去迎接她。她游到中流气力不多了，一个浪头打来，把她淹没了，但她仍把宝像举过头顶游了好长一截。忽然，又一个浪打来，宝像也被打到江底。过后，人们在几十里外发现了女劳模的尸体，她手里还紧紧抓着宝像的基座，人们无不为之落泪。后来开了盛大的追悼会，封为“革命烈士”。

再后来，不断有人冒着烈火救宝像，冒着塌方的危险救宝像，在激流里救宝像。

但也有人悄悄把石膏宝像研碎点豆腐脑，或做药引子，因为商店里根本买不到石膏。当然，这是“文化革命”后期的事了。

 

文章摘自任戈编著《1966—1976:中国百姓生活实录》，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